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6, 2(1): 12-20
doi: 101350D-2016-1-002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深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访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戴木才教授
戴木才,本刊编辑部
 
【摘要】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我们党适应思想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新变化所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既要重视实践探索,更要重视理论创新。在实践的基础上,从长远出发,进一步深化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非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关系,是不断推进和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需要面对的一系列重大课题。
【关键词】  社会主义 ; 核心价值观 ; 价值体系 ; 若干问题

【Abstract】 
 
[访谈嘉宾简介]

戴木才,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

编者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先后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战略任务。2014年年底,中央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2015年4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印发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这些重要文件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操作性,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进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在全党全社会掀起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热潮,形成了浓厚的舆论氛围,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为了科学总结我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基本经验,深入探究和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和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本刊专访了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戴木才教授。

本刊编辑:戴教授,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我们党为适应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新变化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既要重视实践探索,更要重视理论创新。在实践的基础上,从长远出发,进一步深化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非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是不断推进和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请首先和我们谈谈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关系的认识。

戴木才教授: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1]2015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2]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低级)阶段,属于共产主义范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告诉我们,从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需要深化研究的第一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就是要科学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系。

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而,无论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是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它与共产主义之间总有着不能割断的内在联系,否则,便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在生产力逐步走向发达的基础上,逐步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还不能达到像共产主义社会那样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的程度。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观即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既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价值观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关系,是一种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二者体现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核心价值观内部的发展递进关系。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融会了现实目标与理想目标的有机整体。它既包含理想性的要求,又体现现实性的特点;既有大多数人可以接受并实践的广泛性,又有感召人们不断递升的先进性。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就是在现实性的基础上逐步向理想性迈进、把理想性变成现实性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共产主义最高价值观之间,在内容上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共同对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起着引领作用。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实践过程中,我们既要着眼于对当下现实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又要以理想的最高价值观为指导和追求目标,将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有机整体中,如果失去了现实性,价值观念系统便无法在现实中生存,失去了可操作的必然性,其结果或是痛苦、分裂,或是矫饰、虚伪;如果失去了理想性,以日常生活遮蔽、否定最高价值,人类便不能发展进步,将永远不能得到解放。[3]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要科学认识和解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地位、作用和实践问题。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和最高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关注人的发展,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作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的最高价值。他们认为,未来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经济形态”[5],是“自由人的联合体”[6]294,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成为真正的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真正获得了自由,达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7]330的理想境界,人类“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8]634。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最高理想、最高纲领和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是社会主义价值需求、价值创造、价值体系、价值实现的根本方向和理想图景。它指导着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领域相应的核心价值、基本价值和具体价值表现出来,贯穿于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

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科学解读,从而吸引和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追求共产主义的历史洪流之中。我们党自成立之初就把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最高政治理想和社会价值理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个方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必须始终不渝地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三个倡导”中所倡导的“自由”,深刻总结和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在理想与现实价值层面上的认识,体现了最广大中国人民的价值意愿和选择,体现了社会主义在精神和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内核,是指引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灵魂。

本刊编辑:戴教授,2015年9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发表的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请谈谈您对习主席提出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关系的认识。

戴木才教授: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人类价值共识的制高点上,提出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指明了新的方向,丰富了新的内涵,提供了新的基本遵循。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离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大道的结果,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沿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前进的结果,而且是一种能够代表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的核心价值观,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的升华和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总是源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价值”理想,并以其作为“基础材料”,凡真正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都可以被吸收、容纳到社会主义之中。恩格斯曾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价值”理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这种“源流”关系。针对现代社会主义的来源,恩格斯指出:“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8]719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充分运用当时人类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共同的优秀文明成果,特别是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上半叶欧洲所取得的重大自然科学成果和社会科学成果,并把它同当时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此外,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和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19世纪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特别是细胞学说的确立、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发现、进化论的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因此,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过程中,科学对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关系,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充分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渊源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深层的文化滋养,我们要善于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结合时代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又要把“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和有益补充。“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反映和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理想、价值愿望和价值追求,成为人类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关系的共同价值准则,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治国理政、管理社会的共同价值原则。任何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立,都离不开吸收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与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进行交流、碰撞,并在融合中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才能得以充实、提升和完善。不了解、吸纳和提升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会与人类文明发展产生“断裂”,就不能融入世界潮流。

