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过程。”^[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跃升、走向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断获得世界各国人民承认接受认同的过程。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关键是传播好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

从信息传播理论看，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要解决好谁来传播、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达到什么传播效果四个问题，合理构建国际传播机制。在谁来传播的问题上，要改变政府传播的单一模式，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力量，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新型传播模式；在传播什么的问题上，要明确以中国传统智慧、文化精神、价值理念、道路优势为基本定位的传播内涵；在传播渠道的问题上，要统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四个基本路径；在传播效果的问题上，要力争提升理解、认同、借鉴的成效，从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立体化传播模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价值观内化着文化立场、文化态度和文化选择，同时又外化着特定的价值立场、政治态度和道路选择，因此，价值观传播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传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中，不能简单套用国际信息流动模式，既要把握国际社会的发展态势，注意世界各国价值观的差异；又要立足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和时代文化精神，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国际传播之路。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首先要明确传播主体，也就是谁来传播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构成社会的任何组织、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也在社会活动中不断与其他组织和个人进行价值观的交流，因此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都是价值观传播主体。与社会组织和个人的价值观相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鲜明的国家属性，是当代中国的价值观，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价值诉求，体现着国家的愿景和目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机制，其主导力量无疑是政府，因此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共同参与、各司其职的传播格局，进而形成政策干预、市场运作、自发传播相互配合、共同推进的运行机制。

一是以我为主的国际宣传机制。政府是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有人说：“政府对外传播，既是一种政府行为，又是一种传播行为，或者说，它既不属于政府外交管理范畴，也不属于大众传播范畴，而是处于两者的交汇点。”^[2]政府对外传播价值观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第一，政策导向。政府出台的政策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政府在发布国家对外政策、制定出台国家发展战略、开展重大对外经济文化活动等国家行为中，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从而也是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认知和判断该国价值理念的核心指标。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中，我们必须在对外政策制定、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参与地区和全球重大国际事务等政府对外实践中体现我们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使国际社会能够明确地感知到中国政府决策和行为的价值信号。第二，对外交往。国家间的交往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在进行对外援助时表现出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克服国内经济困难，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了大量援助，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与此同时，在对外援助中奉行了无私的国际主义原则，不附加任何条件，这使我国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对外援助时，总是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立场出发，以扩大其势力范围、维护其霸权地位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其在价值观方面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历史地看，我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对外援助虽然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超越国家经济承受能力的对外援助政策，但客观地看，这种对外援助也为我们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发挥了巨大作用。时至今日，中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在非洲市场站稳脚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们对非洲的无私援助密切相关的。因此，对外交往是传播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第三，领导人讲话。政府首脑、政党领袖发表就职演说、对外重要讲话，以及国情咨文、政府发言人讲话，等等，都蕴含着国家或领导人所秉持的核心价值观，传递着价值理念。比如，历任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都会强调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这些都说明领导人责无旁贷地担当了本国价值观传播者的角色。众所周知，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中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成为备受后人推崇的政治纲领。今日为西方人所称道的“四大自由”，即表达意见的自由(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宗教信仰的自由(freedom of every person to worship God)、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免除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是1941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国会咨文中提出的。在中国，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世界观察中国政情的风向标。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先后召开了八次党的代表大会，每次的大会报告都向世界昭示了我们的价值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讲话涉及内政、外交、国防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也向世界各国昭示了我们的价值立场和政治主张。

二是传播主体的统筹协调机制。政府在价值观国际传播中发挥着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从传播主体来看，包括个人、社会组织、企业、政府等不同主体。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顶层设计，即按照一定的传播目标，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制定出台国际传播方案，确保国际传播的系统性和前瞻性。其次是统筹协调，即发挥政府在价值观国际传播中的组织者作用，统筹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统筹经济交往、政治对话、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价值观传播路径，形成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层次分明、内容互补、导向一致的立体传播体系。

三是信息过滤机制。政府在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中处于主导地位，负有对传播信息审核把关的职责。政府要加强对信息传播内容的审核把关，确保各种国际传播的统一性，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是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工作的根本保证。美国媒介分析家赫曼和乔姆斯基在他们合著的《制造同意：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以美国为例提出了一个“宣传模型”，他们认为：“美国主流媒体在新闻发布方面需要经过5个过滤器：1.主流媒体的规模、所有权和盈利驱动；2.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告商；3.对信息提供者如政府、商界、所谓学者的依赖；4.媒体自身所承受的攻击和压力；5.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3]。可见，所谓的新闻自由在美国根本就是一句空话。实际上，在任何国家和时代都不存在完全放任的新闻自由，也不存在完全放任的价值观传播自由。在我国，虽然信息传播一般是通过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发布，但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非主流媒体常常会根据自身需要对信息进行解读甚至“裁剪”，导致信息失真，使传播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出现负面效应。特别是在互联网条件下，如何避免信息传播中的信息失真，是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一方面，政府在国际传播中要尽可能做到信息公开透明，降低各种主观臆解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坚持“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发挥政府在价值观宣传和传播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信息内容把关，防止国际传播中出现信息冲突、矛盾等情况。

