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党和国家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了一系列重要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此基础上，如何形塑社会共同价值观、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落地就成为当前工作的重点。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既需要有一致性的策略和要求，也应针对不同群体进行各有侧重的塑造。前者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诸多层面的渗入予以实现，后者则需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不同群体的精神世界当中，通过形塑群体精神的方式实现有针对性的落地；后者是前者的重要补充。一般来说，群体精神是以群体所具有的特殊规定性和属性为原点，以群体中的模范和典型所体现出的优秀特质为基础，经历史传承不断积淀并结合时代条件转换、与时俱进，日益成为一种风范、一种楷模、一种准则、一种传统，从而对一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精神印记和精神符号。在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凝练群体精神，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群体精神及其作用机理
群体精神的分析和研究应从厘清概念入手。对群体概念的分析和研究，可以遵循马克思所说的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过程，即从能够被称之为“群体”的表象、类型和层级出发，总结和概括出群体的概念内涵。群体可以区分为不同层级。按照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关于群体的分类，可以将其区分为异质性群体和同质性群体，前者主要包括无名称群体(松散的临时群体)和有名称群体(如在法院庭审中的陪审团、法官、律师等)，后者则由派别(政治派别、宗教派别等)、身份群体(不同职业等)、阶级组成。[1]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体可以从以下维度把握群体层级和类型：根据成员间的亲密程度，可以分为直接群体和间接群体；按照与成员的互动方式，可以分为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按照群体人际关系发生的缘由，可以分为血缘群体、地缘群体、业缘群体、趣缘群体等。基于对群体类型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两重角度来界定群体的内涵。一是从广义的角度，以职业、身份、地位等社会特征具有一致性的社会类属来把握群体特征，将群体理解为因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的活动、有着共同利益的社会集合体。“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因此……真正的社会联系……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2]按照马克思的观念，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关系和由社会性决定的需要决定了人的本质和本性。社会性质既是人的个体性质，又是人类的总体性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恰恰表达了这样的基本道理。人的社会性特点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与他人构成社会群体并实现结合。二是从狭义的角度，将群体理解为因直接交往活动而联系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在这一意义上，群体概念与集体概念体现出一定的联系和区别：二者的联系在于，狭义的群体和集体同样是因直接交往活动而结成的关系共同体；二者的区别在于，集体更强调内在的交往活动，即形成了牢固的社会内在结构的统一共同体，所以当我们表述集体或集体主义时，也是在表达一个共同体所体现出来的共同意识和共有精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一群人构成一个集体与集体精神的形成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表述。而群体更聚焦于社会中人的互动关系和结合方式，它强调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个人之间的结合。在一般的意义上，群体相对于集体来说具有更大的涵容性。如在一些有主题的群众性集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属于不同社会集团的人暂时聚集在一起，因为情感和利益的趋同也使其构成临时性的群体。
在以上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群体可以被界定为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的集合体，他们可以由直接交往活动联系起来，也可以由社会关系、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他们往往因职业、年龄、专业、爱好等具有相似的社会特征，使其构成或紧密或松散的集合体。本文对群体的研究更多聚焦于宏观群体层面，即在职业、身份、地位等社会特征层面研究社会类属群体，而群体精神则指作为人与人结成的社会类属共同体中体现出的群体成员共有的精神追求，反映了群体成员的基本样态和面貌气象，以及个体在群体生活中的集体无意识倾向和选择，是经济基础和文化观念在群体中的普遍要求和特殊样态。
1．根植于共同群体实践活动而形成的群体归属感是群体精神形成的关键环节
