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走向世界的进程中，需要增强文化自信、传播中国声音。从国际上看，具有良好形象的国家，都是善于展示自身文化的国家，都是善于将文化自信外化为国家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国家。中国的文化传承是丰厚而连续的，这在全人类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更是建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坚实支撑。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

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自信还不够。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使得许多国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怀疑，经济弱势造成了心理弱势。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来，许多国人甚至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怀疑，将其视为发展现代化的障碍。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文化被认为是新兴的、强大的、自觉的，“现代化”也就自然地被等同于“西方化”。国人的这种文化不自信与文化主体意识不强的现象,百余年来一直存在，融入国际社会、与国际接轨就被视为先进的表现，而在这种“融入”与“接轨”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放弃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就成为部分国人的一种选择。

文化不自信促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弥漫和文化自卑心理的产生。一方面，部分国人不愿去挖掘、传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许多国人在对外传播和国际交往中展现不出本民族的文化特质。这种文化不自信又造成了国人的道路不自信、理论不自信、制度不自信，表现在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构建中，就是中国传播者不能理直气壮地传播本民族文化，不能表现本民族文化的魅力，拿不出有说服力、感染力的传播内容，更难树立本国的文化形象。

笔者在应邀考察韩国光州市文化产业期间，由光州市政府安排参观当地的一所民间学校———光州乡校。笔者在参观时发现,在这所学校里，从对联到牌匾，都是以工整的楷体汉字书写的孔孟儒家之语。进入大成殿前，负责引导的韩国女教师要求参观者一定要在台阶下先鞠躬再进去，而她自己上台阶时，则手提后裙摆，每阶先迈左脚，下台阶时,每阶先迈右脚，那种恭敬之感令人动容。

与一些韩国人交谈时，他们普遍谈到,韩国文化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核心是儒家文化。他们认为，韩国用20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历经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但人心没有散、没有坏，靠的就是儒家文化，具体说，就是八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笔者在应邀赴日本考察企业环保理念传播期间，看到的城市公共建筑多是熟悉的中式风格、唐代风格，经常听到的是日本企业人士熟练运用的中国儒家经典语录，常常激起共鸣。

在韩国、日本这些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中,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与其民族文化特质融合在一起，成为其国民的文化基因。这些传统的文化特质与现代的物质文明、社会发展有机融合在一起，成为凝聚国民、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中国。罗素认为，中国文化是崇尚和平的,中国人不像白种人那样为了财富去掠夺其他民族，中国人奉行的原则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是人类最高尚的精神境界。罗素说，许多最先进的中国人企图向西方寻求道德格言以代替孔子的语录，其实西方“可以教中国人的不是道德，也不是治国篇言，而是科学与技术”^[2]100。他建议,中国人可以向西方学习科学知识，但千万不要树立西方人机械的人生观。中国人不照搬西方文化的全部，正是希望所在。罗素相信,中国“将来所产生的文明或许比西方曾经产生的各种文明更好”^[2]100。罗素与伏尔泰一样，认为中国文化给人带来的快乐要比西方文化给人带来的快乐多。

笔者曾聆听陈来教授所作的题为“守望传统的价值”的学术讲座。陈先生讲到,不能以富强、科学与民主作为唯一标准来评判中华传统文化，片面发展只重视功效的工具理性，会导致价值理性视野的缺失。这种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评判视角，对于当今国人重树文化自信、共建精神家园大有裨益。

人的存在始终是两种形态：物质性存在和精神性存在。前者由工具理性来推动，后者由价值理性来支撑。而当社会发展到物质极大丰富的阶段，缺乏的正是后者。在2016年3月“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上，中国当代著名古诗词学者叶嘉莹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叶先生一生提倡传播唐诗宋词。唐诗宋词虽与致富无关、与功利无缘，但却能让人精神安宁，体会到中华文化的美丽，向世界展现优雅的中国文化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1]在谈到“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时，他提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列举了11个学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把对中国发展的解释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弘扬中国价值、传播中国文化、构建良好中国形象的重要内容。

在全球化日趋深化的背景下，要加强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融，正如清华大学校歌所言：“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如此，构筑起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让世界看得到、看得懂“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清华大学老校长蒋南翔曾提出，清华的传统是：“不忘未来，吸收外来，创造未来。”^[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1]这种在中西会通、古今会通中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原则正是在当代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从近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历史来看，凡是有着世界影响力的学者都很好地坚持了这一原则。1934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上,冯友兰先生作了题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发言，提出：“我们现在所注意的是东西文化的相互阐明，而不是他们的相互批评，应该看到这两种文化都说明了人类发展的共同趋势和人性的共同原则，所以东西文化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相互统一的。”^[4]52陈寅恪先生为《中国哲学史》一书所写的审查报告中就指出：“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4]53

