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自信，从结构要素上讲，包括主体、客体和关系三个方面。一是主体。这一主体，包括个人主体、集团主体和社会主体。上到国家、民族、政党，下到每一个人，都是这一自信的主体。二是客体。其客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它既不同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也与社会主义的一般价值观有所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社会和谐，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价值观。三是关系。这一关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实践关系、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这三层关系密切联系，有机统一。实践关系是基础，认识关系是桥梁，价值关系是目的。实践关系是其中的最基本方面，价值关系则是其中的最高层次。价值关系渗透于实践关系与认识关系之中，是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关系。只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满足了主体自信的需要，主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充分肯定和坚定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自信才能真正实现。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这“三个自信”。道路自信，就是坚定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这条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基本国情和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和牺牲开创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实践路径。理论自信，就是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这个理论体系，它的时代背景是和平与发展，在其指引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制度自信，就是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3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前进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价值观自信是“三个自信”的根本和基础，“三个自信”离不开价值观自信的支撑与推动。“三个自信”的本质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始终贯穿于道路选择、理论发展和制度完善之中，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起着灵魂性的决定和指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自信，作为当代中国最具凝聚力、感召力的精神力量，来自于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自觉认知，对道路探索的理性审视，对理论体系的深刻认识，对制度体系的真挚情感，对价值目标的不懈追求。人们选择、创新和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人化”和“化人”的过程。价值观自信为“三个自信”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没有价值观自信，“三个自信”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要分析和挖掘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之所以成功的深层的价值观底蕴，对“三个自信”所蕴含的价值观进行提炼和升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最新成果塑造人们的灵魂，引导和鼓舞人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大道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两会上强调：“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这里，将文化自信提升到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高度。而“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道德的理论基础也在于价值观”^[2]。文化的核心是由一套价值系统构成的，这些价值观念，反映了一定主体的精神面貌和性格品质，标志着这一主体对待人和事的根本态度。文化是价值观的表现和反映，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两者有机统一。文化自信是价值观自信的本源支撑，价值观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核心和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凝练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所蕴含的伦理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核心和灵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项事业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连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西方国家执政当局、新闻媒体和学者，都不得不给予认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在苏东剧变时，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历史终结了，共产主义失败了，自由主义胜利了！而近些年，福山改口了! 2010年12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他说，“这些年中国作为大国所进行的外交努力和承担的国际责任，让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中国的发展”^[3]。是什么让一个国际知名学者修正了自己的理论，转而称赞“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呢？那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引领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党和人民取得的根本成就。伟大成就的取得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必然是价值观因素。

同时，中国取得伟大成就，并不意味着就已经有价值观自信了。拿利比亚大撤侨来说，利比亚发生内乱之后，中国政府用了不到20天时间撤了35000多人，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国力确实增强了，展示了强大的危机应对能力，体现了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但也凸显出中国海外利益拓展过程中存在的价值观硬伤！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与价值观还没有融入当地，没有得到较好的认同，价值观的影响力相对弱小。国家硬实力不等于软实力，国家要强大，必须将硬实力自信转化为软实力自信，尤其是转化为价值观自信。

我国正处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要凝聚民族意志、激发创造活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支撑。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倡导”、“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它不仅体现了党和人民高度的价值观自觉，而且展现了坚定的价值观自信。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自信，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在《论语》中就指出，“吾心信其成，则无坚不摧；吾心信其不成，则反掌折枝之易亦不能”。《墨子·亲士》中也记载了“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的情形。可以说，诸子先贤们强调了自信的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自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前提和逻辑基础。从国内来说，要主导和引领多元价值观，共铸人们精神家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离不开价值观自信。从国际来说，抵御外来价值观侵蚀和演变，推动价值观“走出去”，增强国际影响力，离不开价值观自信。

