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1]16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集中概括和本质规定，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外仍存在被忽视、被误解、被解构以及全球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等问题，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成为无法回避的重要命题。这个命题既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涉及如何增强国外受众认知、认可、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务工作；又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涉及如何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球性内涵和共享性的理论依据。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命题，学者们从多个不同学科视角进行了探讨，积累了一定研究成果。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研究者都具有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背景。因此，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视角，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研究的贡献、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存在的困境与不足，以及如何突破现有限制和挑战，拓展新的研究空间，为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效果提供学理支撑。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的明确表述提出之前，对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研究主要蕴含于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相关研究之中，如有学者在总结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基本经验时指出，中国书刊的海外发行传播就是传播思想、传播价值观。^[2]也有学者在分析如何应对西方“普世价值”挑战时指出，西方“普世价值”会在多大程度上威胁我国文化安全，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是否建立起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3]在2012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凝练确定之后，学界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成果呈井喷态势，而关于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则较少，但也保持着稳步增长的态势，围绕这一命题，也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就研究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者逐渐成为主要的研究群体²，他们的大部分研究成果站位高、立场稳、定位准，把握住了这一命题的意义、面临的问题挑战、受众的细化认知和建设路径等基本问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当前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研究也呈现出两种日渐明显的趋势：一种是在研究中疏于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资源，甚至疏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完全进入政治学、传播学、新闻学、心理学等学科范式，使用其他学科的话语、概念和理论框架进行貌似更加学术化的问题分析，结果是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话语权；另外一种是在学科概念、理论和范式运用中采取自我封闭的态度，不善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以及在交叉学科中获得新的灵感和启示，导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这一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问题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一些重大判断上，而无法由宏观论断转入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细致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研究呈现出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特征，但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质性研究多于实证性研究，研究成果中的一些判断和假设缺乏足够的可验证性，仅停留在思辨的观念理论层面，结论对策的依据及其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仍有待进一步推敲。

总体而言，我国学者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角度看，存在“四多四少”现象：其一，从多学科视角切入的零散的研究成果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少；其二，在研究主题方面，关于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多，关于国际传播困境、面临挑战的具体分析少；其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理论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多，关于提升传播效果的案例或者实证性研究成果少；其四，自我阐释性研究成果多，与各种价值观进行具体对话以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球共享性的研究成果少。解决好这些问题，努力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研究工作，马克思主义学者责任重大。

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重大意义、时代机遇、困境挑战、目标体系、对策策略等主题，综合借鉴多学科理论框架进行了积极探索，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研究的深化发展。

