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自由性、交互性、匿名性等特点使其成为公众阐述观点、表达诉求、抒发情感的重要场所，由此也使人们为媒介化、符号化的拟态环境所包围和影响。毋庸置疑，由网络媒介所催生的拟态信息环境已然成为人们在现代社会必须直面的生活世界。网络拟态环境拓宽了人们的眼界、思维，但网络拟态环境中的思想交锋、观点碰撞、价值冲突趋势也愈发明显，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因此亟待加强对网络拟态环境的研究。
从词源学来看，“拟态”(mimicry）最初来自生物学领域，它是“指某些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外表形状或色泽斑与其他生物或非生物异常相似的现象，借以保护本身，免受侵害”[1]。被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引入舆论传播学领域。李普曼在《舆论学》(
在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时代，拟态环境是人们无法逃避且需要适应的一种生存实态，它的特点在于：其一，拟态环境是客观现实的媒介化、符号化，它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和人的生理限度，拓展主体的视界、认识和思维；其二，拟态环境也是一种“准环境”或“假环境”，它虽以现实环境为“原始母本”，但却不是对现实的“全景再现”和“镜子式映照”，而是经由“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3]，故与现实环境存在某种偏差；其三，拟态环境建构了一种“拷贝世界”或“象征世界”，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判断和体验。从本质上看，在拟态环境下，与其说人们对现实作出反应，不如说是对“客观现实影像”的反应，并由此而产生现实影像。正如李普曼所说：“人们的行为是在对拟态环境作出反应。但因为是行为，如果见诸行动,行为后果就不是出现在刺激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在行动的真实环境中。”[4]9
随着计算机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媒介已然成为人们的重要生存方式，它给主体的生产、生活以及思维带来了深远影响。更为重要的是, “无论是书籍和报刊，还是电话、传真、收音机和电视都已经成为互联网的内容”[5]。这意味着对拟态环境不应仅局限于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大众媒介层面的研究，还应兼顾网络时代的情况，并深层反思网络时代对拟态环境本身的反作用。网络拟态环境，顾名思义，就是“人们借助网络媒介并运用网络化的符号系统描绘、摹写、重构和再现现实环境，从而构建的一个信息环境”[6]。需要指出的是，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和手段更加多元化，诸如文本、图片、动画、音频、视频等为人们交往交流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形式，同时网络媒介所具有的自由性、开放性、虚拟性、交互性的特点更加促使现实环境媒介化、符号化，由此使得拟态环境效应更加凸显。
由此可以看出，由网络媒介对各种事件或信息摹写、加工以及结构化所提示的信息环境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必须面对的客观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一项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也需要观照和考量网络拟态环境。一方面，网络媒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重视的渠道。这不仅是因为网络能够以文本、图片、动画、音频、视频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多样化形式，有助于生动形象地进行宣传，而且还在于网民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对象的现实状况。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特别是手机网民稳步增长，达到6.20亿。其中，20~29岁年龄段网民的比例为29.9%，在整体网民中的占比最大。当前，如何利用网络空间塑造拟态环境并加强对众多网民特别是青年网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已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拟态环境的主导权不再仅由部分主流媒体所擎举，因为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借助微信、微博、QQ等新媒体对某个事物或事件进行描绘、摹写、重构和再现，以至于有学者指出：谁在网络时代控制了“拟态环境”，谁就将控制人们头脑中的现实世界。[7]在此境况下，网络上思想交锋、价值冲突的趋势愈发明显，特别是诸如“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等思潮泛滥，同时也存在质疑乃至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声音。一些人试图通过网络媒介建构拟态环境，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些存在于网络拟态环境中的问题都亟待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予以应对。
网络拟态环境作为背景，是现代媒介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状态，更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能忽视的前提。从性质上看，网络拟态环境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为传播、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便利条件，提升了教育效果,但也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带来了挑战。
在传统大众媒介时代，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者(communicator）和受众（audience）基本上是分离的，而且在形式上也多是一种单向教育，传播者掌握着拟态环境的建构权，此时主流价值观的教育内容可以借助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介系统宣教、传播，从而对教育对象即受众产生影响。然而，网络时代的传播者和受众的界限不再那么分明，每个网络使用者都可以通过诸如网络新闻、网络论坛、网络社区、微博、微信等途径描绘、摹写、重构和再现现实环境，各个网民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拟态环境建构的权力。当前网络拟态环境的建构主体和信息源已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许多未经“把关”(gate keeping)
这样一来，原本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全面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就容易被“琐碎的、自发的、不完整”的碎片式信息环境隔离开来。特别是部分传播者为催生“眼球效应”,达到“被关注”效果，故意歪曲、伪造现实环境，以质疑诋毁、非理性的态度裁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借助煽情文字、断章取义的图片或视频向受众传播媒介信息。当受众被诸如捕风捉影、部分失实、夸张手法、添油加醋等网络拟态环境信息迷惑时，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就可能存在偏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就不够全面、透彻。这是因为，网络拟态环境中那些所谓的“深度好文”“有图有真相”、“爆炸性内容”等信息在加工、重构现实环境时割裂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的完整性，融入了许多似是而非、真假难辨、美丑颠倒、善恶混淆的观点。例如，“普世价值论”者就试图借助网络拟态环境的“碎片化”特征，大肆宣扬“没有自由的繁荣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等片面化观点，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范畴纳入西方价值观体系，造成受众思想认识的混乱。