放眼全球，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不断发展，文化多元化趋势明显，价值观在各国交流与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坚守和发展民族文化，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4]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自信，是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支撑。要坚持和发展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保持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必须对自己民族的独特价值观保持自信。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在当代中国的精神基因和独特标识，丢了它，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对外来文化和价值观卑躬屈膝、亦步亦趋，就容易陷入西方“普世价值”的陷阱而迷失方向，就会沦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附庸。

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5]彼时，中国积贫积弱、备受侵略，但广大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有着坚定的信仰、信念和信心。这一自信，犹如高擎的火炬，照亮了黑暗的旧中国，通过共产党人模范道德人格力量的彰显，通过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通过共产党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感召，引领人们取得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可以说，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坚定的信念信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是人们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离不开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价值观的复兴。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6]。鲁迅也说过，“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7]。这里的民族精神、民魂，指的就是价值观。价值观复兴助推民族复兴，价值观自信支撑民族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自信。要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力量，强化其引领作用，凝聚民族意志，激发精神力量，传播中国价值，以高度的价值观自信，在文明碰撞与价值冲突中坚定方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与时代发展要求相契合的新的价值观念，如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主和谐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但是由于宣传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得这些主流价值并未得到充分彰显，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同时，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相互碰撞相互激荡，价值观念多元并存相互交织。有人提出，当代中国主要存在八种社会思潮，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8]有权威网站调查显示，这几种社会思潮中，除了我们所大力倡导的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外，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等，社会关注度较高，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力不小；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诸如此类的错误思潮多元并存。在价值观领域，正确与错误、积极与消极、进步与落后鱼龙混杂，这就使得主流价值观受到较大冲击、难以彰显。

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不同的价值观不断交流碰撞、竞争较量，某些国家高举所谓“普世价值”的大旗，企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不遗余力地发动“价值观战争”，对别国进行价值观的诋毁、渗透与打压，中国则成为近年来他们推行这一战略的主要目标。这种价值观上的侵蚀，往往并不是大张旗鼓、赤裸裸的，而是“温文尔雅”、潜移默化的。如表现在吃穿住行用中，表现在节日文化中。拿美国来说，就企图通过推行“三片”（大片、薯片、芯片）战略、“政治文化转基因”战略，对我国搞文化和价值观的渗透。这种价值观侵蚀还往往采取隐蔽手段，如一些好莱坞影片是研究中国文化后创制的作品，影片里充满了中国文化元素，实际上是通过消费、掠夺中国文化资源来传播他们的价值观。

一方面，承载价值观的文化贸易逆差严重，在世界文化市场所占份额较低。据文化部有关负责人披露，近些年来，中国文化贸易存在10∶1的严重逆差，与欧美国家相比甚至达到100∶1。我国在世界文化市场所占份额较低，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甚至连日韩都不如。据相关研究数据，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年收入；全世界每100本图书中的85本、每100小时音像制品中的74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电影数量占全球的10%，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9]

另一方面，“走出去”的文化及其价值观总体处于浅表层次，缺乏核心价值。近些年来，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器物和行为文化方面。戏曲、武术等，基本属于平面维度的文化。即使是一些在国际上获得较高评价的中国电影，其主题和基本内容虽然反映的是中国文化和价值观，但所反映的并非全面的、真实的面貌。而最具代表性的孔子学院，其功能也主要集中在教汉语和书法，并且在欧美一些国家面临被关闭的命运。瑞典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是我国在欧洲设立的第一所孔子学院，已于2015年6月停办。停办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瑞典认为孔子学院是由中国政府出资扶持的，带有传输意识形态的色彩。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全球已有127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476所孔子学院和851个中小学孔子学堂。^[10]为使中国文化、中国价值真正“走出去”，就需要解决好对内宣传与对外交流中价值观不一致的问题，更好地发挥政府、企业、市场、社会等各方的作用，开展好对外文化与价值观交流，真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在信仰和道德高度上充分彰显当代中国核心价值和精神风貌。

对价值观的认知自觉，就是要正确认识价值观建设的地位、作用，全面了解价值观发展的矛盾关系，科学把握价值观发展的主要规律，自觉担当价值观自信的使命责任。这四个方面既是价值观自信的主体条件，也是价值观自信的必要前提。这里，重点阐述一下价值观发展的主要规律问题。

