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各个领域均取得了长足进步，发展成果举世瞩目。特别是2020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同时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1]在“两个一百年”的重大历史交汇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以下简称“两个大局”)相互激荡、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我们取得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各种思潮交流交融交锋，价值多元、思想多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与挑战。社会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个人社会化认同，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实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因此，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发展的有效路径，是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

在“两个大局”的复杂局面下，相比较于20世纪上半叶社会思潮疾风骤雨般的纷争而言，当下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论争则相对春风和煦，但越是春风和煦就越凸显主导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社会思潮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一般地讲，社会思潮是带有某种倾向性的思想体系。林泰认为，“影响面很广的思想观念或倾向”是对社会思潮表象特征的界定，“在社会变革时代”，“反映社会变革发展诉求”是对社会思潮本质特征的概括。^[2]可以说，社会思潮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政治思潮，表达的是社会变革时代的政治诉求，影响着变革时代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3]的重大任务。正视引领社会思潮发展的现实难题，探索引领社会思潮发展的有效路径，对于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言：“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如果不能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4]历史地看，在社会变革期或转型期，主导价值观的确立必然伴随着其对多元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在“挑战—回应”中不断确立巩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科学认知这种客观必然性对于当今时代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发展意义重大。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5]在斗争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不断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思潮激荡斗争的已有经验，历史地把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针对意识形态领域暗流涌动的社会思潮纷争的历史经验，意义重大。

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市场经济竞争和利益选择的多样化，使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趋势。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广泛传播，在给主导价值观带来挑战与冲击的同时，也在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回应与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历史进步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可能会带来阵痛甚至造成失序，却是一个艰难的对不同价值主体进行引领的过程。这一引领过程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来说是必要的，尤其是对价值迷失的利益群体来说更为必要。只有在对社会思潮“挑战—回应”的交流交锋中寻求发展、谋求共识，才能正确看待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合理分析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在尊重差异性、包容多样化的前提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凝聚人心、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

客观地讲，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纷繁而复杂的社会思潮，我们应辩证分析、理性超越，既不能因为某些社会思潮的观点“标新立异”而顶礼膜拜，也不能因为某些观点“混淆视听”而拒之千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及巩固过程，就是不断同社会思潮激荡、碰撞、斗争的过程，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有的开放性、包容性不断地鉴别和吸纳社会思潮的合理内核，消解其消极反动成分，在对社会思潮“吸纳—消解”中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首先，理论工作者要自觉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揭示社会思潮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不宜简单反对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应在揭示其理论缺陷的同时深刻理解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讲：“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的问题，群众中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6]每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时代，如果我们只懂得马克思主义而不懂非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做不好群众工作，我们批判非主流社会思潮也就只能停留于坐而论道，不仅难以说服人，反而可能会助长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滋长，对社会思潮的理性超越更是无从谈起。正如习近平所讲：“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7]因此，必须从不断变化的生活实际出发增强研究和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本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辩证吸纳社会思潮的积极合理思想，批判消解其消极反动观点，以便更好地揭示各种社会思潮和思想主张“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这样，才能真正从理论上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进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其次，广大民众要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决拥护者、自觉践行者和行为示范者。社会思潮虽带有自发性、盲目性，但因其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而蕴藏一定能量。社会思潮虽特征各异，但群体性是其共有特征。“思而成潮”既反映出卷入相关思想运动者之众，也深刻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思潮代表了不同利益群体的现实诉求。因此，“不畏浮云遮望眼”，合理有序引导受众群体，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价值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仅是认识问题和社会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教育问题。我们要在对社会思潮多样性客观存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通过多种形式教育民众善于从纷繁变幻的社会思潮表象中探析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我们应当在把脉社会思潮的演进脉络中增强大局意识，善于在“吸纳—消解”社会思潮中提振全民族的精气神，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决拥护者、自觉践行者和行为示范者，进而不断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发挥着凝心聚力、强基固本的重要作用。但意识形态领域严峻复杂的客观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使广大民众陷入价值选择的现实困境，大量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影响了广大民众的价值认知、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也增加了广大民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难度。因此，当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发展，仍然面临诸多现实难题。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面临的发展任务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平稳有序，还包括思想层面的凝聚共识。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8]这一讲话精神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关系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个大局。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既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的推动因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实践的发展一再启示我们：每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不同社会思潮之间的争论、交锋就愈益激烈。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伟大复兴梦想、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背景下，统筹好“两个大局”尤为重要。

