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7, 3(2): 5-12
doi: 101350D-2017-2-00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认知之维
钱广荣
 
【摘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实质内涵,是确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先进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前提、最终目标,在根本上制约和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因此要高度重视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社会认知维度。这种维度主要应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基础、具有优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社会现实条件、富含影响人类命运与前途的“世界历史意义”三种基本认知构成。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之义,两者应被视为同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和改进理论研究与教育宣传工作,提倡善于学习的社会风尚。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 社会认知维度 ; 资本主义价值观 ; 唯物史观

【Abstract】 
 

自信,谓“自己相信自己”[1],相对于相信他者而言,有个体自信与社会自信之分。人的社会自信实则相信社会,既是自信也是他信。价值观文化关涉多种学科。古人所说的“人无信则不立”,其价值观意义应从经济、政治、法制、文化等多个角度理解。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三个自信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属于社会自信范畴,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典精神,借鉴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建设的有益成分与经验,总结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本经验的智慧结晶,其实质内涵是相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先进的价值观。

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既是倡导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前提,也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前提和最终目标;既需要实施关注民生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方针政策,更需要引导人们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论原理,在全社会建构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优秀品质的认知维度。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基础

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创立又被接连颠覆的事件都发生在有着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这些重大事件,一方面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预言,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极富挑战性而又不可回避的重大历史课题:社会主义国家当如何传承本国优良的价值观文化传统,并借鉴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有益成分,创建适应社会主义发展进步之客观要求的价值观文化?因此,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意义上,认知当代中国培育和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基础,就是十分必要的。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创生的“轴心时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2]当代英国最具盛名的宗教评论家凯伦·阿姆斯特朗在她的《轴心时代》一书中,基于雅斯贝尔斯的这一观点进一步明确指出:“在这个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创立各自的思想体系,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3]世界科学史界公认“轴心时代”是一个重要命题。不过,我们不得不强调,同样创生于“轴心时代”的中西方价值观文化的文明样式其实是存在重要差别的。

创生于中国“轴心时代”的孔孟儒学自汉武帝时期被推崇为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思想。儒学的主体是儒家道德,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仁者爱人”。“仁”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是人己同构、家国同构、“天下”(国际)同构,建构“天下归仁”和“天下为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礼记·礼运》对此描述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诚然,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所谓“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实则是“大一统”的“家天下”,如同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其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但应当看到,正是这种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取向淡化了封建专制统治者狭隘的“家本位”意识,催生了许多“明君”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臣”,培育了世代中国人崇尚“大一统”之共同体的国家观念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并视此为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道德的本来精神是崇尚整体性思维的大智慧,它优于“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是不言而喻的。正因如此,资本主义制度在走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向中国传统儒学价值观文化取经,由此曾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儒学传播热。

儒学向国外传播起始于公元前108年,近及日本、新加坡等国,远至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大体有“走进门”和“闯进门”两种途径。不论是哪种途径,传播的内容多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忽缺的伦理共同体精神及道德主张。这是因为,创生于“轴心时代”的西方文化在初始之时便崇尚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所谓“上帝为大家”的价值观信仰,其实不过是基于“人人为自己”之自我辩护的说辞。儒学向国外传播的历史文化现象,一方面表明儒学价值观具有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元素,另一方面也表明,勤于学习和吸收(直至掠夺)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以补己缺,是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开放性格。

资本主义制度是在原初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经过原始资本积累,凭借个人主义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冲击封建主义价值观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对社会和人的发展进步具有善与恶的双重张力。这使得资本主义在承认个人主义和“合理利己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又不得不经由宗教改革倡导主张自律和勤俭的“新教伦理”,即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以洗刷和梳理被资本“从头到脚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污染了的身躯和魂灵,并伴之以民主与法制,在鼓动资本占有者释放贪婪本性的同时加之以法律的约束。