价值观国际传播不仅要“走出去”还要“引进来”，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所谓“走出去”，就是通过多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给受众国，促进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和理解；所谓“引进来”，就是对待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要持开放包容态度，积极借鉴吸收、为我所用，这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中国政府多年来倡导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经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运行机制，概括起来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际传播硬件“建出去”，二是文化产品“卖出去”，三是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语言文化“送出去”。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在继续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同时，要深入研究如何“走进去”的问题，在提高价值观的内涵和改进传播方法上下功夫，使中华文化不仅能“走出去”，而且能“走进去”。

一是有计划地推动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学术精品“走出去”。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更加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内容，而对于当代中国理论创新成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国际传播重视不足。由此造成：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创造中国奇迹、书写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但是对于中国奇迹的解释话语权却常常掌握在西方人手中，许多关于中国的话语体系是由西方学者发明的，而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却常常陷入自说自话的局面。也就是说，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合法性与中国实践的国际影响力还不相匹配。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使我们对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中国学术话语缺乏自信。实际上，在长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国内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既融通世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些学术话语对于中国实践的解释力是非常有效的，但我们没有使其转化为国际学术表达，因此国际学术界的中国声音还比较弱。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不仅要讲好中国的历史故事，也要讲好中国的当代故事，不仅要有历史叙述，也要有现实叙事，有计划地推动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学术精品“走出去”，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

二是要加快中国智库建设，打造以我为主的智库交流平台。西方建立智库的历史由来已久，1884年英国成立的费边社被认为是西方最早建立的智库组织机构；1916年美国成立的政府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的前身)和1920年英国成立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被认为是现代智库的起源。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成立了一大批思想库，成为现代智库发展的一个标志。20世纪90年代以后，智库的影响愈来愈大，发挥的作用愈来愈明显，成为现代国际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方社会智库数量多，覆盖面广。据《2018全球智库报告》统计，目前全球智库已达8162家，美国以1871家位居第一，成为西方国家智库发展的中心。拥有智库的国家既有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埃及等发展中国家，几乎覆盖了世界所有国家。^[4]智库对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比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外交》杂志，已经成为美国对外事务的喉舌。冷战后美国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如乔治·凯南的“遏制战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都是在《外交》杂志首先发表并成为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各国智库运用现代传播手段与推广方式，使其研究人员的影响和研究成果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成为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第二轨道。这些智库通过自办网站、刊物、出版社等手段，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我们所见和传播的“软实力”“普世价值”“北京共识”等“热词”，实际上很多都是西方智库所创。西方知名智库打造的专业刊物成为各国政要的必读刊物，举办的各种高端学术论坛成为其影响政策的重要平台。西方主要媒体的声音和舆论导向几乎为各国智库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所垄断。智库的发展具有政党背景和意识形态倾向，因此智库逐渐成为西方各国内政外交思想和政策的真正“策源地”。美国的兰德公司、罗马俱乐部、布鲁金斯等一批世界著名的智库机构都具有极强的国际影响力。智库作为思想库的一种载体形式，在我国也有较长的历史溯源，古代的食客、幕僚、师爷在我国早期的政治、军事、政策等领域发挥了思想智囊的作用。但作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一个结构特征，我国的智库建设还相对落后。虽然我国当前有507家智库，在世界位居第三，但与我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和发展需要相比，我国的智库建设差距还很大。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家智库建设。1985年成立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从事美国研究的机构之一。2007年首届“中国智库论坛”，开启了中国智库日益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合作。2009年3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正式成立，开启了中国高级别智库建设的发展进程。但与美国相比，中国智库的数量还不多，与国际智库的运行机制相比，中国智库的建设渠道还较单一，官方背景的智库不少，但缺乏有影响力的高水平民间智库；与发达国家智库的发展成就相比，中国智库的投资力度不大，制度性保障措施还存在“制度真空”等问题；与世界知名智库的专业化趋势相比，中国智库的学术研究范围不稳定，服务对象不鲜明，缺乏原创性的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与国际知名智库的水平和影响力相比，中国智库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还有待提高。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智库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就必须加大中国智库的建设力度和发展速度，建立符合发展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端智库体系，主动设立和充分利用不同层次的价值观智库对话平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加强我国智库与国际知名智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向各国主动传播中国价值，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并通过它们的辐射力向世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引进来”方面看，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与此同时，中国还系统地引进西方的先进文明成果。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来华留学生已经近50万人^[5]，这说明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对外国青年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据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18)显示，截至2017年末，中国累计外商投资企业已近90万家。^[6]这意味着百万以上的外国人在中国长期生活。这些人长期在中国学习和生活，更了解中国情况，如何使他们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让这些外国人喜欢中国的书法、绘画、太极拳、京剧、相声，更要让他们在各种文化体验活动中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价值，使他们成为中国价值的传播者。

