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20, 6(1): 40-45 doi:

实践探索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有系统思维1

李蕊

Systematic Thinking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ing and Practicing Core Socialist Values

Li Rui

编委: 杨峻岭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作者简介] 李蕊,信阳师范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

摘要

系统思维是认识和处理现代复杂性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它以全要素、全结构、全过程的整体性思维为突出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要基于其在主体、内涵、目标、方法、过程等要素结构上的整体系统性,运用系统思维全面推进,具体包括:主体维度的“上下联动”、内涵维度的“古今融通”、目标维度的“一多结合”、方法维度的“刚柔相济”、过程维度的“虚实相间”。

关键词: 系统思维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整体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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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蕊.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有系统思维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J], 2020, 6(1): 40-45 doi:

Li Rui. Systematic Thinking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ing and Practicing Core Socialist Values. Studies on Core Socialist Values[J], 2020, 6(1): 40-45 doi: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引领发展方向,是当前的战略任务。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时代发展理念以及广大人民价值共识的辩证统一,是一个由价值主体、内涵、目标、方法、过程等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结构的整体系统性,其培育和践行也必然是一个多要素整体协同、全面统筹的系统工程,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需要以系统思维为导引,统筹运用系统思维,多措并举。

一、系统思维及其主要特征

现代化背景下,科技日益发达,人们的交往越发密切,社会的复杂性、关联性、系统性更是不断增强,传统的线性思维、片段思维已无法完全解释和应对现代化的世界,于是在现代系统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系统思维方法开始在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被广泛运用。

“系统思维”(system thinking)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现代化复杂问题的凸显、系统运动浪潮的兴起而被提出的。最早对“系统思维”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的是英国著名系统科学家彼得·切克兰德,他在《系统论的思想与实践》一书中提出:“系统思维乃是有意识地运用了‘系统’一词中所把握的这种特殊的整体性概念以整理我们的思想的。”[2]刘长林研究了中国的系统思维问题,他提出:“系统思维,或曰整体思维,是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3]还有学者明确提出:“系统的多样性、相关性和一体性,产生了系统的整体性或全局性。整体观点是最重要的系统观点。”[4]

上述关于系统思维的概念界定虽然不尽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突出了对于“整体”概念的强调。由此可见,系统思维首先就是整体性思维,这种以整体性为突出特征的系统思维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全要素”思维,即在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时,强调把握全部的基本要素,而不是仅仅关注个别要素、部分要素。众所周知,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庞大系统,其组成要素庞杂,很难用单一的维度进行划分把握。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其组成要素更是难以用单一的维度去划分把握的,因此要从不同的维度出发,全方位、全视角地分析,并把从不同视角获得的要素认识整合为统一的系统认识。

二是“全结构”思维,即在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时,强调把握全局性的整体结构,而不是仅仅关注某些局部结构。“结构”这一概念的内涵非常丰富,层次极其多样,尤其是社会系统的结构更是如此,既有框架结构和运行结构之分,又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还有硬结构和软结构、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之分,等等。传统的片段思维和线性思维常常只关注前者而忽视后者,而系统思维则从全结构视角出发,强调不同层次结构之间的沟通衔接与和谐过渡。

三是“全过程”思维,即在推进事物发展时,强调从整体上把握整个过程的所有阶段,而不是试图跨过一些必备阶段或仅关注某些阶段。系统不仅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结构状态,也是由多个阶段构成的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由多个子过程有机衔接、转换过渡而成。各个子过程之间关系极为复杂,它们不是简单的前后相继或简单相加,而是既可以顺序过渡也可以平行进行或交叉进行。系统思维强调过程的整体性,注重把子过程放在全过程中去认识和推进。

总之,系统思维以整体性思维为突出特征,强调从全要素、全结构、全过程的整体层面去把握事物、分析问题。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体现了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也体现了事物动态发展的有机过程。因此,系统思维与强调事物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唯物辩证法是相通的,系统思维内在包含着辩证思维。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系统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社会价值观念系统,具有内在的整体系统性。因此,准确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系统思维,要运用系统思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内涵、目标、方法、过程等要素进行全面系统的把握。

