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6, 2(1): 90-96
doi: 101350D-2016-1-0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知行合一为进路*——学习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
龙静云
 
【摘要】  知行合一作为中国哲学的思想精华之一,其特点是突出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的“内化—外化—深层次内化—更高层次外化和固化”。它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启示在于:要从“知”入手,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晓率、共识性和认同度;要以“行”为径,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知”与“行”不可分割,互相促进,共同提升。
【关键词】  ; ; 知行合一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Abstract】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1]163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他又特别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168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自觉行动的关键,是把“知”与“行”统一起来。为此,应积极借鉴“知行合一”思想,既要强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识的重要性和能动性,又要重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履的客观性与渐进性,真真切切地使“知”与“行”实现有机融合。

一、“知行合一”理论及其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

“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知”指知识、知觉、认识;“行”指行为、行动。在中国古代,“知”与“行”并提始见于《左传》和《尚书》。孔子曾说:“始吾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论语·公冶长》)他既重见闻,又重思索,要求言行相顾,知行统一,依靠道德实践来检验、证实道德认识的真假与深浅。这里,孔子把“行”纳入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并把言行一致看作对君子的德行要求,把能否做到言行一致视为道德上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标准。战国后期的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知行统一”说,认为“行”可以产生“知”,“知”通过“行”而获得。荀子有如下名言:“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荀子·劝学》)也就是说,学习而得到的认识有深浅不同,而获得“知”以后, “知”仍要通过“行”来验证。强调良好德行归根结底在于坚持不懈的道德践履,“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是“学”和“知”的最终完成。这些论述彰显了荀子思想重“行”的实践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先秦时期儒家知行观的一种总结。宋儒朱熹发展了先秦时期儒家学说,提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两翼。”[2]179认为:“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2]181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继承孔子、荀子和朱熹的思想,对知行关系的认识又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在他看来,“知”和“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是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形成的,如“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2]191,这就是自然而成的“良知”,强调“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但“知”的目的在于“行”,“行”得到“知”的指导和激发,同时“行”也是对“知”的完成,二者不可分离。“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2]202他极力反对价值观和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和知而不行,强调“知”要转化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和良知,故“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他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2]201,主张人要在事上磨炼,言行一致。

综上可见,古今中国对知行问题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知”和“行”是有实质区分的,具有不同的作用;其次, “知”和“行”不可分离,相辅相成,也就是“常相须”或“相资互用”的关系,二者不能偏废;第三, “知”和“行”矛盾统一的结果是既提高“知”,又推进“行”。“知行合一”思想的精髓是突出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的“内化—外化—深层次内化—更高层次外化和固化”。这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非常深刻的启示意义。

因此,“知行合一”思想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自2009年以来,他6次强调“知行合一”。例如,2013年7月,习近平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2014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2014年3月25日,习近平发表在《费加罗报》上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人讲“知行合一”,法国人讲“打铁方能成铁匠”,都强调要把思想转化为行动。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勉励大学生“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3]。习近平的上述讲话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知”,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民大众的思想意识和精神信仰;所谓“行”,就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为人们的具体行为和实践,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互相促进、共同提升。

二、从“知”入手,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晓率、共识性和认同度

“知行合一”理论说明,“知”是“行”的前提和条件,“行”是“知”的动力和结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知”入手,以“知”为始。

1.运用大众传媒与大数据时代的高新技术有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其知晓率

当前,人类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给道德和价值观领域带来的问题是:信息的多样性易造成人们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矛盾性与多元化,信息的海量化和复杂性易混淆社会主流价值和道德标准,信息传播的便捷性和易逝性会削弱主流价值观的权威性,信息传播主体的虚拟性易冲淡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社会责任感,信息价值的低密度性易影响和干扰主体的道德判断,等等。面对大数据时代带来的种种问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需要加大传播力度。为此,要把握和利用好传统大众传播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体具有两大功能:一是广而告之,即让所有社会成员全面接触和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协调、释疑、预警和引导,即在传播中营造主流社会舆论,对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思潮、舆论进行引导和控制。为此,首先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体传播格局,这就要求媒体有策划意识和长远眼光,以议程设置引导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对于“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并不要求面面俱到,每一个时间段设置一个主题,集中宣传,引导舆论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使受众在短时间内形成相关内容的“头脑风暴”。与此相联系,要运用大数据时代的新兴媒体优势,结合现代技术元素,如虚拟情境技术、新兴媒体传播技术和脑科学技术等。例如,虚拟科学技术可以运用虚拟情境的创设揭示道德问题与道德危机发生的状况,使受教育者深刻地感受到道德的巨大社会功能以及道德失范的严重后果;以虚拟现实技术揭示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冲突与道德两难,启发受教育者思考和判断,引导其规范自身的道德行为;以虚拟游戏开发等技术创设各种社会角色,使受教育者在虚拟角色扮演和互动中认清自我的社会责任,培养良好的道德习惯等。新兴媒体传播技术可用于提高新媒体中文化产品和道德服务的供给能力,增强对社会舆论的引领力度和预警机制建设,借助社会事件的聚焦提升社会成员的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便于研究受众的认知心理和接受心理等。而脑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用于探索道德两难问题与脑成像技术,探索最佳道德学习状态与脑电波的反应情况,探索道德认知及内化过程与认知神经变化状况等。这一系列新兴技术的融入和运用,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法的创新和发展。当然,在互联网信息多元化、海量化的情况下,还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舆情收集、监测和预警,做好管理、释疑、纠偏和协调工作。这样,就能排除各种噪声、杂音,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一直处于突出地位,在人们的大脑中留下深刻记忆,以达到完整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其知晓率的效果和目标。