回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曲折发展历程,就会看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以物为中心”、“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以质量为中心”,正是对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吸收、融合和升华的结果。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与时代发展同步伐、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和“共同价值”,并赋予其中国特色的历史。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深刻地包涵着“共同价值”的意蕴。正是在“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指引下,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成功地找到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而且成功地探索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道路。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既鲜明又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9]373,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9]372。他还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10]1992年,我们党的十四大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9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其中之一就是: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我们党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发展进行深入研究,认识到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现实,提出“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1];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12],并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和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的创造,才能顺利建设成功。”[13]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前途命运,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密切关注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努力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广泛吸收不同文明中科学、进步的成分,以开放兼容的精神,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使中国的发展更加符合本国国情,更加顺应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吸纳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科学、效率、全球治理等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提出并积极倡导建设“和谐世界”的“共同价值”理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融入世界文明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又是推进世界文明共同发展的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尤其是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理念,充分体现了对“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吸纳、发展和提升。

一个国家、民族,只有开放兼容,才能富强兴盛;一个政党、主义,只有不断吸纳人类文明共同的积极成果和“共同价值”,才能发展进步,立于不败之地。积极吸纳和传承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既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又是社会主义的固有本性和神圣使命。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保持开放心态,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作为重要的价值资源。离开这些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被证明是无根的、孤立的,甚至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最终也将被历史潮流所抛弃。

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应该是对“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一种承接、延续和推进,是在否定不完美的资本主义现实制度之后,对一种更人道、更进步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诉求和推进。

当然,应该看到,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核心价值观,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它只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链接”。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使同一核心价值观,也会有不同的现实内容和表现形式;即使在同一国家和民族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同一核心价值观也会有不同的内容要求和表现形式。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性、历史性和民族性,表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之间,存在一种特殊与普遍的关系。特殊体现一般,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对于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而言,是特殊。例如,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不一定是全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共同价值”,即使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的不同,其具体形式也可能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基础的价值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排斥的。

因此,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既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要承接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凸显世界潮流、国际视野、全球共识,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世界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和把握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中的科学内容,区分什么是它的普遍性要求,什么是它的特殊性形式,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合于我国基本国情的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形式。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高高举起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的大旗,站在人类价值共识的制高点上,不断推进自身建设,为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增添新内容,作出新贡献。

本刊编辑:戴教授,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形态相对应,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大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从低级到高级的多种价值体系形态。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各种社会形态和制度,特别是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请谈谈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关系的认识。

戴木才教授: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在反对封建主义、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过程中,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建立了一整套代表少数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并同时把抽象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价值观说成具有“普世价值”,宣扬这些价值理念代表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利益,承载这些价值理念的资本主义制度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种虚伪性和唯心性:“当前社会的交往形式以及统治阶级的条件同走在前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大,由此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裂愈大,那末当初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当然也就愈不真实,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了;这种交往形式中的旧的传统观念(在这些观念中,现实的个人利益往往被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但是,这些东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们对意识本身的作用愈小,那末它们对自身的捍卫也就愈坚决,而这个标准社会的语言也就愈加虚伪,愈加道德化,愈加神圣化。”[7]331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才可能真正实现。

