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新春团拜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 “春节是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1]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次讲话反映出中华民族重视家庭的传统美德，道出了中国人民深沉的家国情怀，这是对社会上广泛开展的以家风家教为突破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努力的肯定，也是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相一致的。

“家教是为国家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基础工程，家风是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起点和基石，家教家风在家庭生活中得以产生。以家风家教为抓手，既是培育和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手段，对于家庭血脉的传承，社会文明的延续，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2]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讲话精神,既要继承优良传统，又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发展内涵，从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道德支撑。近年来，在立足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进行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过程中,家风与家教已成为重要的突破口和有力抓手，得到了社会与媒体的广泛关注，取得了切实有效的成绩。这一过程不仅重视现代家风家教的教育实践，也特别重视传统优秀家训等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创新。很多地方非常重视挖掘地方家训、家风、家教等文化资源。

其中，“钱氏家训与临安家风”格外受到重视。钱氏为历史上的旺族，其先族吴越国国王钱镠治绩显著，促进了当时当地的发展，得到了宋代官方的认可。钱镠作为吴越小国的开国者,由于其对江南的繁荣作出的贡献，宋代文人在编写《百家姓》时，就把钱姓列在了官家赵姓之后，即“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吴越钱家之所以代代有英才，就在于其家风的影响。仅以近代为例，除了“三钱”（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外，还有国学大师钱穆、钱钟书、钱玄同等，政治领导人如钱其琛（前国务院副总理）、钱李仁（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钱信忠（前卫生部部长)，等等，包括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华裔科学家钱永健，他们都是钱王后裔。其先祖钱镠的塑像至今屹立在杭州西湖岸边，受到民众的尊重和敬仰。钱氏的家训家风历代相传，春风化雨。其家训文本《钱氏家训》言简意赅、切实可行，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文本和载体。

客观评价《钱氏家训》及其对临安旺族与地方社会风气的影响，进而探讨家训、家风在当今社会文化建设、价值观培育与社会教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家训这种文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形式，它大多是由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出于齐家、和家、教育子孙的目的而创作撰写的。我国历史上有丰富的家训文本，比较著名的如颜之推《颜氏家训》、司马光《家范》、朱熹《朱子家训》、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等等。近年来，《王阳明家训》（亦称《示宪儿》）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明代袁璜写的《了凡四训》实际上也是一部家训，袁璜本人还曾做过宝坻县县令,由于该家训包含了一些因果报应思想,在后世的传播中，被佛教作为劝善书加以大力推广，使人们忽略了它的家训性质，2016年5月，学界与宝坻县联合举办了关于这部家训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都说明了当代中国社会对家训的文化传承和社会精神教化意义的重视。

家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道德观与为人处世甚至治国之道的基本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如南宋理学家、著名大儒朱熹撰写的《朱子家训》，虽然仅有317字,却体现了传统美德的基本德目和规范要求。其中一篇的首段即说：“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紫阳朱氏宗谱》）这短短数语,不仅包括了我国传统道德中的“五伦十义”的相关内容,即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朋友有信，而且还包括了《白虎通义》“六纪”中的师生之道,即“事师长贵乎礼也”，可以说内容较为全面准确。

传统家训以修身、育子、齐家为直接目的，而扩及处人行世、治国平天下，言简意赅，思想内容精粹，实践针对性强，文字浅显易记，易于教化实践。从家训的思想内容和关注领域来看，家训大多以教育子孙修身做人、和睦齐家、交往处世为主要内容，并以个人修养为基础，以齐家、兴家为直接目标，进而扩充到处世经验。而言及治国平天下原则的家训并不多，一方面，这是因为不是所有家庭的子孙都有机会参政，另一方面，这种相关教训在我国历史上大多出现于官箴文本中。大多数家训的思想内容基本符合儒家《大学》“八条目”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并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不同的文本强调的重点有所差异，比如诸葛亮的《诫子书》、王阳明的《示宪儿》显然以指导子孙修身为要，而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显然以治家为重点。由于做人、齐家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因此，大多数家训还涉及交往处世的内容，以帮助家人在社会上立身行世，获得人生安全与幸福。朱熹撰写的《朱子家训》则侧重与人交往、处世的原则与智慧，比如其曰：“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紫阳朱氏宗谱》）对于这些人际交往的态度、原则和涉世智慧，如果我们都能按其去做，则显然有利于推动当代社会人际关系的融洽和社会和谐。

家训多用来教育子孙，其出发点是将子孙培养成人,希望他们有益于社会、国家；另外,中华传统文化倡导“家和万事兴”,因此,治家、齐家也是家训直接关注的领域。虽然儒家认为齐家是治国的基础，但家训作为一种民间文本，更强调齐家、和家的价值。如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一开篇就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3]稍有中华传统文化修养的人都能背诵这几句，可见其影响之大。如何齐家？以道德齐家，家庭成员只有各守角色道德，才能促进家庭和睦。“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3]这些都是经过历史考验的齐家、和家之道,可资借鉴。

