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缺少这样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难以前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内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学习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彰显时代发展进步精神，是历史性与时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性辩证统一、有机融合的理论产物，在文化、制度、时代和世界等方面独具特色。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历史的传承，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不断变革、创新的结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如此，它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传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有其固有的文化根本。中华五千年文明，孕育和锻造出独特而灿烂的文化价值体系，诸子百家熠熠生辉、儒道释和谐共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浑然一体。这些历经沧桑而承传不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1]，集聚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长于斯、发展于斯、创新于斯的源头活水和丰厚土壤，彰显着鲜明的文化特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以和为贵”的文化风格。《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谐、持中是传统文化的最高伦理。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人和”构想；墨子“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中》）的“兼爱”、“非攻”思想；康有为“人人平等，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领，无有教主教皇，孔子所谓见群龙无首，天下治之世也”（康有为《大同书》）的太平之世；孙中山“天下为公”的“三民主义”，等等，无不透视出中华传统文化“以和为贵”、“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正是对这一传统最高伦理的天然承续，并借此体现出独特的凝聚、感召文化风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呈现“隆礼重法”的文化色彩。“隆礼重法”，即“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性恶》)，主张将道德教化与法律约束、德治与法治结合，共同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作为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辩证结合的历史产物，“隆礼重法”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管理国家的两种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便提出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重要思想。“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管子·任法》)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针对“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学路》)的社会现实，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主张“明德慎刑”、“德主刑辅”、“为国以礼”、“以刑弼教”，即“隆礼重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价值元素内隐着“隆礼重法”的传统伦理文化成分。如，“法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作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匡正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用以保障自由、平等、公正的有序实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和基本道德规范，用以调节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内在关系。如此，“德治”与“法治”辩证统一，“隆礼重法”文化色彩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得以完美呈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仁者爱人”的文化特征。“仁”是传统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是儒家经典的深刻蕴含。“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强调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关爱，作为仁者更应常存“爱人”之心，将“仁”作为最起码的道德信念和伦理取向的出发点。国家层面，“仁”是一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国忧民、护爱家邦的爱国情怀。社会层面，“仁”是人与人和睦交往的关键桥梁，即知礼达仁、宽容和谐、诚信友爱、敬业乐群、与人友善、专注事业。“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礼记·乐记》)个人层面，“仁”是持守至善德性，是对爱国、爱社会、爱他人的最大限度的追求，是对自身思想行为严格的约束。《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在这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且秩序井然的提升自身道德修养的逻辑过程。显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继承了传统伦理价值中“仁者爱人”的深刻道德思想，是对“格物致知”、“止于至善”的道德“自省”、“修身”逻辑的高度褒扬，并创造性地将其具体化为社会成员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要求，凸显了鲜明的文化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点和优势。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社会制度长期普遍遵循的、相对稳定的价值准则，是对这一制度发展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的真实写照和深切关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价值取向，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价值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发展方向、实践要求、阶段特征的高度凝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究其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配置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均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和宗旨。这既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题中之义和根本前提，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必然要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和百年目标，熔铸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追求，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目的；民主，即人民当家做主，是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根本保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和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社会基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共同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的社会理想，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安排是否得当的关键标准。社会主义自诞生之日起便以追求“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邓小平深刻总结：“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3]143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共同富裕，即在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坚持和发展，集中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促进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3]265“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3]374“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要求。享有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条件和自由，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享有共同致富、全面发展的条件和机会，均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追求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的生动诠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频繁出现的重大危机和严峻挑战，既熔铸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的巨大能量，同时也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凝聚力量、感召人心、鼓舞斗志的显著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带领下，全国人民戮力同心，成功战胜了非典疫情、雨雪冰冻、特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国际性盛大赛事，集中力量办成了一批好事、大事、难事。除此，面对民族成分复杂、祖国尚未统一的客观现实，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有效团结了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共建社会主义，反击和制止了“台独”、“疆独”、“藏独”等民族分裂活动，推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与祖国统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追求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树立正确导向、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能够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舆论场，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能够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树立崇高精神追求，坚持科学理想信念，保持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集聚社会正能量。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道德层面的价值要求，又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大业。
马克思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4]220，“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4]219-220。实践证明，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总是与认同和遵循这一价值观的特定群体所归属的时代、所生活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休戚相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聚改革开放以来各族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回应改革进程中面临的时代课题和现实难题，是对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升华，是对创新发展实践的生动体现，彰显着鲜明的时代精神特色。
