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我国综合国力、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新时代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一次大考。一年多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充分反映了新时代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良好态势，展示了当代中国人民昂扬的精神风貌，但同时暴露出当前我国公民道德领域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道德失范现象和道德缺失问题。对此，我们应紧密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深入思考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领域一些突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针对性地探索增强新时代新阶段公民道德建设实效性的创新路径。

一年多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说明：在疫情防控的大考中，我国公民道德建设领域交出了一份优异的新时代答卷。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不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战胜困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我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性成果的取得，同样离不开理想信念强大力量的支撑。在中华民族向新冠肺炎疫情大考提交的优异答卷中，字里行间都洋溢着理想信念的光辉，在人民群众抗疫大军中，充分体现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的执着和守望。

第一，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现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抗疫部署的高度信任。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问题，本质上是国家内部人心所向的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尤其在特殊的战“疫”时期，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抗疫部署的高度信任，决定了这场抗疫大战的胜利走向。2020年1月23日正值农历腊月二十八，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和专家们的意见高度一致，果断作出决策：立即对湖北省、武汉市人员流动和对外通道实行严格封闭的交通管控。^[1]在离汉通道被关闭的76天间，武汉没有像同时期“封城”的意大利那样，在“封城”前夕就有十几万民众连夜“出逃”，民众对政府的社交隔离措施视而不见，拒戴口罩，聚众狂欢，甚至上街游行抗议。武汉人民高度信任党和政府的抗疫部署，自觉居家隔离，保持乐观精神，还将党和政府的抗疫部署编成简单易懂的口号：“只要还有一粒米，莫在市场里面挤；只要还有一滴油，莫在街道上面游；只要还有一根葱，莫往市场里面冲；只要还有一口气，待在家里守阵地。”^[2]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这种高度信赖和认同，是我国取得抗疫斗争胜利成果的力量之源。由来自中国、美国和英国的22位科学家联合完成的研究“中国COVID－19疫情暴发的最初50天内传播控制措施的作用”表明，正是在疫情暴发最初50天内，武汉“封城”、各地紧急响应、人民群众高度信任与配合政府的隔离措施，让中国新冠肺炎感染者减少了70多万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3]，理想信念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和政府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有机统一为一体的。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4]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抗疫部署的高度信赖和认同，本质上就是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定性的具体体现。

第二，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现为人民群众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必胜信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并非第一次经历重大灾情疫情的考验，仅最近20多年来，我们就遭遇过1998年特大洪灾、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等历史罕见的突发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疫潮。历史的经验证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无数艰难险阻，但只要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任何困难终究都会被我们克服。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不论是从武汉“封城”到火神山医院建成前夕的艰苦时期，还是在医疗救治如火如荼却没有特效药的紧要关头，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斗志从未有丝毫减退，战“疫”必胜的信心始终坚定不移。至今仍让人历历在目的是，在庚子年大年初三晚八时，武汉三镇多个小区居民自发打开阳台窗门，挥舞着手机照明灯齐唱国歌，高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这一幕被很多武汉人用手机拍成视频转发到网络上，迅速汇集成全国人民坚定信心、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人民所具有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是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苦难考验了中国人民，也锻炼了中国人民。”^[5]18中华民族与新冠肺炎疫情搏战的坚定意志和信心，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它直接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强大魅力。

