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命运共同性的思考，一直贯穿人类探索始终。“在全球社会剧变的当今时代，我们正见证资本主义的最后表演，看似很小的事件可能产生巨大的反响。现代世界体系的终结是必然的。无论它们将改善还是恶化人类的生存状况，这些挣扎的最终结果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1]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文明交融的产物和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原创性贡献。伦理学家樊和平曾表示，由“我”到“我们”是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寻求凝聚社会共识的精神价值资源，可通过构建精神共同体来实现人们“在一起”。^[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立足于“家园”意识和“类哲学”立场，通过人类的“普遍交往”，秉承“和”智慧，促成人类共同利益与价值共识，破解“零和博弈”思维方式，化解单边主义治理困境，为实现美美与共的世界奠定价值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可以从世界观、逻辑起点、方法论、价值观、实践智慧等方面展开探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很强的家园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人类是一个大家庭，共处地球村，所以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国家、人与类的关系。习近平在2019年《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的讲话中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又提出人类要“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的中国主张。^[4]社会学家肖瑛认为，如果将“家作为方法”来理解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更有利于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家”在不同文明中的意义又有本质性差别：如果说西方社会一直不屈不挠地逃离“家”，故而反思现代性的主题是如何“回家”。^[5]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人们之所以喜欢共同体，是因为共同体给人感觉很美妙，“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6]35。但他强调成为共同体的一员必然以付出“自由”为代价，因为“确实性与自由是同样珍贵的东西，两者可能会平衡，但不可以永远和谐一致”^[6]36，所以他对共同体持质疑态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挑战强化了人类命运与共的特点，也展示了共同体不一定意味着不自由，可能它是为了人更长远的自由。所以，安全性与自由的矛盾并不是完成对立的，有时也是统一的。当然，鲍曼对共同体的前提假设更倾向于民族、国家或区域共同体，所以，他认为共同体导致自我隔离，从而影响自由。他显然没有从整个人类共同体视野来看待自由与安全的关系问题。当前人类社会的安危与共强化了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国家间“互嵌”式结构更加明显，人类居住在“地球村”里，也居住在人类大家庭之中，这种社会存在必然会强化人类共同体意识。习近平在2017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上指出：“全球有190多个国家和地区、70多亿人口，已经成为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地球村。”^[7]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过程将全球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不同国家由于经济活动的分工和合作都被纳入到世界性的产业链中；另一方面，全球性的生产和消费，加速物资与信息的全球流动、金融方面的相互融通、跨国公司的全球性运作，使得各个国家彼此之间的依赖性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国家之间的合作产生的共同利益也越来越明显，地球已经变成一个紧密相连的大家庭，一个命运相连的共同体。人类社会是一个兴衰相伴、命运相连的共同体，恐怖主义、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全球性问题错综复杂，不是一个国家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而必须由全球各国共同面对，全球治理已成为时代命题。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面对人类命运何去何从的难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中国方略，正是对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所面对的共同性问题的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外在环境看成一个整体性存在的“地球村”，倡导天地人和。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遵循自然规律基础上开发利用自然，推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任何环境污染、肆意掠夺，最终导致的是人类的灾难，所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类要在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家园，让地球这个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变得更加美好。同时，人作为“类”的存在物，共处地球村，为求生存、谋发展和造福祉，必然要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因此，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8]。

在信息化浪潮下，世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悖论：流动意识与边界意识相互较量，一方面是平质化的资本、技术、人员流动，另一方面是日渐加强的边界意识。面对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地缘政治博弈激烈、“逆全球化”思维日益凸显、“去全球化”声音日渐高涨等人类社会发展难题，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国家间携手合作、互利共赢，这是合乎经济规律和人类历史发展逻辑的正确选择。

“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人是“类”存在物，“类主体”是一种多元共生主体，所以，人类社会要提倡合作共赢，提倡“类关怀”，追求天地人和，重视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人类社会逻辑取代“资本逻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9]。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活动，但不同于费尔巴哈对类的抽象理解，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人类的存在不是孤立的个体存在，而是体现为交互主体性的存在。美国哲学家弗莱德·多尔迈在《主体性的黄昏》中曾提及主体性衰落问题，但这种衰落的主体性“实际上是指以自我为中心的占有性个体主义、以统治自然为目标的人类中心说及不包含交互主体性的单独主体性”^[11]。但全面的、开放的、不走极端和充分发展的主体性并没有衰落，交互主体性反而伴随着人类对自由解放的追求而发扬光大。世界各国作为主体，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交互主体存在的，是一种共生共存关系，只有共赢共享才能实现人类的更好发展。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的国与国之间的生命共同体，它既不同于以‘自我中心意识’为根据的单子式共同体，也不同于以‘单极中心意识’为根据的依附型共同体，而是以‘交互关系意识’为根据的交互型共同体”^[12]，他者与我是相对独立的，又是共生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13]，这实质上是倡议一种正确义利观，它充分把握了国家间的共生关系，展现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新理念。