当今社会对家训文化的关注,一方面是从培育人的角度出发，认为家训、家教对子孙的人格养成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近百年来，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这对青少年的智育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德育方面，仅靠学校还是不够的。“子不教,父之过”，家庭应该承担更多的德育教化功能，社会也希望家庭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希望个体能够通过家庭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从中汲取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则是从官员道德培育的需要出发。家风对干部的道德修养和廉洁自律具有重要影响，很多干部之所以贪污腐败多与其不能齐家、管束家庭成员有关，因此中纪委在官方网站上推荐官员阅读《钱氏家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廉洁教育也是家训、家规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包青天最恨贪官污吏,他曾留下一条著名的家规：“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这是一条很严格的家规。古人把死后能否葬于祖坟看作大事，如果贪赃枉法就不能入葬祖坟，这对人的作为会有很大的约束与警示作用。再如，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的父亲吉筠亭在1920年去世前留下家训式的遗嘱———“做官即不许发财”。吉鸿昌把这七个字烧制在细瓷饭碗上，分发给他的部属，与他们共志廉洁。

总之，虽然不同家训文本的重点略有不同，但修、齐、治、平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则是传统家训的核心内容，它承载着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传统美德和实践智慧，是当今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教化的非常宝贵的精神资源与思想宝库。

《钱氏家训》是我国传统家训的一个重要文本，虽仅有532字，但内容却非常丰富,分为个人篇、家庭篇、社会篇、国家篇，层次分明，条理清晰。由于其是地方王家家训,因此不同于其他家训而专门有“国家篇”，涉及官员修养和从事政治治理的一些原则与训诫。从总体上看，其思想内容大多可以为当今社会所继承和弘扬。下面分别对其四方面的内容作分析与述评。

个人篇自然是讲个人修养：心术言行要对得起天地圣贤，要提高修身的自觉性，“三省吾身”，持躬谨严，临财廉介；处事决断，存心宽厚,心胸宽阔，行有定力。这些劝喻与规训对个人加强自身道德修养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道德源于敬畏意识，根源于心术诚意,如果一个人缺乏对崇高价值的信仰与敬畏，是不可能具有道德意识的。另外,人必须对自身进行反省,提升自身的自觉性、主动性，才会在道德上有进步。在此基础上，还要不断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心存仁爱、见利思义、志存高远,才能知止有成。“能改过则天地不怒，能安分则鬼神无权。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4]安于本分,知错改过，熟读经史、道德文章，这些都是个人修养之要旨与途径。总之，在个人修养层面，《钱氏家训》既强调对天地圣贤的敬畏之心，又重视修养的自觉性和修养功夫及方法论，是我们加强自身修养的至理名言，足以引为借鉴。

家庭篇首先强调建立家规的重要性: “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内外六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4]传统家庭伦理强调尊卑次序，现代家庭强调代际男女平等，对此应该辩证理解。儒爱、仁爱精神本身就是强调等差之爱，“礼”更是强调别序精神,因此，在代与代之间还是应该强调平等与等差的统一。因为代际伦理不仅产生于亲爱之情，还产生于伦份之理,如“父慈子孝”，其实“慈”与“孝”都是爱的意思，但“慈”表达上对下的怜爱与呵护，而“孝”则表达下对上的爱戴与尊敬，仅仅爱而不敬可能就会乱了伦份。夫妻关系在现代社会强调男女平等，而传统社会则强调男女有别，这是基于自然生理与社会角色分工的不同。笔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甚至政治生活中坚持男女平等，有助于实现妇女解放；但在家庭等私生活领域，还应该坚持男女有别，这有助于保持男女特性，使其发挥各自所长，促进人的幸福和家庭和谐。因此，在夫妇男女之伦上，笔者认为应该坚持“平等”“有别”的伦理原则。“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4]虽然现代中国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种强调大家族内部和睦友爱的精神仍然可以为当代中国人所继承。“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4]尊祖敬宗，祭之以时以诚,仍然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耕读传家，教育子孙，仍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价值追求。“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4]这种婚恋观是合理的，重德重才而轻财，是婚姻牢靠和家庭幸福的正确价值导向，对当代人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4]由宗族向社会扩张，多施仁心，多行义举，这种传统慈善与公益精神显然是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和弘扬的。“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4]中国人最根本的持家、传家之道就是“勤俭持家”“忠厚传家”，前者是对做人、做事和财富的态度，后者则是以道德传家，涉及齐家、兴家、传家最根本的原则。

社会篇提出了对待朋友、乡邻、弱势群体的伦理原则：“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4]还提出对社会公益的伦理态度与伦理义务：“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人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4]对于在社会上如何立身行事、与人交往的教训与劝喻是：“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不见利而起谋，不见才而生嫉。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4]人在社会上与他人交往，重要的是要铲除私见、摒弃私利，“吃得亏，坐一堆”，多行公益必受人欢迎，不贪私利，不嫉贤妒能，与小人、君子交往各有原则，既保持独立人格，也维护人身安全。这些都是劝世良言和人生智慧的结晶。