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156这次会议强调了中国故事、中国声音国际传播的重大意义，学者们学习领会会议精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问题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如陈律在2013年8月24日《光明日报》理论版发文提出应“加强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4]，因为这是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相互了解和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需求。在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1]161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价值观传播问题的高度重视，说明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研究的国际视野逐步形成，主要从软实力、国家形象、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多个视角阐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意义。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对于中国具有重大意义，例如，韩震认为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述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有利于继续完善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凝练概括^[5]；吴潜涛等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有利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6]；蔡惠福等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有利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7]；毛跃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有利于提升国际话语权^[8]；王安忠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有利于改善国家形象^[9]。其次，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对于世界的重要意义，朱霁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有利于丰富全球治理理念，推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10]；周勇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有利于在国际上制衡西方文化霸权，构建世界文化发展新格局^[11]；段立国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有利于凝聚国际共识，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12]。³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球共享性价值的挖掘和国际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为相关研究注入了活力。汪信砚认为应当抓住各国解决全球性问题、寻找价值认同和共识的时代机遇，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13]；田旭明认为应该抓住全球文化重心开始由西向东转移的时代机遇，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14]；李辽宁^[15]和张恒军^[16]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中国价值观的全球传播提供新契机和新突破。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学者结合国内国际形势的研究深刻反映出这样的逻辑：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呼唤新的价值观共识，“一带一路”倡议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提供了具体载体，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能有力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共享性价值支撑。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国内学者分析指出：全球范围内存在价值观冲突与分歧^[17]，主要是东西方价值观的冲突^[18]，并且呈现出不断加剧的态势。⁴具有鲜明制度属性和地域历史文化特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势必会遇到重重挑战。在全球范围内，西方文化话语霸权推销的“普世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⁵。也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价值观分歧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15]全球范围内的价值观冲突与差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外部挑战，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中存在的不足也影响了传播效果，如有学者认为，传播主体缺乏自信、不能坚持以我为主^[19]、传播中的偏差^[20]等都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效果。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目标，是为了让世界听到、听清、听懂中国声音，增进国际理解和认同，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21]但对于这样一个相对庞大笼统的目标如何拆分细化为具体的目标体系，马克思主义学者从国际认知、国际影响、话语权等不同角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目标作出了相应探索，如项久雨提出了国际社会承认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客观性、合理性、人类性的三目标说^[22]，林伯海将传播目标效果区分为国际认知、认可、认同三个层次^[23]，李蕊从国际定位、国际认知、国家影响三重维度界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目标^[24]。需要指出的是，因为缺少传播学相关理论背景，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目标的分析阐述上还存在难以细化和量化等操作性问题，但首先能够从理论上清晰地提出并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不同目标层次，并形成整体化的目标体系，已是难能可贵。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1]161这一论断为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对策策略研究指明了方向。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基于强烈的使命感，对如何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提出了对策策略。主要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完善对外传播理念；第二，创新传播视角；第三，丰富传播主体；第四，强化受众研究；第五，实现话语创新；第六，创新传播方式，拓展传播平台载体，尤其是加强对网络新媒体的运用。⁶这些策略站位高，立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两个大局，注重顶层设计，从国家战略高度进行了系统性的对策筹划。事实上，很多建议对策已经进入实践层面，从邀请国外政要到中国参加高层对话会，到积极走出去对外宣讲展示，可以说，理论指导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首先，马克思主义学者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成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展开了分析。学者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视为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组成部分，是运用了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对外战略理论框架^[25]；将传播主体与受众界定为“自我”与“他者”，是运用哲学话语体系的具体表现^[19]；将传播过程的变迁界定为从“传递观”到“仪式观”，是运用了传播学的研究范式^[26]；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折扣”和“增值”效应^[27]，是借鉴了跨文化比较研究框架，等等。其次，研究视角逐渐深化到微观层面，出现了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如有学者以中国外文局依托中国网打造的《中国三分钟》的国际传播案例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分析法具体探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总结了特征，提出了传播策略。^[28]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学者们主要采用了包括文献分析、理论思辨、统计分析、历史比较等研究方法，初步呈现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趋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马克思主义学者肩负着重大使命和责任。但是相对于党和国家的期待，马克思主义学科范围内的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研究的深化发展。

时代环境在不断发展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获得更加坚实的科学理论支撑，尤其需要从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获得发展方向、研究方法、建设路径方面的启示。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理论指导资源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充分重视，如唯物史观中关于思想和利益的辩证关系论述、马克思精神交往理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理论资源性意义等。基于马克思交往理论来看，人类的交往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个方面，人类的精神交往活动的内涵远远比西方的传播概念更为丰富^[29]，因其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传递，还包括思想的碰撞、情感的交融和价值的对话，是综合知识、情感、意志于一体的互动过程，并由此“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30]。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凸显了传播实践中个体的主体性地位，有效弥补了传统传播学理论关于关系认知的局限，实现了对传统传播学的时代超越和理论突破。^[31]可以说，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不仅为传播学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启示。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是统一的，随着历史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价值观以及思想理论宣传作出了新的论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宣传思想，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唯物史观关于物质利益与思想意识的辩证关系的基本观点，都值得学者们认真研究挖掘。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者首先应当从自身的理论学科背景中寻找、提炼理论资源，而不能简单地对西方新闻学、传播学话语照单全收，这不仅对于研究价值观传播的具体问题有意义，对于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相应地，全球文化发展重心也出现东移趋势。然而，当前我国话语体系建设特别是在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方面存在短板，“在于对文化价值观的自觉与自信相对不足方面，在于我们把传统话语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相对滞后方面，在于对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准备不足等方面”^[32]，造成“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33]。简言之，中国的发展优势在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尚未得到相应的展现^[34]，体现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球共享性的阐述底气不足，无论辨清西方价值观话语还是讲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均不够充分、创新性不足。这就导致在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博弈问题上，是西方在设定话语议题、确定话语规则、裁判话语真伪。西方极力输出“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以美化自身，极力制造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国强必霸论”等抹黑中国，在国际空间制造模糊的中国价值观认知，影响他国对中国道路的价值认知。基于对当前国际话语格局的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35]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应该在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展现价值观话语创新发展的充足底气。

