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范畴的“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放状态。文明是建立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但是并非人类实践的一切成果都具有文明的意义，只有那些积极的，即对人的生存有价值的真、善、美的活动的产物，才构成人类的文明。

在实际使用中，人们常常会遇到文明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广义的文化指“人化”,即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狭义的文化则专指人自身的精神、智慧状态。狭义的文化，是与政治、经济并立的概念。由于对文化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因而对文化与文明之间关系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

一种观点是将二者等同。从古罗马的西塞罗起直到现代的西方学者大多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是不加区分地使用的。20世纪末，美国战略问题专家塞缪尔·亨廷顿写了一本名为《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在苏东剧变发生、东西方冷战结束后，随着东方的崛起，世界格局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矛盾将主要在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之间展开，主要表现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三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就是流传很广的“文明冲突论”。在此，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其实是指“文化冲突”，文明与文化在此通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化与文明分别标志着社会的不同侧面。其中，一部分人认为，文化表示外在的历程，即征服自然；文明则表示内在的历程，即人类统治自己。而另外一部分人的观点恰好与此相反，即认为凡是人类设法统治生活状况的一切机构与组织，都叫作文明；凡是人类设法满足自己内在需要的一切，都叫作文化。文明是利用的东西，文化是自居的东西。

第三种观点认为文化与文明互相包含。在狭义上，文明包含文化；在广义上，则文化包含文明，可以把文化与文明看作整体与部分、源与流的关系。把文化看作是“整体”，是说它既包括人们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也包括保证这种创造活动的制度、规范、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相应的成果。文明作为“部分”，是说它仅指人们改造世界的成果，而不包括其他。说文化是“源”，文明是“流”，是说文化着眼于“化”，即对世界的改造、对人的教化；文明着眼于“明”，即改造的结果及其所体现的社会进步的状态。把人类生活从后进状态向前推进一步就称为文明，而提高文明程度的活动、形式、方法就是文化。所以，文明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的实体记录，或者说是人类进步的实体记录。

历史学范畴的“文明”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它表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即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时代———文明时代。文明与人类社会共始终，而文明时代仅指人类历史的较高阶段，前文明时代即野蛮时代。另一方面，文明的含义是在历史活动中和人类的认识中不断丰富发展的。起初，人们认为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自20世纪后半叶起，人们又逐渐认识到文明还应该包含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关于文明认识的分化，恰好说明了文明概念内涵越来越丰富的发展趋势。人们对文明认识的发展过程是从笼统到具体、从整体到部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随着人们对“发展”的追求越来越积极主动，随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文明”作为主动追求的发展目标，先后成为公民素质要求和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围绕这些目标，中央领导人发表过大量的讲话，党和国家也作出过重大决定，理论界更是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此不作赘述。关于公民素质的系统表述，比较集中地反映在2001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这一重要文献中。关于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在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十七大报告在总结过去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①“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新目标。“五个文明”共同构成了文明系统，协调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是一个完整而全面的文明体系。在这个系统中，生态文明是前提，物质文明是基础，政治文明是保障，精神文明是灵魂，社会文明是目的。十七大强调“五个文明”整体推进，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正确回应，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再一次升华。

建设文明国家，向世界各国阐释“中国梦”，是对内、对外塑造国家形象的指针。

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似，在中国一天天强大起来以后，有些人开始散布“中国威胁论”。面对国际上的这些言论和担心，我国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上究竟作出了怎样的选择、需要树立怎样的国家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出访各国时，在各种场合，用清晰、准确的语言，针对人们的疑虑，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表明了中国的态度。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一方面，“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世界仍然很不太平, “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面对世界的变化和现状，我们应该怎么办？他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经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1]273