资本主义优越于封建主义的品质和建设与发展的经验,从反面印证了人类社会历史建构和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共同体式的,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凭借无节制地释放个体张力来造福其成员;赢得社会和人类发展进步的根本途径是建构社会生活共同体,凭借共同体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来调节和把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这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究和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何以会屡屡提及东方社会之“农村公社”及其与社会主义“天然”联系的原因所在。在倡导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传承中国传统价值观,推崇共同体生活的精神品质,是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必然选择。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指出的是,整个20世纪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缺少传承中国传统价值观文化、崇尚伦理共同体精神的历史观念和自觉意识,在“左”的思潮盛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还曾视儒学价值观文化为“封建糟粕”。自21世纪兴起的“国学热”,也没有把传承优秀价值观文化放在应有的位置,加上“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之类各种错误价值观的影响,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优秀传统的价值观自信日渐减弱。

由上可知,中国传统儒学价值观崇尚共同体精神,必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底色”。我们在实施党的十八大关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布局中,必须把传承中国传统价值观文化崇尚共同体的精神放在优先建设的战略位置。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优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现实社会条件

应当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法律制度及文化价值观特别是“新教伦理”建设方面,相较于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建设具有先发优势和经验,值得社会主义国家认真学习和借鉴。同时也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现实社会条件,因而具备无限发展的逻辑张力和光明前景。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具备优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他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逻辑关系的唯物史观“可以简要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人民当家做主的经济、政治制度,在这种“现实基础”上遵循“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逻辑演绎的方向上必然具有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现实内涵和发展前景。

其二,从实践逻辑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方面具备优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发展效率和文明水准。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5]231。中国通过近4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实践,印证了邓小平的这一英明论断。我们正在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这种巨大进步所展现的历史辩证法是: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在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现实基础”上,通过改革加快发展速度和提升发展水平,加速赶超资本主义,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先进的社会制度,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具备了毋庸置疑的现实根据。对此,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有所察觉,他们在对两种社会制度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进步和强大生命力。如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于2016年9月10日在该报发表的《中美这七年》一文就指出:“中美的某些差距已开始显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继续证明,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全有智慧和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在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文化乃至价值观建设等方面,继续快速缩小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差距,实现历史性的超越。虽然我们目前面临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

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理论基础方面具备优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科学性。历史地看,任何社会所倡导和推行的核心或主导价值观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理论基础,包括作为一般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哲学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资本主义价值观都有经济、政治、法治、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理论基础,也都有相应的作为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理论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它既可以按照学科分门别类地在其理论基础中寻得相应的理论支持,也可以在其理论基础之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中寻得统一性和根本性的科学说明,从而实现价值观与社会历史观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则不然,它的价值观原则虽然可以从不同的理论派别那里找到相应的理论支撑,也可以从人本主义、个人主义那里找到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哲学根据,但这些支撑和根据多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之上的,缺乏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科学性。

其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优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推行者———垄断资本的执政集团。中国共产党秉承《共产党宣言》的宗旨,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同时视整个人类为同一命运共同体,为积极治理全球事务提供中国方案,其视界和胸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的执政集团所根本无法比拟的。后者基于维护垄断资产阶级一己私利的阶级偏见,至今依然力持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的价值观,热衷于推行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以至于为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而实行“亚太再平衡”的霸权扩张。不难理解,这种所谓的“战略再平衡”,实质是为了抵制和瓦解代表人类发展进步方向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这就暴露了垄断资本的执政集团推行本来存在阶级局限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作为,在国际社会中同样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和欺骗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来不持一党之私。虽然党的队伍中出现一些为了一己私利而违背党的纲领和执政宗旨的腐败分子,但其并非执政队伍的主体。更重要的是,十八大以来,党在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进程中,正依据国家法治和党纲党纪严惩腐败,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清除党内“毒瘤”,率先垂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上述优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现实社会条件,这是实际存在的客观事实。不论资本主义国家持何种偏见来敌视以至图谋分裂或颠覆社会主义中国,都是不可能得逞的。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并不是一切都落后。一些外国在技术上管理上先进,并不是一切都先进。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5]337今天,中国已经在世界上彰显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并正代表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的一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走上一条不可阻挡的振兴发展之路。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含影响人类命运与前途的“世界历史意义”

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基于唯物史观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6]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对这种“自然历史过程”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总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7]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一切社会的经济形态及“竖立其上”的政治形态包括观念的上层建筑,都可以被理解为“自然历史过程”,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包括文化,自然也可以作如是观。

