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8, 4(2): 35-41
“普世价值”论的三个独断幻象及其辨清*
杨兴凤,唐平秋
 
【摘要】  “普世价值”论裹挟着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别有用心,在理念和口号上以代表着人类社会演进方向自居,表现得极具迷惑性,而掩盖了其强烈的政治动机和意识形态谋图。“普世价值”论从价值主体、价值客体和价值本质上作了独断假设,营造出关于价值讨论的幻象:一是在价值主体上预设了“超文化的人”作为价值承担者;二是在价值客体上营造了抽象的“通用价值”作为价值客体;三是在价值本质上以“永恒价值”抹去价值的实践性、历史发展性。对于“普世价值论”的独断幻象的辨清,有利于人们真正认清“普世价值”的实质。
【关键词】  “普世价值”论 ; 价值主体 ; 价值客体 ; 价值本质

【Abstract】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讨论属于对当代西方“普世价值”论的一种理论回应。“普世价值”论作为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一贯论调,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提供了辩护。[1]45在西方的“普世话语”中,经济的繁荣是道德优越的最有力证明。但实质上,西方世界的这种全面优越感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西方中心主义者们的一厢情愿:“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1]161-162这种“普世价值”理念与口号虽然在表面上代表着人类社会演进的方向而具有诱惑力,但实质上却抹平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多样性与复杂性,带有抽象性与独断性。究其实质,“普世价值”论只是西方世界将其单方面制定的价值标准、价值目标强加给其他文化类型和社会,力图主导和驾驭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进程的文化殖民,具有巨大的独断性并隐藏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陷阱。

一、“普世价值”论关于价值主体之幻象:超文化的人

“普世价值”论一直以普遍的人性、普遍的人权的存在作为其意识形态宣传的预设前提,在此前提之下,“天赋人权”“自由”“人性”等人道主义的标榜成为“普世价值”论者对攻击目标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的理论武器。“普世价值”论者所宣扬的普遍人性、普遍人权预设了超越具体的文化背景、生活背景的人,也就是预设了抽象的“共同人性”作为人的本质。离开具体的时间去谈论抽象的人性并且将这种超文化的人作为价值主体,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理论幻象与理论欺骗。

1.“共同人性”是“普世价值”论者精心营造出来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幻象

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曾有过深刻的论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135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创造生成的,并不存在一个先天的、不在具体的历史实践活动中的“共同人性”。“普世价值”论立基于“共同人性”而罔顾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塑造人们对于“人的本质”“人性”的理解上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贫乏和实践上的软弱。实质上,“普世价值”论的真正理论意图并不在于探讨是不是存在普遍人性、普遍人权,也并不是为了争论“共同人性”的内容是什么,而是非西方国家要不要照搬西方价值观的问题、要不要用西方制定的“人权”标准来衡量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方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普世价值”论者所持的“共同人性”实质上是西方自己制定、自己打造的“单边戒尺”,他们据此去丈量其他文化类型、其他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否合乎西方“规则”。“普世价值”论者所最终要求的并不是实现所有人的“普遍人权”、充分张扬人性,而是要充分张扬西方国家自己的“人性”。

马克思主义并不讳言人性问题,而恰恰把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其理论追求的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与“普世价值”论在人性的实现上的本质不同在于,马克思主义否定抽象的人性,而是认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历史的、具体的人在不断地实现着人性、生成着人性。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不断解决和克服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在对旧世界的不断改造中实现人的本质。据此,“普世价值”论者实质上是把要实现的目标(人性充分实现)作为前提来立论,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因此独断地创造了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超文化的、不存在的人。

2.超文化的价值主体是“普世价值”论者对价值主体的文化差异性、具体历史性的刻意抹平

价值现象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而发生和发展的,它是一个具有强烈主体性的概念。价值关系并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当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但凡关涉到价值,都蕴含人的维度、主体尺度,也就是说,价值是人的需要、意愿、目的在客体中的对象化,反映的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价值关系当中的主体尺度是一个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范畴。价值客体是否有价值、有何种价值,是随着主体的实践深度、广度而不断变化与推展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价值主体的价值判断会呈现出非常大的差异性。举例来说,虽然石油在近代以前已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并未成为人们生活中具有巨大价值的能量来源。

