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历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人们对此争议颇多，极难达成价值共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经济、政治上的优势向全世界输出其民主这一所谓的“普世价值”，使得“民主”一词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首先要正确回答民主究竟是什么、我们要发展什么样的民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对于民主，马克思恩格斯曾有过深刻阐述：“民主是什么？它必须具有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1]古往今来，有关民主的论述不胜枚举，人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民主作出阐释，有的把民主作为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机制，有的视民主为一种精神、观念和理论，有的则把民主当作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体系。对民主这一概念，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定义，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民主实践不同，对民主的理解也不同。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民主被认为是一种国家制度。列宁曾对民主作出过经典表述：“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2]“民主”发展到今天，已演变成了集合多种观点、包含多种意蕴的复合概念。针对西方代议制民主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当代西方学者提出了新的民主观。汤因比、丹·贝尔提出了新精英主义民主观，认为民主权力应由少数技术精英掌握；克·奥夫、林德布洛姆则提出了新多元主义民主观，在坚持多元利益集团平等竞争的前提下，更加关注现实社会中的力量对比能否在相互制衡中达到多元平衡；克莱斯基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观，主张在社会各个领域内广泛实行民主，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作为政治理想和政治道路；卡特尔·佩特曼提出了参与式民主观，主张通过公民直接参与决策的方式来实行民主；利普哈特提出了共识民主观，强调真正的民主并不是靠投票中遵循“简单多数”原则就能实现的，而必须以政治决策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共识为基础；雅克·朗西埃提出了激进的民主观，认为民主是那些无实践权力的人们的权力场域，它是存在于不平等核心的平等，政治体制也必须从民主那里取得合法性，真正的民主是那些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人的自我解放、捍卫自身权力的集体实践的过程。在当代中国，关于民主的讨论则主要是围绕民主的本质和实现形式展开的，以人民民主观为主，包括协商民主观、代表型民主观、基层民主观和治理民主观等。正因为民主观如此多元复杂，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出发去探讨民主的实质就显得极为重要。从根本上说，民主是一种现实的政治方式，它关注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解决的是国家政权怎样形成、如何运行以及人民的权利能否得到实现和保障的问题。^[3]

基于对民主的不同理解，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出民主的不同类型，如依据民主的实现形式区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依据民主的表现形态区分观念民主和制度民主。马克思则按照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划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主类型，即原始民主、奴隶制民主、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在现代民主制社会中，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是最为典型且存在本质差异的两种民主类型。资本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少数人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大众的平等的民主。

在理论和实践中，民主还呈现出一般性的特征。首先，民主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话语体系中最具特色、与西方民主话语相区别的就是阶级性的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4]。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民主和专政是统一的。在阶级社会里，民主始终都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

其次，民主还是历史的。将民主视为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其他抽象民主观的重大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对原始民主制、古希腊民主制、中世纪城邦自治制度和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制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构成了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及宗教观念的基础”^[5]。生产方式是民主发展的基础，生产方式从低水平向高水平不断演进的发展路径必然会带来民主从低级到高级直至消亡的历史变迁。

再次，民主是有条件的。人们常常认为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从而得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结论。但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民主的好处而对民主的实现条件视而不见。实际上，民主要以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现实依托，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民主的不同发展程度，任何民主都不能超越其存在和发展的范围和条件。否则，被称作“好东西”的民主，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会演化成个别人操纵多数人的旗号，也可能会导致压制少数人正当权益的“多数人暴政”。^[6]如若不顾条件强推民主，就有可能给经济、社会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民主就变成了一个“坏东西”。

最后，民主还是具体的。在历史和现实中，民主从来都是十分具体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7]民主与社会制度紧密相连，不同的社会制度会有不同的民主形式，在同一社会制度下，民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有所差异。所以，现实的具体的民主往往是多样的、相对的。

从历史上看，民主一旦与某种社会制度相结合，便具有了那种社会制度所独有的民主内涵，并衍生出相应的民主观念、制度和实践等。社会主义民主，必然是一种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本质、反映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逻辑的价值观念。

