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本文论述的建构和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中的“话语权”概念，特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这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意识形态话语决定着一个国家的道路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意识形态话语维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含着说自己的话和走自己的路。”[2]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同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碰撞，竞相争夺话语权，网络空间已成为中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权博弈的主要阵地。因此,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关系到将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与思想观念传播于社会，关系到价值观背后的政治指向、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等关键性问题。面对当前网络空间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种种挑战，我们应保持清醒头脑，及时发现问题、厘清原因，建构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
从意识形态传播的视角来看，网络具有去中心化、资本化和自由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网络成为中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权博弈、争夺的主要场域，对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提出了现实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互联网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深深地打上了“无中心”的烙印，它完全改写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以点对面的信息传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即时传播和网状发布模式，导致信息传播没有中心与边缘之分。如今互联网空间已经全方位地发展为一个融互联网、移动平台、大众媒体和社交网络等为一体的集成。这种没有控制中枢的状况，就是所谓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去中心化”是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首度提出的概念，强调的是在信息传播方式的“第三阶段，即电子传播阶段，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3]。
网络的“去中心化”及由此带来的碎片化、多元化,片面强调网络参与者人人平等,拒绝权威部门的干涉，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固有的界限，无中心的网络技术彻底颠覆了民众对以往信息中心的倚重。这不仅使人们的信息选择和价值取向更加趋于多元化，也使传播内容和话语主题更加多样。各种网络舆论，包括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或相悖的舆论的生成速度、传播速度极为迅速，越来越难以掌控。如今，传统媒介信息中心掌控范围内的报刊、电视等媒介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而微博、微信、论坛等以“去中心化”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媒介日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和政府对信息传播和舆论的把控。
在以传统媒介为主导的时代,“政府一般通过控制传媒、运用内容和目标导向来形成统一的舆论，以此来主导社会意识形态;或通过控制信息，有意识地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公众的认知和判断”[4]。也就是说，在以国家意识形态为中心、由党和政府主导大众传媒的时代，能够被人民群众广泛接收到的信息通常都是有利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意识形态在现实空间的各个领域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党和政府牢牢掌控着意识形态话语权。而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沿用传统方式来掌控话语权则变得举步维艰。无论是作为人们获取重大信息的权威性来源之一的《新闻联播》，还是作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它们对于意识形态话语的掌控，在网络“去中心化”的冲击下都日渐力不从心，即使是借助网络媒介形式也难以实施对舆论的有效引导。相对来说,各类网络媒体则因游离于国家管控之外，而在舆论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中,亟待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
借助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全球资本化俨然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客观事实，网络在全球资本化的过程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更成为资本化的重要领域。网络的资本化是指在网络环境下,信息可以不受国界的限制自由流动,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一个突破传统地域界限的“超国家领域”,更在实际上成为“资本全球化的先锋”。[5]在资本的驱使下，很多大型门户网站都有外资注入，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得以堂而皇之地恣意散布于各大网站，并借助网络传播形成了极强的网络动员能力和制造舆论、绑架民意的能力。西方既需要中国的市场，同时又将中国视为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最大威胁，网络成为他们对中国进行价值观输出的主要载体。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的《十条诫令》
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入互联网就相当于进入了西方话语体系的万花筒。意识形态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同敌对势力竞相争夺的重要阵地。“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6]如果不能守护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阵地，那么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就会乘虚而入。网络的资本化恰恰为此提供了可能性。由于网络媒介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国家和政府的管控,而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资本集团利用，成为其借助经济全球化向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倾销的重要途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方便地借助网络平台宣扬其教育理念如何先进、生活环境如何优越，以及“民主自由”的政治主张如何具有“普世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假资本化之威在网络中形成了“西方话语霸权”，为其掌控全球话语权提供服务。目前我国不少网民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念、渴望到国外生活,更有甚者公然鼓吹“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部分网络媒体在资本的支配下，以去意识形态之名，行宣扬西方意识形态之实,严重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每一个网民都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上搜索信息、获取资讯以及发表言论观点，这种日常经验强化了网络的自由化特点，也让很多人误以为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环境中，每个人都能够随心所欲，随意地选择信息源,任意发布各种言论，而无须担心自己发表的言论是否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这种表象背后更为重要的方面，即网络自由化不是绝对不受约束的自由，2013年发生的“棱镜门”事件更证明了西方所谓的“互联网自由”所具有的极大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需要指出的是，网络自由化程度的提升在改善网络运营效果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增加了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整合难度。例如，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自由的旗号，全方位地对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瓦解和抹黑，否定新中国的历史,否定党和国家领导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民众的各种思想观念、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等进行理性整合，是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有效途径。然而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网民数量激增，人们在网络空间中享有的自由权利越来越多，这使得收集、整合网民的言论信息越发困难重重。网络空间中纷繁复杂的观点言论使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极大挑战。