马克思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科学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基础上,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结论。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14],是人类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最终替代者。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然而,马克思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的灭亡与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艰巨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在旧的社会形态中成熟之前,也决不会出现,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是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替代性选择,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制度在精神和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内核,是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的灵魂。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代替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也必然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既要看到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发展逻辑,又要看到二者的本质区别和根本对立,必须采取辩证的态度,正确处理批判与继承、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法治等价值理念,不仅是资产阶级联合无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理论武器,也是无产阶级用来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思想理论武器。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缺陷,不在于价值理念本身,而在于这些价值理念表现为资产阶级性质和它的虚假性。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不在于无产阶级要彻底地抛弃和反对这些价值理念,而是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这些价值理念,使之更加具有真实性、现实性,并日益完善。对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法治等体现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的愿望和理想,对反映现代生产社会化要求的价值元素,社会主义需要并完全可以经过加工、改造,剔除附于其上的资本主义含义或阶级意义,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我们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进行批判,也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这些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本身,而是要突破和超越资本主义把少数人的根本利益冒充为全人类普遍利益的局限性,把“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还原为广大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的价值要求,并赋予其以实质性的实践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对立,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根本对立,两者具有本质区别。无论是从理论逻辑还是从客观现实上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都不是抽象的对立,而是实实在在的两种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对立,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尖锐斗争。这种斗争,从社会主义产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息过,它表现为资本主义力图以各种手段“吃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顽强斗争、争取生存、争取发展的战略态势,表现为渗透与反渗透、演变与反演变、颠覆与反颠覆,而且这种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有时甚至会表现得相当激烈。当然,这两大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之间的对立,在一定时期也会有某些局部的相互交汇融合,互为同化借鉴,表现为一种斗争中有融合、融合中有斗争的批判继承关系。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首先在话语权上占据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共同价值”成果,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就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继承和坚决的批判。如果离开了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合理继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历史基础,失去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如果离开了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批判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就失去了应有的无产阶级本性和存在理由。同时,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同时并存并将长期并存,而且资本主义还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亡,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在本质上的根本对立,有时就不可避免地处于剧烈的裂变和尖锐的斗争中,虽然斗争的结果只能是先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在对立和融合中不断地发展自身、完善自身,最终替代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但其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将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凝聚力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凝聚力的相互对比和相互较量,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而不能熟视无睹和掉以轻心。

本刊编辑:戴教授,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具体表现形式。其中,既有“科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也有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因此,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并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请谈谈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戴木才教授:如果从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之日算起,社会主义到今天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即使从以《共产党宣言》出版为标志的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之日算起,社会主义到今天也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了。苏联、中国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有近100年的历史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社会主义运动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经历了数百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奋争,期间形成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科学与非科学的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看法和理念。其中,“科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直接产生并从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它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既有历史的继承关系,又有本质的区别。具体地说,空想社会主义是仅凭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天才构想虚构出来的未来社会主义情境,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发展规律并经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勾画出来的未来社会主义图景。当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替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并以科学预见的形式大体勾勒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远景之时,就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正式产生了,并在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得到检验和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虽然潜在地包含着科学因素和智慧火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但在实质上是非科学的,是虚构的,不可能变成现实。科学社会主义一方面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中的科学因素和智慧火花,但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批判和否定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唯心史观及其价值本质。

在马克思时代,除了空想社会主义,还存在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等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它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社会主义,都不可能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评判指出:针对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6]295,“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6]295-296;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6]298;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6]302。所以,这些流派或者“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6]295,或者“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恨神圣化的圣水罢了”[6]297

当今时代,较有影响的“非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有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多元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主义等流派,虽然各个流派都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但在总体上都属于“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范畴。譬如生态社会主义,它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一,它把生态问题看得高于一切,自觉不自觉地用人与自然的矛盾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否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二,它缺乏一种全球视野,忽视“南穷北富”的爆炸性生态政治潜力。它所主张的无增长的“生态经济”,实际上只能维持世界范围内各国人民之间的不平等,在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不可能实现。其三,它既想建立一个合理的、能充分保障人权和民主权利的社会主义,又不想摧毁现存的制度结构,并企图在当今的条件下用“生物区”之类的组织取代民族国家,未免过于浪漫。[15]

社会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科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发展,不仅是在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斗争和融合中实现的,而且是在对形形色色“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批判和比较中实现的。因此,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必须重视对“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分析与鉴别,既不能全盘否定,又不能全盘肯定。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不会拒绝和排斥“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中的积极元素,而是以一种开放包容、鉴别吸收的科学态度,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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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戴木才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