群体中个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群体精神的实践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意识活动的考察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这就表明群体中个体所从事的同类型的生产实践“感性活动”使群体形成其本质规定性，进而基于群体中具有相似性的情感体验和共同追求形成具有一定同质性的共同精神，这便是群体精神的逻辑起点。相似的社会生产的地位、社会权利的获取程度或者在面对社会问题时所形成的相对一致的看法和理解，为社会群体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在共同的社会群体当中，个体自身的需要以及个体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也具有相对统一的见解，这就为群体精神的达成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群体精神作为一种共同精神是群体实践活动的产物，但从群体实践活动到群体形成共同精神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即群体归属感。个体构成群体使个体获得了一种不同于其独自一人时的情感思想和行为，形成一种集体心理，而这一集体心理的核心就是群体归属感。从个体层面上看，群体归属感的形成是个体选择并主动建构的过程，群体的共同实践活动使个体将自身选择、划分为某种社会团体，并逐渐对其产生依附和从属的心理体验，将与自身处于相同团体中的个体视为同类，而将这一团体之外的其他个体视为他者，并由此将群体意识、规范、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等投射到群体身份建构当中，与之相对应的是个体也主动接受群体规范、群体意识、群体文化来不断强化个体的群体特质。群体归属的心理状态影响群体个体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等，使个体获得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便直接促成了群体共有精神的形成。在这一意义上说，群体精神既是已经融入群体道德和群体精神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历史积淀，更是既定社会存在在社会意识中的直观反映；既体现为特定群体生成过程中的文化内核，更标识着传统与当下碰撞中呈现出的群体特殊性。群体归属也影响个体的自我认同，按照吉登斯的说法，融入的群体越是和谐有序，个体在其中的自我同一性也就越稳固；积极理性的群体归属能够使个体的存在感增强，更易从社会交往中获得情感支撑，人际关系更理想，自我价值更有发挥的空间，从而逐渐构建起积极的自我认同。反之，群体归属关系越复杂化、无序化且不固定，越容易使个体自我认同产生不确定性，丧失个体安全感和自我存在感，群体归属的流动性加快，不利于个体获得积极的社会评价，最终将会导致自我认同危机。这表明群体归属感是影响群体个体是否认同和接受群体精神的关键因素。
2．通过群体特质导向形塑个体精神世界是群体精神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
群体精神在不同阶段中总是体现为那些被历史发展筛检和选取之后能成为共同精神的倾向，必然体现为最适应某一群体在当下时代要求下的群体性格的现实表达。“集体意识是不同于其形态基础的一种纯粹副现象的东西。集体综合一旦完成，就将摆脱‘一旦产生后就服从其固有规律的情感、观念、表象的世界’。精神力量处在社会得以周期性地自我创造和重新自我创造的现实之上，而精神力量的汇集从整个存在的具体性中呈现出来。”[4]43群体并不是被动地被某种精神塑造，仅仅被动地接受某种精神，恰恰相反，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具体的人，总是活跃地、批判性地对待自身的精神。群体精神形塑个体和个体创造性发展群体精神是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群体精神总是通过个体精神体现出来，从而在共同体中形成相对统一的气质，“第一种社会类型在于强意义上的‘集体意识’，基于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的共同信念和情感的有机整体。事实上，这是一种能确切地和完全地适用于每一个个体的意识的意识”[4]24。也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的那样，新教伦理通过道德引导和奖惩等方式构成个人独特的精神气质，进而自身成为现代理性生活方式，为资本主义精神铺平道路。另一方面，群体精神也需要通过不断渗入个体的意识当中，成为个体的自觉的行为选择，群体精神内化为参与者“身心图式”的一部分的社群组织和道德规范，这就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惯习”
3．体制化生产、公共性流通、个体性渗入是群体精神施加影响的关键环节
群体精神与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关系、社会地位、阶级属性有着必然关系，是其精神性的反映和表现。它总是在一定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所决定的价值体系当中定位自身的位置，这就表明它总是受到一定社会中主流和主导的社会意识的引领：主流的社会意识要求群体精神与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相一致，主导的社会意识要求群体精神在巩固意识形态统治基础中发挥正向作用，这两者背后都是意识形态整合作用的需求。“意识形态的功能是使自主政治成为可能，所依靠的是提供能使之有意义的权威性的概念，提供能够借此对之进行实在把握的有说服力的形象。”[5]261群体精神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在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首先将群体精神象征形式作为社会要求意识形态化和价值化的方式之一，通过生产象征群体精神的精神产品，并通过社会化生产和普遍化的传播机制制造、生产出来；其次，在现代社会当中需要通过各种传播技术手段和方式，克服时间和空间对群体精神大众化的限制，实现群体精神在群体内的有效传播，并对个体群体接受方式、使用方式进行调节，使群体精神在群体内部成为一种公共性精神和公共性价值；最后，完成公共性精神个体化的过程。