1988年，清华大学举行“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40周年座谈会”，作为朱自清先生的弟子，文学史家王瑶教授在会上提出“清华学派”这一问题。他提到：“（朱自清先生）曾和冯友兰先生讨论过学风问题，冯先生认为清朝人研究古代文化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以后的学者是‘疑古’,他们要重新估定价值，喜作翻案文章；我们应该采取第三种观点，要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4]41

张岱年先生在1994年曾撰文《回忆清华哲学系———“清华学派”简述》，提到：“在清华哲学系中，冯友兰、金岳霖都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张岱年亦试图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论观点。这些学说理论有一个特点即兼综中西思想而力图符合时代的需要。”^[5]这种“兼综中西思想而力图符合时代的需要”且“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传统对我们今天开创哲学社会科学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清华大学徐葆耕教授致力于“清华学派”的研究，他认为“清华学派”的学术传统的主要特点有：第一，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取“两极”对抗的思维模式，而取“综合”模式，即通过解释学的方法援“外”入“中”,以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二，对历史与现实,既强调准确把握历史本质，又强调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第三，对微观与宏观，既强调微观的谨严,又重视宏观的开阔, “兼取京派海派之长”；第四，在操作方法上,重视西方的理性精神和逻辑方法，同时吸取传统训诂学之长，使论文具有克里斯玛式的权威气质。^[4]59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仅要继承中国学术传统，切实开展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还要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立足现实，直面问题，融汇中西,返本开新，以彻底的理论去赢得时代和世界的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1]这一论断清晰地表明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传统哲学社会科学最显著的不同点。

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于其占据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真理制高点和道德制高点。马克思在17岁中学毕业时完成的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表达了自己的人生志向：“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6]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即立志要为人类福利而献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人民的立场，就是为了多数人的立场，这种立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其去世后的130多年来之所以一直受到全球思想界的高度关注，就是因为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理的终点,而是给出了通往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不是生硬的教条,而是科学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的：“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在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7]

加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重点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突出中国问题意识，从现实问题出发进行理论创新，占据理论制高点，以提升全球传播中的文化自信。当前的中国正面临纷繁的社会存在、多样的社会价值与喧嚣的社会表达，就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1]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就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指导下，立足中国特殊研究对象，坚持主流价值、国际视野、专业方法，如此，中国声音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越发响亮。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媒介化的社会。欧洲学者克努特·伦德比在《媒介化、变化和后果》一书中指出：“媒介，特别是新闻媒介主宰、溶解和牵引人们的意识、行为方式和整个社会,促成媒介化社会。人类高度依赖媒介而生存，社会被媒介所驾驭。”^[8]社会的媒介化程度随着自媒体的发达而进一步加剧，移动化、自主化、社交化的媒介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媒介形式，社会公众依靠这些媒介来认识世界并形成判断。新闻舆论传播中国思想、中国价值、中国文化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强化新闻舆论工作者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一个社会的凝聚力从深层次上看,源于全社会形成具有最大共识度的主流价值观。这种共识的覆盖面越广、认同度越高，社会的凝聚力就越强、稳定度就越高。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越来越多样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价值形态的差异的根源在于经济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各种思潮的渗透。越是在价值观多样化的社会形态中，越需要新闻舆论发挥“定盘星”的作用。而新闻舆论发挥这种作用，关键在于新闻舆论工作者能够对主流价值观具有高度的认同。

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媒介对于其所在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媒介的创始人、负责人对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具有高度的认同，并以传播这种价值观为己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大外交》一书中就提出，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美国价值观传播。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明确提出，办杂志的目的是宣传美国思想、振奋美国精神、使美国精神席卷全球。

当代中国的新闻舆论工作，面对的是纷繁的社会现象，要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面对的是多元的社会思潮，要能够保持思想定力。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当代新闻人掌握思想利器以明确认识方向。

什么是思想利器？首要的就是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人类认识史上存在着大量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突出地表现为机械的反映论和主观的唯心论，这些认识方法脱离了实践，缺少辩证法,因此造成了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的思维问题。

在当代国际舆论交锋中，我国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对新闻工作的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当代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需要培养“新闻狙击手”式的新闻人才,这样的人才善于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观察问题、判断是非，能够一针见血地指明现象背后的实质，及时、有力地引导社会舆论,既立场鲜明，又实事求是，将逻辑与事实相结合。