放眼全球，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思想动荡、思潮变革的交汇期。大变局下的反全球化、霸凌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相互激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影响着世界格局的未来走向。立足中国，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更为复杂。不同社会思潮异常活跃，形成各种价值观念相互交织、多元喧嚣的局面。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纵深推进，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着深刻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给全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同时也为我们开辟了无限的价值选择空间。社会转型期价值取向的碎片化和离散化，必然会消解主导价值观的价值标准，也为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的泛化提供了契机。特别是无远弗届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助力了西方社会思潮的传播和影响。新自由主义者借机鼓吹“彻底市场化”“否定公有制”；“普世价值”论者模糊概念，解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者借“反思”历史、“丑化”英雄之名，行瓦解中国共产党公信力之实。这些思潮虽呈现特征各异，但基本价值取向鲜明，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可以说，在国内外经济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而导致深层次矛盾交错复杂的境遇下，这些思潮的渗透无疑增加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阻力。这些思潮像“细菌”一样，一旦条件适合就会迅速繁衍，在社会变革时期表现得尤为显著。中国共产党历来倡导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违背道德原则、触碰法律底线、偏离中国国情。

习近平说：“价值观是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产生与发挥作用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9]171“三个必须同”告诉我们：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具体到必须同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民族事业、时代价值有机结合。脱离中国具体国情，大谈所谓“普世价值”、鼓吹新自由主义，不仅不合时宜，反而混淆视听。对此，一方面，我们必须守土有责，充分挖掘各方面积极因素，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守望相助，弘义融利，在追求发展“最大公约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强化主导价值观意识，大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价值观冲突在所难免。特别是“随着整个世界日趋压缩和更趋单一性，塑造认同的种种依据越来越具有‘共享性’，而且是有争议的‘共享性’，尽管与此同时这些依据可能发生碰撞”^[10]。因此，习近平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讲：“我们要担负起凝聚共识的责任，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1]由此可见，“两个大局”下如何于各类思潮杂音不绝之中提升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在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科学阐释中贯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

价值认同危机既是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难题，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旧的价值体系陷入困境，新的价值体系尚在构建。历史经验一再昭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引领非马克思主义以及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力。我们取得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胜利，而在主观意识上如果忽视甚至无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那么既有的发展成果也难以抵御意识形态领域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总体来看，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众心理认同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众心中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尚需时日，这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发展必须正视的现实难题。

一是针对不同主体有序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常态化机制的现实难题。从“理论上看，任何价值和价值观念都具有其特定的主体性，这是价值的本质特性。因此在谈论价值和价值观念时，一定要明白它是‘谁的’；是谁的价值和价值观念体系，就要用谁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来说明”^[12]。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常态化机制必须针对不同利益主体并尊重主体的自我价值意识来构建，而不能形成无差别的高度同质化。因为无论是从代际视角的青年群体还是从阶层视角的农民群体来说，他们都各自有着不同层次的利益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价值内核能为广大民众所尊崇，并成为广大民众为人处世的最高原则。但现实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众认同不足问题，恰恰反映出我们在构建常态化机制方面的主体错位。就青年群体而言，应注重破解其在学习、工作、生活中遇到的现实难题，在开通绿色通道缓解部分青年求学压力、引导自主创业舒缓就业压力、合理调控房价减缓生活压力等方面积极作为，只有让青年群体深切感受到自身所发生的改变时，他们才能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正如毛泽东所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而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受它。”^[13]就农民群体而言，应注重化解其面临的现实棘手问题。农民可能无法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渊源与现实意义，但他们会依据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情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培育“知礼节、知荣辱”的价值理念。

二是有序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常态化机制的时间难题。相对于经济发展的短时间内可见成效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常态化机制的构建则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动态的嬗变过程。这既是一个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进行的利益调整过程，也包含着不断剔除社会思潮的不合理因素并不断吸收其科学合理因素的过程。因为从历史发展来看，多样化社会思潮并存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深处快节奏、高强度、多变动的社会变革期，各种社会思潮在不断变幻的时空中此消彼长，演绎着不同的价值诉求，价值体系的稳定性相对而言较弱。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常态化机制既是人们有意识地构建的结果，也是历史实践不断推动的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发展的有效路径的重要前提是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保持战略定力，顺应时代潮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此可见，“两个大局”的现实境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发展提出了更高、更全面、更深入的要求，要在对社会思潮甄别与扬弃、批判与整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价值支撑。所谓引领，一方面是将大众价值体系和多样化社会思潮引导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致的路径上来；另一方面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下，促使大众价值体系和多样化社会思潮向着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和完善，最终形成思想共识。因此，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思潮的引领过程与广大民众的现实利益诉求紧密相连，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思潮的引领过程与尊重多样、包容差异有机结合。

