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每个民族都会在繁衍过程中形成和推崇自己的传统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还会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和推行主导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习近平2014年5月4日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繁衍和走向文明进步的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中国提出和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研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切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实施“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不乏可为今日所用的瑰宝，它们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在此前提下进行。

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整体上包含优秀民族传统和优秀革命传统两个部分。习近平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的讲话中，对优秀民族传统作过高度的概括。他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的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仍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2]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和推翻旧政权的革命战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艰苦奋斗、敢于牺牲、前仆后继，真心实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以自己的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宝库。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就要持这种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理，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认清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全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它是一个内含经济、政治、法制、文化、道德基本价值观的价值观体系。12个价值观原则和范畴各有其相对独立的当代意蕴，又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有着内在的传承关系。对于这种传承关系，大体上可从两种逻辑向度来理解和把握：一是内容和话语形式的同时传承,二是实质内涵和基本精神的传承。

从内容和话语形式两个方面同时传承，关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富强、和谐、文明、诚信等价值原则，今人可以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畴和话语体系中直接找到它们的历史形态。如爱国，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全体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恪守的价值原则，中国历史上不乏关于爱国主义的经典著述和伟大实践。又如富强，其价值追求的核心是民富国强，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自庶民而至天子的持续向往和不懈追求。在中国古人看来，民富则国强乃治国之道: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再如和谐，历来是儒、道、佛等各家各派广为推崇的价值观。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和母体语义“仁”，即“爱人”，以及由“仁”推衍和分解出来的孝、忠、悌、恕、义、信等具体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都可以在内容和话语形式上直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和谐原则传承。至于关涉诚信的传承，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此处不再作具体叙述。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方式，也体现在我们主动吸收西方价值观的合理内涵和有益的话语样式上，如民主、法治、平等、公正、友善等。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是优于封建社会形成的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此采取这种主动吸收的“传承”方式，生动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制度尊重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史的科学态度、博大的中国胸怀和中国气魄。

实质内涵和基本精神的传承，所关涉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敬业、友善等价值原则。如上所述，这些价值原则的传承，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话语中都不能找到它们的直接形式，因为采用的多是西方的话语形式。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这些价值原则全是“照搬”或“抄袭”西方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完全可以从儒、道、佛的一些主要的价值理念和主张的实质内涵和基本精神中，悟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如：在政治价值观上，今天倡导的民主原则与传统的民本思想之间就存在某种逻辑关联。在处理公共生活和人际关系的价值观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等、公正、友善原则，与传统文化价值观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等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内涵上的逻辑关联,并不难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原则,也可以从道家的“逍遥游”的“自由观”那里找到它的历史踪影。至于敬业，即恪尽职守，我们虽然不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直观它的话语形式，但仍然可以从诸葛亮身体力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佳话、韩愈关于“业精于勤，荒于嬉”的经典告诫，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勤勉劳作和勤俭持家之优良传统的实质内涵和基本精神中，感悟到它的历史文化的背景和渊源。如此等等，都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倡导,是有着极其深厚的本土文化的土壤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善于开发和阐发，理解和把握。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文化的价值形态作为物质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都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马克思说: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59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价值体系，其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要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法制相适应。因此，它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论属于哪一种方式都应当是一种创新和超越,都与之有着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传承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承接或继承，而是一种创新和超越。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内在的历史逻辑关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超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型的价值观体系。

毋庸讳言，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过去长期未能科学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致使如今不少中国人特别是新生代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方面还是“小学生”，这种不足和缺陷给一些别有用心和存在认知偏差的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以可乘之机。从这个角度看，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此逐步纠正这种历史缺陷和认知偏差。

与此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并不是主张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量齐观，相提并论，更不是要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替代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错误地认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用优秀传统文化主导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有意无意地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搁置一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进行，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过程中推进。

这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现实基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983年德文版序言中，把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观念上层建筑的关系精当地概括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4]9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归根到底是在以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治统摄（集中）普遍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模式中形成的，本质上属于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适应于封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实际需要，其提出和推行不能离开封建统治者及其士阶层的厉行“教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现实基础，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及“竖立其上”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治国理政的是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根本方针。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主导价值观，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属性及其当代性的使命。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益成分，包括它的某些话语形式，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它们虽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价值观念上历史资源性的关联，但也毕竟不可相提并论。就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而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4]33，却又同时破坏了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让“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35。资本主义文明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相较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看,具有“革命”和“亵渎”的两面性，对此不应置疑。而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却可以与资本主义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博爱等直接对话，同时展现其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内涵和先进性的特质。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的友善，相较于博爱而言显得具体而真实，更富有普遍的实践价值。所谓博爱，不论其如何用美妙的词语装饰自己，说到底不过是根植于垄断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和文化霸权主义的代名词而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友善等原则，真正体现了人类自古以来在这些方面的向往和不懈追求，真实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逻辑方向和美好前景。

最后，如上所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超越，也因其吸收和包容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的有益成分而具有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特性，它在主导价值观的当代性和前瞻性的意义上展示了中国胸怀和中国气派，既代表中国社会文明价值观发展进步的方向，也代表着当代人类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水平和发展进步的方向。