用新思维来认识当今世界，就应该看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中国选择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处理与大国、与周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及多边关系等方面，中国都是秉持这样的理念去开展工作的。例如，对待中美关系，2013年6月7日，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指出：“我和奥巴马总统都认为，……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共同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1]279在对非洲政策上，习近平提出要讲“真、实、亲、诚”^[1]306-309。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是相互尊重、相互认同、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双方将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不断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1]314-316在周边外交方面，按照“亲、诚、惠、容”的理念推进周边关系发展。“亲”是指巩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友好情谊，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国家的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诚”是指坚持以诚待人、以信取人的相处之道，诚心诚意地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的朋友和伙伴。“惠”是指履行惠及周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编织更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容”是指展示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倡导包容。有一句话说“太平洋很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我们将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1]297-298习近平的这些阐述既从根本上讲清了坚持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关系，又展示了我们国家的文明形象。

习近平非常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2013年6月5日，他在墨西哥议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和拉美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要真诚友好、经济上要互利合作，而且在“人文上，中拉要加强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不仅‘各美其美’，而且‘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成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典范”^[1]311-312。

习近平特别强调各种文明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和互学互鉴对于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的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访问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并发表了演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1945年，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类反思战争的产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建的初衷，是通过文明交流、平等教育、普及科学，消除隔阂、偏见、仇视，播撒和平理念的种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习近平夸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忠实履行了使命，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这体现了中国对文明交流的基本态度。

习近平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1]258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以下几点：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第二，文明是平等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1]258-260

习近平回顾了中国的历史，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文明。从公元前100多年开辟丝绸之路到近现代，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其中有冲突、矛盾、疑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1]260习近平引用了法国作家雨果的名言“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并且表示：“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互相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1]262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发表讲话，就文明交流互鉴进一步提出了四条原则。其中的第一条“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第二条“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是对此前阐述过的原则的坚持和重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第三条和第四条原则。

第三条原则是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任何一种文明，都是流动的、开放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对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当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进行文明相互学习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2]

第四条原则是科学对待传统文化。“丢掉了传统文化，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对待传统文化我们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

以上引用的习近平讲话，在大部分语境中，“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是互相包含的，有时甚至是通用的。因为在国际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教育、文化领域，“文明”的背后，都是“文化”在“打底子”。所以，习近平谈的是“文明”，其实也是在讲“文化”，这对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人有着特别重要的启示。

习近平的讲话对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提示：“不能身体已经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这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观察、思考世界大势，需要新思维，摈弃旧思维，对那些“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要坚决摈弃。

中国古代在对待文化的问题上，历来存在“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的观念。近代虽然有所进步，也仅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围绕如何对待中外（西）文化关系产生了长期的、激烈的争论，在“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的名义下，以“体用”“本末”范畴关系为框架，形成了“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体用本末不可分）两大主张的对峙局面，其余波至今未息，时隐时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科学技术、经营管理到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几乎所有的文明领域都开展了交流交融、互学互鉴。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并且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如何对待西方文明，仍然存在争议。不论争议各方的具体意见如何，都存在一个厘清基本概念的问题：什么是“东方”？什么是“西方”？后一个问题是关键。假如连什么是“西方”都搞不清楚，我们又怎么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西方文明?

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概念^[3]，实际上有多重含义：第一是地域概念。以中国为中心，西边就是西方。第二是政治概念。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把美、英、法、德等国家称为“西方列强”。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开始，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分别称为“西方”和“东方”。日本虽然地处中国的东边，也被视为“西方国家”。第三是文化概念。“西方文化”主要指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信仰、以近现代工业为经济模式的文化形态。它包括欧洲、北美以及大洋洲等地的文化，与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相对的概念。第四是历史概念，其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在中国启蒙思想家那里，“西方”就是指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社会、现代强国、现代文明的范式，是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也代表人类发展的大方向。所以，他们认为当时的西方，就是中国的未来。而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又成了帝国主义和腐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名词。时至今日，防止“西化”及“和平演变”仍然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任务之一。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4]这表明，中国人对待西方的态度从片面的排斥、批判转变为辩证的一分为二。

