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社会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观正以非传统的方式经历着更新和重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日益频繁，价值观念与各种社会问题之间的深层联系日益显现出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个体权利、信仰自由的强调，使得个人主义价值观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但是，绝对和极端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也使得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多元主义日益盛行。尤其是近年来移民浪潮、恐怖主义、种族冲突、文化碰撞、宗教矛盾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价值观念上的碰撞，这必然给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带来冲击，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构成挑战，对支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和社会运行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价值观念基础构成威胁。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意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相对主义、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危害，注意到共同价值观（common values)、共享价值观（shared values）和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s）在超越价值冲突、形成价值认同、维系社会团结、巩固政治统治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近年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纷纷开展了对核心价值观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重塑社会成员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成为重要的政治文化议题，国家、政府、学校、家庭、社区、教会、民间组织等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形成了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多主体系统，并建立了较为有效的协作关系。
尽管受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国家还是在公民个体价值观方面努力保持“价值中立”(values-free）的立场，充分尊重公民个体的“良心自由”以及自主作出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权利。但是，针对“价值撕裂”的社会现实，在社会公共价值观的层面，尤其是在事关社会价值共识和国家价值认同的层面，近年来西方国家都力图有所作为，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关注，并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政策来倡导和塑造社会核心价值观。西方国家对核心价值观问题的关注，既有着深刻的历史宗教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又有着急迫的社会现实需要和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传统价值观的式微、宗教价值观的冲突、不同族群价值观的摩擦，不断地瓦解着社会共同价值观形成的基石，挑战着支撑国家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西方政治家们发挥自身的政治影响力，通过各种政治议程来大力倡导国家核心价值观，政府出台各种举措，不断推动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动力驱动机制。
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构成一国文化结构的内在精髓，而且也关系到政治共识的形成和国家政权的稳固。唤起不同政治力量以及社会公众对核心价值观问题的关注，掌握对核心价值观的定义权和话语权，重塑国家认同的价值共识，成为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执政纲领和政治议程的重要内容。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J. Howard）在2006年的一篇演讲中说道：“澳大利亚种族多元化不能以牺牲那些使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共同价值观为代价，共同的价值感是我们的社会水泥。”[1]在他主政期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将价值观教育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推出了一系列国家层面的价值观教育计划。价值观教育成为由霍华德总理领导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实施的强有力的国家举措的重要方面。继霍华德之后的几任总理，都延续了这种政治议程，不断主导并推进澳大利亚国家价值观教育计划，历任联邦教育部长在统筹、协调不同州及属地教育官员实施国家价值观教育计划的行动方面，也表现出了敏锐的政治眼光与高超的政治技巧。这不仅彰显了国家领导人和执政党在政治领域和教育领域中的作用，而且极大地发挥了他们在国家价值观培育方面的号召力和行动力。
当今的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由于核心价值观缺失而导致的道德和品格灾难。美国学者格里纳沃尔特（C. Greenawalt）认为: “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失落导致了暴力现象的灾难性蔓延，政治领导人也不断地警告，必须采取正确的措施来改变这一现状。”[2]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家开始对这种灾难进行反思，重塑美国核心价值认同的呼声也日益强烈。美国两党特别是共和党，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政策方面逐渐右转，保守主义者呼唤在社会生活中重塑对传统价值观、公民道德价值观的认同，重新定义社会核心价值观。1996年，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我认为所有的学校都要进行品格教育，传授好的价值观和好的公民资格。”[3]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在其竞选纲领中指出：“基本的道德标准必须传递给年轻人，不同层次的教育者都有责任向学生传授核心价值观。”[4]美国前教育部部长助理切斯特·芬恩（Chester Finn)认为: “核心文化价值观的维系对于自由社会和国家长远利益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包括政府,必须在价值观维系方面扮演积极角色，政府的政策要传递正确的信息，给整个社会以积极的影响，尤其是要引导年轻人形成良好的行为和习惯。”[5]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提出，大部分共识都是可以通过在美国价值观问题上的协商来达到的。这些美国价值观是包括机会均等、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等在内的一系列信念。