科学把握价值观发展的主要规律，从当前实际情况看，尤其需要我们在三个方面深化认识，即价值观发展的历史性、价值观发展的超越性和价值观构成的多样性。一是价值观发展的历史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任何价值观的发展都不是空中楼阁，都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推进价值观建设，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找准历史方位和坐标，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二是价值观发展的超越性。这一超越性，指的是价值观发展并不总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步，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越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如18世纪的法国和后来的德国，在哲学上却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2]。认识到价值观发展的超越性，我们就要走出经济决定论的误区，改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致力于推动价值观的发展。三是价值观构成的多样性。任何一个时期的价值观都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必须强化主导、壮大主流。在我国封建社会，尽管儒、释、道等多种思想文化长期并存，但儒家价值观长期居于正统地位。当今世界，美国就始终把反映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观作为根本内容，来打造“美国梦”。培育和壮大主流价值观，是古今中外的通行做法。推进我国价值观建设，必须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相统一，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

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传播能力，主要包括凝聚力、创新力、影响力等方面。这既是价值观自信的客体条件，也是价值观自信的重要基础。

一是凝聚力。价值观的凝聚力是指特定价值观所具有的对于国家、民族乃至全体公民在精神上的包容力、感召力、主导力，是一种价值观维系人们理想信念和思想观念的力量。汉唐时期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大唐盛世，中国文化取长补短、荟萃五族而成就精华、色彩斑斓。鲁迅曾对此评价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13]这都说明了要在一元主导下包容多样，在包容多样中优化主导，在包容与主导中提升价值观的凝聚力。

二是创新力。张岱年指出，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三条道路。第一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以大国自居，自以为高明，这是没有前途的。第二是全盘接受外国文化，完全抛弃民族传统，这是不应该的，也是没有前途的。第三是主动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成就，同时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发扬固有的优秀传统，创造自己的新文化，这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14]。这里指出的第三条道路，就是一条整合与创新的道路。要不忘本来，发扬固有优秀传统；学习外来，吸收世界先进价值；着眼将来，推动价值观创新发展。通过整合与创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包容力、感召力和主导力，增强其稳定性、凝练度和聚焦度，强化其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主导和引领作用。

三是影响力。价值观影响力，是指一种价值观所具有的吸引力、输出力和同化力，反映了一国价值观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约瑟夫·奈指出，在当今世界，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15]要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力，当前，就要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创新文化交流方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增强国际话语权。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自信，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真正发挥对人们的主导和引领作用，彰显其价值和效益。这既是价值观自信的关系条件，也是价值观自信的关键所在。

价值观彰显落实在多元互动的价值观培育中。搞好价值观培育，需要各方紧密协作，发挥应有作用，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党和政府、公民个人等。它们既是价值观培育的主体，又是价值观培育的客体，是两者的统一。要使各培育主体多元互动、形成合力，共同发挥作用。要把价值观彰显融入国家治理体系，融入法律政策，融入群众生活。建立价值观自信，彰显其价值，归根结底要围绕人来展开，通过人来体现。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等都是带有人格化的组织，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最终也要落实到人的身上。我们要倡导和促使每一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修己养身，发挥崇德向善的“蝴蝶效应”，“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现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于“百姓日用而不觉”中，逐步建立价值观自信。搞好价值观培育，要抓住核心，创新方法。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自信，核心就是培育和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从培育方法上讲，要从宣传教育、实践锤炼、科技融入、体制机制、文化熏陶等方面着手，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手段，要注重融入信息化、网络化发展的最新成果。

价值观自信体现在对价值观发展的信念和信心中。毛泽东曾经指出：“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是完全有信心的”^[16]，“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17]这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对我们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定信念和信心。习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8]这个自信最根本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自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又一个胜利，靠的就是这种坚定的信念和信心。今天，我们要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意义，必须要弘扬这一优良传统，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信念，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发展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