从民主的历史逻辑来看，社会主义民主是当前人类民主发展的最高形态。马克思把民主还原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并指出民主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着不同的发展样态。相对于封建专制而言，资本主义民主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和社会主义民主相比较，其历史局限性非常明显。从民主的历史生成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出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滋生出“个体本位”的民主。马克思认为这种“个体民主”是以经济上的不解放和劳动上的不自主为基础的。只有在掌握生产资料之后，人才能真正地为自己做主。而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宣称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发展终点的今天，雅克·德里达仍一语道破其实质：“我们永远也不要无视这一明显的、肉眼可见的事实的存在，它已经构成了不可胜数的特殊现场：任何一点儿的进步都不允许我们无视在地球上有如此之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受奴役、挨饿和被灭绝，在绝对数上，这是前所未有的。”^[8]因此，资本主义民主并不是人类民主发展的终极形态。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和不彻底性正是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逻辑起点，“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9]239。在此之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9]93。当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体力量之后，通过发展生产，逐步消灭国家和阶级差别，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真正平等，民主也就演化成一种生活方式，这才是民主的真谛所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经过艰辛的尝试和探索之后，最终选择了走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其原因也在于此。可以说，在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最为先进的民主形态，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方向。

从民主的实质内涵来看，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民主可以展现人的自主性，并在制度上保障这种自主性的实现，使之成为实现自身发展的有效力量。在不同的社会中，实现这种自主性的现实基础是不同的，人们的主观认识也存在差别。在现代社会，这种差异在民主问题上最重要的反映就是国家是否由人民掌握，国家能否依人民的意志进行治理，人民能否自主地参与民主实践。人民民主的实质就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掌控国家权力使国家服务于人民、保障和增进人民的福祉。尽管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标榜自己是“人民民主”国家，但这显然是不真实的。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之下，资本主义民主在形式和实质之间是存在断裂的，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10]。资本主义社会越发达，这种断裂也就越明显。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历史传统和文化状况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是表里如一的人民民主，具体表现为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民真正地掌握国家政权、自主地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以及充分享受民主发展福利的民主，民主的主体和权利范围空前广泛，民主政治制度更加真实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是民主内容和形式实现有机结合、高度统一的典范。人民民主始终是社会主义高举的一面大旗，指引着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断奋斗的历史。

从民主的现实路径来看，社会主义民主是竞争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有机统一。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它的具体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固定的模式，也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现代民主政治的运行固然需要通过竞争性的投票选举来完成权力的委托过程，但如果把竞争性投票这种形式视为民主本身，民主发展就难免会遭遇困境，这已被西方熊彼特式民主不断遇挫的诸多实例证实。习近平总书记曾从主体权利的角度来论述民主：“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11]因此，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只要竞争投票，不讲民主参与。社会主义民主需要在民主实践的框架内把竞争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使两者相互支持、互为补充。人民通过竞争性投票选举出人民代表来治理国家，但同时又在治理过程中积极参与、主动协商、减少分歧、形成共识，以提高人民民主的质量和实效。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优势，他指出：“我们讲究的民主未必体现在‘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上。我们在追求民意方面，不仅不比西方国家少，甚至还要更多。西方某个政党往往是某个阶层或某个方面的代表，而我们必须代表全体人民。为此，我们要有广泛的民主协商过程，而且要几上几下。”^[12]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完善人民的政治参与，以及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竞争民主和协商民主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还有多样化的参与实践，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新路径。

民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最耐人寻味的核心词之一。谈起民主，可能每个人都会说出一二，却很少有人能真正搞懂它在中国语境中的价值意蕴。于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很多人高呼民主、赞扬民主，但他们的实际行为却与其言论大相径庭，甚至还存在民主观念上的认识误区，时下比较流行的有三种，我们不妨将其概括为“西方民主优越论”“一党执政无民主论”“经济发展下的民主停滞倒退论”。

首先，有人认为“西方民主才是好民主”。具体而言，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优越的民主，是民主政治发展的终点；在实践中把西方民主制度作为唯一的政治模式，主张走西方民主之路，实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持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是没有认清西方民主的客观本质，要么是对于我国民主发展的基础和本质特征没有正确的把握。