从表层上看，群体精神通过个体思想行为呈现出来；从深层上看，群体精神是通过个体所形成的惯性思维方式，对事物作出判断时惯常的心理倾向以及集体无意识的思维惯习和行为惯习发挥作用。后者往往是群体精神在个体当中最深层影响的呈现，所谓“融入血脉”就是促使思想行为发生的本能反应。通过群体精神的塑造，形成群体能够接受的文化和精神形式，内蕴意识形态要求和价值标准，使社会成员获得“个人必须知道或相信以便能够按照该社会成员可以接受的方式”[5]14，这就在发挥群体精神形塑个体作用的同时，增强了主导意识形态对社会大众的说服力。
二、群体精神形塑在培育和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
群体精神作为群体共有的精神追求，体现为社会文化观念在群体中显现的总体状况和态势、群体成员体现出的基本样态和面貌气象，以及个体在群体生活中的集体无意识倾向和选择。这表明群体精神能够通过对整个群体的精神取向和精神追求的引导，铸就群体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也能引领个体成员的价值选择而使之更好地契合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需求，使个体在精神追求、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中建立与社会总体要求相一致的情感和心理基础。这说明群体精神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塑具有一体性。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而达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是使个体的价值选择、价值倾向与意识形态价值要求相统一，这就既需要自上而下的引导，也需要自下而上的自觉，后者则需要助推社会中原有自发或自在状态的精神和价值在更高层面上实现自觉。群体精神形塑正是通过精神自觉达成价值自觉的重要方式。
1．传承“精神基因”，使优秀传统价值取向与当代社会价值塑造相衔接
在一定意义上，人们所生存的世界并非是可以沿着无数方向加以审视的经验空间，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文化传统构成个体置身于其中的文化空间。文化传统构成普遍有效的传统力量支撑，使个体获得归属感，进而养成相似的文化体验和思维方式，并逐渐生成共同的文化形态、社会心理、价值追求和思想行为方式。文化并非独立地存在，它总是内隐于不同的社会存在中，体现为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建构过程，并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聚焦现实层面，我们可以发现：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取向并非作为一种理念的抽离物而单独发挥作用，它总是根植于不同群体的群体精神和群体价值观当中，通过群体中相似的人格精神塑造、社会公德意识形成、社会职业行为规范、对待社会和生命的情怀等对群体中的个体及整体社会产生形塑作用。“由于他们把新的方案加入到共同体的生活空间之中，所以，这些新的世代变成了实际存在的东西的承载者、变成了即将产生的东西的塑造者。”[6]群体精神是优秀文化传统及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个体精神塑造相衔接的纽带，对文化传承与价值塑造起到支撑作用。群体精神表征一个时代由个体所构成的群体在其所处时代精神的影响下的精神面貌的特殊样态，既具有与其他时代群体精神一脉相承的传承性和统一性，也具有当下时代所呈现出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恰恰构成了当前时代下这一群体区别于其他时代群体的独特的精神标识。群体精神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承载和具体表征。当代群体精神是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与当代社会价值塑造一体化的媒介。当代群体精神往往产生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但其中所内蕴的基本精神是与优秀传统文化对某一群体的基本要求一脉相承的，同时更指向并形塑当下社会这一共同体发展和建设的某些共同精神和价值特性，这便使其成为勾连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和当代社会价值要求的中介。群体精神作为群体成员共同信守的精神，通过对集体经验和所处形势的有效解释、有效凝聚，构成整体及其成员的评价标准，实现对共同体的价值取向的有效整合。在群体精神的有效引导下，“精神性和理想性的文化内容以及表现和承载这种内容的由个人组成的群体，都在比过去更大的程度上使自己摆脱了指挥和引导现实因素的历史的‘服务性工作’，因而它们只是为了它们自己而存在和生存。以前在真实的历史中曾经作为构成原因的因素——或者作为共同构成原因的因素——即使只是发挥指挥和引导作用而存在的因素，现在却逐渐变成了某种目的本身，逐渐变成了某种价值本身”[7]36。这就说明，形塑群体精神能够有效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文化传统及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的更好衔接。
