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寻求探索真理和救国之路, 为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重要基础。延安时期党的青年价值观教育取得成功并具有典型特征和深远意义, 党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追求获得青年的政治认同、价值认同、实践认同, 在吸引和赢得广大青年的同时也培养造就了大批革命先锋力量。总结延安时期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宝贵经验, 始终坚持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青年价值观教育, 对新时代加强青年价值观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所在, 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其价值导向是坚持人民立场、主体对象是全民族、内在机理是把握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规律、目标导向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有利于巩固文化主体性, 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文化力量、提升文化软实力, 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文明新样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应坚持辩证方法, 在“守”与“创”、“时”与“势”、“破”与“立”、“中”与“外”的辩证统一中切实将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转化为“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的重要支撑力,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西方文明把自己的特殊文明阐释为唯一的普遍性文明, 不仅导致全球发展失衡, 更使文明叙事陷入对西方文明的被动依附。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不仅是对这一不平等的文明观和文明叙事的有力回应, 更是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推进中华文明故事国际传播意义重大, 有助于展现中国形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传递中国智慧、提升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 但在传播实践中还面临跨文化语境下的符号差异与误读、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媒介霸权与污名化叙事、现有叙事供给与受众需求的错位等困境。为此, 应加强学术研究强化学理支撑、重构全球文明叙事框架, 探索多元主体联动传播样态、优化传播链路实现精准传播, 提升中华文明故事国际传播实效, 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

列宁对国家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两个维度, 其一是把国家视为阶级压迫工具的暴力机器, 其二是把国家视为统治与管理复合体的组织, 即阶级斗争维度与社会治理维度。这两个维度的统一与十月革命前后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改变密切相关。阶级斗争维度与社会治理维度并置并不意味着列宁思想的断裂, 相反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原则的具体运用, 只有两个维度的统一才构成列宁国家理论的“合题”, 才表明智慧的共产主义者在错综复杂的险要形势中, 既可以破坏一个旧世界又能够建设一个新世界。列宁国家观的双重维度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理论澄清和实践指导的重要价值, 即既要通过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履行国家的管理职能, 又要通过强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履行国家的阶级对抗职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 本质上是抽象价值理念与日常生活具体场景的有效融合, 对塑造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提升其道德素养, 具有重要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 应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知行合一的原则, 精准把握其内在作用机理。

数字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通过思想画像的可视化、内容触达的精准性、过程反馈的实时性和场景链接的智慧化, 提升传播准度、扩大传播广度、提高传播效度、拓展传播深度。然而, 从现实来看, “众声喧哗”、“信息洪流”和“泛娱乐化”等潜在风险也相伴而生,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引领力、凝聚力、吸引力等构成挑战。鉴于此, 应强化价值导向嵌入, 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算法构造; 强化主体数字素养, 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主体自觉; 健全数字法规, 净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数字环境, 进而使数字化这一“最大变量”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有效增量”。

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重要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形而上学文明范式、资本逻辑以及资本技术文明这三个向度展开分析, 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性审视, 确证了人类社会面向未来新文明形态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特定分析对象, 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透视中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 形成了意涵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科学理论体系, 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发展、文明多元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模式的拓展推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霸权体系的解构有着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关涉中国共产党对于实现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怎样实现社会发展等问题的深刻认识。其内涵主要有五重指向: 融入社会发展目标以确定价值追求, 融入社会发展战略以涵养价值理性, 融入社会发展规划以细化价值准则, 融入社会发展机制以强化价值自觉, 融入社会发展政策以实现价值转化。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 要坚持“三个融入”协调推进, 避免“割裂发展”; 要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发展”的融入关系, 避免“主客倒置”; 要注重融入过程的“逻辑联结”, 避免“生硬植入”; 要兼顾“全面融入”与“重点突破”, 避免“顾此失彼”。

推动“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有效融合, 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当务之急。要深刻理解“两个课堂”知识目标协同、能力目标互补与价值目标同构蕴含的教育目标的耦合性, 准确把握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分别侧重事实性、概念性和学理性教育内容的渐进性, 着力强化小学多讲故事、中学多讲知识、大学多讲观点的教育方法的适切性, 不断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推动大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一体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伟大抗战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培育时代新人的宝贵精神资源。伟大抗战精神培育时代新人具有理论的契合性、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紧迫性。伟大抗战精神承载着全民抗战的集体记忆、英雄群像的榜样力量、绝境破局的斗争智慧、和平必胜的崇高信念, 有助于为时代新人筑牢认同根基、塑造精神品格、提升斗争本领、滋养人类情怀, 在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育人实践中具有独特价值。因此, 应立足培育内容、对象及任务的特殊性, 以强化内容建设、创新方式方法、凝聚育人合力为切入点, 提升伟大抗战精神培育时代新人的育人实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政策执行呈现出坚持顶层推动与基层自主相结合、坚持突出重点与系统推进相并重、坚持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统一、坚持集中教育与常态化开展相结合的逻辑, 但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协同性不强、政策执行不均衡、执行动力不足、常态化机制不健全、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时代适应性不强等现实困境。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应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提升整体协同性; 强化制度支撑, 健全常态化教育机制; 坚持与时俱进, 增强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时代适应性。

爱国主义教育既是“国事”, 也是“家事”。推进家庭领域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可以有效规范并监督亲责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履行, 落实国家支持家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宪法义务, 保障家庭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所承担的社会功能的实现。新时代以来, 我国注重将爱国主义教育与家庭教育相融合, 持续发挥以道德为核心的社会规范的促进引导作用, 不断加强公共政策在家庭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价值导向功能, 日渐推进家庭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健全。新征程上, 为了更好地推动家庭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应建立执行落实机制、学校指导机制和社会服务机制。

