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作为人类共同的追求，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长久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以其强势话语，将自身文明作为普世且唯一的标准推行于世界，形成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二元对立，进而遮蔽了对文明自身的批判视角。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文明”这一价值理念理应得到认真的探讨与反思。然因缘其内容丰富且庞杂，对它的探讨往往容易陷入边界不清、模糊多变的境况。实际上，社会主义有关文明的价值观念是在对资本主义文明价值观的批判发展过程中生成的，与之有着根本的差别。因此，当我们在追求文明之时，有必要追问文明成为固定标准之前的历史，将“什么是文明的”“哪些是野蛮的”等问题放置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进行重新审视。在此基础上再来探讨“文明”的内涵，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与行为规范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一般而言，“文明”意指人类社会脱离野蛮状态表现出的文雅的、有教养的状态。广义而言，文明价值理念可分为三个层面：在国家层面，一般指称社会整体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在社会层面，一般指对社会秩序风尚与整体道德水平的正面评价；在个人层面，则是作为对个体道德品行的正面评价。可以发现，人们往往在两个层面上使用“文明”：其一，作为名词，即“人类文明”之“文明”，指人类社会脱离蒙昧和野蛮阶段后的发展的较高形态；其二，作为形容词，即“文明社会”之“文明”，描绘一种文雅礼仪的状态。前者的使用看似更为中性，实际在使用“文明”一词或者对某一文化、某一行为作出判断之时，便已经暗含着对何为文明的评价。由此可见，文明天然包含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意涵，蕴含着某种确定的价值评判标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价值理念的文明实际在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现的样态极为不同。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说：从整体而言，所谓的文明特指现代西方文明；即使在西方国家各民族内部，“文明”一词也各不相同；在历史上，文明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文明的进程实际也伴随着国家的暴力垄断。[1]可以说，文明实际上具有民族性、历史性与阶级性。因此，要把握文明价值理念，就有必要追溯这一概念的演变及其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在西方，表示“文明”概念的词为civili-zation，词源为civil，来自拉丁文civilis(公民的、市民的)及civis(公民、市民)，一般指有条理的、有秩序的。到了18世纪，civilization一词开始作为描述社会秩序及优雅状态的词出现在字典中，并且与barbarism(野蛮、未开化)的状态作对比。[2]此后，“文明”通过与“野蛮”相对应，区隔了文明中的人与文明之外的人。
与此前从文化角度理解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整体生产力发展的维度来把握文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即社会生产的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空前变革，以及现代自由民主原则的确立，资本主义社会也被冠名为与传统、野蛮、封建、落后相区别的“文明社会”。[3]“文明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产生于同一个历史过程，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可避免会涉及对文明的批判性理解。马克思曾揭示资本主义文明所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更高级新形态要素的创造，从而在新形态中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4]在很多场合，恩格斯也饱含深意地使用“文明”一词，如“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十分坚决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化”[5]396。“文明”几乎成了“殖民地化”的同义词，足可见其内涵的复杂性。
“文明”一词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早已有之，如《易经》中“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明”概念却是来自外文翻译。1875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出版了《文明论之概略》，在书中提出“文明开化”的观念。在他看来，“文明”一词内容甚广，可以被分为“文明的外形”与“文明的精神”，他更看重后者，即民众精神、道德风貌与智慧。他称，文明是知识与教育境界的提高，目前的日本处于半开化的阶段，要保持国家独立必须奋起直追，学习先进的西方文明。[6]该书对东亚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19世纪中期，经由传教士与日本汉译的“文明”一词传入中国，1890年以来，特别是在甲午海战后，经由梁启超、严复等人的译介迅速普及。