2.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起来以增强其共识性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1]164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要使生活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接受核心价值观,就要求把传统道德中的那些符合时代要求,有助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协调发展的内容,如儒家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和“积善成德”“为政以德”“民为邦本”,道家所追寻的“天人合一”“上善若水”“以德养生”,墨家所推崇的“义利兼得”“公平正义”,法家特别重视的“法治”,以及历代仁人志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科学地继承下来并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以充分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义力量和真理力量,并通过“道德大讲堂”“公民道德经”“培育三德工程”等途径推广到全体人民中去,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大众化、通俗化。与此同时,“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1]164。为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优秀道德成果进行批判性吸收。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与发展的历史前提是人的自主与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观也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资借鉴之处。社会主义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但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相反,而是要力图使人的自主与独立发展获得更具实质性的价值与意义,即实现人在政治上的自由与平等的同时,实现人在经济与社会上的自由与平等,由此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更加真实而丰富的内涵。由此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来自于两个维度的坚实的文化根基,即在双重镜鉴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其内容既能与市场经济相衔接,又能够有效遏制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因而必将成为人民大众的普遍共识。

3.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公民教育以提高其认同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价值观要获得人民大众的高度认同,还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教育。而“五融入”教育活动就是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的路径,其内容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地融入党员干部“三严三实”教育之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地融入社区管理和社区教育之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地融入企业价值观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之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地融入大、中、小学课堂教学和学生课外实践教育之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地融入家庭教育与邻里和谐关系建构之中。抓好上述“五融入”教育活动并与优良党风、政风、家风、校训、企业精神和社区乡贤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紧密贴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生活化”与“情景化”。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能够“内化于心”,获得人们普遍和高度的认同,成为人们深刻的认知、情感和精神信仰。

通过上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知晓率、共识性、认同度方面的提升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再是外在的理论体系,而是个体自身的价值需求;不再是纯粹的知识和社会规范,而是个体的心灵秩序和精神信仰;不再是抽象复杂的价值形态,而是个体用来指导自身行为的具体观念和价值准则。

三、以“行”为径,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

根据知行合一理论,“行”由“知”这一内部力量而激发并接受其指导,但“行”是一个艰苦而长期的“事上磨炼”过程。若要“行”持之以恒,还必须把“行”置入强有力的外部力量的制约之下,着重提升个体的实践能力。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要通过以下措施来获得恒久的力量。

1.以利益激励激发行为实践

恩格斯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了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4]199“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中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4]200这里,恩格斯告诉我们,人们创造自己历史的活动总是围绕着一根“红线”或一个“轴心”,这就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根本要素。激励理论也认为,人的行为首先是要被物质利益所激励的,由此产生出追求更大利益的动力。但物质利益对动力产生的效用是递减的,因而物质利益激励的目的不能仅限于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而是要激发出人的成就动机和精神需求,把人的行为引导到为社会和他人做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因此,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人们真真切切的践行,就要把握好激励机制,使那些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从社会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其人生价值得到更大的社会承认和尊重,那么,他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动力也就越大。

2.以制度规范体系约束和引导行为实践

关于制度,《易·节》中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唐初大儒孔颖达说:“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五经正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5]。也就是说,制度是指国家或某一经济或社会组织所制定的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制度的功能之一是,给内部成员提供制度外不可获得的利益,协调组织内外的利益冲突,防止机会主义或“搭便车”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也依赖于一个完备、正义且被敬畏的制度体系,有了这样的制度威慑,就可以约束最大化行为,发挥调节和激励功能,进而产生道德绩效。[6]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完备的制度体系对人的行为的刚性约束以及对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将迫使人们在为自己行为所付出的代价中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践行。例如,“建立诚信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制度的赏罚让那些合法经营、诚实守信的市场主体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市场份额与利润;令那些违法经营、不守诚信、制假售假的商人不仅得不到他们想得到的暴利或市场份额,而且还要失去他们所不愿失去的资质、权利、资产、金钱、名誉和社会地位。总之,只有通过诚信法律和诚信制度真正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才会迫使市场主体遵守诚信,避免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行为”[7]。这恰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价值观转化为人们实际行为的前提和条件。