价值的实质在于其与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刻联系。从这一意义上讲，价值导向也可看作一种利益导向，而社会思潮的涌现也恰恰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的现实利益诉求。当前，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大背景下，多元的利益纠葛于无形之中增加了社会风险和管理成本。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各种不同声音的本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不自信，“新左派”也好，新自由主义也罢，都是在理论上模糊概念、混淆视听。我们必须敢于并善于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在主流舆论场上发出主流价值观的声音。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正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发展就是和各种消极、落后乃至反动的思潮斗争，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化、大众化，巩固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地位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在社会多元化中树立主导价值观念的过程。既然是一个过程，就会充满实然和应然的挑战，同时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甚至在引领过程中时常会出现真空状态、无力表征、弱化趋势。因此，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引领的战略思想准备。

第一，在“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中增强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这是有效引领社会思潮发展的关键之所在。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毛泽东深刻指出：“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14]正确满足人民所关心的现实利益诉求源于方法得力、实践给力，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观，人民最重要，居于核心地位。在当前“两个大局”下，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沉渣泛起，这些思潮不仅缺乏学理支撑，而且很多是情绪化、标签化地解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企图从历史文化认同上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否认，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利益固化的藩篱尚未被打破，改革动力不足、活力不够等问题依然凸显。但正如1993年邓小平曾谈到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5]。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有信心破解前进过程中遇到的国企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能否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在“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中增强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这是有效引领社会思潮发展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的务实为民之心，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开启了治国理政的历史新篇章。站在人民立场，以人民为实践主体、监督主体、共享主体、评判主体的人民主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创新与深化，从根本上回答了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第二，明确引领的实效归根结底取决于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而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有效遏制和消除各种社会思潮消极影响的根本所在。行动最有说服力。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更加坚定了我们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改革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强调要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发展总基调，最终使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尊严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最终落脚点就是在“共享”发展上。在发展中解决改革过程中产生和积累的问题，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标靶，从而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需求中实现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列宁指出：“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16]但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如何保证这种统一却是执政党面临的严峻考验。一方面，社会思潮多元共存是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又不能任由其自由发展。在尊重多样、包容差异的社会思潮引领过程中必须凸显核心价值和正确方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时刻保持价值观引领的主动性。

第一，高度重视互联网舆论工作，把脉社会思潮传播路径。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革命战争年代靠“两杆子”——笔杆子和枪杆子取得胜利。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变得更加复杂。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意识形态防线的崩塌，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的丧失。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始终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9]153，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是抵御各种社会思潮挑战的制胜法宝。“两个大局”下社会思潮演变看似平稳，实则多元并存，各种思潮此消彼长。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影响日渐式微，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势头壮大。因此，科学把脉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路径，主动掌握社会思潮发展的新动态，对于认清各种社会思潮的本质、有效引导多元发展的社会思潮、高度凝聚社会共识意义重大。

第二，遵循社会思潮发展规律，引领社会思潮发展。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抵御各种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多元中立主导，多样中求共识”，其关键在于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落”与“四化”。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着力打造一批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阵地，弘扬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自信”等主旋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其入脑、入耳、入心、入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达到“百姓日用而不觉”的效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价值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思潮之间，从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说，是主导—被主导和引领—被引领的关系。当然这不是说社会思潮就是完全被动的。事实上，“在两者的关系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地强化着对社会思潮的主导、统摄和引领作用，对其整体进行改造、净化、提升和不同程度的包容。而各种社会思潮也以个别的形式，或以相互交织的形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渗透，施加影响，力图或融入、或认同、或改变其形态和内容”^[17]。由此可见，只有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思潮的关系，才能在矛盾统一体中既尊重多样、包容差异，又积极发挥引领作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才能在重大风险考验面前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彰显价值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