倡导合作共赢，反对“零和博弈”。习近平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首度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大内涵时指出，迈向命运共同体，“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14]。人类命运共同体恪守人类立场，致力在全球国家和民族中寻求多元主体的价值与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即以谋求人类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强调合作共赢思维，从而将个体的自由与共同体的善紧密结合起来，这种价值取向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用“类关怀”回应国家发展价值取向，寻求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拓展了共同体的情感温度。在后现代社会中，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传统共同体的解体，谋求安全感与归属感成为个体与国家的新的情感诉求。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齐格蒙特·鲍曼曾指出人们对共同体的向往在于“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6]17。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地球村视角强化人的“类”存在—“地球村”存在—大家庭的存在方式，彰显“类”关怀与家园意识，从而拓展人类共同体的情感温度与身份认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与方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克服“零和博弈”解决矛盾的历史局限性，强调合作共赢理念；运用人类根本矛盾规律分析经济全球化问题，将促成人类共同体意识、奠定人类共同价值基础；运用世界历史与人类普遍交往理论得出的“人的发展逻辑”，必将取代资本逻辑。

资本逻辑带来全球性问题。资本全球化的过程实质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向外拓展与转化的过程，也是民族史走向世界史的过程。在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性语境中，资本的转移和全球扩张，使资本成为现代性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神秘推手。首先，资本征服带来了剥削与环境问题。资本由于利润最大化的内在扩张冲动，必然自我超越，通过全球扩张为自己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发达国家在资本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将剩余资本转移到落后国家以获取高额利润，落后国家用低廉的市场成本和宽松的生态政策换取发达国家过剩资本。而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破坏落后国家的生态环境。其次，发达国家通过商品征服世界，强行推行他们的生产方式和所谓的先进文明，呈现出一种强权逻辑与霸权主义方式，从而加剧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矛盾。再次，资本全球扩张加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资源与世界市场发生矛盾。“在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下，不仅人与人之间发生分裂，而且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共同体之间也发生了分裂。……要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消除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当然这并不等于完全拒斥资本，而是要对其进行批判性的扬弃，即通过对资本进行合理的调控来驾驭资本，使资本从奴役人的力量变为服务人的力量。”^[15]

人类命运共同体克服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的弊端，用人类发展逻辑取代资本逻辑，是对资本逻辑和个人逻辑的双重超越。命运共同体思维强调人类利益和共同价值，倡导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共生共建共赢共享。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同体意识，强调人类利益的公共性。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面对全球危机，需要发挥人类整体力量，需要形成全球合力，实现全方位的整体性合作。这种整体性合作涵盖价值共识与共同行动、贸易畅通与生产链保障、生态保护与文化包容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五大关系，把个体与共同体、本国与他国、当代与后代的命运联系到一起，是一种全球性合作与整体性治理的新模式。

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论基础。“共同体被众多的政治哲学家视为重要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模式，体现了现代学界对于人类生活方式的理解与追求。”^[16]习近平站在全人类价值共识的制高点上，在2015年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7]一般来说，共同体具有以公共利益、整体福利和共同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公共性，诉求以开放、包容、互信、平衡与共赢为主要特征的公共理性，致力构建以共商共建、责任共担、共赢共享为主要特征的组织运行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人类交往应注重规范约束的法治思维，倡导在各国宪法与国际规范的辩证统一基础上推进理念创新，促进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恪守“人类立场”，致力在全球国家和民族中寻求多元主体的价值与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共同体突破了传统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逻辑，倡导多边主义逻辑，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从而将谋求“全球人民共同利益”和“个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结合起来，这种价值取向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创新发展，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一脉相承的，是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与西方国家宣扬的“普世价值”有本质区别。首先，两者的基础不同、性质不同。“普世价值”是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源于孤立个人的抽象共性，具有绝对性与抽象性；而共同价值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源于命运共同体中人们在争取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现实价值，以个人和集体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基础，不同层次的命运共同体形成不同的共同价值，具有相对性与多样性。其次，“普世价值”由于其绝对性与抽象性，一旦施加于现实社会之上，就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放大器，由其衍生的“国际标准”与“国际范式”则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统治世界的话语工具，其推行的是霸权主义经济全球化；而共同价值由于是以个人和集体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基础，因此具有包容性和多样性，能包容不同共同体的集体信念价值、契约信用价值与行为底线价值，其内容的丰富性是“普世价值”所不能比拟的。再次，两者的机制不同。“普世价值”是一个“构建的”价值体系，被西方社会奉为人类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因而是凌驾于一切社会之上的精神霸权力量；而共同价值是一个“生成的”价值体系，其丰富内涵将随着人类共同命运的历史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