1.主体结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整体协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关乎国家发展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关乎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关乎公民素质的价值准则。三个层面各有一套要素和结构体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而三个层面之间又相互贯通、内在统一,组成了一个更大的价值观念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种内在主体结构,表明它既不仅仅是国家社会的发展导向,也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道德要求,而是宏观发展导向与微观道德要求的有机统一。然而,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主体的认识却存在两种错误倾向,其一是仅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为党和国家的制度导向之责,其二是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作对社会成员的道德要求,这两种倾向都容易割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主体结构上的整体统一性,窄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空间。

2.内涵结构:传统文化基因与时代精神的综合集成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5]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有文化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西周初具雏形、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时期,基本上形成了讲求仁义、恪守诚信、崇尚德性、向往和谐等价值观念,这与今天我们倡导的公正、和谐、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一脉相承的,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沃土。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立足当今中国现实,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回应和时代精神的提炼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现实背景,也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的时代内涵。

3.目标结构:统一共性与局部个性的兼容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一种价值导向和价值理想,更是现实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规范。从目标结构来看,一方面,它体现着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和普遍价值规范,是对人们的统一共性要求;另一方面,它也是不同地区、不同组织和不同个体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兼容了不同层次对象的局部个性需要。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要求不可能“一刀切”,而是既有统一的共性要求又有局部的个性要求,是统一共性和局部个性的兼容统一。需要注意的是,局部的个性要求和统一的共性要求之间并不矛盾,共性要求本身就是对不同个性要求的抽象概况,是蕴含着“多”的“一”;同时,不同的个性要求也是对统一共性要求的具体呈现,是体现着“一”的“多”。换句话说,共性不意味着对个性的抹杀,个性也不意味着对共性的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要求是统一共性与局部个性的辩证统一。

4.方法结构:价值引领与制度落实的内在统一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国家、社会、公民个人的共同责任,也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首先,它紧密关联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这就需要着力在教育引导、舆论宣传、实践养成等方面占领高地、柔性引领。同时,它还涉及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发展、治理等问题,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共识和文化基础,需要通过法律规范、制度约束和政策机制等刚性手段来加强保障、确保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其培育和践行的方法不可能是单一的,既要重视柔性的价值引领,又要重视刚性的制度保障。需要强调的是,价值引领与制度保障之间并非各自为政,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制度认同的思想根基,而后者又是对前者的有效保障和有力传播。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其目的也正在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柔性引领与刚性保障有机统一起来。

5.过程结构:理论提炼与实践推动的相辅相成

整体来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两大环节,一是理论上的凝练阐释,二是实践层面上的传播践行。其中,前者是务虚层面的问题,主要包括科学凝练和阐释解读两项具体工作,需要从理论上说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理解等问题;而后者则是务实层面的问题,主要包括弘扬传播和落实践行两项具体工作,需要在实践上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于大众之心和外化于大众之行。对于务实与务虚的关系的理解,不少人把它们对立起来,认为务实意味着干实事、讲实效,而务虚则是讲空洞道理、做表面文章。其实不然,务实与务虚同等重要、相辅相成:务虚是务实的前提,只有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涵,才能正确宣传和引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务实是务虚的归宿,“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从理论走向实践,转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实际行动,才得其所也。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由主体、内涵、目标、方法、过程等要素构成的价值观大系统,同时其主体、内涵、目标、方法、过程等各个要素自身也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内在结构统一的子系统,整体系统性是其突出特性。

三、以系统思维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系统性,决定了其培育和践行也是一个全社会广泛参与、多要素有机衔接的系统工程,需要体现和运用全面统筹、整体协同的系统思维。