“普世价值”论预设了一个超越文化背景与时代条件的价值主体,这在理论上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应当承认,作为人,总是会具有许多共同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这些共同性会塑造人类的一般需要,这种“一般需要”的共同性会产生出人类的“一般价值标准”。但这种“一般价值标准”也是人类共同生活条件下的产物,它同样具有时代性。比如,当今世界,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恐怖活动、核威胁、毒品走私等全球性问题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那么相应的,就形成了一系列对于整个人类社会都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价值要求,如保护生态环境、反对恐怖主义、控制核扩散、打击毒品走私犯罪等。但显然,这些对整个人类社会都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价值要求的基础并不是什么“共同人性”“超文化的价值主体”,而是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共同的生活条件,是具有时代内容的人类共同的实践需求。

“普世价值”论刻意抹平价值主体的历史性、文化差异性,其目的是通过价值观念的“引诱认同”而达到对西方价值的认同,最终使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投入其价值体系的怀抱。由此可见,这种“普世价值”论深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输送的意图,它通过对非西方国家输出其价值观念,最终为西方资本和商品的全球自由流动扫清障碍。在此目的之下,西方国家将西方价值观念体系装扮为对全人类有效的“普世价值”,以具有欺骗性的“普世”来促进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但是,“西方价值观的对外输出和普遍化扩张一直受到非西方国家人们的反对和抵抗,从而不断引起各种价值观之间、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3]冲突起缘于西方国家要将“西方价值观”这种特殊价值体系假扮为适用于任何民族、任何类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普世价值”。这种价值引诱认同,实际上是一种借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社会方面的优势而进行的价值观念强制认同,它危及非西方国家、民族生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使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在精神世界产生动摇与混乱,甚至引发战争这种外部冲突。当前,西方国家输出的“普世价值”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已受到人们的质疑与抵抗。举例来说,美国的“9·11”事件实质上就是价值观念激烈冲突的后果,它代表着民族文化价值观对于西方价值逻辑的激烈反抗。这种反抗本身就代表着在特定的文化、宗教、民族背景下的价值主体的价值判断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方“普世价值”的不普适。

二、“普世价值”论关于价值客体之幻象:无内容的抽象价值

“普世价值”论者并不关照人类文明构成的多样性事实,而往往借“进步”的旗号而意图营造“一致”“共通”的价值需求,且以文明制高点、“进步引领者”来推行这个“一致”“共通”的价值需求,因此而炮制出抽象的价值内容,以实现对价值客体的抽象化。

1.“普世价值”论掩盖价值客体的复杂性而宣扬抽象的“通用价值”

“普世价值”论预设了某些特定价值客体(通常表现为西方国家所持的特定价值理念,如“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等)作为适用于人类的通行价值。从表面上看,这些价值客体好像表征着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但事实上,价值客体是一个极度复杂的范畴。第一层复杂性在于:价值是人的需要、目的、意愿在客体中的对象化,所以事物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涉及两个客观性的约束。一是主体对客体的属性、结构等的价值确认能力及选择意愿,这与主体的知识结构、实践经验以及文化生活背景等客观因素有关;二是客体本身的属性、结构、特性之客观因素的存在及其是否契合于主体的需求、目的和意愿。据此,价值客体之所以成为价值客体,这是一个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史而不断变化的实践关系问题,它必然包含富有时代维度的具体内容以及此内容符合于特定价值主体的实践需要。第二层复杂性在于:价值客体实质上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范畴,即客体的本来价值和客体的现实价值。[4]客体的本来价值,是指客体所具有的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而客体的现实价值是客体获得和换取其他价值的实际情况,它是本来价值的现实体现或社会确认。在这种二重性结构中,本来价值是现实价值的基础,现实价值是本来价值的具体体现,二者的运动方式体现为现实价值总是围绕着本来价值波动,但在现实的价值环境中始终存在着两者的不一致问题。这种不一致的结果是导致价值失衡,表现为“虚假价值”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普世价值”论正是借助于价值客体的二重性之间的不一致而将西方的价值观念输送到非西方国家,并在一部分国家形成民众对“普世价值”论所鼓吹的“虚假价值”的盲目追捧。

