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是政党、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在复杂多变的现代世界中，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产物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反本质、无中心、无标准的解构性思维出现，强调非理性、多元性、偶然性，其所包含的解构主义、虚无主义威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和践履，试图改变我国的意识形态环境，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与积极应对。

后现代主义揭露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和问题，但仍然存在误区，应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特征来明晰其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出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主张意识形态的“终结”，这种“终结”并非意味着完全抛弃意识形态，而往往表现为意识形态弱化、意识形态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其一，意识形态理论在后现代主义挑战、颠覆、消解传统的思想指挥下，要求告别传统意识形态观所倡导的政治斗争思想，主张“消除”意识形态斗争。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产生于后工业时代，在这一时代，科学技术正以一种强大的理性力量将社会结构拆分成形形色色的零件的组合，以维持阶级社会机器的运转，技术理性在变成意识形态的同时产生社会主体非批判的顺从意识。霍克海默曾批判指出：“在机器发展已经转变为机器控制的地方，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趋向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最后导致的是对人的总体把握，这种落后的状态也并非是不真实的。”^[2]反观自身，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发展尚未与物质发展相匹配，文明的天平同样存在失衡现象，但我们切不可掉入只求经济发展而丢弃思想超越和理想诉求的圈套之中，而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推进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动力。其二，后现代主义倡导在价值多元、道德相对的社会背景下“一切皆准”，让一切思想观念、价值理念都拥有“出场”机会并占领一席之地，否则就称之为意识形态“专制”。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宣传所谓‘政治非意识形态化’，把自己的立场说成是非意识形态的，把对于国家的统治说成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精英政治、专家治国论的典型观点)，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又把新自由主义全面渗透到执政党的各项具体政策之中，渗透到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之中”^[3]。可见，资产阶级不过是以“意识形态终结”的口吻，继续说服本国公民以获取普遍支持，再转身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推销其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其三，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真理不过是某些人出于某种动机，利用某种权力话语‘人为地编造出来的一系列游戏规则和符号系统’”^[4]。他们强调，社会成员作为单一体应当抵制权威、拒绝标准，在游戏生活中充分享受价值。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中，后现代主义思潮所隐含的政治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使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失去存在的价值，使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消失殆尽。

伴随着现代性所形成的传统历史观认为，拥有理性标准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因果的、线性的、全面的发展过程，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理性进化的历史。后现代主义思潮却背道而驰，拒斥理性动力原则，反对历史是一个连续、进步的过程。一方面，为了否定历史真相存在的可能性，彻底表明求差异、反唯一、反确定性的立场，后现代主义者提出“文本主义”。在德里达看来，语言、文本是世界唯一的本质存在，世界是由一堆不确定的文本组成的。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论”，他认为语言就是游戏，语言没有本质，没有终极意义。^[5]在相同的文字符号下，书写的文本和概念总是为语境所限定，其意义无法最终确定，所以文本体系的不确定性导致在人类发掘这个由文本组成的世界及其中的事物的意义时，出现意义的“延异”“模糊化”，因此人类把握的历史只能是无真理、非真实的历史。“文本主义”模式下的历史解读，将“历史变文本”，视“史学若文学”，在自设的框架内强调以主观性为支撑，进行历史“想象”和历史“发明”，如此“虚叙”客观事实的行为无疑吞噬着当今社会历史研究求真求实的科学导向，冲击着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常常夸大历史的“断裂”，抵抗那些宣扬历史连续性的传统理论权威，抹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福柯提出：“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6]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记录者具有不同程度的意识选择倾向，这一现实制约可能遮蔽史料的真实度，因此连续、完整地研究历史是不可行的。后现代主义还以“叛逆精神”对抗历史规律。鲍德里亚反对将生产力定义为一个被历史赋予特权的具有决定性、统领性作用的领域，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性是其理论的致命要害，“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把人看成被剥夺的、异化的人，并将之与总体的人联系起来”^[7]，而这种脱离现实的虚假总体存活在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之中。其实，后现代主义者醉心于在历史长河中“游荡”，正是向现代性危机“俯首”、始终甘愿依傍于资本主义社会状态的表现。假若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迷失方向，乱了阵脚，恰恰是掉进后现代主义的“陷阱”之中，由此必然会消除现代化的坚定意志，失去追求发展的动力。