对于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研究都面临一个尴尬的场景问题，即缺少国外生活的真实具体的感性认识，因此也就无法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实践中的真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对于很多学者而言成了“隔岸研究”、切面式的研究，因为缺乏近距离、零距离和较长时间的跟踪研究，所以不能在具体实践中发现真实存在的问题。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36]毛泽东同志也曾强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37]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有必要到海外进行实地田野式的考察调研，通过规范的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以发现“隔岸研究”无法看到的问题，如最突出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中的“国际”具体有哪些所指？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是西方“普世价值”，但时常忽视非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地缘格局、利益分歧、认知差异、宗教信仰和发展差距而对中国价值观产生的疑虑、误解、隔阂甚至敌视，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发现和重视，就会深刻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及其国际影响力。

“隔岸研究”有可能会疏忽的类似问题还包括：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因考虑不周、行为不当给当地人带来“说什么”和“做什么”不统一的不良印象问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国情文化的具体差异了解不充分带来的决策失误问题；中国在境外实施超大规模项目经验不足导致局部挫折而引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误解问题^[15]；中国价值观“走出去”未能认真细分受众而出现的形式主义问题^[9]，等等。如果不能摆脱“隔岸研究”的状况，时间久了就容易闭门造车。那么，是不是没有国外的生活经历就不能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研究呢？当然不是，这涉及后面将要提到的需要引起重视的海外中国学问题，即我们要关注海外中国研究(包括境外媒体对中国的评论报道)，做足外媒、期刊、译著等文献调研工作。其实，比学者“走出去”增加切身感受更重要的问题是学术成果的“走出去”：中国学者要有志气、有水平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自己的文章，争取一切机会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在重要国际学术团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及时对国外重要学术研究专著进行介绍评析，敢于和国际学术权威对话甚至进行学术挑战。^[38]

在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无法亲临国际传播场景的情况下，及时掌握和回应海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研究，具有格外重要的比较参照意义。因为海外学界、舆论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状况是上一阶段国际传播的结果，又是做好下一阶段传播工作的起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2012年党的十八大凝练提出，然而海外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研究却早有传统。最典型的是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发表的《文明的冲突》影响了学界观察国际格局的思维框架，西方学者认定中国的发展也必将带来文明价值的冲突。^[39]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尽管海外学者已开始从价值观视角观察中国的快速发展，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存在以及国际影响如何等问题则存在较大分歧，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其一，政治修辞说，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过是政治说辞而已；其二，拥抱“普世价值”说，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字面表述混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本质区别^[40]；其三，等同中华传统价值说，有部分海外学者从“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念入手，比照其与中国传统价值(如儒教)的相同性，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早已包含西方价值观因素的观点。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镜鉴，拓展了问题域，最重要的是凸显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现实紧迫性。马克思主义学者应当从中发现海外媒体、学界讨论的关键问题、主要误区、理论现实根源，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和对话，不断拓展研究视域，深化理论研究。