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积极传播新思想，他将福泽谕吉的很多观念写成文章，如《文野三界之别》(1899年)、《传播文明三利器》(1899年)以及《文明之精神》(1899年)等，发表在《清议报》上。严复也在《天演论》中将civilization翻译为“文明”，并解释为“迨文字既兴，斯为文明之世，文者言其条理也，明者异于草昧也”[7]，意即文字出现之后才有区别于“草莽”时期的文明阶段。有学者统计，在1896—1898年出版的《时务报》中，“文明”一词共出现了107次。1908年出版的《英华大辞典》和1916年出版的《官话》正式将该词收入辞典，成为当代汉语的常用词。[8]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始于近代鸦片战争的惨痛经历，因此，“文明”一词自始便带有对自身历史与文化的深度自省。救亡图存之下，国人起初以为坚船利炮是强大之本，此后拓展至制度和文化。文明时常被特指欧洲文明，并逐渐作为一种观念积淀和社会共识而成为国人钦羡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学东渐的历史便是西方文明以压倒性的优势渗透至我国各个方面的过程。作为一种强势话语，在西方文明价值观念的统摄之下，世界所有其他地方与西方不同之处，所反映的都只能是不同程度的“野蛮”；而要脱离此境地，便只有向先进看齐、寻求进步。
二
文明标准长时间由西方决定，何为文明被定于一尊，不文明便成为一切不公正行为的借口，包括各种压制、剥削、掠夺、侵略。所谓的文明隐含的是软性的倾轧、暴力与血腥，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通过国际法所构建的这一世界秩序，其本质则在于构建一种普适性的社会秩序，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起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法，原初为欧洲国家之间的公法，随着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步伐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取得了长时期的、不容置疑的基础性地位，成为规训世界的公理。19世纪末国际法中的“文明”标准，把符合标准的“文明”国家与不符合标准的“不文明”国家区别开来。1895年出版的《论国际法》一书，将该法定义为“现代文明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该书特别强调“国际法是现代欧洲特定文明的产物，它构成一个高度人为的体系，不能期待文明程度不同的国家都能理解和认可这一体系的法则。只有当这些国家成为欧洲文明的继承者时，他们才被认为可以使用国际法。想要解除这种限制，他们应该在过去和现代都生活在法制之下，切实收敛其行为。但欧洲文明之外的国家必须正式进入法治国家的行列。他们必须在欧洲国家(或者其中一些国家)的默许下做些什么，以达到完全接受法律而避免一切可能的误解”[9]。可见，这样一个“国际法”实际是部分国家俱乐部的游戏规则，要加入这场游戏，必须在欧洲国家的指导下遵循一系列既定的准则，同时为得到认可而压制自我。可以说，所谓的“国际社会”实际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部分的世界；所谓的“国际法”实际是一套产生于西方并由其主导同时具有等级性的世界秩序，无关文明，却利益攸关。
至此，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庇佑下，西方塑造了一整套从低到高的排列标准，将世界各地的人群划分为野蛮的、未开化的、文明的几个等级。不同类别的国家获得不同的国际承认，具有不同的法律人格和地位，在与他国对话和交流之时也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这一标准将不同文明进行等级化处理，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文明的最高端，建构出一套隐藏着等级秩序的世界图景。
在西方文明话语的遮盖下，侵略与压制无处不在。近代中国之所以被迫接受众多不平等条约，一部分便是基于“半文明国家”的认定。伴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扩张，国际法也不断丰富，众多如“租借地”“保护国”“势力范围”等新概念，无一不与中国屈辱的近代历史联系在一起。英国在1840年到1900年数十年的时间里试图把自己所代表的“文明”的内容教给清政府与中国民众，以便让他们按照现代世界所应有的规则行事，但是这样的“文明”很快便显露了自身的虚伪。当英法联军火烧掠夺圆明园的恶行遭到报道时，西方内部很快出现了不同声音。当作为“惩罚清政府”的行为演化为在天津抢掠私人财产而非政府财产时，代表外国特权的报纸《北华捷报》对此感到困惑：“如果这些行为是我们非常以为骄傲的西方文明的结果，那么它的文明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欧洲派兵的目的，是消灭这一恶魔而不是去效仿它。如果以所描绘的这种无耻的方式对平民进行的抢劫活动不能遭到整个文明世界强烈声讨的话，那么我们还会犯更多的错误。”[10]73然而这样的反思在之后的报道中却转换了立场。报道认为：尽管在北京的劫掠是一场丑闻，但是令人慰藉的是“英国军队劫掠的物品被带回到使馆，为了大家的利益进行了拍卖”。[10]74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写道：在欧洲人面前放一点点诱惑，便容易使他们“退化到野蛮状态”。[10]74当这场对劫掠的报道传至大洋彼岸的美国时，公理会针对有美国传教士参与劫掠活动的行为，宣称这是“高尚的道德”，目的只是筹集救助中国基督徒的资金。更加讽刺的是，1899年刚颁布的海牙公约中就规定“任何情况下的抢劫和掠夺私人财产都是非法的”，而参与这场旷日持久血腥劫掠的国家都是这一公约的签署国。由此，在英国使馆见证了公开拍卖劫掠品的英国记者林奇在1900年年底发表文章表示：“有些事情我决不可以写，你们也不会发表。这些事情似乎表明，我们的这个西方文明不过是野蛮表面的一层虚饰罢了，真正的事实从来没有被揭示出来过，这次也不会例外。”[10]77