作为后现代主义延伸的后殖民主义，是以前殖民地国家与前宗主国之间文化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后殖民主义不仅表明与殖民主义的时间先后区别，更强调在侵略方式上与殖民主义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文化精神领域。作为后殖民主义领域的奠基人，萨义德通过分析“东方主义”——殖民宗主国想象、虚构“东方”进而贬低、弱化东方的做法，揭露西方国家利用权力话语体系，试图在将东方形象固化和他者化的过程中满足自身的殖民统治需要。后殖民主义实质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力图使东方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能从世界文化边缘回到应有的位置，所以不能否认，后殖民理论具有为非西方文化正名的意义，但在后现代主义浪潮下殖民主义却“摇身一变”，开始了新一轮的东方“扩张”。后殖民主义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渗透着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容易使前殖民地国家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增加本民族的危机感，一味保护本民族文化、抵制一切外来文化，而陷入文化保守主义。背离历史趋势的民族，与世界脱轨的文化，在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影响面前将不战而败，所以，必须警觉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大中华中心主义”倾向。另外，后殖民主义基于反本质、反标准的立场，拒绝把东西方截然相对，反对过分强调东西方民族和文明的独特性，否则只会陷入地域狭隘主义和本土蒙昧主义。由此不少落入后现代主义“圈套”的学者认为，只要忽视东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和文化差异，不同国家和民族就能走向和谐繁荣。叶险明指出：“学界持续多年的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不仅没有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性发展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产生多大的积极作用，而且‘西方中心主义’还以各种形式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呈继续蔓延之势。”^[8]而今，西方的文化渗透和文化殖民正举着“多元文化互通”的旗号袭来，“不妨说，后殖民主义的实质是欧美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刀光剑影之后由非武力对峙到友好外交的文化侵略政策。因此，我们可以姑且将后殖民主义看作是一种不平等的跨文化交流现象”^[9]。

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对诸多领域产生了影响，其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正在逐步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在对两次世界大战进行深刻反思后，西方理论界认为近代启蒙理性出现了严重问题，他们通过批判现代性启蒙话语，主张抛弃传统价值观，消解一切准则和权威的合法性。纵观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发展和传统社会主义运动并足同行，后现代主义不仅对西方文化进行批判，也在无形之中对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产生了冲击。丹尼尔·贝尔歪解道：“社会主义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才知道，民主和法权是正常社会不可侵犯的条件。”^[10]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弗朗西斯·福山也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应当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1]，以论证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必然性。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这一结论是轻率、错误的。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着亟须解决的问题，既包括体制的变革，也涵盖思想的发展，但这并非真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过错。而且后现代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局限于苏联模式，将集权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这是教条、僵化、荒诞的。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重大社会转型需要国人解放思想，后现代主义思想样态迎来了传播契机，“意识形态终结论”也乘虚而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优势高喊“自由”“民主”“平等”等看似中立的价值口号，宣扬政治自由，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西方的政治“说教”和经济“拉拢”，鉴于对过去浓重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政治运动的回忆，社会大众中弥散着一种抵消僵化意识形态影响的“非意识形态化”心态，“默认”意识形态的“终结”。虽然当前美国发动“贸易战”，其“去意识形态斗争”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是我们也应当警觉：如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被否定，那么支撑其合理性的民族、国家、文化亦将变得毫无意义，谋求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的发展道路也将变成无根据的任意选择。对于后现代主义销蚀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企图，我们必须高度警觉。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的理性历史观为基础，主张人类历史在纵深发展中达成主体与客体、普遍与特殊、现实与理想的辩证统一。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则认为，万事万物以零散化的状态存在且无法逻辑地实现应然目标，人们应当挣脱理性的束缚，学会体验当下、实现自我，用欲望、冲动等非理性因素推动人类历史前行。可见，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在根本上颠覆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打破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论模式，由此，关于历史进步的真理演变成偶然性的虚假理论。历史虚无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具有共同的语言：否认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理，否认历史矛盾的客观规律性，否定人类从蒙昧、野蛮不断走向进步的历史进程。在我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公然打起“反思历史”“还原真相”的旗号，对公认的事实进行随意的剪裁组合，否定客观定论，颠倒是非黑白，“化身”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利器，其首要目的是掩盖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贡献和作用，编造出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谎言。历史虚无主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质是为其鼓吹的资本主义道路找寻历史依据。除此之外，后现代主义还消解中国历史的道德意义，刻意抹黑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美化”被历史定性的反面人物，以此误导广大群众的价值取向，传递完全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观点，瓦解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的创造和记忆，在整体的意义上构成了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根基，奠定了民族和国家发展进步、走向未来的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混淆历史的现象与本质、支流与主流，消解人民的理想信念和价值标准，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2]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后现代主义思潮广泛渗入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并且与不同利益群体需求相结合，吸引民众运用其思维方式思考分析问题，导致社会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自信空场问题。此外，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一定意义上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迷惑了部分人群，使他们相信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价值立场上是正确的。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遭遇信仰危机的表现之一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队伍中的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崇洋媚外心理，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束缚了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交流以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这些人往往“坚守”拿来主义，“愉悦”地搬用西方制度模式或者研究范式，结果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西方思维陷阱。后现代主义的“多元价值”取向，主张社会无法达成基本的价值共识和正确的判断，价值是相对的，因此社会科学应该保持“价值无涉”的状态。施特劳斯指出：“不做价值判断就不可能研究一切重要的社会现象。”^[13]价值区分的无能意味着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合理性将被取消，哲学和社会科学将丧失基本的自我知识。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遵从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指导原则，无视既定规范和价值底线，一味借鉴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解构范式，必然会危及自身的健康发展，甚至危及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人才队伍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基础，任何社会形态要保证和谐稳定有序发展，就必须有自己的坚强的思想理论队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后现代主义思潮分化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队伍的图谋，必须切实加以扼制。