国家、人民的需要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在中国迫切需要向世界讲述自身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问题研究仍有很大空间。从近几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情况可以看出⁷，每年都会有1～2项相关研究立项，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在这样的良好预期下，有必要把握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研究的基本发展态势，提升研究成果的质量水平，用科学理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第一，马克思主义学者应充分阐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球共享性的依据，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说明，如具有鲜明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具有国际传播的重大意义，制度属性与全球共享性之间是何种关系。必须肯定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对于解除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增强国际对中国行动的价值认知、塑造文明大国形象、增进国家利益都非常重要。但除此之外，还需立足国际格局，深化全球性问题的价值观研究视角，探索解决全球范围内价值冲突的有效途径，把握全球价值观谱系的基本分布，以对世界主要价值观念及其相互关系有更清晰的认知，对全球价值观分歧和冲突有可能引发的重大风险保持足够的警惕，在全球秩序重组和价值共识困局中精准定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构建更美好的国际秩序中的作用，以缓解别国的质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仅仅是打中国自己的算盘，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价值支撑。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属性与全球共享性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在价值观念层面的体现和反映，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但在传播中应当设定精准目标，有所侧重。

第二，马克思主义学者应继续深化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提供涵养和载体。重视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资源性价值，以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中华优秀思想观念、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丰富的伦理内涵，在东西方文化历史纵深比较中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国外许多有识之士如汤因比曾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而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41]既然国外学者都预言人类的未来在东方，作为东方文化的优秀代表，中国人更有责任去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

第三，马克思主义学者应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层面，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趋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支撑与价值呈现，应当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中充分展现其相对于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我们应当有勇气有能力有智慧贡献新的价值方案，超越西方“普世价值”的局限，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给出价值指引，这也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角下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一，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而价值观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和本质规定，具有鲜明的政治制度属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国际环境中深刻辨析西方“普世价值”的抽象性，警惕和辨明西方“普世价值”的资产阶级制度设计方案，将道理讲出去，让别人听得到、听得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

第二，坚持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社会问题具有综合性，并没有明确学科属性面向的限定，只有多学科共同努力才能透过社会问题的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相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工作实践的复杂性、多面性，单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理论框架去阐释显然是不够充实有力的。要善于借鉴国际关系学、政治学、新闻学、传播学、舆论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研究，不断提升研究质量水平，如北京大学传播学教授关世杰利用“中国文化印象调查”数据，探讨了美国、德国、俄罗斯、印度、日本五国民众对中华核心价值观的态度，证实了共享价值和共享性中华核心价值的存在，主张在对外传播中要利用好共享性中华核心价值^[42]，这种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应该学习借鉴的。

第三，要增强自信。从目前收集到的其他学科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来看，传播学、舆论学领域的学者都在主动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靠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更应当有坚定的学术自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研究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推进研究发展应当着眼于改进传播工作实际效果。如前所述，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多是基于理论推断而缺乏直观实践经验的研究，由此产出的同质化导致研究成果无法落地操作，终是纸上谈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3]马克思主义学者首先应继续致力于现实需求，依据实践调研确立科学的传播目标体系，注意区分明确不同传播主体的任务目标，如国别地区性受众的区分性目标、时间进度阶段性目标、试错反馈的动态调整目标、内容方式创新的层次性目标等，对每一个目标都需要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探讨，而针对这些相互关联又形成一个综合体系的目标，其相互之间的变量互动关系也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关注的重点。其次，在构建目标体系的基础上，探究现实的桥梁路径，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对策研究是应用性研究，以多科学介入、理性地调查分析问题和困境为前提，最重要的是既要具有顶层设计的宏观战略思维，又要具有能够落地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例如：如何推动理念变革，处理好宣传与传播的关系；如何通过推动公共外交，丰富境外传播主体；如何主动设置议程，形成建构性传播；如何搭建共享的意义空间，实现价值观话语的创新；如何加强受众研究，推进精准传播；如何完善传播布局，实现媒体融合，等等。需求蕴含着发展趋势，如果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研究的学者能够尽快研究提出有价值、可操作的对策建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局面就一定能够有所突破。

总之，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向国际社会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清楚其丰富的价值内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是其分内之责，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综合用好多学科理论、多种研究方法，突破当前研究瓶颈，以扎实的研究成果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