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我们党适应思想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新变化所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既要重视实践探索,更要重视理论创新。在实践的基础上,从长远出发,进一步深化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非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关系,是不断推进和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需要面对的一系列重大课题。

当前公众人物体现出了较强的示范效应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将公众人物作为重点教育对象。公众人物历来是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新时代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积极践行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新时代公众人物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抓好形势政策教育、社会责任教育、职业操守教育，还要不断发挥道德准则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法律法规的警示和惩戒作用以及社会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

后现代主义思潮主要以解构主义、虚无主义影响着我国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三大误区——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虚化”“断裂”和殖民主义的“变身”切入，分析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挑战，进一步从保持先进性、巩固主导权、掌握主动权、提升话语权建设出发，探讨如何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思想基础。

治理效能是一个关于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效用的度量命题。对治理效能价值观意蕴的考量，关涉能否深刻理解国家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的根本路径，是治理效能诸问题展开的“元问题”。制度是治理的刚性要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是制度治理的柔性机理。具有人民利益现实需求价值合理性的治理效能体系，是一个由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目标等多因子构成的、交互影响的行为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必然呈现为治理效能体系多因子之间的利益相关性。治理效能的最大障碍来自因治理体制机制束缚而形成的各种利益樊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构更加立体、更高质量的治理效能体系，旨在突破利益樊篱，凝聚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分层治理机制、整合散落社会资源，形成体系性、整体性、拉手性的治理能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社会—公民”三维融合的治理效能体系建设，规范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营造治理效能体系的文化生态，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本遵循，也是在联防联控联治中经受住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的中国治理智慧。

大学新生处在作为青少年从家庭进入社会的过渡时期，是生理和心理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困惑与烦恼相对集中、精神问题激增的关键时期。如何正确有效地教育引导大学新生，帮助其正确认识和处理转型期所面临的现实困惑与精神压力，对于塑造其健全人格，保障其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其成长成才有着重要意义。基于某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调研显示：学业竞争压力、人际交往压力、对人生感到迷茫、对未来发展的焦虑、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影响大学新生精神健康的主要因素，其成因在于自我认识和定位不清、学习生活环境的急剧变化导致的心理恐慌、对精神健康重视程度不够以及当下社会多元多样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与冲击等。

立德树人是当代教育领域培养学生的现实依据，公民道德建设是公共生活领域塑造公民的重要途径，两者都指向道德层面培养人这一现实议题。立德树人之“德”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之“道德”都是广义的德，涵盖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法律素养等内容，两者在道德内容生发源泉、道德认知时代要求、道德行为产生过程、道德育人现实旨归上紧密相连。因此，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把立德树人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以道德认知规律为依托，在人才培养体系、社会实践活动、师德师风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下功夫，以学校道德教育助力公民道德建设。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大学生价值观健康发展，必须把握大学生价值观发展变化的历史逻辑。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历史演变与影响因素，能够为新时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路径参考。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与把握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多重因素：制度演进是大学生价值观变化的导向性因素，社会思潮是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变化的外部性因素，教育引导是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塑造的决定性因素，技术更新与应用是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变革性因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寻求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成为新时代大学生价值观健康发展的主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价值观健康发展，应从完善制度政策设计、甄别辨析各种社会思潮、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以及规约技术嵌入生活路径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促成新时代大学生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达成辩证统一。

创设传播环境，拓展传播空间，增强传播效果，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转换与语境创设的实践要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营造了舆论、制度和环境氛围，形成了“古今中外”相衔接的实践体系与“政治、学术、生活”相支撑的话语体系，但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边缘化风险与结构性缺失。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转换与语境创设，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实践逻辑，规范传播的话语秩序，激发传播主体的内生动力，建构传播的议题框架，发掘传播的话语资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传播统领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延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网络空间，建立健全传播责任主体间的联动机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这一命题提出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要采用质量结合、以定性为主的研究方法，集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意义、面临的困境挑战、受众的细化研究、建设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探索。为了突破现存研究瓶颈，继续深入探索这一兼具实践性和理论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者既需要坚定学科自信，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资源，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牢牢掌握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问题研究的学科话语权；又要善于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深化细化研究主题，以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也站在了新的历史方位上。复杂的场域与变动的时域，新旧叠加的使命与担当，导致了新时代爱国主义认知和践行过程中的困惑与误解，尤其体现为将狭隘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与相等同、将爱国情感与爱国行为相割裂、将经济全球化与爱国主义相对立、将爱祖国与爱国家相分离四个方面。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要以变应变、立破并举。