要澄清这种观点，就要搞清楚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有确定的西方民主吗？我们在探讨西方民主的时候，总是习惯于把西方民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好像西方民主就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概念，其实不然。事实上，西方民主制度纷繁复杂、表现各异，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完全一样的。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实际上指的是西式民主的基本特征，如选举民主、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等。二是西方民主是好民主吗？民主本身无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从民主建构的历史过程来看，西方社会曾率先建构了现代民主，而现代民主又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扩大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从民主治理的效果来看，如今西方民主不仅不能克服其本身所固有的少数人的民主、低效等弊端，而且乱象丛生：在一些西方国家，选民参与投票的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的80％下降到21世纪初的不到60%，频繁的选举销蚀了人们的投票热情；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到欧洲民众掀起的“反欧盟愤怒浪潮”，正凸显了人们对精英民主的不满；2016年6月英国举行的脱欧公投，只有70％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52％的选民支持退欧，也就是说，约占全体选民36％的民众决定了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结果导致400多万人后悔，要求重新公投；一些国家也出现了政党相互恶斗和彼此否决的现象，比利时2011年6月大选后曾出现一年多的无政府状态，美国总统奥巴马力推的医改方案也成了“水中幻影”。^[13]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始，从亨廷顿认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到“颜色革命”再到“阿拉伯之春”，凡是接受了西方民主的国家，民主转型成功者寥寥无几，造成了泰国、乌克兰、埃及、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民主乱局。近年来，弗朗西斯·福山也修正了自己之前提出的“民主终结论”，并进一步强调良好的民主政治体制是由国家、法治和问责机制三个要素构成的。他把国家作为三要素之首，强调国家能力是民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国家能力就没有民主。三是中国能不能实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答案是否定的。民主不是工业化流水线可以生产出来的商品。一个国家对民主制度的选择不是凭空的，不能摆脱历史、现实和文化的制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14]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绝不能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西方民主，只有坚持民主的自主发展和内生发展，才能真正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

其次，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并由此得出了“在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国家不可能实现民主”的结论。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以西方民主的标准预设了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做主三者之间的“天然”对立，没有搞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

民主需要党的领导，这在西方人士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西方社会环境中，自然地认为只有两党制和多党制才能促进民主，而一党长期执政必然缺乏竞争，与现代民主格格不入。实际上，民主不仅有类型之分，也有发展道路之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政党，它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肩负着领导全体社会成员发展人民民主、推动国家完成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是从革命、建设和改革一路走来的执政党，有着长期的执政历史和丰富的执政经验。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将更加卓有成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还强调依法治国，这是因为依法治国为人民当家做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对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原则、任务和实施措施等方面作出了顶层设计，使权力的规范运行有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从本质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大“特色”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5]始终坚持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优势。

最后，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好了，但民主建设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这种观点实质上犯了以西方民主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错误。纠正这种错误认识需要更加全面地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一直是在制度、资源和路径等多个维度上展开的，呈现出全面发展的特点。在经济领域，社会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自主权逐步扩大，经济民主化正推动中国经济的深度变革和发展；在政治领域，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使得人们在法治的框架之下自主地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在文化领域，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普遍提高，民主素养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在社会领域，民主化的生活空间及其自治方式已经形成。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也趋于多样化。政治体制改革使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代表组成更体现平等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朝着合理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基层民主快速发展，基层选举在培育民主观念、保障民主权利和推进基层民主自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协商民主正以中国民主的特有形式激发人民的参与性和创造性，通过汇集智慧、凝聚共识去求得民主的“最大公约数”；新兴电子民主正走进社会大众生活，日益成为推动国家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党内民主改革不断推进，并逐步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因此，如果仅凭西方“选举民主”的标准来断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与否，自然无法得出客观的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发展了。”^[14]我们一直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才不过几十年的历史，在机制、体制、程序和规范等方面还存在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完全适应以及不完善的地方，这也是今后改革要进一步加以解决的。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根据实际渐次推进。这绝不能被视为民主发展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