在数字化与智能化广泛而深刻影响社会发展及个人生活的当下, 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数智时代的网络文明建设是满足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求的迫切需要、提高数字社会文明程度的必然要求、加快建设网络强国的关键任务。在新形势下, 网络文明建设面临数智技术加剧科技伦理风险、信息内容多元多样冲击消解主流价值、网络主体新特点增大网络文明培育难度等现实挑战。应以规约网络空间技术价值取向为前提, 以建设网络空间正面优质内容为重点, 以提升网民网络文明素养为中介, 以发挥网络空间制度体系效能为支撑, 全方位推进网络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维护和发展平等的重要手段, 创新地继续和发展了马克思平等思想。在价值论维度, 秉承共产主义的平等追求, 在长期执政语境下创新性地阐发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于夯实执政基础的重要意义; 在认识论维度, 着眼于平等与平均的本质区别, 阐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存在适度财富不平等的合理性, 并根据平等建构的整体性、历史性原则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新目标, 分阶段地作出新部署; 在方法论维度, 辩证地把握生产与分配的关系, 重视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 推出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劳动权益制度保障等新举措, 深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与时代担当。

深刻把握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对于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具有重要意义。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既彰显了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普遍性的精神特质, 也凸显出映照各个时代主题的特殊性的精神特质, 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因此, 应从历史维度阐明, 雷锋精神既是对时代发展主题的映射和表征, 又是对时代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的精神力量, 进而在回溯雷锋精神与时代发展的互促关系中把握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从现实维度阐明, 雷锋精神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动能, 进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丰富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从未来维度阐明, 雷锋精神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 更是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 进而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开掘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本质属性, 是维系其传承、发展及创新的内在根据。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 应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巩固“文化主体性”, 一是坚守人民立场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坚持文化创造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文化成果由人民共享, 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 二是筑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性质、存在样态和前进方向; 三是拓展世界历史进程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路向, 立足马克思开创的世界历史视野,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 致力于实现“自由人联合体”。

自我革命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共产党建党管党治党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产物, 经历了从历史生成、理论拓展到精神升华的辩证发展过程, 最终凝练为兼具历史厚度与实践活力的成熟精神形态。自我革命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这一政党组织自我革命实践的必然产物, 反映了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初心使命;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个体自我革命实践的直接产物,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价值追求、高尚政治品格与优良作风传统。自我革命精神蕴含自我革命勇气、自我革命决心和自我革命意志等多重要素, 作用于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涵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动态发展的, 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是自我革命精神的目标指向。在新征程上, 永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应筑牢自我革命的思想根基、完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美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具有独特作用。其一, 感性教育是美育的核心内容, 通过审美移情能搭建个体与价值符号的情感通道, 应优化价值符号载体、深化情感互动、营造浸润式价值环境, 增强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其二, 人格塑造是美育的根本价值旨归, 通过发展道德人格、发挥人格特质能对价值认同产生作用, 应加强系统性制度创新, 增进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认同。其三, 实践性是美育的根本特征, 通过情境融入、环境浸润能促进价值升华、驱动行为转化, 应着重强化学校美育工作, 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践进路。

新时代新征程,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进行探索创新, 既是深入推动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 也是持续推进话语体系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内在关联, 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话语语境四个维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面临的实践难题进行分析, 提出提升主体素养、丰富话语内容、转变话语方式、优化话语语境的有机融入路径, 以构建具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层面上明确了文化的战略定位, 并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作为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性指标。在“十五五”时期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是坚持“第二个结合”的生动体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聚焦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文化需求、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向度, 着力在制度保障、科技赋能、人才激励维度提供支撑。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与发展, 是对资本逻辑的系统性反思与超越, 这种超越具体呈现在五个维度。在经济领域, 以“共同富裕”突破资本主导下的贫富分化, 依托政府调控、区域协调、社会保障与精准扶贫, 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在政治领域, 以“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断点式民主”, 构建全链条、全方位的民主实践体系, 彰显人民当家作主本质; 在精神领域, 以“精神富有”破解个人主义泛滥等危机, 通过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等筑牢精神根基; 在社会领域, 以“共建共治共享”克服社会割裂, 形成多元参与、资源公平、协同治理、社会认同的格局; 在生态领域,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天人对立”, 构建绿色发展模式与永续发展政策导向。

数字技术从知、情、意、行维度全链条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观呈现、情绪渲染、精准传播和践行引导,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融入国民教育提供了重要载体与渠道, 但也可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面临西方数据殖民冲击、圈层围城、数字悬浮、资本规训等挑战。为强化数字技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之间的正向耦合效应, 应强化教育引导, 加快推动“大思政课”数字化建设; 重视实践养成, 延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数字化践行; 完善制度保障, 规制数字空间的资本逻辑和文化秩序。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厘清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可能、以何创造、如何丰富和发展的前提性问题, 有助于推动世界历史的整体演进。首先,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无源之水, 唯物史观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辩证逻辑、资本主义文明的贡献及其悖谬、科学社会主义指明的人类社会的必然走向, 共同论证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其次,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一蹴而就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定向,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扬弃了传统苏联模式, 新时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创造出独特的社会主义文明样态。最后,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完成时, 新发展阶段以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系统和谐的基本原则、面向世界的全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