公民教育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形式。在两百多年的历史沿革中，美国公民教育始终面临着赋权与建构两种逻辑上的矛盾和张力。赋权逻辑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描绘了一种“公民身份法定”的外塑性教育图景。建构逻辑则通过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形成了一种融合知识、技能与品性于一体的公民身份。这两种逻辑在宏观教育战略和微观教育设计上存在巨大分野，同时又基于“为美国政治体制准备公民”的共识而呈现出和解与融通的态势。透过美国公民教育变革的历史逻辑，可以深刻把握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演化的内在机理和未来趋势。

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效密切相关，既关乎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教学实践课题，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重要方面。当前，某些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过于弱化或者受到漠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真理性与价值性的分离，正是二者的分离弱化了思政课话语的生动性、思想性和透彻性。思政课话语体系建设应该坚持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重视“核心话语”与“时代话语”的相照应，“集体话语”与“个体话语”的相耦合，“国际话语”与“民族话语”的相融合，“经典话语”与“朴实话语”的相映衬，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引领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创造力、传播主体的思想行为能力、受众认同的内驱力以及文化生态涵养、大众媒介建构、国家治理绩效提升形成的支持力，汇聚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的合力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动力机制在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动力的缺失、阻滞和消解现象。为此，要优化内容供给、强化传播责任、加强制度保障、建构传播体系、推进接力传播、创新认同教育，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动力机制运行过程中的本体性、本源性、主体性、内生性和保障性力量。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道德领域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仍然不能与经济、科技的现代化程度比肩。要解决好这一时代重大课题，必须上好社会公德这门必修课。《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我们加强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提供了根本指针和行动指南。其中，在深化教育引导环节，需要结合新时代社会公共生活的新特征全面把握社会公德的丰富内涵，结合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重新审视社会公德建设的重大意义，结合历史传统、实践需要、理论逻辑等多角度深入阐释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结合制约社会公德素质提高的主要困境加强对公民的责任心、羞耻心、同情心教育，并综合运用道德实践养成、法律法规制度保障等多种措施，引导人们成为好公民。

以北京市11所高校的1650名本科生为调查对象，考察了大学生的信念与国家认同现状及其信念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力。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对国家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父母受教育水平为硕士及以上的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程度显著高于父母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大学生；大学生的政治信念对政治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学科为艺/教/体、文/史/哲、经/法/军的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程度显著低于学科为理/工/农/医的大学生；大学生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对文化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居住地为城镇的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显著高于家庭居住地为农村的大学生。政治信念之于国家认同及爱国主义教育至关重要。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勇于担当、乐于奉献、敢于牺牲、坚决斗争，取得了抗疫斗争的决定性成果，彰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提振民族精神的内在需要，是凝聚奋斗力量的客观需要，是战胜重大风险的现实需要，是实现伟大梦想的精神动力。应因时因势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时代要求上，准确把握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切实增强战胜风险的斗争精神，着力扎紧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在路径上，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办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营造爱国主义教育的浓厚氛围。

“微文化”是一种以互联网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为基础，以微博、微信等“微媒介”为载体的亚文化。“微文化”因其广泛的“微主体”、全面的“微内容”和“微传播”路径而迅速扩展至整个社会空间，构成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重要载体与路径之一。但“微文化”恰似一把双刃剑，它的无序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实效。“微文化”中多元价值思潮的广泛嵌入冲击着主流价值观念，碎片化的呈现方式影响了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深刻性认知，“泛娱乐化”倾向消解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于心。因此，为有效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细落小落实，应着力对盛行的“微文化”进行生态治理，打造清朗“微空间”，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良好环境；坚持需求导向，回应“微主体”诉求，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亲和力；坚持以文化人，强化“微文化”产品的价值塑造功能，彰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魅力。