正如马克思所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5]690当然作为文明悖论的事实不止一例。正如美国“白人至上”的理念以“文明开化”作为处理与其他有色人种关系的凭借，用以贬低、歧视甚至限制其他种群，抑或是近代日本知识精英在借助“文明”概念追求改革自强的同时也论证征服与侵略的合理性一样，甚至直至今日，规范世界秩序的国际法依旧基于对文明与野蛮的划分，在此基础上的“人权”“民主”也时常作为不容置疑的标准凌驾于各国之上。
在如此的近代历史进程下，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便是整个西方现代学科向各国渗透、同步发展的历史，“文明标准”进一步被客观化。伴随着长期殖民统治下所制定的各种软性规章制度，这样的等级逐渐趋向稳定，西方化的何为文明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套文明标准也在20世纪逐步演变为世界各地群体的自我认识。热衷于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文社会科学，其根基便是对何为文明的探寻，其内在知识建构的隐蔽性可想而知。作为西方19世纪以来文化自我标榜的标记的“文明”，这一概念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普及却给这些地方带来了文化认同危机与思想文化上的自我审查，中国也不例外。尽管经历了一战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哲学界“科玄论战”，近代中国开始强调并重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精神价值，但来自西方“唯我独尊”的文明标准依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
三
尽管传统中国对何为文明的标准与今天不尽相同，但是对文明的认知有着悠久的传统，相关阐释与探讨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更是俯拾皆是，值得进一步挖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开展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对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注意到托尔斯泰对文明的批判并将之翻译成中文。文章谈道：“今之文明，虚伪之文明也”，“称之为文明，实则文明者，一部少数之文明也，多数且饿死矣”。[11]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物质文明发展到极致后所造成的战争伤痛，促使李大钊等人反思中国未来的走向，他主张调和中西文明，认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12]。另一位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一篇文章中将“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作为近代文明三大特征之一，并翻译了法国人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一书。[13]971920年，北京大学一名学生自杀引发了“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的讨论，陈独秀将此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并延伸至对文明的思考。他说：“都会里的人生活更艰难，所以自杀的比乡村多。物质文明越发达，富人兼并的力量越大，穷人所受经济压迫的痛苦越深，所以文明人自杀的比蛮族多。”他发现，“各国自杀的人数，有随着文明程度加增的趋势”，但这并不是文明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组织、经济制度不良的结果，只有在正确的新思潮之下开展改革才能去除过去反动的状态。[13]531-532
相较于陈独秀与李大钊对文明的关注与探寻，瞿秋白更加明确地对西方文明的虚伪面进行了批判。1923年山东临城发生阻截火车劫持中外旅客事件，国内部分民众跟随英美论调指责中国已成为“匪世界”，并将之称为“国耻”。在对比了“野蛮的中国”与“文明的列强”之后，瞿秋白认为，劫持火车的中国人是不得已为了生存才沦为兵匪，而这恰恰是由列强长久以来的野蛮侵略与军阀政府的懦弱卖国造成的，因此“只有颠复军阀，颠复世界帝国主义的列强，才有文明”[14]。“野蛮”恰恰根源于“文明”的压迫。由此，瞿秋白更加意识到，“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到百病丛生”，社会主义要实现真正的文明，“颠覆现代文明”，便是要在思想上充分发展一切科学，实现“思想方面的阶级斗争”。[15]中国共产党对文明的追求早已经蕴含于对社会的改造之中。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对文明的追求与探讨也贯穿于实践的始终。毛泽东也曾批判西方国家文明观的虚伪性，他说，西方帝国主义者占领侵略其他国家，却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而“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他继续谈道，西方国家说我们很脏、很不干净、很不卫生，“我看也不见得，我们还干净一点”。[16]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毛泽东从文明的视角谈到新中国成立的意义：“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7]在建设时期，邓小平谈到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并将之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方针，主张越是集中发展经济，越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这样一种文明不是简单的西方文明，而是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文明。