网络拟态环境中，公共舆论呈现突发性、交互性、放大性、极化性的特点。普通网民可以在网络上自由讨论、表达诉求、抒发情感，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尝试建构拟态环境。实际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是在网络公共舆论所建构的拟态环境中进行的。例如，由清华大学吴潜涛教授主持的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子研究项目《从高校BBS观察大学生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对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等十余所高校BBS帖文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动态观察后分析发现,所采集的100多万条信息，对于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还是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抑或是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内容，均有所涉及，且“和谐”、“友善”、“法治”等价值观的网络舆论关注度较高（如图1所示）。
但问题在于，公共舆论领域通常充满论争与歧见，每个网民都想按照自己的看法、理解去摹写、刻画、反映现实环境，这就难免发生价值冲突与碰撞。此种情况表现在舆论方面，就是非理性言论和情绪的弥漫，当一些人的意见与多数人的意见相左时，可能会遭受压力，甚至受到谩骂、侮辱、诽谤。有学者指出：“基于网络的‘拟态环境’极力强调‘多数’或‘优势’意见的压力，客观真实有时被忽略，这种效应被称作‘沉默的螺旋’……不跟随主流的言论往往在短时间内受到众多参与者非理性的攻击，网民通过跟帖、‘盖楼’、刷屏等方式制造声势，过激言辞大量存在，真知灼见被口水战掩盖。”[8]在网络拟态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权威性也常常遭遇“沉默螺旋效应”的消解，致使其本身的价值规范作用呈现弱化态势。以“友爱”价值观教育为例，这是每个社会公民理应践行的规范，但网络公共舆论所建构的关于“扶老人”的拟态环境，往往是充满偏见的，甚至出现多种多样的“调侃段子”“PS图片”, “老人”形象被“污名化”，一些人推崇“友爱”价值观也会遭受他人指责。
未来学家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曾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虚拟现实能使人造事物像真实事物一样逼真，甚至比真实事物还要逼真。”[9]受众的“主观想象”便是对这种“虚拟现实”作出反应的结果。众所周知，网络拟态环境建立于文本、图片、声音、视频等多种媒介基础上，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最接近事物或现象本身，因而也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正如李普曼所说：“把别人的报道和我们能够想象的拼凑在一起而成为我们的意见”[4]50，并由此而形成先入为主的“理性”。这恰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所面临的难题。因为一旦人们受到网络拟态环境的诱导而产生“刻板成见”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有选择性地接收信息。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人们先入为主的思想相悖，那么受众就可能不由自主地寻觅反例来进行辩驳。“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2]96，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便会大打折扣。
现实社会的分散性、庞杂性、流动性、多样性等特点使人们无法亲身感知、体验所有的事物或现象，这“就必须先以一个简单得多的模式来重构真正的环境，然后才能掌握它”[2]16。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更好地描绘、摹写、微缩世界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加强了人们对网络媒介的依赖程度，由此而形成的信息环境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价值迷失、冲突，阻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的有效进行。“作为一国或一民族文化内核与灵魂的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因素。”[10]因而不应抱有“鸵鸟心态”
虽然网络拟态环境并不是“全景再现”的真实环境，往往与所描绘、摹写、反映的事物存在偏差，但却可以在某些方面塑造现实。如果缺少必要的科学把关，任由网络拟态环境建构者传播“碎片化”内容，那么一些断章取义的观点、煽动性的言论、残缺不全的图片等所承载的错误价值观就可能深入人们的思想，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顺利开展。因为人们会误将“碎片化”内容当作现实环境本身来对待，人们的认知和判断就难免有失偏颇，因此网络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要提升网络拟态环境建构者自身的“把关”能力，要秉承尊重事实的原则来记录、描述、加工、勾勒拟态环境，在相应的文字说明、图片投放、声音截取、视频制作等方面,不能随意地将个人意见、观点、判断等倾向带入其中。
网络时代信息的描绘、刻画、重构更加容易,门槛更低，甚至每个网民只需轻点手指便可以发布、传播信息。因此，要加强对包括普通网民在内的媒介人的职业素养教育，提升他们的网络素养，使其对相关的网络伦理、网络规范有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并能够做到自我监督，在发布、传播、评论信息时秉持客观、真实的态度，从而创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尤其是不能随意发布、传播假新闻、假消息，因为“真实新闻的影响同失实新闻的影响相比，是大不相同的。也许，真实新闻的影响可以按算术级数来计算，而失实新闻的影响恐怕应按几何级数计算，一条真实新闻，如果内容平常，其影响会很不明显。一条失实新闻，即使内容很平淡，也会产生很坏的影响”[11]。就当前而言，特别要谨慎对待诸如“普世价值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道德虚无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等所阐释的民主、平等、公正、诚信、友爱等价值观信息，应该看清其内在实质,不为其所迷惑。
“美国传播学家McCombs和Show发展了李普曼的理论，提出‘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12]在网络拟态环境下，通过网络议程导引来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意义重大。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处于培育与认知阶段，理论体系还不完善，解释宣传还不深入。此时，网络上难免会存在一些质疑乃至否定的信息，而且网络舆论中还会存在“群体极化效应”
媒介素养是“媒介受众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能力”[13]。虽然我们能够不断促进网络媒介环境逼近客观环境，但不可能彻底消除网络不良信息。为此，必须加强对受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网民群体）的网络媒介素养的引导与教育，通过整合政策引导、法律约束、文化浸润与习惯培育等多样化资源，促使其了解与认知“网络拟态环境与现实客观环境的区别与关联”，根据求真、求实原则对网络信息进行分辨、评估与确认，力求“不为虚假信息所迷惑，不为错误信息所左右，不为有害信息所侵扰”，并自觉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和传播学家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书中最先提出“把关”(gate keeping）术语，意指特定人员对于信息是否被允许进入一定的渠道流动而作出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