基于以上对价值客体复杂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判断,“普世价值”论所鼓吹的那一套“通用价值”带有极大的虚假性,其本质是“无具体内容的抽象价值”。首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西方的价值观念是基于西方的历史传统、社会条件、文化背景而产生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它也基于人类的一般需要而产生出“一般价值标准”,表征为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但即使是这个“共同价值”,要落实为具体价值主体的价值客体,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具体的实践关系成为契合于价值主体的需求、目的和意愿的对象。所以,要成为特定价值主体的价值客体,这是一个漫长的主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真正的客体主体化的价值认同的过程。外部的强加或迷惑性的引诱认同只会使价值客体最终在价值混乱中成为“虚假价值”,引起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或一个文化共同体价值判断的无据,最终导致人们的行为无据甚至社会动荡。

2.比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性与具体性

与“普世价值”论者所宣扬的抽象价值相比较,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具有鲜明的现实性与具体性,这与“普世价值”论的价值客体之抽象性形成对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精神。当代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环境、文化语境相结合并为中国人民认同后而走的建设之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部分组成的。这四个部分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结构的系统性。它的逻辑性与系统性体现在:其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统摄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这个体系的主题和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信奉的价值理想,这个共同理想决定着中国走什么路和实现什么目标,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进方向和价值愿景;其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反映着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气质与精神风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国元素和民族价值特性;其四,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它阐明了社会成员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是空洞抽象的,更不是主观决断的产物,它与“普世价值”论具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性和具体性体现在:其一,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又以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实践发展的路径来坚持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故而走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现实。中国模式之现实性使中国人自信、乐观,如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马丁·雅克所说,当今“中国能够做得起梦”,并且“构建出一个全新未来”[5]XIII。当今中国的建设成就以事实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之路的正确性与可行性,它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愿景在中国成为现实。其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性和具体性还体现在它反映并贯通着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气质与民族价值判断,它是历时与共时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与建立,并不脱离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生活共同体,而是既体现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又以民族接受与认同的文化实践方式、风格来进行并反映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引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中国风貌,并成为人们具体生活中的文化精神信仰。这种文化精神信仰集中体现为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中国梦”讲述的是当代中国人对于未来生活的多方面设想,它既强调民族的重要性,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反映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自信与为梦想奋斗的当前生活驱动力。“中国梦”的文化精神信念在当代中国是具体的,因为这个社会现实地赋予每一个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个体权利与实现梦想的可能性,比如,中国民众正在经历的全方位变革:更为富有、健康,更为国际化、富有全球视野,更能体会他者的感受,更加自信,教育程度更高,思维更加开阔,更为重视环保[5]。“中国梦”允许并鼓励中国民众在时代中探讨国家的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将历时与共时结合起来,创造属于这种文明的价值范式与价值影响力。

三、“普世价值”论关于价值本质的幻象:永恒价值

实践是价值生成的唯一途径。因为“主体的需要和客体属性都是在实践中产生、发展、变化的,价值也因此而发生错综复杂的变化与发展”[6]185。而“普世价值”论者却撇开价值生成的这种实践特性、发展特性,构造了一系列超越历史情境的永恒价值,以完成其文明优越感的表达,实现其具有强烈政治动机的文化霸权意图。