到今天，中国在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之时，又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某种程度上，人类文明又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应该说，西方文明仍旧是值得我们花大力气研究的文明，也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文明，但是正如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文明也不只有一个标准。那些不经思考便将西方文明作为恒定的、自然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今天的中国应该在反思旧有文明的基础上开创新的文明观。
第一，要尊重其他文明的独特性。习近平曾强调：“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18]8正是在尊重其他文明的独特性的基础上，不要看到其他文明与本国文明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18]8。他指出，那些认为自己的人种与文明高人一等、想要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的人，“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19]。的确，以外来的标准来评价自己看似客观，但是从外部观察和评价一个社会与从内部来观察和评价它是两码事。从外部来观察，可以简单对照既有的指标，看似冷静理性的评价却忽略了一个社会内部充斥着的微妙差异，而这些差异背后往往蕴含着这个社会长久以来的历史与文化特性。因此，意识到文明的边界进而尊重他者的独特性，对建构新文明观极为重要。
第二，应坚持平等的文明观，破除文明等级秩序。人类文明只有在平等基础上才有交流的可能。2014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强调：“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20]此外，他还在多个场合特别强调要积极维护良性的文明交往秩序，“防止极端势力和思想在不同文明之间制造断层线”[21]315。他还主张，应当“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22]。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谈道：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应用对话交流代替冲突对抗，通过平等交流促进，形成“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壮丽画卷。[21]315
第三，在尊重他人独特性、树立平等文明观的基础上加强文明互鉴，取长补短。习近平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19]“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礼记·学记》)无论对于何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8]8。在全球化的今天，多种文明不断融合自然会形成多种共识，但是融合的结果不应是同一标准下的同一文明。因此，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19]。在平等交流、文明互鉴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当今世界提供具有中国智慧的新文明秩序。[23]
第四，最重要的是，必须尊重、守护并发展好本国的文明。习近平一直以来都强调本国家本民族思想文化的重要性，他曾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18]8尊重本国文明首先必须整理并挖掘自身的文化财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所涌现出的各类学说、思想大家都为人类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其次，要肯定并提炼文明特色。“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4]再次，发展本国文明有必要积极走入不同文明之间，发现别人的长处，启发自身的思维，进而激发创新活力。在加强文明间的交流与互动时，“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18]8。最后，发展本国文明更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19]。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文明这一价值理念，一方面，应当适时重新审视那些未经反思的西方文明标准，在此基础上维护并发展好本国文明，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社会主义文明整体；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展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