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将现代社会的特征概括为“脱域”，即时空的脱节和持续流动使得个体像浮萍一样无法找到归属，对未来生活产生焦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被斩断，个体面前呈现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需要质疑的。全球化的风险“不仅是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就连个体可以获得的、并可能有望固定于其上的位置都在消融消解，几乎不能作为‘生活计划’的目标”^[1]。“我可以做什么”“我该如何生活”等都是个体在质疑社会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生存危机感。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进程的深入，原有的作为个体生存屏障的制度保障结构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陷入变动之中，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个人成为自我保护的主体，个体认同取代了群体认同，由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所造成的人造风险取代了自然风险而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的重要威胁。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一体化进程也进一步将世界性风险和全球性危机带入了中国。从金融风暴到环境危机，从恐怖主义到社会失范，从流行性疾病到个人的存在性焦虑等，人类的所有行动都被卷入风险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而这一切都成为影响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的重要因素。

就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而言，规避风险是化解生存困境的重要方面。可以说，防止和解除风险就是在保障个体的生存安全。就防范风险而言，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调动多方力量，通过组织化行动来进行风险防控。从这个方面看，志愿服务所形成的组织行为就是一种良好的实践方式。这种实践活动能够产生一种化解生存焦虑、应对社会风险的积极生活方式。当前我国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在参与公共危机处理、人力救助、社会保障等风险应对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志愿服务可以重塑各方参与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如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社会组织内部的人员协作关系、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并能够促进现代生活中“邻里守望”生活方式的建立。通过志愿服务搭建起来的新型交往关系平台，有助于现代个体走出“单子式”的生活方式，通过集体行动回归公共生活，促进价值共同体的建构，通过选择新的生活方式来消解个体对于生存环境的疑虑。个体志愿服务行为重新定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原子式的个体到社会化的个体、由排斥到承认、由冷漠到友善，这正是志愿服务行为的现实效应。

马克思认为：“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2]当前，我们所讲的“关系”存在，更重要的在于强调我们以“关系理性”来化解“主观理性”所带来的伦理困境和社会难题。不可否认，“主观理性”给人的自我认同以及人与人之间、种族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难题。“关系理性”把握了人的关系性本质，“是一种既实现共同规划又支持每个人各有差异的规划的社会合作模式”，其中，“每一个人都承认另一个人的自由并且都是为了提高另一个人的自由而行动的”。^[3]“关系理性”是注重人的“关系”存在的思维方式，它将任何形式的单方面权力意志和统治思维都视为不合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交互性、独立性和共在性，能够化解拒斥他者、控制他者的工具性思维。

就个体而言，志愿服务之于个体的精神意义莫过于它能够促进个体对“关系”存在的认知，这种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是个体与他者相处的指南。

志愿服务事业以重构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在扬弃人际交往中的“资本逻辑”和“物化逻辑”的基础上，再现了个体实践中的“自由”“德性”“信任”“幸福”等一系列的公共善，同时德性、友爱、尊重、承认等一系列伦理关系被生产出来，人不再仅仅是“物”的存在，更是“关系”的存在，是价值性的存在。于此，将志愿服务作为个体的一种日常性、常态化的行动选择，就成为个体的一种“常识性”自觉。由此，个体的志愿服务行为就不再是政府动员、政策支撑、物质激励等外部作用的结果，而是个体道德意志、公共理性自觉彰显的结果。这也是个体本质规定性的实现过程。

个体的精神觉解是具有层次性的，如自然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等。从这个角度看，志愿服务之于个体的精神觉解也可以解释为个体精神境界层次的提高。社会性存在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存在价值也体现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意义，可以说，道德觉悟的提高是志愿服务促进人的价值性存在认知的重要维度。