2．发挥“社会黏合剂”作用：弥合社会分歧、促成社会共识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我们用群体‘精神’来表示通过有意识的、从意向角度与其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经历的自发性活动，而构成自身的主体。……群体灵魂是有机的，非个人的。然而群体精神却只有通过个人性的代表才表现出来。它是由个人性的领导者、由典型的个人决定的。而且，就它最初的内容、价值观、目标以及方向而言，它无论如何是由‘少数人’和某种精英决定的。由于群体精神总是具有新的和自发性的活动，因而它是它的对象和文化产物的‘承载者’。”[7]69可见，群体精神能够构建起群体灵魂乃至社会灵魂，使群体成员在特定的环境和历史时期中，通过精神实质的观照达到对其所处群体的各种精神追求、道德原则和规范系统的内化，进而形成一定社会群体的共同精神特质。而这一共同精神特质一旦在一切实际存在的历史时期被视为群体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那么它就不受时间限制而成为一种社会精神传统的一部分。群体精神的力量明晰每一个个体与其时代任务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在政党内部和民众中建立一种族群意识，“它允许一个人继续公开要求根据其熟悉的群体独特性的象征符号承认他的存在和重要性。同时越来越多地被拖入一个政治社会中，这个社会是由一个与这些象征符号所定义的‘自然’社会团体完全不同的模型来铸造的”[5]364。这就使群体成员通过对群体精神认同形成共同的情感体验和情感基础，这些情感体验是精神高度统一、社会高度稳定的基础，它甚至可以超越由于经济冲突和社会等级而产生的分歧和争端，从而将拥有这一情感的人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文化的任何一种‘精神’占有，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复兴过程和重新获得过程，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创造。在任何群体中，群体灵魂都是自‘下’而‘上’地发挥作用，而群体精神在任何群体中都是自‘上’而‘下’地发挥作用。”[7]69这就使群体精神的理论表达内在地建基于更加根深蒂固的群体灵魂。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一个时代所具有的高级精神结构和一个群体所具有的高级精神结构——关于各种现实因素的历史根据这些结构而得到‘智慧’或‘引导’，而且在精神史的完全不同的领域中，对精神作品的生产也根据这些结构而开始出现——是同一些结构。”[7]35
群体精神总是以关于“我们是谁”的提问，为群体凝聚起“大写的”我们，使群体凝聚成为精神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群体精神使时代所要求的精神结构与个体的精神结构达成了动态的一致，为达成意识形态所要求的精神共识奠定最坚实的基础。群体精神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在社会整体当中凝聚社会共识，进而为凝聚更高层面的共识创造基础性条件。形塑群体精神为社会共识在群体当中的有效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群体精神中的共同的情感体验是达成社会共识、实现社会稳定的情感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发挥着“社会黏合剂”的作用，弥合了个体之间的分歧和争端，能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落地、发挥“最大公约数”作用奠定精神基础。
3．发挥“精神桥梁”作用，使党和国家对社会群体的价值要求与人民群众的精神追求、实践要求达成一致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不断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理论自觉、实践要求，这一要求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中始终有着鲜明的呈现。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来说不仅是一种理论、一种运动、一种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观，因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什么、如何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就不仅是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也与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具有一致性。群体精神的形塑恰恰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党在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当中取得重要成就中的重要一环，就是实现党对社会群体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精神追求和实践要求的一致，从而使党的意志与人民群众的自觉选择实现统一，这其中的关键和桥梁就是群体精神。因此，围绕社会根本任务所提出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要求，与不同时代共同体的整体精神或不同群体的精神就具有了一致性。