不难理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就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承接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而不是主张直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为标准，营造传统中国那样的社会风尚，评判和培育传统中国人那样的人格。由此看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应放在研究和说明那些在理论内涵上难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原则分辨清楚、易于与西方文化价值观混为一谈的价值原则。

概言之，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反对历史绝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确立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辩证统一起来的科学思维方式，探寻和厘清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实践路径。

历史地看，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在其培育和践行过程中，总是会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影响，同时又会同样地影响其他民族和国家，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更为明显。《共产党宣言》对此作过这样的描述：“过去那种地方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4]35这就使得越是具有民族特质的悠久文化，往往越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而越是能够展现“世界历史”的民族文化就越具有世界范围内普遍的民族适应性。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具有这种文化史的意识，在弘扬和传承中自觉地彰显两者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和内在要求，使其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基于“新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指出，“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5]540，即所谓广义的市民社会，认为这种“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5]540；进而又以狭义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指出：“人们的世界历史性存在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5]538-539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叙述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不仅仅是一种关于事实逻辑或存在论的澄明，而是在揭示和描述世界文化发展史的一种规律和轨迹。因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史来看，“人们的世界历史性存在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早在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出现以前，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经验”事实。

回溯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其具有的优秀品质曾被广泛传播，影响几乎遍及全球。据有关史料记载，这种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汉唐，传播的国度近毗朝鲜、韩国、越南、日本，远至欧美诸国。传播的文本经典除了四书五经、《朱子全书》等，还有《史记》《汉书》等。传播的方式多为外国人来华“取经”。同时，也有一些外国人来华考察后按照自己的理解自撰文本，向他们的同胞介绍中国人的道德文化和精神生活，如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5年）、比利时人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1687年）、美国人阿瑟·史密斯（中文名为明恩溥）的《中国文化》(1885年）和《中国人的特性》 (1890年)，等等。这些传播对传入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有的甚至“被确认为官方的统治思想”^[6]3。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霍尔巴赫在其所著的《社会体系》中说道：儒家的“伦理道德是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惟一宗教……中国可算世界上惟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而此历史悠久的帝国，无疑乎告诉支配着的人们,使之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6]264。这些传播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生动地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人彰显自己优秀传统文化之“世界历史意义”的热情渐渐消退，转而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因为“先生老是侵略学生”。^[7]这段历史表明，只是学习西方而放弃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并非上策。近些年，我国设在一些国家的孔子学院一般都会受到所在国的广泛关注，同时来华了解和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也源源不断。这些当代文化交流的现象都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今天依然存在。

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治国理政的道路，也是一种理论和价值观体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可以在一国创建并通过调整治国理政的方略、借助理论和价值观体系的文化软实力得以坚守和巩固，走向强盛。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主动吸收现代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益成分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价值观体系。对它超越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必将广泛影响全球的文化生态前景，我们应当充满信心。

进一步分析，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霸权的国际环境，彰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历史意义”，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和必须的。经济全球化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提供了世界性的物质条件，同时也为培育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所需要的世界公认价值观提供了物质基础。霸权主义者在世界范围内大肆实行他们的意识形态渗透，其实正是在利用这样的条件，这是当代世界范围内文化领域存在意识形态分野的根由所在。在这种情势下，彰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历史意义”，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未来，既有益于维护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进步，造福于全人类。这是炎黄子孙的历史责任。从逻辑上来分析，在经济全球化的开放环境里，一种价值观要赢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必须要有开放的姿态和气魄。彰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界历史意义”，就是要以主动出击的战略姿态，在国际社会广泛宣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和诚信友善的民族，传播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价值观的优越之处。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抵制国际上的文化霸权，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彰显传承与弘扬的“世界历史意义”，在操作上应厘清基本理路。其一，思想认识上要克服民族自卑心态，确立彰显传承与弘扬“世界历史意义”的主动姿态。要在思想政治和道德领域内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包括“塔西佗陷阱”的偏执看法和消极影响，以确立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人类价值祈求的进步方向。其二，理论研究上要具体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价值观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弥补的缺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针对性地展现其“世界历史意义”。这就需要我们在恪守“本质差异”的立场、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对资本主义价值观进行细致而中肯的分析，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具体影响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切入点。其三，实际操作上要实施彰显传承和弘扬“世界历史意义”的战略布局，制订相关行动方案，将彰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历史意义”落到实处。

把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需要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后一种辩证统一关系为可靠的理论基石。如果说，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主要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的话，那么把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则主要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需要在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过程中展开。否则，所谓弘扬与传承就难免会出现盲目性。

作为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要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理的指导下，把两种不同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此，要立足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社会现实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坚持问题导向，把理论与实践、国情与世情结合起来，转变那种热衷于做脱离实际的文本学问或转述西方文本的经院式文风。

作为重大实践问题，需要加强和改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教育。社会上的宣传和教育，应将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注意防止形式主义。学校教育，应以高等学校为重点，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进行，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理念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注意防止出现偏重传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而轻视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的片面性。因为，这种片面性淡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背景、实质内涵及先进性的特质。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建设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需要几代人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