1.永恒价值理念背后的虚无主义

西方文化从其根源处即古希腊就一直执着于对不变的、永恒的理念的追求,这种执着使西方思想史一直持有一幅虚幻的善的理念图景,借此来校对现实世界的诸事物。这种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划分在近代失效(表现为“理性神话”破灭和“上帝已死”)后,直接导致欧洲文明进入了虚无主义时代(尼采的论述)。实质上,虚无主义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处即已隐秘地生长着,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直言虚无主义是欧洲历史的本质进程。“虚无主义主张价值是空虚乌有的。”[7]西方世界自近代以来,即深陷价值无据的虚无主义深渊当中,这在尼采的论述中被赤裸地揭示了出来。尼采用“上帝死了”来表述他所在的时代因作为价值校验标准的基督教价值体系的瓦解而陷入价值失据的虚无主义,并且预言虚无主义将是欧洲“今后两个世纪的历史”[8]。其实,西方世界虚无主义的境遇与这种文明源头就开始持有的二元世界观密不可分。这种二元世界观主张,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是变动不居的表象世界,表象世界是不真实的、有缺陷的,在表象世界背后有一个本质世界,本质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永恒不变的,人的价值观念来自于本质世界,所以是永恒的、真实的。而基督教的上帝及天国就类似于这个二元世界的本质世界、完美世界、永恒世界。所以,在现代理性主义者们摧毁了作为欧洲文明的价值标准的基督教价值体系之后,西方世界陷入茫然无措和混乱无序。从西方世界虚无主义的谱系,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明自身还根深蒂固地陷在追求那个不变的理念世界、本质世界的思维桎梏中,甚至将自身都无法实现的价值理念强加给别的国家,也即持永恒价值论。尼采深刻地批判了这种“人道主义道德价值观”的虚假性。在尼采看来,这种“人性的、太人性的”道德价值观与基督教的追求彼岸世界的价值标准如出一辙,都是以虚幻的彼岸世界的价值来扼杀生命的活力,来弱化人类在价值选择与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通过追溯西方价值观念的虚无主义谱系,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世界所追求和推崇的“普遍真理”“永恒价值”是一种根源于这种文明本身的形而上学的虚构,这种虚构本身甚至使西方社会自身深陷在价值无据的虚无主义中,但西方国家仍然在“西方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典范”“西方民主价值模式将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等“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的意图下向世界强推西方价值观,故以“普世价值”形态推行其永恒价值理念。总而言之,“普世价值”论所持的“存在着永恒价值适用于整个人类世界”的价值观,抹杀了价值在本质上是历史的产物,并且也抹杀了价值会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根本特性,在本质上,这是抹杀和否定了人在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实践的多样性与历史发展性。

2.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价值的历史性和运动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西方哲学一直是以思辨哲学作为哲学存在的主要范式。思辨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将抽象的、普遍性的、观念性的、静止不变的“概念”与“范畴”作为万物的本质,作为最根本的“存在”,而将感性的现象世界看作是变动不居的、不具有本质性的。这样的思维方式体现在价值领域就是预设某种超越时空的、固定不变的价值理念作为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在这种思维范式下,人类的历史发展就是追求、实现这种超时空的价值理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并摒弃这种思辨哲学:“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2]153马克思主张离开这种“意识的空话”,“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2]172。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实践哲学,它把世界的真正存在拉回到人的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当中,“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2]152。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为我们思考价值本质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方式,即实践性思维方式。在实践性思维方式下,给价值预设先天的、抽象的、不变的、本质的思想自然破产,因为离开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着的现实实践活动,一切都是“意识的空话”。只有在历史的实践活动当中,价值主体、客体才能生成;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也是随着具体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而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离开了具体的主体需要、具体的客体属性、具体的实践,价值就只能在想象中存在。”[6]185总之,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视域中,价值作为一种人类对意义追问的意识活动,它是具体的、历史的,是由现实的生活实践所决定并赋予其具体内容的。这是一种与思辨的唯心主义思考方式不同的实践唯物主义思维。

总而言之,“普世价值”论带着意识形态的强加与文化西方化的霸权,它并不关照价值所涉主体、客体、内容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社会互联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必须警惕这种抽象论断背后的独断目的,辨清其实质。

本文系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主要错误思潮”(项目批准号:17AWT0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周琪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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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剑锋论价值客体的二重性[J].人文杂志,198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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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丁·雅克大国雄心[M].孙豫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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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向英梁建新“普世价值”论的独断假设及其理论辩正[J].探索,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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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庆熊“虚无主义”和“永恒轮回”——从尼采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一种考察[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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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尼采权力意志(下卷)[M].孙周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732.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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