志愿服务促进个体对价值性存在的认知，首先表现在个体通过志愿服务认识到道德行为之于个体的意义所在。道德的意义何在？只有基于对道德本身的价值性体悟，个体才会树立基本的善恶观念。而从现实来看，志愿服务所倡导的“德福一致”信念有助于抑制“道德无用”“道德风险”“好人吃亏”等一系列负面的“价值规训”。“德福一致”信念强调的是行善者的“德”与“福”之间的因果联系，个体的道德行为能为个体带来福祉，这种福祉不仅仅指个体纯粹利他的意外收获，也应该包括主观动机中的合理需求，否则“德福一致”将仅仅存在于康德意义上的“彼岸世界”。从这个方面看，志愿服务本身所倡导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理念也赋予了个体在志愿服务中追求福祉的合法性。相反，如果个体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总是以利益的无限让渡为代价，甚至个体在志愿服务过程中连最基本的情感体验都无法保障，这显然违背了道德本身的“幸福”指向。而事实上，个体在参与志愿服务过程中获得的良好的情感体验和物质保障也为“德福一致”信念的实现提供了现实性。我们通过多次志愿服务调研（调研对象涉及大学生、青年白领、社区老年人）发现，“自我实现”“情感满足”“快乐体验”“扩大人脉”等各种情感满足和物质获取都成为志愿者们的价值追求。其实，个体对于价值的意义认同不仅仅在于个体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的需求满足，更在于价值在化解他者困惑时的实际功用。所以，在志愿服务过程中，个体充分体会到了价值的重要意义，即做一个利他者的重要意义。

对志愿服务所具有的意义的体会与认知，激发了个体想要成为一个利他者的愿望，并促使其将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和个体意义的实现紧密结合起来。可以说，志愿服务对于提高个体精神境界的意义在本质上是基于对“道德”善的体悟来实现的，通过行善、向善而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即“成己”；同时，不断完善的志愿服务事业的相关立法规范也以对象化“成物”的方式保障了个体“成己”的实现，并在“成己”与“成物”的结合中推进了个体意义世界的生成。

“认同”本质上内在于自我的认识活动和评价活动，它指向心理认识上的同一性和社会关系形成的同质性，具体表现为个体在一定认识水平上，以作为主体的“我”为中心而对自我和外在对象进行客观认知和价值追问，以此形成对作为客体的“我”和外在对象的“承认”。

现代社会中个体认同的核心在于其对“类”的认同，即对同一性、普遍性价值的追寻。在现代性批判中，黑格尔曾借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来说明特殊性个体与普遍性存在的演变。“在黑格尔看来，一个正义、和谐的社会，是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国家和谐统一的存在状态，而不是二元截然对立的存在状态。在这个和谐、统一存在状态中，个体总是整体的，个人总是国家社会的，同样，整体总是个体的，社会国家总是个人的。”^[5]换句话说，现实社会秩序和共同体的伦理状态决定了个体的道德水平和主观操守。黑格尔欲将法权、个体心灵及社会秩序统一于人的自由实现过程，他对于个体认同的思考无疑是非常深刻的。

交往关系不仅仅涉及个体的自我评价，更需要他者的接受和承认，要确立起以“类”存在为旨趣的人际的相互承认，在人际的相互承认中回归个体“类”存在的生活样态。这种“类”存在的生活样态在本质上属于个体对自身普遍性的确证，是由“我”向“我们”的价值转向，是个体对自身身份、生活、未来以及他者持有的积极、乐观的情感，是个体自我认同的体现。志愿服务过程中所确立的人与人的关系超越了资本逻辑，它以现实生活中的公共善为导向，打破了现代社会中个体交往的“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这种蕴含承认、信任、包容等伦理关系的新的交往关系体现了人作为“类”存在的规定性，并有助于其规定性的实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10]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1]这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应该贯彻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事业当中，并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彰显其意义。从国家层面来审视和确立志愿服务的现代意义是非常必要的。

当前我国加强社会治理在本质上就是要建设国家伦理实体。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建设美好、和谐的现代社会。这样的社会建设，需要秉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倡导“人人起来负责”的价值理念。这种强调奉献、担当的价值理念是国家伦理实体建构的关键。社会治理倡导共治理念，在共治理念的指引下，无数分散的志愿动机被激发出来，整合为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力量。在这样的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友爱的道德情感被唤醒，人们通过经常参与志愿服务也将利他、助人、互助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友爱的情感和互助的生活方式是国家伦理实体建构的基本要素。社会治理倡导善治理念，善治理念强调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善治的目标可以促进社会风气的改善，增进社会的和谐、有序和融合，这也是国家伦理实体建构的目标。

任何一个国家都根植于一定的伦理文化指向，不同的伦理文化指向决定了不同国家实体的性质和定位。当前我国国家伦理实体的建构要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导向。从国家伦理实体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间的关系来看，国家伦理实体的建构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落实也需要国家伦理实体的现实支撑。