在掌握了认识事物的思想利器的同时,还要掌握适应当代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的技术与能力，积极面向全球推广中国价值、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形象。即使思想再深刻,但没有贴近受众的现代传播方式与鲜活表达方式,中国价值、中国文化、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也依然是“传而不通”。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中国要上的100个大项目就包括“建设讲好中国故事队伍”。中国需要提升自己的价值传播能力、文化传播能力。从国际传播与交流方式来看，有效沟通的方式就是善于找到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善于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中外交流，增进中外情感。在2016年3月26日访问捷克共和国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捷克《权利报》发表署名文章《奏响中捷关系的时代强音》，文章开篇就讲到了两国文化交往的故事：“捷克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建交67年来，中捷两国和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不断加深。上世纪50年代，捷克著名画家斯克莱纳尔到访中国，同吴作人、齐白石等中国美术大师结下友好情谊。斯克莱纳尔回到捷克后创作了许多《美猴王》画作，被称作孙悟空的第七十三种变化。《鼹鼠的故事》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动画片。小鼹鼠憨态可掬、善良勇敢的卡通形象深受中国广大少年儿童喜爱。音乐大师斯美塔那创作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和文学家哈谢克的著作《好兵帅克》在中国广为人知。”^[9]

在2016年5月召开的第八届中韩媒体高层对话上，《朝鲜日报》东北亚研究所所长池海范提出，如果两国媒体能够一起多多研究中韩之间在各种领域的交流历史，发掘其中隐藏的美丽故事，并将其与今天的交流活动嫁接在一起的话，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信赖将会更加深厚、笃实。

讲故事的能力对于展现一个国家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形象具有以小见大的作用，小故事有大文化。笔者在韩国访问期间曾应邀访问光州泡菜城，亲身感受到了韩国人讲泡菜故事的能力。一个小小的泡菜用了占地近8万平方米的展馆来推广，包括泡菜历史展厅、泡菜材料展厅、泡菜体验展厅、泡菜探究展厅、发酵饮食展厅。在体验展厅,穿着粉色韩服的优雅的韩国中年妇女，笑语盈盈地迎接大家,一边细细地演示泡菜的制作流程，一边告诉大家，泡菜展示了韩国妇女制作料理的高超手艺，各种美味的肉汤、鱼酱、虾酱都是精心调制的，成为韩国人饭桌上必不可少的食品，更重要的是，泡菜还具有增加食欲、促进消化、增强免疫力等功能,因而非常健康。在整个讲述过程中，韩国中年妇女的语气中都充满着对泡菜的热爱，经常由衷地发出赞叹，令人感觉到，泡菜的确是天下第一美食。

讲故事的能力在新媒体时代更加凸显,这就需要创作出有人情味的故事，用鲜活的方式把理念表达出来，从而抓住受众。当前的媒介使用特征是终端移动化、内容视觉化、时间碎片化，因此善于利用微电影、短视频来讲故事就成为重中之重。

好的微电影故事应该有几个基本要素。要素之一，人物。故事的主要角色是灵魂,要让人物鲜活，就要突出人物个性化的语言、行动和性格。要素之二，冲突。有冲突才有故事，有冲突才能吸引人。要素之三,悬念。悬念是故事情节的核心要素，也是联结故事结构的重要线索。要素之四，情感。这种情感可以是爱情、亲情、友情，真诚的情感可以调动起观众的同理心。要素之五，节奏。在信息传播进入“微时代”后，人们在观看微电影作品时，对节奏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换言之，观众希望电影节奏越来越快。要素之六，思想。讲故事也要讲道理，关于诚信、友善、正义、奉献等价值观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要素之七，细节。往往细节真实，整个作品的真实性就更强，就更有感染力。要素之八，画面。画面要有艺术感,有冲击力，要有色彩的对比与图案的设计。要素之九，音乐。好的音乐能够最大限度地渲染故事情绪,扩大故事张力。^[10]

2014年，笔者曾经策划制作了一部反映中国企业的形象片，并在纽约时报广场播出。笔者制作这部形象片的目的不是给某个具体产品做广告，而是为了展示中国企业的整体气质，展示中国的当代企业文化，因此将形象片命名为“感知中国企业”。笔者选取了三个维度来表现中国企业的文化特质，即中国速度、中国品质和中国创造。笔者选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企业产品包括：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桥梁工程———马来西亚槟城二桥、国家电网公司建设的世界运营里程最长的特高压电网、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和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研制的世界最快的动车组。在2014年10月，这部形象片以每天180次的播放频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播放，同时还在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德国法兰克福机场、美国旧金山机场等地播出。形象片播出后,获得了媒体和社会的好评，有专家认为，此次中国企业“国家队”的集体亮相体现了“大国崛起的自信”。如今，中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只是物质层面的统计,真正的大国还要有精神层面的强大，要输出文化，敢于表达、善于表达。^[11]

中国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更具有深刻的当代价值。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与中国文化的过程中，需要坚守中国价值、熟悉民族文化、运用传播媒介。只要我们坚持文化自信，提升理论解释能力与对外传播能力，就能让中国价值与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多的认知与认同，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