同时，网络的自由化特点还使一些网民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压力、产生的情绪转移到网络空间中去，肆无忌惮地加以释放宣泄，如对肆意扭曲历史事实、失当评价政府决策、调侃改编英雄事迹、刻意迎合西方意识形态宣传等言论大力追捧，而对正面积极的言论则予以嘲讽谩骂，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递的正能量。这些做法或言论都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构成了威胁。
造成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式微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前面谈到的各种挑战，我们还可以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对此加以分析，具体来讲，主要是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没有处理好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话语创新与内核保留、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之间的关系。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是两种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显性教育是“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明确”,“通过直接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显性方式”开展的教育；隐性教育则是“采用比较含蓄、隐蔽的形式，运用文化、制度、管理、隐性课程等潜移默化地进行教育”。[7]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将这两种教育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优势互补,才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有效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普遍对隐性教育重视不够，把精力主要放在以显性课程为主的教育方式上，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伴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广大网民特别是大学生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和心理需求等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网络已经成为他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接受价值观影响的重要途径。因此，仅仅依靠以课堂讲授为主要方式的显性教育来塑造教育对象的思政课教学，已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
虽然网络已成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载体之一，但目前为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网络领域还缺少相应的隐性教育，这就使学生容易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缺位的网络空间中迷失自己。一方面，学生们不知道该如何正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学生们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缺乏辨别力与抵抗力，这就加剧了网络空间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降低、话语权转移等现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强调隐性的启发引导、讨论交流的重要性。恩格斯在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这样告诫美国的革命者：“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8]1920年，列宁在教师代表大会上谈及如何将学校改造为社会主义学校时，明确提出反对“简单生硬地把政治灌输给尚未准备好接受政治的正在成长的年青一代”[9]。迄今为止，我国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却仍以显性教育为主，尤其是在课程设置方面，缺少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之间的相互补充，对由大众传媒、社会文化、社会风气等构成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实践活动等隐性教育方式利用不够，特别是借助网络平台潜移默化地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等意识形态教育宣传还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对隐性教育的忽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之间缺乏互补，是导致网络空间中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话语体系的创新，是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为了贴近学生生活、提升实效性、增进教育效果而进行的重要实践。特别是作为大学新生的第一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其教育者为了解决传统理论教育话语体系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多样思潮话语表达的难题，而努力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话语表达倾向于生活化、通俗化与幽默化。但需要警惕的是，话语体系创新若抛弃了意识形态的“内核”，就会反过来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造成冲击。所谓意识形态话语的“内核”，主要是指“支配人们的思维、情感并引发价值认同的核心理念和一整套话语体系”[10]。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核,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老祖宗”：“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11]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者不能因教育对象认为这些内容枯燥无味而对其轻视甚至舍弃，这不是话语体系的创新，而是丢掉了我们的“老祖宗”。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若想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就不仅要紧扣时代主题，关注意识形态的话语创新，更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保持意识形态话语的科学“内核”。能否处理好“话语创新”与“内核保留”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能否掌握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键，因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2]9。
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已经使意识形态的传播路径从现实空间向网络空间转移，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交锋和话语权争夺的主阵地。这一新变化带来的问题是现实与网络“双空间”的博弈，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处理好两个空间关系的新要求。但是长期以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过于偏重显性教育，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没有形成良性互动。“意识形态在现实的话语权斗争必然会进入网络空间,而网络空间的话语博弈也会转向现实存在，这就存在一个在现实存在和网络空间双向互动的问题。”[13]也就是说，主流意识形态是否真正被教育对象接受与认同，是否建构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从现实与虚拟两个空间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进行双重考量。目前，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就两个空间之间如何实现互动还没有进行有效的实践和尝试，现实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还难以实现。