[6]一大批政治家，如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等，都在各种场合纷纷强调宗教信仰、传统道德、家庭伦理、爱国主义等核心价值观在美国国家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引起了美国公众对于价值观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不仅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还通过接受媒体专访、影响公共政策、募集教育基金、担任教育顾问等多种形式，积极支持并且亲自参与各种品格教育运动，推动了广大青少年对于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在政府的主导下，推出了一系列价值观教育计划，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教育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色彩，官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价值观教育方面的指导性文件，制定了价值观教育的“国家标准”。2002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启动了国家价值观教育研究计划，由教育部长牵头成立价值观教育研究委员会，着手制定澳大利亚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国家框架。这项研究旨在确认澳大利亚学校价值观，为国家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基础。2004年年底，澳大利亚教育、科学和培训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raining）在协商基础上形成了澳大利亚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国家框架，该框架明确了澳大利亚学校的九大核心价值观: “关心和同情，尽你所能，公平，自由，诚实和信誉，正直，尊重，责任感，理解、宽容和包容。”不仅如此，该框架还对澳大利亚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发展愿景、指导原则、实施步骤和具体方法等内容进行了全面详细的阐述。[7]2005年，该框架被澳大利亚所有州及属地的教育部长采纳并在学校中全面推行,成为多层次价值观教育计划的指南。澳大利亚价值观教育的国家框架不仅成为学校价值观教育的纲领性文件，而且也成为澳大利亚政府培育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战略举措之一。
早在1991年，美国佐治亚州教育委员会就颁布了法令，要求该州所有学校向学生提供某种价值观教育。该法令指出：地区学校委员会应该为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儿童提供指导，以促进州教育委员会所采纳的核心价值观教育。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颁布了名为《不让一个孩子落后》(
针对不同社会成员在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冲突，西方国家创设各种论坛、提供各种渠道，推动公众就核心价值观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对话。1996年，英国学校课程与评估协会（School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组织了一个代表社会广泛利益团体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教育价值观国家论坛”(The National Forum for Values in Education)，来探究价值共识能否达成的问题。该论坛提出了一系列共享价值观，包括与个体有关的价值观、与人际关系有关的价值观、与社会有关的价值观和与环境有关的价值观。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推进国家层面的价值观教育方面，综合学校经验和调查研究，推动了地区学校、教育系统和国家等不同层次上的价值观教育的对话。这种对话以及与此相关的争论，使价值观教育从澳大利亚教育的边缘地带重新回归到中心。联邦政府还通过“试点学校计划”(The Good Practice School）和在线调查研究（Online Research Study)，以促进学校及社会公众在培育核心价值观方面达成共识。
在培育国家核心价值观方面，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可谓不遗余力。2004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从财政预算中拿出2.97亿美元推进价值观教育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使价值观成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9]。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试图运用拨款权力在不同州以及属地相互独立的教育体系之间建立统一的国家标准体系。政府的财政资助和协调统筹对价值观教育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数以千计的教育者和相关人士通过价值观教育对话的形式，参与到试点学校计划、合作计划（Partnerships)、论坛和资源库建设活动中。
在美国，州政府在具体实施价值观教育计划中发挥着协调、指导、立法、决策、建议等功能。州政府就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提出各种建议。除此以外，州政府还将额外的州和联邦资金划拨给不同的价值观教育计划，为学校价值观教育提供各种可以利用的商业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价值观教育的特定主题和教师培训计划等。比如，自1991年起，佐治亚州用了三年时间，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深入社区进行广泛的调查，召开了多次听证会，从而确定了核心价值观目录，作为地区学校推进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指导。
在西方国家，公立学校同公共道德建设、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之间总是有着某种紧密而复杂的联系。公立学校汇聚了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学生，是各种价值观念相互冲突和激荡的场域。在促进学生价值观发展、塑造学生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方面，公立学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公立学校不仅是国家对儿童和青少年实施系统的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也是向年轻一代有计划地传递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机构。近年来，随着生源的日趋国际化，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冲突在公立学校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在多元文化教育日益盛行的同时，如何增强学生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成为公立学校教育的重要议题之一。很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公立学校必须对不断强化的文化多样性和价值多样性作出回应，公立学校有责任维系核心的人类价值观和社会共同价值观，并且鼓励儿童和青少年加强对这些价值观的认同。