第三，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现为人民群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使命担当。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广大人民群众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积极担当疫情防控的共同使命和责任。共产党员队伍率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我是党员我先上”“疫情不退我不退”成为共产党人使命担当的真实写照；奋战在疫情前线的医生们为节省通勤时间，常常和衣而寝值班室；下沉社区的基层工作者承担着“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拉网式大排查的重任，还当起了社区“采购员”“送菜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出现了物资短缺问题，海内外华人华侨积极募捐紧急医疗物资，游客用拉杆箱一箱箱将这些宝贵物资托运回国；等等。马克思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6]时代赋予使命，责任呼唤担当。人的使命、责任和担当，同其所处时代的主题和呼唤密切相关。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的2020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全国人民在疫情防控中面对的是疫情，考验的是理想信念，各行各业同心同德同疫情的殊死拼搏，闪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光辉。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仅是对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效能的一次严峻考验，更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主流价值观的时代检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行为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诉求，表征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人心。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体现为中国人民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家国情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面旗帜上闪烁着集体主义的光辉，集中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属性，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14亿中国人民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意识、自律观念，弘扬奉献精神，彰显出个人利益自觉服从集体利益的家国情怀，迸发出全社会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窗口期”，我们见证了令世界震惊的中国速度：火神山、雷神山医院10天左右双双落成。在世人震惊火神山医院建造速度的背后，是4万工人在举家团圆的节日前夕背井离乡，八方赶来，倾力抢建，成为武汉战“疫”中的“最美建设者”。即便面临家人的不理解，建造工人这么说道：“我们去建这个医院就是救我们武汉人，救我们湖北人，也就是救我们的家人。”^[7]他们用“大我”战胜“小我”，为我国抗疫“窗口期”带来了极大支持。集体主义精神在疫情防控中的弘扬，标志着新时代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标志着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性的不断提升。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体现为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自由价值理念的认同和践行。作为价值理念的自由，指的是人的意志自由、存在和发展的自由，它是人类文明的美好向往，是世界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自由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鲜明特征。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把自由作为其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但其价值诉求与价值实现是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的自由价值理念，坚持个人自由、他人自由与集体自由的有机统一，主张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资本主义的自由价值理念强调个体自由，反对对“个体自由行动”的干预，“不自由毋宁死”。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深知，只有个体具有规则意识，人人自发自律，才能形成集体的自觉自律；牺牲短期个体自由是为了获得集体生命安全利益的最大化，从而获得战胜疫情的真正自由。因而，大家能主动放弃部分个体自主权，将个体应对疫情的权利让渡给国家和政府，自觉佩戴口罩并接受隔离，守望互助共同抵抗病毒疫魔。在这次疫情中，中国人民所秉持的自由价值立场表明，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识破了西方社会鼓吹的资本主义自由价值理念的虚伪性和荒谬性，社会主义自由价值理念的根本诉求被广泛认同、自觉践行。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体现为敬畏生命、守望相助的价值立场。在各国抗击疫情的百态中，西方世界呈现出的有选择地放弃弱势群体、把生存机会留给更年轻群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自然界中存在着的令人心生寒意的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的再现。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疫情防控体现出了对生命的同等敬畏和敬老爱老、匡扶弱小的中华传统美德，坚持了敬畏生命、守望相助的价值立场。大到国家和政府层面，优先抢救最有生命危险的人群，从出生仅30多个小时的婴儿到100多岁的老人，不放弃任何一位患者；小到家庭和个人层面，大家相互尊重、互帮互助，即便自己只是密切接触者或者轻型感染者，都会自觉进行隔离，以避免感染他人。这种敬畏生命的价值观念、守望相助的友善行为，是中国人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注脚。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文化底色，中国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汇聚成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与此同时，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伟大实践，又把中华民族精神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精神的旗帜上烙下深刻的时代印记。

第一，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的伟大力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9]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撑。在这场同新冠肺炎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精神的大力弘扬，为抗击疫情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人民赓续家国情怀的特质禀赋，“国难不做旁观者”，把个人冷暖、集体荣辱、国家安危融为一体，顾大局，向险而行，顽强不屈，同甘共苦，精诚团结，闪烁着新时代爱国报国的耿耿丹心。在同新冠肺炎疫情的生死博弈中，中国人民血脉中的仁爱基因得以传承发扬，不仅体现为14亿中国人民的守望相助、尊老爱幼，而且还体现为我国的全球治理观，即把“爱人民”理念拓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个别国家利用疫情和病毒溯源搞污名化、政治化时，中国务实推进疫苗国际合作，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抗疫物资援助；主张深化疫苗国际合作，确保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让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克服自身大规模接种疫苗带来的挑战，向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总数已经超过3.5亿剂^[10]，未来3年内还将再提供30亿美元国际援助^[11]，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展现了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国民心态，彰显了大爱无疆的国际主义的崇高胸怀。在同新冠肺炎疫情争分夺秒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骨子里的“革故鼎新”精神弘扬光大，“在革故鼎新精神的促进下，对灾难的反思记忆能敦促人们进行改革以避免灾难，把改革化为应对灾难挑战的契机”^[12]。基于此，我国抗疫团队将科研、临床和防控一线贯通，用时8天就在世界上首先判明病毒类型，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实行中西医结合，先后推出八版新冠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筛选出“三药三方”等临床有效的中药西药和治疗办法^[5]15，抢建方舱医院、多条技术路线研发疫苗、大数据追踪溯源和健康码识别，为全球抗击疫情提供了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5]16这一重要论断，反映了人类应对时代挑战的客观规律，也是对中国夺取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的经验概括。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伟大实践，铸就了伟大的抗疫精神，生动勾勒了中国精神的时代画像。伟大的精神能在实践中转化为伟大力量，同时伟大的实践又能促进伟大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概括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科学内涵：“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13]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有机统一为一体的。习近平把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体的当代中国精神概括为“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14]9。中国人民在同新冠肺炎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的一个英勇壮举，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伟大抗疫精神，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是当代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也是对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风貌的生动呈现。