志愿服务之于建构国家伦理实体的最终指向，就是建设一个具有最大公共善的国家。在这里，个体之间的关系友善和谐，个体对于国家高度认同，社会与国家张弛有度，个体、社会、国家三者间的关系自洽、圆融。在这样一种实体中，不同个体具有共同的善恶观念和道德旨趣，遵循共同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彼此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和睦相处。

因此，当前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细落小落实，从而也有助于促进当代国人精神境界的提升。

对于个体的精神世界而言，意义的失落总是与当代个体的生存境况和生活方式有关。雅斯贝斯在描述现代人的精神状况时说：“同这些时代的人相比，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由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12]中国在发展中也无法规避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问题，诸如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善恶不分、信仰迷失、诚信危机、道德底线下移等都是价值失落的直接表现。价值世界的式微导致个体无法很好地回答“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等现实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体参与志愿服务就意味着其扬弃了抽象的存在方式，从而进入群体或共同体。对于个体而言，志愿服务组织就是一种“集体”式的存在，是一个普遍化的“自我”，“共同体是结合的本质意志的主体，社会是结合的选择意志的主体”^[9]255。志愿服务组织是放大了的自我，是一个理性自觉的组织。即便个体不以这种组织化的方式参与其中，我们也无法否认个体对于志愿服务组织的价值理念的认同。从这个层面来思考，志愿服务组织就是一种“价值共同体”。一般而言，志愿服务组织作为一种价值共同体具有以下要素：共同的目标、有序的组织规则和共享的信息。在充分发挥组织动员作用的基础上，志愿服务组织具有促进集体行动的优势。

第一，志愿服务组织作为价值共同体规避了一般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困境”的缺陷。如果从理性人的角度来考察，集体从最初建立就存在着个体目标和集体目标的分野，因为集体总是由具有不同利益需求的个体组成的，我们无法保证所有加入集体的个体都秉持相同的道德情感，因此，“搭便车”就成为集体行动不可避免的问题。这意味着，要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就必须有一种超越利益需求的道德情感，即必须由利益共同体转变为价值共同体。志愿服务组织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共同体，因为它有着共同的价值理念、伦理诉求和公共善的行为模式，它是利益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的统一，它消除了集体行动中的松散化的可能。与其他组织不同的是，志愿服务组织是通过一定的情感来维系的，体现为“理解”“信任”“奉献”“团结”“友善”的协作理念。参与志愿服务组织的个体都有着共同的善恶观念和价值取向，遵循共同的组织原则和行为规范，秉持“最大公约数”的价值理念而共同行动。例如，志愿主体都有平等的道德人格，参与志愿服务组织是自觉自愿的；具有道德价值的共识性，能在善恶标准上达成共识；都有活动方式的自洽性，能够根据自身的现实需要调整行为方式，通过集体行动来建构“和谐”“有机”的组织形式。

第二，志愿服务组织中的“公共性”阙如，预示了其发展中需要更高的价值位阶。从现实来看，志愿服务组织在动员和激励个体参与时，往往由于个体的特征、结构、地域差异而产生不一样的动员效果，个体由于其喜好、兴趣、追求等个性差异也会影响其参与的动力和行为的持续性，这就意味着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必须要走出组织特性和主体特性这种低层次的价值位阶，以更高层次的价值导向来进行行为动员。同时，我们总是聚焦志愿服务组织内部的发展，如组织内部的结构、激励措施等，而这种思路和措施仅仅集中在组织内部的个体交往关系上。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不同志愿服务组织之间的价值理念不同所造成的行为对峙和摩擦，也反映出组织之间的配合、合作、包容对于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从单一志愿组织或志愿组织内部出发，我们只需要通过组织内部个体的权利和责任落实来实现志愿服务组织的价值，但是组织之间的价值弥合却需要更高的价值位阶。

其实，志愿服务组织所需要的更高价值位阶在本质上应该能够揭示出更广泛、更高层次的价值关系，即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要与国家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相契合。要走出志愿服务组织内部的个体关系来建构组织之间的合理关系；在确立个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个体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涉及个体的国家认同；在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基础上形成社会与国家的合理关系，而这又在更高层次上回答了社会的自主性发展问题，即在本质上解决志愿服务组织的价值困惑。无疑，志愿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作为一项国家事业，必须契合国家这一伦理实体的价值取向。

总之，志愿服务之于伦理实体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作为特殊性的个体向普遍性的共同生活回归，推动个体公共精神的萌发，提高公共生活质量，有助于国家、社会、个人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