澳大利亚国家价值观教育计划明确指出，所有公立学校都要提供有计划的、系统的价值观教育，要确保将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学校政策和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理解和实践核心价值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学校教育部的文件《我们传授的价值观》(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公立学校也开始对品格教育和价值观教育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很多州以及地区的公立学校相继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价值观教育计划。品格教育联盟的负责人麦克唐纳（Sanford N. Mcdonnell)认为：“公立学校应该首先承担起品格教育的责任。诚实、责任、尊重、勤奋这些核心价值观要贯穿在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阶段，学校要成为一个充满关心的社区，学生应该有机会去实践这些价值观，教师应该将价值观渗透到各个学科的教学中。”[11]美国中小学促进积极价值观培育的计划有很多名称，如“价值观教育”“道德教育”“品格发展”“亲社会行为”“效能感培训”“朝向道德成熟的教育”“公民教育”“公民发展”等。不管这些名称有多么不同，其实质都是致力于促进社会核心价值观在学校教育中的转化与渗透。据ABC-TV报道，仅在1991年，就有大约1万所中小学开展了有关价值观教育或伦理学课程的计划。很多地区在不增加专门课程的前提下，鼓励教师讲授有关价值观的课程。[12]巴尔的摩公立学校联盟发出倡导：在多元社会里必须有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这些核心价值观包括同情、谦逊、批判地质疑、正当程序、机会均等、思想和行为自由、诚实、人类价值和尊严、正直、公正、客观、秩序、爱国主义、理性同意、合理争论、尊重他人的权利、责任感、责任公民、法治、自尊、宽容、真理。学校和相关群体必须明确价值观教育的哲学依据，并对执行价值观教育计划作出承诺。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尽管多元文化主义的呼声不断高涨，但大多数师生在大学应该向合格学生以及未来责任公民提供和促进的某些价值观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共识的。这些价值观包括尊重和宽容他人，尊重公民权利和美国民主的基本要素，对政治的兴趣和促进积极的社会变革等。促进学生对这些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美国公立学校的职能之一。
在西方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在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面，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学者艾伯利（Don E. Eberly）认为：“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于国家政府，而是来自于社会。”[13]西方国家较为重视发挥家庭、教会、大众传媒、民间机构等社会组织在培育核心价值观、推动价值观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些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广泛地参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形成了自下而上的驱动机制。
在各种社会组织中，家庭在维系社会核心价值观方面的作用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美国学者福斯（W. Garforth）认为：“理想的家庭应该是有意识地培育民主价值观的教育主体。”[14]在美国的建国历程中，家庭曾经是孕育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温床。殖民地时期的家庭是向儿童传授伦理道德价值观的主要场所，儿童从中汲取注重家庭、虔敬忠贞、勤劳奋斗、克勤克俭等这些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家庭的宗教信仰、父母的言传身教、孩子之间的相互交往，为传递、内化社会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现实基础。父母和家庭在塑造儿童的价值观和品格方面甚至具有比学校更加重要的作用。美国传统家庭的价值观是建立在核心家庭模式基础上的，但是随着美国社会的变迁，当代美国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单亲家庭、同性婚姻等多种婚姻形式相继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核心家庭模式,给传统家庭价值观带来了冲击。面对这一现实，很多学者都主张将价值观教育的重点放在家庭生活中，使传统家庭价值观重新回归到社会生活。美国婚姻和家庭政策分析专家马赫（B. Maher）主张通过巩固传统家庭模式以强化美国价值观。他认为，婚姻和传统核心家庭是美国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该努力维系和促进传统婚姻关系，支持价值观教育的政策首先应该是支持儿童和家庭的政策。[15]
尽管政教分离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力在消退。从历史上看，宗教价值观一直是西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随着宗教复兴运动的崛起，宗教在重塑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及信仰世界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各种宗教组织在提供精神慰藉、传播宗教价值观、促进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尤其是西方主流宗教———基督教在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价值共识方面，更是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在英国学校中，各种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是促进学生精神和道德发展的重要载体，宗教教育（religious education）作为英国国家课程之一，在培育公民核心价值观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澳大利亚的很多教会学校因其在价值观教育方面的优异表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宗教信仰背景的家长纷纷将子女从忽视价值观教育的公立学校转入这些教会学校中。美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宗教差异是导致美国政治争论以及社会分裂的重要原因，美国历史上的宗教共识建立在“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的价值观和传统基础上，而“犹太-基督教”价值观是美国国家价值观的内核，但是今天这一共识和价值内核却被世俗化的浪潮瓦解了，美国的希望在于复兴“犹太-基督教”的价值观。1992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丹·奎尔（Dan Quayle）针对当时美国严重的家庭和社会问题，主张在教会、公民组织、学校中恢复对“犹太-基督教”价值观的公共信仰,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随着西方社会的日益世俗化，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的影响力已经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但是它们仍然具有传播“以信仰为基础的价值观”(faith-based values)、塑造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功能。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还存在着一种与神学宗教不同的、有组织的公民宗教（civic religion)。这种公民宗教来自于宗教传统，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形成的，是对美国国家制度和法律的类似上帝般的信仰，它构成了一种高度统一的世俗意识形态，是国家凝聚力在宗教方面的象征，能够激发公民为了国家目标而奋斗的深层动机。宗教精神与民主精神、宗教价值观与国家价值观在公民宗教教育中得到了较好的统一，而这对于形塑美利坚民族精神、强化美国国家核心价值观，无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仪式价值。