所谓国际组织，是指“两个以上国家的官方代表或民间团体为了特定的目的，以一定条约建立的，有一定规章制度的机构”^[7]。按照组织成员身份来划分，可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两大类。联合国是世界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而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等则属于非政府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组织不仅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平台，也是价值观对话的重要场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拥有193个成员国。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后，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新中国阐发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为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拥护和信任。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需要我们充分利用好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让世界听到我们的主张。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更要通过这样的国际对话和交流平台，表明中国的鲜明立场和正确主张，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在这方面，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给我们树立了典范。如1955年万隆会议上，面对其他国家对新中国抱有偏见的指责，周恩来总理作了精彩的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8]257“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立异的。”^[8]257他指出：“应该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8]257周总理生动阐述了新中国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赢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喝彩。这是我们利用国际组织传播价值观的经典范例。同样，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个国际场合传播中国的价值观念，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比如，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针对逆全球化思潮，他形象地讲道：“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9]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需要我们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平台，建立常态化的价值观对话交流机制。国际外交多方对话交流机制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有效手段，也是各国之间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的有效途径。建立对话交流机制，离不开各国秉持的外交价值理念，也离不开世界各国在国家战略基础上的互惠互利原则。中国政府的外交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突出体现了“亲、诚、惠、容”的理念。中国政府的外交价值理念，是把握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大局、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要求，是确立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战略理念，它包括和平发展的世界观、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和谐共生的秩序观、三个“坚持”基础上独立自主的道路观。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平台，与世界各国建立了一系列多方对话交流机制，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中英战略对话机制、中澳高级别对话、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与东盟国家的多边双边网络对话机制、中日安全对话机制、中韩外交磋商机制，以及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欧盟建立的常态化的人文交流机制等。2018年11月，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主题，表达了中国对于互联网时代的理解，历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也成为传播中国价值、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平台。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机制，必须坚持政府主导，这是由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属性决定的，但与此同时，必须发挥好民间人士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形成多层次的价值观传播互补机制。“中国的公共外交必须有效组织自身的社会力量与西方社会在各个层面‘结网而渔’，学会用百姓的故事、百姓的语言和百姓的视角来诠释自己，打动对方，影响舆论。”^[10]

一是国民形象塑造。国民是国家的基本要素，也是国家价值观最生动的载体。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在了解世界的同时，也体现着中国的国民素养，展现着国民形象。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旅游市场基本情况》显示，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14972万人次。^[11]每一个中国游客其实就是一张中国名片，他们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因此，我们要把公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塑造国家形象结合起来，普及公共外交理念，使每个中国人都能成为中国形象大使。

二是发挥公众人物的传播作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中国演员、运动员、学者、作家等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他们用自己的奋斗和拼搏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誉，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他们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在国外也拥有大量粉丝，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直接关系国家形象，也对所在国的民众有着直接的影响。一方面，要提醒公众人物注重生活和工作细节，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公众人物的引导教育和宣传推广，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代言人。

三是注重中国跨国企业的作用。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许多中国企业为推动所在国的经济发展、保障当地人民充分就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爱，也成为传播中国价值的重要窗口。如2014年越南出现排华浪潮，在海尔集团的越南工厂里，当地工人自发组织起来保护工厂，以确保工厂可以正常生产、经营。可以说，海尔集团所倡导的企业文化精神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工人的价值认知、价值选择。正如有学者所言：“现代企业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和地位已经发生了转变，其自身的价值取向正在与国家、社会的价值观发生融合，而如果一个企业要与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建立最稳固的关系的话，则最为重要的……正是使企业自身的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相适应。”^[12]企业要想获得更为长远的战略利益，就必须改变以单纯营利为目标的价值观，使企业自身的发展愿景与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取向相统一。对中国企业来说，就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自觉履行使命和责任，主动承担起传播中国价值观的任务。

四是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1945年签订的《联合国宪章》正式使用“非政府组织”(NGO)概念，1952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将其定义为“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都可被看作非政府组织”。之后，非政府组织的含义逐步泛化，不仅指国际上的非国家组织，也指国内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其中立的第三方立场往往给人以客观公正的印象，因此发挥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有益路径。因此，要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使它们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