可见，“西方”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个综合了地域、政治、文化、历史多方面含义的复杂的概念，而且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是不断变化的，中国人对待西方的态度也是复杂的。当中国人对西方知之甚少的时候，以为西方是铁板一块；当对西方的认识越全面、越深入，才知道西方内部其实差异也不小。

中西关系的历史，贯穿了中国近现代史。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概念和形象，与中国人的自我认知是互相构建的，这个过程就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关于国家和民族发展方向和道路的大讨论、大争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思潮，这些思潮是本土的，但是大多数都以西方为参照系，沿着以西方为师的思路来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时代大问题。这些思潮的出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对西方了解的深入，五四时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设计蓝图开始出现了不同的版本。陈独秀设想的中国“现代化”是法国式的，胡适设想的是美国式的。他们二位的共同点是，都认为中国文明是古代文明，所以中西之别是古今之别，中西文化的关系是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胡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要改造中国文化，实现“全盘西化”。而李大钊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兴起的反思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潮的影响，认为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文明已经是明日黄花，俄国革命所昭示的社会主义文明新时代已经到来，所以他选择“以俄为师”。

时至今日，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化、多元化、信息化的时代早已到来。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早已非昔日可比，“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中国人的自信和自觉也已经非当年可比。我们正在满怀信心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我们不是非得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正如习近平所言：“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如果我们仍然固守旧的观念，双足深陷争论的泥沼，又怎能去解决人类面临的众多新问题?

虽然目前“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及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文明”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有别于作为公民素质要求的“文明”以及“五位一体”整体推进的社会“文明”的，但是，国家目标终究要落实到公民和社会才能接地气。建设文明国家对公民素质也提出了新要求。公民素质一般包括知识、态度、技能、行为和价值观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公民要做现代文明人。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工作休闲、家居社交，都有社会的、文化的、文明的含义。现代文明的发展，要求我们懂规矩、守秩序、有关怀、讲仁义。为了与之相适应，就应该培养现代素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要有经济素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法治素质、社交素质、媒介素质等。

第二，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公民，要观大势、识大体、顾大局。要关注世界前途、人类命运，有胸怀、有担当，承担起一个大国国民应该承担的责任。积极参与各层面、各领域的对外交流、交往，注意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理性对待国际交往中的分歧和摩擦，与各国人民友好相处。

第三，互相尊重，协商共识，和而不同。在国内和国际社会生活中，都存在多元、多样、多变的情况。不同民族、种族，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党派，不同年龄的人，面对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政治经济利益等各方面的差异，首先要做到互相尊重。尊重是指了解、理解、互不干预、互不损害、和平共处。发生矛盾时，要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以互利共赢为目标，寻求共识，反对一切暴力恐怖行为，反对“街头革命”。“和而不同”是我们处理内政外交问题、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的出发点和目的。

第四，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既是中国公民，也是“地球村”的“村民”。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应该爱护一切公共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指公共所有，为全体人民生存、生活所需的一切自然资源（如空气、水、土地、海洋、森林、草原、矿产、外层空间等）、公共物质财富（如城镇公共基础设施，交通、电信、水利、电力、金融、文化、医疗卫生、教育、体育、娱乐等设施）以及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如时间、空间、信息、频道、波段、消防、救援、抢险、医疗、慈善等）。中国公民不论在国内生活，还是到国外旅游、经商、留学、工作甚至侨居，都要爱护当地的公共资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习近平在马尔代夫访问时说：“我们的公民到海外旅游要讲文明。矿泉水瓶子不要乱扔，不要去破坏人家的珊瑚礁。少吃速食面，多吃当地的海鲜。”^[5]

此外，习近平对青年寄予了无限的信任和期望。2014年4月1日，他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作演讲时说：“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中国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欧洲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世界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希望中欧双方的同学们用平等、尊重、爱心来看待这个世界，用欣赏、包容、互鉴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促进中国和欧洲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促进中国、欧洲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理解，用青春的活力和青春的奋斗，让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变得更加美好。”^[6]这一番话也是对我国青年的新希望和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