1.主体要“上下联动”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主体结构上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者的整体协同关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需要在主体调动上做到“上下联动”。首先,党和国家要承担顶层设计之责。具体来说,在根本的战略目标规划和制度法治建设等方面,党和国家要统筹布局、整体规划,为实现国家宏观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价值目标掌舵定向,并为社会和个人层面的价值观建设做好引领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问题,召开十八届五中全会研究“十三五”规划建议,召开十八届六中全会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问题,召开十九届三中全会研究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问题,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等,这些其实都是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所做的整体布局和顶层设计。其次,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要充分发挥先导作用。具体来说,政府要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引导和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为实现社会中观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理念搭台建制,并为国家和个人层面的价值观建设做好衔接落实。最后,公民个人要有主体自觉性。具体来说,公民要增强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方面的道德意识,提升相应的道德实践能力,把个人微观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准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为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建设做好基础支撑。

2.内涵要“古今融通”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涵结构上传统文化基因与时代精神的综合集成关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需要在内涵把握上做到“古今融通”。一方面,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采取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的方针,对那些仍具有旺盛生命力和现实指导性的传统价值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增补扩充、完善表达、转换话语等方式,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6],以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根基,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要坚持古今并重,把挖掘历史与把握当代有机结合起来,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现实需要和现实发展,积极回应时代主题和社会诉求,并把这种回应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表达当中,进一步通过宣传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方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实际行动。

3.目标要“一多结合”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目标结构上统一共性和局部个性的兼容统一关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需要在目标要求上坚持“一多结合”。一方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有整体目标,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零碎修补,缺乏统一部署和一致目标;同时,在制定宏观层面的根本目标方面,必须坚持统一标准,不分地区、领域和人群,在坚守理想信念、强调责任担当、遵守道德规范等方面统一要求,这是全体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共同底线,不能突破。另一方面,在制定具体目标任务方面,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工作岗位和不同群体的不同特点,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找准人们的思想共鸣点和利益交汇点,制定出更为切实可行的分类要求,使不同群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更能找到自我坐标,明确践行路径。应该说,当前彰显个性的实践探索很多,效果也很好,比如,把地方精神和地方文化建设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区域化实践,通过校训精神、校史故事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阐述的高校实践,等等,这些举措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贴近群众、融入生活、落细落小落实。

4.方法要“刚柔相济”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方法结构上价值引领和制度落实的内在统一关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需要在方法手段上做到“刚柔相济”。一方面,要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通过国民教育、舆论宣传、文艺熏陶、榜样示范、活动涵养等柔性载体和手段,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营造出扬善抑恶、知荣明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融入人心、嵌入生活,从而为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出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另一方面,要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首先,政党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内在一致并引领社会价值观,而党内法规集中体现着政党价值观,因此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保障,探索以政党价值观引领社会价值观的基本路径。其次,“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制度层面的体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始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7],因此要在宏观层面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实现制度建设与价值观建设、治理效能与道德提升的良性互动。最后,还要通过完善礼仪制度、乡规民约、文明公约、行业规范等各项具体制度和日常规则,彰显社会主流价值,规范个人行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为大众的自觉行动。

5.过程要“虚实相间”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过程结构上理论提炼与实践推动的相辅相成关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需要在过程推动上做到“虚实相间”。一方面,要做好理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阐释。目前,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已经确定,科学凝练工作也告一段落,但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还存在着一些歧义和争论。例如,是价值还是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还是“普适价值观”?何为核心、到底够不够核心?等等。对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在理论上进行阐释,厘清其价值普遍性、本质规定性和时空限定性的关系,准确把握其内涵实质,同时还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续进行凝练,以使其表述更加简洁、易于传播践行。另一方面,要有效推进实践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践行。主要思路是:通过调动主体能动性、拓宽载体渠道、创新介体形式、改善环境氛围等措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影响力和践行实效性不断提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务虚与务实看作前后相继的关系,更不能因为理论上存在争论就影响其在实践领域的宣传传播和倡导践行,相反,应该通过传播和践行的实践过程,不断检验、阐明和丰富其理论内涵,做到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相间,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综上所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系统过程,它不是局部主体的各自为政、不是部分内涵的过度倚重、不是目标要求的苛求一致、不是单一方法的简单运用、不是某一过程的单线推进,同时它也不是各子要素方案和各子过程进度的简单拼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以系统思维为导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内涵、目标、方法、过程等要素进行有机整合,从整体上把握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保障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9BKS16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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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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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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