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社会是媒体社会，因此电子媒介研究应当被纳入后现代主义研究的范畴框架。虽然中国尚未进入后现代社会，但是在全球文化交融的过程中，西方后现代主义可以“跨越性”地生存，以致中国社会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杂糅“症候”。后现代主义的繁衍与传播得力于网络媒介，一方面，网络媒介逐渐蜕化为一种技术化的文化产品制作手段。文化依附于无中心的网络空间从特权化走向平民化，从理性化走向感性化，借助图像符号转变为可供娱乐、消遣的消费产品，形成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工业表征——复制性、平面性、离心性。通过网络媒介流行的亚文化、出售的文化商品等传达的是一种“浮泛在物质层面的真实”，但却让受众迷失方向。大量夹杂着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色彩的，刺激感官和充满魔力的影视作品、网络游戏等大众文化商品在中国社会被广泛消费，无形中造成社会大众思想混乱，冲击以道德理性和政治诉求为核心的审美价值建构，消解以集体主义为支撑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后现代主义多元共处范式的推动下，西方开始新式殖民——文化殖民主义，即依托社会传媒和数字化技术，实现其意识形态的全域泛化和隐性渗透。新兴科技和大众媒介，特别是迅速兴起的大数据，这些充满差异化、去中心化、碎片化的技术样态无疑促进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全方位渗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在网络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强势，在我国实施“颜色革命”，把我国当作其颠覆活动的重要目标。随着我国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信息透明度的强化，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手段更具隐匿性，他们往往从大众熟知和关切的社会事件入手，对事件进行“理论包装”和“学术包装”，然后通过网络迅速推给社会大众。近年来，深藏政治意图的“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社会思潮借助网络媒介兴风作浪，试图改变我国社会大众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当前，我们必须树立高度的意识形态自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变”与“不变”中防范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侵蚀。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存在的简单反映。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价值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动态结构，是内在结构要素遵从辩证逻辑发展的结果，必须按照整体性和同一性原则进行意识形态结构体系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所在。因此，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原则，以整体力量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