比如，在革命战争时期围绕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以唤醒民众的革命热情为目标，面向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面向群众的思想政治宣传就达到了较好的价值观培育效果；又如，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提出突出爱国守法，促进转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积极开展自我教育，为工商业群体价值观改造奠定基础，同时运用榜样的力量，如大庆、大寨、雷锋、焦裕禄等先进典型事迹，进行英雄主义、集体主义、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为工人、农民、军人、领导干部群体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典型案例；再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环境，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为现代化建设服务，针对青少年和学生群体开展的培养“四有”新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进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教育等，都是通过群体精神塑造实现了对社会价值的引领。群体精神培育通过口头宣传、系统教育、大众媒介等，也通过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网络文化等载体与形式在各种文化建设当中得到呈现。从历史和实践经验看，形塑群体精神，使社会各群体各司其职发挥自身的关键性作用，既是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具体呈现，更是在群众中自觉形成积极向上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价值选择的重要中介和桥梁，这便使形塑群体精神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
三、以群体精神形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点
形塑群体精神在培育和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中具有重要的实践作用，在新时代条件下、在实践层面上就要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历史与时代的关系，即在传承不同群体精神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脉络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新要求使群体精神和群体价值观实现当代转换和当代发展。第二，总体与具体的关系，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进一步凝练不同群体的群体精神，在此基础上形成群体价值观的特殊表达。第三，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即从群体精神的理论化表达到群体精神和群体价值观传播教育形塑的过程。
1．发掘群体精神文化资源，在守正创新中夯实涵养群体精神的思想文化底蕴
文化是现实的人生存发展的基础场域，是现实生活展开和运行的事实空间。文化中的精神则内蕴着基于实践活动的情感需求与价值诉求，一经形成便具有穿透历史时空的持久魅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群体精神资源，对不同群体应该坚持的基本精神有着诸多经典表述，这些资源构成涵养当代群体精神的思想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8]概括为伟大的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并作为每一位党员都应坚守的共同精神。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中形成了丰富的精神谱系，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伟大精神为核心，构建起了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此外，中国共产党针对各个时期不同群体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精神也形成了许多群体精神的典型表达，如“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忘我拼搏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科学求实精神、奉献精神”的铁人精神，“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白求恩精神，“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等。这些都为当代不同群体精神形塑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这些精神生发于特殊时代和特殊的历史环境，具有属于一定时空条件的独特内涵，但这些典型精神不仅体现了特定群体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追求，也体现了更大范围群体在精神层面上的归属感和归宿感，蕴含着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群体精神的连贯性和超越性发展。在当代条件下发掘不同群体精神文化资源，就需要继承和发展典型精神在启发群体精神世界构建中所彰显的精神内核，并将其内化于不同时空下的群体精神追求，整合新方式、新内容，赋予其更丰富的时代内涵，使之更加契合当代条件下不同群体中个体的精神需求，发挥其对价值世界的精神引领作用。