近代百年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谁的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这条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实践主线的求索进程。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历程和实践内容主要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文化作准备的阶段、依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育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觉悟的阶段、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阶段、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阶段以及新时代以来弘扬中国精神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维逻辑、实践模式、思想资源上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支撑。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需要从制度规范、政策引导、加强文化教育和日常生活引导与管理等方面着手，在实现价值观治理、价值观转化、价值观落实中促进价值观的扎根与外扬。

从2006年和2016年两次调查数据的比较来看，我国公民的职业道德状况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改善趋势。与此同时，公民的职业道德现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在职人群的敬业程度总体还不够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需要常抓不懈，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受访者与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受访者在从业目的、从业态度上有较大差距，高收入群体的敬业程度与其社会地位还很不相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在公民职业道德的引导、培育、提高上，全社会要形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良好风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积极培育热爱劳动、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充分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尊严，注重发挥国家公务员、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知识分子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

经济生活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首先就要将其融入经济生活。人们对经济层面的友善感受尤为深刻，因此，有必要从经济维度来展开对友善价值观培育和践行路径问题的探讨。具体而言，在生产环节要让社会主义生产更好地满足人民需求，夯实培育和践行友善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在分配环节要通过分配正义筑牢友善价值观的利益保障；在交换环节铸就友善价值观的诚信内核；在消费环节全面落实友善价值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向世界传播好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充分考虑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的新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构建相应机制，其基本点是解决好谁来传播、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达到什么传播效果的问题。具体来说，要构建政府主导和多方参与的立体传播机制、“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互动机制、依托国际组织和平台的多方对话交流机制、民间文化交往与官方外交的多层互补机制。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成果凸显了理论认识日趋深化、研究视域日渐拓展、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度不断增强以及研究趋向大众化渗透等诸多特征。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不断深化，需聚焦“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载体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创新以及国外价值观培育经验借鉴等。

仁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包括亲亲、仁民、爱物、自爱等基本内涵，体现了儒家以孝悌为本、以他人为重、以自然为伴、以修养为要的价值取向。深入挖掘和阐发儒家仁爱思想的精髓要义，可以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从家庭做起、对他人友善、与自然和谐、自修养入手等重要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爱国主义的重要论述。其时代语境主要表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图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坐标，爱国主义教育创新发展的实践呼唤。其核心要义主要包括民族精神核心的价值定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鲜明主题，聚焦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点对象，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的本质特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的重要特质。其实践要求主要体现为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的教育引导，注重知行合一塑造的实践养成，强化政策法律支撑的制度保障。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理解劳模精神需要厘清劳动、劳模、劳模精神三者的内在逻辑联系，并通过思想、实践、信仰三个维度对劳模精神的逻辑结构进行整体把握。劳模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在实践中可以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统筹兼顾、协调推进。

古代墓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人文精神等内容，展现了古人践行价值观的路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了参考与滋养，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化于行；为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资源，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与精神实质。

理想信念源于理论上的真，是经过理论的概括与实践的检验后上升到精神层面的意志和信仰；理想信念又重在精神上的信，是思想和行为的指南；理想信念又贵为实践中的行，要将掌握真理、坚守信仰的认知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理想信念是人类价值意识的高级形式，其形成标志着人们的价值观从感性层面上升到理性层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觉的观念和形象系统，并且同知识和理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指导和推动实践活动的精神力量。理想信念是价值观的最高层次，实现了真、信、行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

在全社会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面向少数民族大学生这一重要群体。推动少数民族大学生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维护民族团结、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现实需要，是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个体成长发展的客观要求。当前，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面临着一定的现实挑战，如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渗透与不良社会思潮的侵蚀，社会体制转型期的伦理道德失范，民族宗教与文化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新媒体的兴起与网络信息的泛滥等。鉴于此，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必须大力发掘少数民族育人资源，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充分利用新媒体培育渠道。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取得了疫情防控的战略性成果，展现出了昂扬的精神风貌，充分反映了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良好态势。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暴露出的当前我国公民道德领域的一些道德失范现象和道德缺失问题。我们应紧密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遵循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规律，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深入思考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探索增强新时代新阶段公民道德建设实效性的创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