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人民主体性。首先，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性和人民性的体现。刘康指出：“看一个意识形态是否成功，有没有效率，主要看一个社会的成员对于社会的价值观认同的程度，而不是看有多少空洞抽象的宣传口号。”^[14]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状态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当在坚守政治品质的同时抓住“人”这一根本，凸显人民主体价值，整合意识形态建设力量，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奉。其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不仅体现为政治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还体现为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互构。意识形态不是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还强调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互构。意识形态建设不能给人民群众开“空头支票”，必须在解释“是什么”和“为什么”之后，回答好“怎么办”的问题。“意识形态的现实效用最终并不是通过掌握理论学说的职业思想家或政治家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广大群众的意识形态实践来实现的”。^[15]苏联解体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的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互构，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直面社会现实、与时俱进，根据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需求及时补充新鲜血液。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批判建构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先进性意识形态理论，不断克服在理想建构过程中价值评价与实践认同的偏差问题，在情感上与马克思主义相连通，在实践上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真正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除此之外，还需要在继承与创新、一元与多元、排他与包容的辩证统一中科学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不断彰显。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应始终坚持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决反对改旗易帜，抵制解构主义，在精神防线和物质基础的统一中，旗帜鲜明地宣扬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16]历史经验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首先，中国共产党必须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7]。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加强理论武装，补足精神之“钙”，宣传好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向上向善的精神氛围。其次，党员干部必须“真用”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在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过程中，把科学理论转化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大动力，真正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进一步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以党的执政威信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不仅要守住精神防线，还要稳固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我国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主导权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运行的有效性来证明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18]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良好的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坚定信仰的基础。因此，我们要通过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使制度效能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充分尊重人民价值和体现人民意志，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的物质基础。

多元社会思潮“同台竞技”是后现代性的表征。面对复杂多变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我们应主动回应，认真对待后现代主义思潮提出的挑战，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首先，要自主建设具有张力的文化发展体制和有力有效的意识形态治理机制。一方面，建设张弛有度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体制，认真评估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基本走势，正确评判社会思潮，探索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本质规律；在尊重差异的建设原则基础上，批判借鉴国外社会思潮，包容引导非主流社会意识，抵制反主流社会思潮。“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19]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要在理论和学术问题的对话和交锋中，在解答回应、批判反驳中，合理解决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现代性问题，破除马克思主义“无用论”。另一方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敢于正视各种社会思潮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回答好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将理论建设、文化发展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相联结，从现实中寻找突破口，解答理论问题，体现理论的原创性、民族性、系统性、专业性，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性、亲和力、影响力，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引领多元社会思潮，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再一方面，要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引领工作。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61.2%。^[20]网络虚拟实践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新的实践方式，互联网也成为意识形态角逐的新战场，占据网络意识形态主阵地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必然要求。第一，应积极引导各大主流媒体平台和自媒体平台加强内容建设，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以强势的正面舆论与错误思想观点作斗争，唱响网络主旋律。第二，改进传播方式，转变单向度的传统思想教育范式，探索多样化的深层次的理论传播模式。在“破”“立”结合中提升宣传教育效果，“破”是指在深刻认识互联网思想舆论传播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找准网民的接受点，揭穿敌对势力的政治心机，破除西方意识形态的思想渗透；“立”是指及时关注和了解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抓好方式方法创新，将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深度融合，全方位回应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陈情说理，增强思想理论的解释力和公信力。第三，要制定多元主体参与、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网络综合治理机制，及时过滤、打击网络空间“分化”“西化”以及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和行为，不给错误思想言论提供传播渠道，使人们免受纷繁杂芜的错误思潮的影响，逐步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话语具有系统性、传承性和开放性的特征，需要根据现实的变化不断加以调整，增强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同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不是教条式地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而是从现实条件出发，用中国的语言文字来反映时代的呼声，适时适量地进行话语体系转换，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领导权。首先，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本质上看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相容，但是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后现代主义思潮要求人们解放思想观念，关心现实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对人们精神的束缚，主张采取不同角度、方法洞察现代性危机。这些观点主张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有着积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12]思维方式转换是意识形态话语转型创新的前提，思想解放要与现实发展同步伐，与同质思想相交融，与有益文化相借鉴，既立足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和价值立场，又吸取发达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如美国智库“客观上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治理多端主体中的重要角色，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在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乃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范与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制度属性有根本差异，但其具体做法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21]。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补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短板和弱项，整合并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这是新时代强化意识形态认同的关键。但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同样具有意识形态取向，它抹掉了传统的高等文化和大众文化或者平民文化之间的界限，进而开启大众文化的“主宰”，以深度模式消解意识形态。面对“意识形态漂浮”的社会环境，我们应当注重大众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大众文化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进行特有的情感传达而引起广泛的共鸣，具有价值引领和社会整合的积极作用，我们应借助这一优势，通过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互动结合，将立党立国、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生活幸福等社会主义因素融入大众文化建设，使旅游业、影视业等大众文化产业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重要渠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我们还应充分发掘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人文教育价值、文化认同价值，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基础，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