3.以榜样示范引领行为实践

任何时代都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群体:这一群体比一般人具有更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更坚定的道德目标、更崇高的道德境界、更自觉的道德行为实践,因而能够在社会起示范作用,产生强烈的群体效仿效应,这就是道德榜样。道德榜样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形态之一,是核心价值观的人格化、现实化和具体化。他们是无声的力量,是生动、形象、具体和鲜活的教材,他们的行为和事迹能够让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激发人们见贤思齐、力身仿效,因而对身边人、所在团体乃至整个社会都具有实践引领作用,是形成崇德向善风气的正能量。因此,中国古代先贤认为: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重视道德榜样和道德模范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引领作用,指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1]164“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我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品格,用先进思想、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全社会,不断为中国精神注入新能量,始终做弘扬中国精神的楷模。”[8]

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诚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社会思潮相互激荡,人们的价值取向多元发展,个体的道德选择复杂多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固然居社会的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但是非、善恶、美丑不分的现象仍客观存在,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也有抬头趋势,一些背信弃义、见利忘义、见义不为的道德冷漠行为不断发生,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损害了社会团结,降低了市场效率。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发现榜样、褒扬榜样、学习榜样和宣传榜样,用他们的先进感人事迹感召民众,既可以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每一内涵在日常生活中的丰富存在,同时也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起鲜明正确的价值导向,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人们行动的自觉转换。例如,中央电视台历年推出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所以感动亿万人,“是因为他们舍生而忘死,崇高得让人感动;因为他们信诺而忠义,真诚得让人感动;因为他们朴素而高贵,纯粹得让人感动;因为他们善良而坚强,执着得让人感动;因为他们大爱而无疆,无私得让人感动”[9]。发现、褒扬、学习和宣传这些英雄模范人物,不仅为人民大众竖起一个标杆,弘扬了一种主流价值观念,还深刻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唯有以英雄模范人物为载体,融入人民大众的言行举止和日常生活,实现核心价值观内容和要求的生活化、大众化,唯其如此,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变得生动具体,让民众看得见、摸得着,更加接地气,也更便于人们效仿和践行。

4.以“前瞻性责任”深化行为实践

一般认为,责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一定的社会角色分内应做的事,如家庭责任、岗位责任等。二是指没有做好应该做好的工作而不得不承担的不利后果。与此相对应,传统的责任观以追究行为者的责任为特点,它专注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一种对过去行为的消极的、被动的责任追究,这种责任被称为“追溯性责任”。“追溯性责任”对于激发个体对职责规范的敬畏之心和培养个体高度的负责精神,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因为,如果缺乏对个人不负责任行为的责任追究,即使具有一套完备的责任规范体系,个体对责任的执行力也会大打折扣,有可能产生对责任规范的机械执行、应付执行、变通执行、违规执行等问题,这样,责任也便成了一纸空文。但传统的“追溯性责任”重在追究已经发生的事情,它缺乏对个体行为后果的预见性和指导性,因而有必要以责任伦理学提出的“前瞻性责任”来加以补充,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前瞻性责任”是以未来要做的事情为导向,以避免行为的负面后果为目的,因而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预防性责任。[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也要引入“前瞻性责任”,以指导人们对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进行前瞻性预测,从而在实践中有效避免负面后果的出现。这就要求行为者在行为中应考量以下情形:一是行为产生的恶果与自己的行为之间存在的必然关联;二是行为恶果是可以预见的;三是该恶果是可以防范和避免的;四是行为者必须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恶果承担责任、付出代价;五是拒绝承担责任必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也因之付出更沉重的代价。通过“前瞻性责任”的引入及其与“追溯性责任”的结合,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责任感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执行力将会获得进一步提升。

5.以效果效益检验行为实践

一般认为,实践是检验知识和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途径,但实践本身也有对错之别,实践也需要用行为和实践本身产生的效果和效益来检验。所谓效果,是指行为动机或主观目的付诸实践过程而产生的实际结果。在现实中,之所以出现好的动机和好的行为目标没有得到最好的结果、甚至得到了一个坏的结果的情况,其原因在于,要么是动机或目标发生了偏移,要么是实践过程或实践方式出了问题。效益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是指劳动成果的价值与劳动占用和劳动消耗之间的比例,即产出与投入之比。劳动成果的价值若超过了劳动占用和劳动消耗的付出,就是正效益,反之,则为负效益。效益的另一种含义是社会效益,即精神生产和精神产品应当对社会产生的积极的、进步的、良好的影响和效果,能够引导人们陶冶高尚情操、加强道德修养、提高精神境界、激发出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和精神产品,也要以社会效益为终极追求和评价标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实际效果好、社会效益高,就是正确的行为;实际效果差、社会效益低,就是不可取或错误的行为。以行为和实践的效果、效益来检验行为过程本身,不断纠正现实中的行为不力、行为出错、行为无效等问题,大大提高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自己、他人、社群乃至整个社会所创造的良好效果和效益,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深刻地固化为个人的行为模式。

总之,“知”与“行”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不可分割,每一次“知”的提升必然使得“行”更加自觉并促进良好效果的达成,而每一次“行”又能够更进一步深化“知”并产生新的“知”。“知”与“行”互相转化,共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外化—深层次内化—更高层次外化和固化”的目标。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研究”(项目批准号:08AZX009 )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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