可以说，共同价值建立在人类共同命运基础上，是人类利益共同体的价值体现。这些共性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如语言文字、文化习俗、伦理准则等现实的产物，产生于社会命运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要。正是基于这些共性的价值评判，形成了该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要维护人类共同价值，首先要倡导发扬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理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高度交融，人类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任何国家以邻为壑、转嫁危机都可能导致全球利益链的中断。因此，只有合理看待并尊重彼此之间的差异，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别国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机遇，共担风险成本，才能维护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其次，维护人类共同价值，就要遵循国际法则，就要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如主权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合作、互不干涉内政与和平共处等国际法则及多边协定。联合国是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多边机构，《联合国宪章》是公认的基本准则，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多边机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同时，也要遵循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组织机制。中国一直是多边主义的维护者与践行者，2020年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75周年立场文件》，体现了中国捍卫和支持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主要全球多边机构有效运行的基本政策和原则。只要各国在遵循国际法则基础上，坚持求同存异，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共赢代替“零和博弈”，就能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平正义方向不断发展，实现美美与共的美好世界愿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人类社会的立场，并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全球生产力均衡发展，为把人类社会建设成更美好的世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针对全球治理的争端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多边主义价值取向，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结伴而不结盟，以对话而不对抗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为化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主张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把建设美丽的地球家园作为目标，从而推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和”文化是化解21世纪冲突的重要智慧。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元化的不断深入，人类面临的冲突更加错综复杂。张立文认为“和而不同”“和为贵”的理念是化解世界冲突危机的利器，提倡“和合”应天顺人，和合化生。^[18]“和”智慧蕴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和”是中国文化的底色，在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中华民族一直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正因为“和而不同”将差异性和同一性结合起来，才不断产生新事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主张多元文明共生共存、交融互鉴，与多边主义内在相通。“和而不同”准确表达了多边主义的精神内核，多边主义就是在利益冲突与利益趋同共存的局面中寻求符合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二是“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多元主体的利益与价值取向不同，因此寻找利益共同点与利益平衡点就非常重要。协调是多边主义效用发挥的基本方式，共赢是多边主义行稳致远的重要引领，“协和万邦”是多边主义作用方式的中国表达。三是“和合共生”价值取向。“和”蕴含对立统一。人类共处一个地球，共生共存不可分割，如何处理好共生性与矛盾性的关系？“道并行而不悖”，必然要有包容、多元和互补的理念，才能让多元主体能够舒适地“共生”，乐意地“共享”，并在异质性较强的行为体中寻求“利益共同点”，产生出新理念新机制，实现合作共赢、美美与共。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整体主义精神、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和合共生的价值取向，是化解西方主客二元对立、个人主义及人类社会分裂冲突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化资源。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和智慧。

中华民族5000多年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文明理念，强调和平发展、和而不同、和融天下。“和”文化是中国处理人际关系与外交关系的重要理念。古代中国在处理国家、民族关系中，非常强调“和”，主张民族和谐、国家和睦、人类和平，如中国古代历史上采用的“和亲”方法，就对化解民族冲突和保障边疆人民生活安宁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郑和下西洋，传达和平的主张，不仅没有掠夺，还送各国瓷器、丝绸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原则。我国奉行和平外交策略，用对话和谈判方式而不是战争来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历史传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文化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西方共同体思想，是中西文明的结晶，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行的思路与方案，为构建新型的文明观贡献了中国智慧。

对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深刻反思，也促进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如何融合中西文明精华，“建立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提出共同价值的全球治理理念，占据道义制高点，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扬弃“单一文明论”和“历史终结论”，立足于世界文明发展规律，包含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第三十章》)的文明互鉴理念。如果从中西方的文化渊源来考察，不难发现，西方共同体思想的文化根基是个人主义，其哲学根基为原子论思维，强调“原子式”个体是构成共同体的基础，在群己关系上，容易走向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或“零和思维”。而中国文化一向重视整体，重视天地人和、天人合一境界，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是互为依存，成己成人、立人达人是统一体，“中国传统文明内在的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以及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整体主义精神，正是化解西方现代性主客二元对立、个人主义及分裂冲突并开创出新文明类型的重要基因”^[19]。因此，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冲击与蔓延，中国的态度是主动援助、倡导以全球之力抗击全球疫情。

总之，文明差异是人类进步的动力而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多元文明融合创新的产物。当前，人类正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贸易和投资活动持续低迷，由疫情防控与经济困顿引发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也在世界多地蔓延。人类命运共同体扬弃“二元”对立思维，遵循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反映经济全球化时代共生理念，凝结人类智慧结晶，倡导多元共生共赢共享的共治思维，强调人类利益和共同价值，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是推进人类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