国家篇实际上讲的是家族成员中能够为官的人的官守与官德。一是讲到了从政的基本原则：“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4]既强调“执法如山”，又强调“爱民如子”，这一原则体现了法治精神与仁政思想的统一。治国不可能不谋利，利以养民济世，如何谋利?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4]强调要谋天下公利和长远之利，这体现了官员的责任担当和济世情怀，因此为包括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内的很多政要所欣赏。二是讲到了官员的品德修养问题：“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4]集思广益，力戒“愚而自专”，保持谨慎、谦虚、礼让之官德情操。三是讲到了为官要坚持“节用”的理财原则、“进贤”的人才原则、“兴学”的强国原则、“交邻”的邦交原则：“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4]这些都是宝贵的为官经验与训诫。

在古代社会，家训的创作与传承仅限于家庭、家族内部，一般不外传。另外，家训是家庭、家族得以存在和延续的精神文化纽带，其教化主体多是家庭、家族中的家长与长辈。在现代社会，我国的家庭结构与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应该传承家训的哪些内容，以什么作为家训文化的传承载体与主体，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如前所述，传统社会中的家训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今天,它们已经不再为某个家族所私有，而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和载体，是全民族的文化遗产。同时,我国社会的家庭结构已经由聚族而居的传统大家庭发展为分散而居的“核心家庭”,有家族文化传承的大家族已经不多。因此，家训文化在当代不可能仅由其家族来传承。

中共中央2001年发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已经将社会道德教育的主体设定为四个，即家庭、学校、社会、单位。我们今天传承优秀的传统家训文化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兴国树人，培育良好社会风气，建立高度文明的和谐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社会教化目标，家庭、家族自觉传承自己的家训、家风自然是义不容辞，同时，政府与社会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定的家训总是产生于一定地方并对其家族与乡里产生重要影响。《钱氏家训》就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并对钱氏家族及临安地方治理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一部家训。临安市市政府与《光明日报》联合举办的“《钱氏家训》与临安家风传承座谈会”就很好地体现了地方政府与社会传媒对优秀文化传承的责任担当。地方政府以《钱氏家训》为优秀文化资源，大力开展“好家风”建设，取得了促进地方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经验；《光明日报》作为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国家级报纸，主动举办这类专题座谈会,将地方经验向全国传播推广，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社会风气、提高中华民族整体道德素质，发挥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当代中国公民整体道德素质的提高、社会道德文明水平的提升，离不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但不可否认，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培育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容低估,在传播正能量、影响世道人心方面，其功不可没。

地方政府不仅应该更加自觉地担当起传承地方家训优秀文化的责任,而且还应该成为社会教化的主体，自觉地利用这些优秀的家训文化资源教育本地区的民众，形成良好的“家风”“村风”“市风”，培育好子女、好村民、好市民，以促进地方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提升，提高当地民众的整体素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如果全国各地都能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建设工作的指示，积极作为，必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推动社会教化工作的创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家国同构、以家为本的社会结构，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较之现代社会更为重要,特别是在培养人才、塑造人格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家训在育人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家训的创作主体、教育主体是家族中兼具道德和文学修养的前辈先贤，教化对象主要是家族成员中的晚辈及后学。而现代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的区隔是其重要特征。但尽管如此，现代中国社会仍是从传统中国社会发展而来的，家庭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仍不可忽视。因此对于青少年的社会教化，家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党和政府、社会媒体、单位都承担着公民社会教化的主要责任。我国的主流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联系沟通社会与民众的纽带，对于培育正确价值观、传播道德正能量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央电视台与《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以家训、家风、家教为突破口，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普遍好评。媒体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具有思想理论教育、宣传、引导的作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好传统家训家风的宣传，传承传统家训，实现传统家训价值的现代转化，广大媒体责无旁贷。首先，应于众声喧哗中保持头脑的清醒，不盲目不盲从，坚定价值信念，择天下之好家训。其次，应立足时代发展，拒绝因循守旧，创新宣传方式方法，运用信息传播的新手段新媒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好家训。再次，应与时俱进，聚焦家训内容的时代转化，促进传统家训资源的创新性发展。

传承家训家风,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途径。对于传统家训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与传统美德，我们完全可以古为今用，以辩证扬弃的态度加以继承弘扬，将其作为当代社会修身、齐家、兴国、树人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精神食粮。如何使传统家训的精神价值真正得到传承落实？从传承、教化的主体角度来看，除了必要的家庭中的家长，各级政府、单位机构、学校、社会媒体都要将其作为民族文化的公共资源和优良传统，加以传承弘扬。各级政府要着力发掘地方文化中的家训文化资源,树立良好家风,促进地方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各类学校可以将优秀家训内容选入教材让青少年学习实践；媒体要采取各种形式，传播推广传统家训的精神价值。同时，教化客体或称受教之人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家族的晚辈子孙,而是可以扩及所有社会成员，这样不仅可以使传统家训的精神价值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也能发挥传统美德兴国立人的作用，从而真正实现传统家训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正如钱穆在《中华文化十二讲》一书中所言: “身生活总是有作用、无意义；是手段、非目的。……身生活如漏斗，过而不留，心生活是永久性的，能积存，如万宝藏。”^[5]在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时代，必须加速精神文明的提升，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在重视人身之需求的同时，更关注人心之需求，此乃推进时代与社会进步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