西方国家发达的民间组织不仅是推动社会建设和公民自治的重要力量，而且也发挥着建构公共文化和公共价值观的特殊功能，而公共价值观正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生成的重要基础。各种基金会、社会团体、公益性机构等民间组织在传播公共价值观、建构社会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美国最大的保守民间政治组织“基督教联盟”(The Christian Coalition）是学校祷告、学校宗教权利保护以及禁欲性教育等的主要倡导者，在传播清教价值观、推进保守主义教育和文化政策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成立于1993年的品格教育联盟(The Character Education Partnership）旨在推进全美学校的价值观教育，将美国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概括为诚实、责任、公平、信赖、关心、尊重和勤奋等，希望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品格教育将这些价值观灌输给学生和年轻一代。很多企业、社团也为各种价值观教育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和活动场所，如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奎斯特国际公司（Quest International）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在促进家庭、学校、社区共同参与儿童和青少年技能和价值观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当代著名社群主义者埃蒂斯尼(Amitai Etzioni）认为：“价值观不能独自翱翔”，“个体、家庭、教会和社区如果各自为政，就难以维系与国家和主流文化相一致的价值观”。[16]西方国家培育核心价值观的一项重要经验，就是非常注重发挥不同主体的教育合力，充分发挥公益机构、家庭、学校、社区的作用，促进不同社会力量在培育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的合作与沟通。
在具体推进国家价值观教育计划时，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合作、外包等方式，加强了与民间组织的合作。澳大利亚教育部委任“课程公司”(Curriculum Company)———一家公益性的国家教育服务公司来策划和开展价值观教育研究计划。课程公司采取三管齐下的方式来推进这项工作：一是筹资建立以学校为基础的价值观教育数据库，二是开展国内和国际价值观教育方法的文献研究，三是开展以澳大利亚学校、社区为样本的在线调查。美国联邦政府与关注品格联盟、品格教育协会等民间组织在推动核心价值观教育方面也开展了许多合作。如美国前教育部部长威廉·贝内特就长期担任各种公益性道德教育机构的顾问，促进了政府与社会机构的联系与协作；美国的州政府虽然并不直接为品格教育计划提供资金，但是为地区学校提供了许多筹措资金的渠道，其中包括与私人企业和社会机构的合作。
美国的公立学校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家长参与有关学生品质和价值观方面的讨论,比如创设有组织的、自由的论坛，吸引家长就一些学生品格问题进行讨论。通过这个过程促使家长们在公平、诚实、同情、保护环境、尊重传统等价值观问题上达成共识，并认识到他们在孩子价值观发展中的权利和责任，与其他家长一道发展一种真正的价值合作关系，了解其他家长的价值期待，讨论和形成价值观教育共识。
美国学者史华慈（A. Schwartz）指出，美国的学校和社区通过一种清晰和统一的方式，就一系列核心价值观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从而解决了“谁的价值观”这一问题，结束了针对“谁的价值观”这一问题的争论。今天，这种争论已经转化为“教育者如何将这些核心价值观传授给儿童”[17]。美国一些州的教育委员会还建立了社区工作组来加强社区与学校在价值观教育中的配合，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价值观教育。
西方国家的这些举措无疑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了镜鉴。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核心价值观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虽然西方国家对核心价值观问题的关注度在不断上升，不同社会力量也采取了多种有效的形式开展了有关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讨论、教育等工作，但是，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党派政治、多元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同政治力量在角力的过程中，使得核心价值观被淹没在极化的宗教、道德和社会议题的抗辩中。如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克拉克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将核心价值观教育国家化，只是一种隐蔽的政治策略，它只能停留在建构一种以分裂为前提的国家认同之上。”[18]美国自由主义左派则对品格教育所宣称的核心价值观始终持批判的立场，认为这些价值观只是保守主义政治议程的体现，其结果必将对公民个人的信仰自由产生威胁。不同社会阶层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对于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也存在差异甚至对立，如中产阶级更倾向于自由价值观，底层公众更强调平等价值观，而少数族裔则呼吁宽容价值观。西方国家在核心价值观方面存在的这些深层次问题，暴露了其社会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在贫富差距、种族冲突、宗教矛盾等社会问题的催化下，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更难以得到清晰的表达和鲜明的确认，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培育面临着社会政治瓶颈。这就使得西方国家在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上很难形成“最大公约数”，在公共政策上难以获得有效社会资源的持续支持，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形成统一的社会行动，这些都制约着西方国家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深入展开。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思想政治教育根源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 13CKS043 )、教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