“思想领导权的实现路径就是话语权。话语权包括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等。”[14]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整合强大的网络媒体平台，加强网络法制规范和预警监控，是建构和加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要路径。
保证思想领导权、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只有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一任务。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不仅来源于理论本身的说服力，更在于意识形态的表述、运用和呈现能够从实际出发，立足现实，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回应人们对现实产生的疑惑和问题，从而避免主观预设，避免从观念、结论出发去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不能局限于网络本身，因为网络空间虽为虚拟空间，反映的却仍旧是现实社会中人们实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离开对社会现实的科学解释，一切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都将丧失其社会基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贴近现实、透彻分析、解释现实、解决现实问题,是建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本所在。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应更多地关注社会发展与民生冷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2]72习近平也提出: “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15]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贴近现实、解释现实，才能使人民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对自身的关怀,增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才不会轻易地因西方意识形态的蛊惑而迷失方向。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创新不能舍弃自身特色去迎合西方话语。“作为当代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否则，其结果都是自我解体。”[16]47也就是说,丧失自身传统与特色的创新只有死路一条。为了确保在话语创新过程中“不至于完全丧失话语权，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话语决不可随意弃用，流行的西方主导性话语决不可盲目套用，面对各种敌对的意识形态话语决不可‘沉默失语’”[16]50。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核心就是如何在与西方意识形态保持对话的同时，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内核，立足现实，才能破除人民群众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误解和推崇，保证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和人气去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也才有更强的感召力。
网络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载体,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不能作简单化、粗暴化的理解，也不能以行政手段去强制实行，而只能因势利导，逐一化解面临的挑战。
网络虽然有“去中心化”的特征,但是很显然,无论是多如牛毛的网站还是人人皆可发布信息的社交网络平台，其影响力是千差万别的。其中，总有一些大家公认的权威性网站，也总有一些“意见领袖”存在，可以说,网络“去中心化”本身也是蕴含着中心的，其所去的是传统媒体留给人们的关于中心的刻板印象，去的是人们对信息来源的单一依赖。网络世界中具有权威性的信息中心不再如传统媒体那样仅限于少数,而是更加分散、更加多元，更重要的是不再限于与官方有关的媒体，更多的是网民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或价值取向而认同的网络媒体。
“互联网已经成为今天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西方反华势力妄图以这个‘最大变量’来‘扳倒中国’，我们在这个战场上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17]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必须整合媒体资源，形成强大的网络媒体平台来支撑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否则就难以掌控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广阔的网络媒体平台和发声渠道可以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辐射范围和现实渗透能力，是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保障。要做大做强网络媒体平台，就要实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有效整合与深度融合。网络媒体具有及时传播、信息网状分布、覆盖面广等特点,而传统媒体则具有信息权威、可信度高的优势，将二者的优势结合起来，打通两个舆论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影响力。因此，我们既要利用传统意识形态话语平台如报纸、电视等的传播优势,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又要充分利用网络阵地进行意识形态的及时宣传，双管齐下，共同构筑意识形态话语的综合性平台，破解网络“去中心化”带来的挑战，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力。
做大做强网络平台，还要充分利用网络宣传的人才优势，组建起一支既精通网络宣传技术又熟悉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团队，在网络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集聚一批具有较高计算机操作水平和互联网应用水平的网络宣传工作者，有效应对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拓宽网络平台的信息发声渠道；同时，不断提高网络宣传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党性观念，确保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目前我国网络空间的话语表达呈现出逾越自由界限的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把控。因此，健全网络制度规范与法律约束，加强网络话语预警监控,势在必行。意识形态交锋不像战争一样意在“杀人”,而是意在“诛心”,“精神世界的垮塌将直接造成军事的失败、经济的崩溃与社会的混乱，国民的思想遭受冲击,行为被调配和转向，政权颠覆、上层建筑崩塌，唯一得到最大限度保留的则是于敌方有用的一切资源。历史上的苏联解体就是这一历史逻辑的有力铁证”[18]。因此，加强网络话语预警监控就显得更加重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指导地位，同时社会思想意识日益多元多样。面对其他社会思潮，我们既要引领整合，也要亮出底线。”[19]加强网络法制规范和预警监控，就是在引领整合的同时，亮出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底线。
网络法制规范虽然属于国家政策层面,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可以为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在坚决贯彻依法治国方针政策的同时,针对网络媒体中存在问题的多样性探索“对症下药”的立法方案，探讨如何完善责任追究制度以及实名制认证等措施，以法律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言行。同时，配合国家对网络环境的治理，培养能够准确传递和阐释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见领袖”和“网络把关人”，以便在传统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网络发言人制度，通过他们向社会有意识地发布权威信息，达到引导网络舆论的目的。
在加强网络话语监控方面，建立健全舆论预警监控机制非常关键。充分利用大数据手段，系统全面地收集、整理、分析、判别与反馈网络空间中广大网民思想言论的新动态，及时发现网络谣言、反动思潮等不良信息,配合信息拦截和屏蔽系统,做到提前预警，及早发挥意见领袖的影响力，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揭示虚假信息的本质,澄清错误认识,深入化解错误舆论对公众的误导，规范话语传播秩序,对社会舆论和社会思潮予以积极引导，这样才能有利于建构并巩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
本文系2013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构建当代大学生‘中国梦’的文化力量研究”（项目批准号：13KDB042)、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文化自觉视角下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A710064）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