一年多来的疫情防控实践，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公民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我国公民思想道德领域积极健康向善向上的良好态势。但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思想道德领域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疫情防控中也暴露了出来，其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新冠病毒突袭而至、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临严重威胁之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心系家国情怀，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担当道义、慷慨前行，是14亿中国人民应当选择的道德逻辑。与这种“道德逻辑”相对立的就是早已被马克思痛斥过的“资本逻辑”。马克思指出：“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5]在这场全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中，这种资本逻辑集中体现为西方发达国家奉行的源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群体免疫法”，同时也在我国社会的一些领域、一些成员那里体现为拜金主义作祟的道德失范现象。例如，有些人“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初期，医用设备、防护服、口罩等应急物资告急，有黑心商家挑战道德底线，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甚至制假售假；有人利欲熏心，花样百出地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物资价格，出现了“天价口罩”“天价蔬菜”；还有一些投机倒把之人，利用人类公共健康灾难“发国难财”，倒买倒卖口罩、酒精和防护服等一线医疗救急物资，在疫情最吃紧的时候给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增添了不必要的社会治理负担。又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于春节期间，特殊的“九州闭户”现象让人们更关注网络空间所传递的信息。一些商业网络平台和自媒体利用人民群众在疫情初期对疫情源头、科研论文发表和新冠肺炎特效药的急切探求心理，雇用“网络水军”制造舆论声势，为“博眼球”炒作热点话题，造谣、传谣，从而获得“流量”之后为资本引流、牟利。再如，一些人恶意诈骗，挑战公序良俗底线。有不法分子利用人民群众的善心爱心，注册诸如“武汉市慈善会”微信公众号，恶意诈骗群众爱心捐款；有人在网上虚假兜售口罩、消毒水、护目镜、“特效药”等；有些人潜伏在学校和班级的QQ群里，冒充班主任欺骗家长和学生；还有一些人利用网上求职、车船机票退改签、冒充医护人员“提供床位”等诈骗方式，牟取不义之财。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防控工作涉及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依法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问题，也存在复杂的伦理冲突，尤其是当个人利益和以公共健康为代表的公众利益发生矛盾时，就会产生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与选择。疫情暴发初期，我国采取了严格的干预措施，包括强制检疫、强制隔离和强制佩戴口罩，而当中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当属对城市、道路、小区和村落的强制隔离。国家采取这些强制的干预举措，为的是大幅降低健康人群感染风险，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共健康，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社会成员的生命安全。这是因为，公共健康和个体健康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当公共健康处于良好状态时，就能维护并促进社会成员的个体健康；当公共健康面临危机时，就会危害社会成员的个体健康。因此，面对新冠病毒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威胁，国家采取牺牲或让渡个体的某些权利的干预举措，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仍有一些人无视公共健康的重要性，抗拒隔离措施，不佩戴口罩，甚至辱骂、殴打检疫人员和医务人员；有些人不顾疫情防控要求，外出聚餐、探亲访友，进行聚集性社交；有的领导干部动用关系搞特殊化，拒绝送医隔离治疗。这种在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权衡中置一己私利于公众利益之上的行为，是藐视社会公德、违反社会秩序的利己主义行为。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激烈战场上，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坚持观大势、谋大局的战略思维，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政治觉悟，有不计个人得失的政治雅量，有“全国一盘棋”的政治素养。与之相反，也有个别人政绩观扭曲，缺乏大局意识，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表现为形式主义、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第一，形式主义。在抗疫工作的关键时刻，形式主义在一些地方、一些人那里时有出现。有的表现为用重叠繁复的表格、费时费力的会议和临时突击的“迎检”来为其抗疫“业绩”作秀留痕，这些意在刷存在感而不解决抗疫工作实际问题的做法，消耗了基层干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的表现为“一刀切”的挖路“防疫”法，或表现为强制医护人员“统一剪发”的“防疫”法；有的表现为以会议落实会议的“虚假抗疫”作秀，甚至冒着增大聚众感染风险合影摆拍，等等。第二，本位主义。有的地方和部门缺乏大局意识，无视传染病相关法律法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违反规定截留其他地区的应急医疗物资。第三，官僚主义。有的干部履行主体责任不力，不敢担当、不愿担责，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甚至干脆临阵脱逃；有的干部则把群众健康当儿戏，玩忽职守，导致重大聚集性感染事件的发生，严重影响了疫情防控工作的进程，损害了群众对干部的信任。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以上道德失范现象，同抗疫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主旋律相比，只不过是一种“杂音”而已，但应当引起全党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际，辩证地认识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整体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分清“主流”和“支流”，是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前提。