不难理解,构成社会发展这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自然元素”不是别的,就是那些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而演绎和汇聚的“合力”,亦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因子。这种“合力”的“世界历史意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已经以其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先发优势给予了证明。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当如何展现这种“合力”和“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基于“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指出:“人们的世界历史性存在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8]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快速发展的伟大实践,正在赋予这种超越“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以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同时又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输出和传播这种“世界历史意义”的历史使命。而能够集中体现这种“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意识形态,首先就是中国正在倡导和培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富含的“世界历史意义”,本质上是价值观建设和培育问题上推动中国和全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中国方案”。诚然,或许如同时下一些人所议论的那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话语形式上还需要进一步凝练,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体现社会主义精神实质和基本理念的“自然元素”———“世界历史意义”是绝对不能质疑或缺损的。作为价值观的“中国方案”,输出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历史意义”,可以从两种向度来把握其基本理路。

第一个向度,相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而言,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即合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同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也带有“国别”性征一样,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和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要合乎其国情,不能像当初“第三国际”指导中国革命那样,采用刻板统一的僵化模式。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各自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缘自世界五百年来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当代中国半个多世纪艰难而成功的伟大探索实践,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核心价值观建设无疑具有示范意义。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客观要求来看,这种示范效应是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也应当自觉克服和纠正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存在的“民族偏见或霸权意识”,尊重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倡导的核心或主导价值观。须知,那种嘲讽以至鄙视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自己价值观的言论和情绪,实际上是缺失社会主义精神的表现,对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害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基于核心价值观的互信,积极开展核心价值观培育方式的经验交流,有助于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有益于我们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第二个向度,相对于资本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于扎根在优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又认真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有益成分,故而站在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最前端,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建设具有示范意义。虽然如今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囿于其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及冷战思维方式,看不到或不愿承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事实及其历史演绎的逻辑方向,但是人类社会历史文明进步的路径和方向从来都不是以某个人或某个剥削阶级集团的意志和偏见为转移的。

由以上分析不难理解,不论是从哪个向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历史意义”,都应持有这样的价值观自信和自觉: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越应当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观;越是属于世界的价值观,就越是应当为我所用,被转化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余论

综上所述,分析和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优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基础和现实社会条件及其内含的“世界历史意义”之优秀品质,有助于引导人们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还必须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身的生成条件、逻辑结构和本质特性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以引导人们深度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的优秀品质,从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信不疑。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基于唯物史观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9]一切关于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研究,都不可以替代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优秀品质的研究。

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是一个由基本或浅度自信到中度自信、再到深度自信的发展过程。把握这种过程,需要加强和改进理论研究及宣传教育工作。

理论研究,要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及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有理说不出,或说出传不开,或传开却难以让人信服。教育工作者应切实做到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守则”,帮助青少年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而要如此,首先就要求教师必须确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价值观。宣传工作应凸显民主与法治、平等与公正、友善与和谐等价值理念,介绍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

为此,要在全社会倡导和普及科学的学习观,大兴善于学习之风。人和社会为了实现发展进步,都需要向他者学习。学习的真谛在于“见贤思齐”,“思齐”的真谛在于超越他者,而不是“同他一样”的模仿。“像他那样”或许是学习和超越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但不应当是学习的真谛和目的所在。向古人学习的目的不是要“回到康德那里去”,向资本主义学习的目的不是要照搬资本主义“三权分立”那一套。在看待民族传统价值观文化的问题上,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民族完美主义;在面对资本主义先发优势的问题上,要在承认和尊重的前提之下善于“拿来”,以补己之短缺。

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认知之维,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被视为同一过程。因此,应将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多维度认知作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之义,贯穿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过程。

1881年2月底,马克思在给“女公民”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由此而创生社会主义。一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又进一步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1,436.

参考文献

[1] 路丽梅新编汉语辞海(下卷)[M].北京光明日版出版社2013: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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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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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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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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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本文引用:2]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
[本文引用:1]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本文引用:1]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9.
[本文引用:1]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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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