在新时代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群体精神资源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坚持精神内核的始终如一性，对群体精神的经典表述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应该一以贯之地继承和发扬其精神内核，对文化资源、思想底蕴的发掘也必须以这一内核为中心。二是坚持从信仰、价值观和精神的相互关系中把握群体精神资源，应将群体精神文化资源发掘从精神追求与理想信念、价值操守相互统一和关照的意义上给予全面和充分的理解与阐发。三是坚持精神资源发掘转化与时代精神和根本任务相统一。在新时期诠释挖掘群体精神文化资源，需要与当前时代的时代精神以及当代中国社会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要将这一时代精神在不同群体当中的具体呈现以及群体中个体在当前社会根本任务的要求下所形成的一些特殊的精神需求相互结合，使之接近人们的生活，易于生发出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感染作用。
2．凝练群体精神的精准表述，强化对群体精神追求和行为选择的方向引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群体精神提出了经典表述，这些表述为进一步凝练群体精神指明了方向。针对劳动模范和工匠，他提出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9]，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9]，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9]。针对党员干部，他提出了坚守正道、弘扬正气，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肃纲纪、疾恶如仇，艰苦奋斗、清正廉洁。[10]针对军人群体，他提出了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11]针对科学家，他提出了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以及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12]针对教师，他提出了“四有”“六要”“四个统一”，提出了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和仁爱之心。[13]针对青年，他强调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14]
这些经典表述为凝练群体精神指明了方向，也揭示了面向社会更广泛群体进一步凝练群体精神的基本思路：群体精神的凝练既需要概括群体的特殊规定性和群体“感性活动”的本质性要求，也要挖掘群体中典型、模范所体现的精神特质，更要捕捉和提炼群体中的精神印记和精神符号，将其进行有效加工和整合，抽取出其中最能够代表群体的价值操守和精神追求的经典表达，将其作为群体精神。在凝练群体精神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处理好典型人物和典型精神的特殊性与群体精神普遍性的关系，既要注意抽取典型人物所共有的精神特质，也应对典型人物所呈现出的特殊价值予以观照和重视；二是处理好群体精神、群体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衔接，既需要实现对群体精神和价值要求的集中体现，也应保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承接性，也可以尝试在国家、群体内部和个体三个层面进行凝练和总结。
3．通过刚性和柔性双向形塑促进群体精神有效融入群体日常生活入脑入心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内心共识和自觉行动的过程，转化是实践层面的核心任务。群体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应成为在实践层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落地的着力点。这就需要把握群体精神的“认知—理解”“认同—内化”“践行—外化”的过程，其中认知是前提，认同是核心与中介，践行是归宿，载体和资源在现代条件下更是呈现出集利益驱动、教育引导、法治保障、文化濡染、传媒影响等为一体的综合化趋势。实现群体精神的有效融入，首先需要理论界、传媒界、教育界、文艺界各司其职又系统联动，实现对群体精神的有效宣传，促进大众认知。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艺熏陶等诸多方面的濡染渗透，使群体成员广泛认知和理解群体精神。在职业教育中，要加强职业精神和职业价值观的教育，让群体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宣传领域中，要选树职业典型，从不同维度以生动活泼的典型案例和典型人物诠释群体精神的内涵，在全社会营造有助于群体精神深入人心的风气和环境；在文艺领域和传媒领域中，要努力打造一批弘扬职业美德和群体精神的优秀文艺作品，创设有助于群体精神塑造的舆论环境，使群体精神更好地被个体所接受和认同。实现群体精神的有效融入，其次要将群体精神内化于社会对群体要求所体现的发展规划、行业文化以及法律法规的出台和颁布当中，通过塑造群体文化的方式实现群体精神的认同和内化。要强化不同职业的职业底线，对违背群体精神的行为进行惩处，并建立培育群体精神的长效机制，实现“追高线、保底线、促长线”，并以此使群体精神通过制度规范实现内化。
实现群体精神的有效融入，还要集中解决群体精神培育“最后一公里”问题，将群体精神融入群体日常工作和生活。要将群体精神融入群体职业理想教育活动当中，职业院校要加强群体精神、群体价值观和群体理想的培养，使之融入群体成员的职业追求；全社会应为群体实现自身职业理想提供充分的保障和激励条件，在评职评优、职务任命以及物质和精神奖励等层面将其作为重要的尺度和标准，鼓励不同群体践行职业理想。要将群体精神融入群体日常工作和生活，还要以党组织为堡垒，在不同群体中开展针对群体精神的对照反思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将群体精神作为尺度和标准，找到差距，补齐不足；开展群体精神学习和践行评比活动，树立不同群体先进人物典型，发挥典型示范和榜样引领作用；将群体精神融入不同群体的工作环境，通过行业规范、场域塑造等方式帮助人们时时重温群体精神，激励自身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