大量历史事实表明，灾难能够激发人们的光辉品行和深刻的时代反思，能够成为促进人类文明水平提升的重要契机。人类社会道德水平的进步，在很多情况下就是灾难带来的补偿。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也总是在这个民族应对种种社会危机的砥砺中不断提高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6]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一次大考、一次“体检”，也是新时代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一次重要机遇。抓好这次机遇，客观审视疫情灾难中人们道德行为的真实情况，总结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成就和经验，透视我国道德领域中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刻剖析疫情后的道德建设，对于我们遵循道德建设规律、突出问题意识、增强新时代新阶段公民道德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重要价值。

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需要多种力量的合力支撑。其中，思想道德观念的力量居于首要地位。思想道德观念属于人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精神现象，是人的精神世界中的最深层、最核心的要素，对于人们道德行为的践行具有先导性作用。要使广大公民自觉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领域的道德规范，首先必须引导人们树立正确思想道德观念，提高思想道德觉悟。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体现为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的有机统一。在这一观念系统中，理想信念居于最高层次和支配地位，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灵魂和主宰，具有制约人生价值取向、道德行为选择的功能与作用。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7]价值理念是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的认识与评价，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要素，其主要内容涉及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能够为人们正确判断是非、正误、善恶、美丑提供价值依据，为人们正确认识人伦关系、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提供价值引导。价值理念同理想信念紧密联系在一起，为道德观念的形成提供思想支撑和理论支持。道德观念若离开了理想信念和价值理念的力量，就会因失去思想之本而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把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有机统一起来，在人们的观念领域立根塑魂。正如《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提出的：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密团结在一起”^[14]3－4。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坚持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的有机统一，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这一问题的科学性，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我国广大公民携手交出的守望理想信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国精神的优异答卷，彰显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崇德向上的健康发展态势，同时也深刻揭示了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各族人民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道德风貌，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奉献牺牲的崇高品质，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先进事迹，演奏的是一曲气壮山河的道德正气歌，同时也是一曲理想信念、价值理念的胜利凯歌。这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在疫情防控中体现出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操，作出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都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结合在一起，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诉求的鲜活呈现。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道德实践昭示我们，新时代的公民道德建设创新发展要正确理解把握《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的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要求，坚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统一，在道德引导教育和道德养成实践中，拓展视野，超越以往那种就道德说道德的思维局限，把理想信念教育、价值理念培育、道德观念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把“筑牢理想信念之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任务，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有了这种道德建设的大视野，才能逐渐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内容要求转化为人们的内在信念，才能有效地激励人们自觉恪守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习惯好品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从国情实际出发，遵循传染病防控客观规律，及时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建立抗击疫情举国体制，形成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的战略格局。各地党委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全面落实中央疫情防控要求，把抗击疫情作为头等大事，坚持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各类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全力支持政府，共同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广大人民群众基于社会责任感和对政府的信任感，积极投入对疫情的全民阻击战之中，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人民战争”局面，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三个月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之后又接连打了几场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歼灭战，取得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效。回顾疫情防控的每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每一场激烈的殊死较量，我们不难看到由国家、社会和公民共同汇聚而成的人民至上、举国同心、守望相助、舍生忘死的道德力量的克敌制胜作用，也不难看到这种强大道德力量的迸发源自由国家、社会和公民共同汇聚的合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鲜活实践，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升公民道德素质，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铸牢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国家、社会和公民都具有主体性的“身份”，都有其使命和责任担当。其中，作为道德建设主体的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担当，能够增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增强社会倡导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激励公民强化道德认同，提高道德自觉践行能力。在道德建设实践中，若国家和社会不能尽职尽责，即使其倡导的道德再合理也会因失去信度而被公民抛弃。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中存在一种偏见，即片面地强调公民的主体性作用，不同程度地忽视国家、社会的主体性意义及其功能和作用的发挥。这种偏见在理论上割裂了公民道德建设中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公民责任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实践上必然会影响公民道德建设实效性。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道德实践昭示我们，在公民道德建设实践中，国家、社会和公民三者各尽其责、相辅相成，充分发挥公民道德建设主体的功能和作用，是促进公民道德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新时代的公民道德建设，要进一步深化对这一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增强运用好、实践好这一规律的能力和自觉。在深化道德教育、推动道德实践养成的各项道德建设活动中，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担负起公民道德建设的领导责任，做好顶层设计、擘画战略路径，各级党政部门要紧密结合工作职能，明晰使命、履行责任，各种社会组织、团体要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大格局，共同推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蓬勃发展。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8]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经验。公民道德建设只有坚持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抓住道德建设中的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综合施策，才能实现道德建设的目标任务。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当前我国道德领域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存在道德失范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仍然比较突出；一些社会成员道德观念模糊甚至缺失，是非、善恶、美丑不分，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造假欺诈、不讲信用的现象久治不绝，突破公序良俗底线、妨害人民幸福生活、伤害国家尊严和民族感情的事件时有发生”^[14]2－3。这些问题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新时代道德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长期以来我国道德领域存在的历史问题，它属于道德领域久治不绝的顽瘴痼疾，已成为侵害社会肌体、影响公民道德建设健康发展的“堵点”，广为社会所关注。全党全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道德实践昭示我们，疫情期间突现的道德失范现象，是我国道德领域长期存在的顽瘴痼疾的复发、反弹，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其思想祸根。顽瘴痼疾的根治是一个长期、艰巨而复杂的过程，需要精准把脉诊断，需要对症下药治疗。《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由于市场经济规则、政策法规、社会治理还不够健全，受不良思想文化侵蚀和网络有害信息影响，道德领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14]2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我国公民道德建设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久治不绝的道德失范现象的根源，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根治道德领域的顽瘴痼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价值。我们要深化道德教育引导，积极倡导共产主义道德，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不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道德深入人心，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道德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与此同时，要旗帜鲜明地抵制、批判以个人主义为原则的资本主义道德，揭示其实质和危害，铲除其滋生蔓延的土壤。要强化法律法规保障，彰显公共政策价值导向，发挥社会规范的引导约束作用，深化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充分发挥法治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抑制市场经济对道德生活领域的负面影响。要抓好网络空间建设，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只要我们进一步加大整治工作力度，把握规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就一定能把道德领域的顽瘴痼疾的复发、反弹频率及其危害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并将其彻底根除。