彰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时代气息。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进程相伴相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火热实践锻造、锤炼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历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长发育并渐进明确的肥沃土壤，因而带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一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其形成过程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演进脉络。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便高瞻远瞩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3]224，将“富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位价值。1981年，在谈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时他又指出，“搞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新提法就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5]，“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6]，将民主、文明纳入国家建设的目标层面。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相协调、相统一。当下，全国各族人民正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机联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机统一，坚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协调推进，向着“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铿锵迈进。可见，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发展、不断变革，展现出旺盛活力、巨大威力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之相伴植根实践沃土，不断凝练、不断概括，展现出无穷理论魅力、鲜活时代气息的过程。
彰显创新发展生动实践的时代氤氲。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发展乃当今时代的主旋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出创新发展的时代氤氲。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逻辑结果。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论断，强调在抓好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抓好精神文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将文化建设提升到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的概括与提炼任务呼之欲出。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三个倡导”“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纵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历程，从精神文明建设到先进文化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最后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后几个阶段相互衔接、层层递进，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认识的不断深入，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实践创新的必然结果，有着强烈的创新发展的时代氤氲。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西方文明整合创新的文化产物。“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开放的价值体系，既不囿于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也不排斥和拒绝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众所周知，中华传统文化建立于小农经济基础，中国传统价值观在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王权政治土壤中孕育而成；西方文化建立于私有制基础，西方核心价值观以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为价值导向，二者均具有显见的历史局限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待中西方文化既非简单复古也非盲目照搬，而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基础上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渐进式改进、内生性演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承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具有价值魅力的文明成果，反映民族特性、民族精神、中国底色、中国气派；又要着眼当下、贴近国情、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吸收融入时代精神、现实要求，凸显鲜明的创新品质和国际视野。如此，将有利于传承民族精神、激发民族活力、接续精神命脉、推进文明进程，有益于引领时代风范、凝聚价值共识、强化文化自觉与价值观自信。
“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8]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时代要求，而且学习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体现出鲜明的世界特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吮着唯物辩证法思想这一人类最优秀文明成果的文化养分。唯物辩证法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辩证法理论，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是辩证法发展的新阶段，是真正科学的革命的辩证法。其核心观点是：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统一整体，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是物质世界自身运动的基本规律。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对待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折射着鲜明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如，它拒绝落入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陷阱，没有将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价值观念视为资产阶级特有专利而拱手相让。相反，是把在资产阶级那里被片面化、虚伪化的价值元素，经过西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涤荡、洗礼，给予历史、社会的澄清和本质、内涵的阐释，将其作为具有厚重历史意义和特定时代意义的文明成果加以批判借鉴，展示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类文明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扬弃姿态。
经过制度转化与时代发展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与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涵和外延上存有根本区别。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不过是在市场上出卖自身劳动力并任凭资本家剥削的自由；工人阶级由于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没有任何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自由。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保障每个个体都有生存和发展的自由，“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再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平等”不同于近代启蒙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平等。资产阶级平等最初指向推翻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使资产阶级拥有在政治权利和地位上的平等，但并没有要求消灭阶级和禁止经济上的阶级剥削。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造成不平等的深刻根源。“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11]社会主义的平等旨在消灭阶级和由阶级造成的一切剥削和不平等。“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12]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人类文明成果批判扬弃、吸吮其文化养分的结果。当然，在此进程中，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也决不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着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文化营养。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发生重大调整，从紧张转向缓和，从对抗转向对话，国际间的交流合作日趋密切，相互依存渐趋加深。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3]105自此，“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新论断取代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就世界文化生态而言，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中，不同文化间对话多于冲突、交流多于封闭、合作多于对抗，文化多样性发展成为主流趋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汲取了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今世界时代主题下文化发展的营养。
首先，中国不认可“国强必霸”的逻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潮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显示出一个文明古国的底气和信心，昭示中华民族被外族任意欺凌、积贫积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中国将保持战略定力和坚定信念，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其次，中国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13]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跟紧人类社会前进步伐，代表了世界发展方向，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价值选择上的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表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光荣传统和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从善追求。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14]这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世界特色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