在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世界不仅频繁占据人们的娱乐闲暇时间，而且越来越成为人们社交与工作不可或缺的新的场域。网络世界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也需要遵守现实世界的法律法规和道德条例。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部分伦理道德规范的失效问题和道德失范现象借由网络空间而“发酵”，这些问题在疫情防控道德实践中得到了验证。信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所引发的危机，警示我们要不断更新和迭代相应的法律法规，完善制度建设，营造健康的网络空间。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网络伦理道德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矫治信息伦理规范失效问题。随着网络空间的裂变式开发，网络空间的伦理道德问题一部分来自原本就存在于人们现实社交生活中的问题，诸如部分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从事经济犯罪，进行跨境网络赌博、网络诈骗，甚至利用“直播带货”虚假销售；也有部分伦理道德问题是借由网络空间而“发酵”和放大的，诸如个人信息泄露、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等道德失范现象和道德缺失问题。面对网络空间伦理规范建设的新挑战，我们要加强对网络空间伦理道德失范现象与行为的研究，在法学上予以科学的定义；要从我国网络伦理道德规范和司法实务的现状出发，进一步补充、完善相关网络伦理道德规范建设与法律法规建设，制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细则，矫治网络空间道德失范问题。同时，作为网络信息使用者的社会公民，也应提升自己鉴别虚假信息的能力，对嫁接图片、偷换概念者保持质疑，对断章取义、捏造数据者保持斥责，对过度煽情、带节奏者保持理性。

第二，要警惕“正能量谣言”和不良社会思潮的暗流涌动，提升公民的道德识别能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同国家版本的“华商太难了”“××国渴望回归中国”等看似正能量，实则通过煽动群众非理性激情的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暗流涌动；或是用“伪科学”开拓思想疆域，诸如“大蒜和白醋可以消灭新冠肺炎病毒”的反智主义。尤其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时，这些不良思潮裹挟或联合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消费主义等其他不良思潮，极容易放大人民的恐慌情绪，驱动人们盲目从众心态。正是因为网络世界表达的门槛较低、传播更快捷，公民在网络空间的一言一行都应止于他人合法权利的边界之外，都应衡量可能造成的后果；同时，公民应理性面对被煽动的情绪，将爱国之心、爱国之情投诸现实世界，化网络“键盘侠”为现实生活中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好人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