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1]这是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验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就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人，充分考量青年一代生存发展的时代语境，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

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获取处理数据资料和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对人物、事件、政策的理解和认识也愈发变得个性化和多样化。先前构成公共舆论场基石的真相似乎正在逐步淡出，甚至成为一个人言人殊乃至随意矫饰的不确定性对象。由此，后真相已然成为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现实语境。“后真相”概念的出场可以追溯到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两个事件使得“原先只在哲学圈子里流行的词汇‘后真相’(post－truth)，一跃成为自2016年11月以来的各大媒体上最流行的词汇之一”^[2]10－11。在传播媒介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后真相不仅是一种夺人眼球、引爆舆论的“话术”，而且意味着人们正在从一个“有图有真相”的时代过渡至一个“图片已经不能代表真相”的时代。那么，在后真相语境下究竟应该如何定义“真相”？后真相又在何种意义上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与交往方式？这种改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究竟有何影响，又当如何应对？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旨在透过后真相语境下人们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深刻变化，探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关键议题与实践理路，以期深化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牛津词典》中将“后真相”解释为“一种与诸环境相关联的客观性，在其中，对于塑造公众观念的影响，客观事实要弱于情感诉求”^[3]。以情感和信念为核心是国内外学者有关后真相概念内涵特点的普遍认识。近年来，很多基于哲学、政治学理论对后真相的探讨，较为侧重分析后真相语境下资本逻辑宰制、民粹主义倾向、网络信任异化等问题，整体上都将后真相视为一种带有否定性色彩的概念。事实上，后真相的社会现象在传播语境中向来存在，技术的深层次变革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后真相作为一种时代语境的历史进程。正如同赫克托·麦克唐纳曾指出：“每个故事都有多面性。……任何一组事实通常可以得出不止一个真相。……许多时候，你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描述一个人、一起事件、一件事物或者一项政策，这些描述可能具有同等的真实性。”^[4]6－7这种多样化的真相的构成方式给后真相语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带来的首要挑战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所谓的“竞争性真相”(competing truth)问题。

后真相语境中消失的并非真相本身，而是关于客观事实的确定性理解和表达。在这一语境中，任何人都能够依据自己的情感需要与信念追求，对客观性真相本身进行具体解读，在日趋复杂多样的解读中，真相的客观性似乎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社交媒体的发展和普及也使得传统意义上“有图有真相”的“空间性真相”，逐渐发展为一种“有图不一定有真相”的“错位性真相”。在此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关注与相信贴近自身圈子的情感性选项，“受众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事实的代理人与事实的接受者这样简单的二元关系了，这种复杂的关系又恰恰加剧和维护着后真相时代的瓦釜雷鸣”^[5]。问题的复杂性、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与相对狭窄的关注范围，使很多相关问题的讨论只能侧重于考虑特定话题的特定角度，既没有充分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理性去考量事实的全貌。在这个意义上，后真相语境和竞争性真相正在塑造着我们所处的当下现实，更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式与培育效果。

竞争性真相作为后真相语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关键变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竞争性真相意味着不同主体都有阐释真相的权力，由此出现了真相的“解释冲突”。在“信息即权力”的后真相语境下，不同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对事件真相进行自主性的阐发与解释。这就使得任何一种价值观念都拥有被倾听和被关注的可能性，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易被稀释甚至被解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真相的阐释力度和阐释效应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

真相的多面性及其背后的价值选择，既加剧了不同群体内部的聚合性，也加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分离与差异。社会成员由于关注的问题域、偏好的价值域存在较大差异，其依据自身喜恶、价值、信念所选择的群体也逐渐建构起了有别于其他群体的聚集性文化特征，形成了既有圈层性又有个性化的价值观念。而这类聚集性群体文化的持续发展，不断增进群体成员之间的价值情感，推动其价值观念相互印证，巩固其共享性的价值观念，进而产生了圈层之间的封闭性和隔离性，这使得在整体意义上建构价值共识成为一个现实性的难题。

竞争性真相的存在使得人们极易迷失于海量的真相中，从而在情感的暗流涌动中陷入激动、快乐、悲伤、愤怒等情绪之中。这种情感上的宣泄一方面导致情感压倒了理性，成为社会成员进行价值评价、价值选择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们自我认同与自我建构的危机，“人越是处在流动性强的、人员庞杂的公共场所中，他们内心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就越强烈，就越需要归属感”^[6]。由此，如何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建立一种基于价值本身的“真正共同体”，而非情感上的“虚假共同体”，构成了竞争性真相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关键问题。

如前述，后真相不仅干扰着人对于真相的判断与认识，更深刻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养成。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更加侧重精准传播、有效传播，科学合理塑造适用于教育对象的具有竞争性的真相。在这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主要面临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对于受众而言，如何使其深切感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实性与有用性；二是如何在话语表达与传播方式上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受众爱听、爱信的话语。为此，就必须把握好“谁来表达”与“如何表达”两个关键问题。在后真相语境中，公共舆论场主要存在倡导者、误传者与误导者三种发声角色。其中，倡导者是用竞争性真相刻画现实印象，以实现建设性目标的话语主体；误传者是无意中传播歪曲现实的竞争性真相的话语主体；误导者则是通过各种话术以期用竞争性真相模糊、歪曲客观现实的话语主体。如何定位发声角色，是后真相语境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性命题。

尽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的实践过程中，使受众爱听并乐于相信是倡导者的重要目的之一，但更为前提性的问题在于，如何全面客观地表征社会事实，使社会成员在多样复杂的信息内容与媒介话语叙事中能够信任并自主选择价值观培育的内容、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既不能随意篡改既定事实，也不能有意或无意地歪曲或左右事实真相，而应该在贴近教育对象情感需要、激发情感共鸣的同时，全面客观地反映事实真相，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对相关社会现象进行阐释与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主体应该成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客观真相倡导者，而非误传者或误导者。特别是在技术、权力与利益深度介入舆论传播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既要提升培育过程的可感性与可接受性，也要增强培育内容与具体话语表达的科学性与严谨性，使社会成员能够在复杂的语境中摄入关键性内容，并通过事实的佐证及宣传氛围的烘托，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占据教育对象的主观意识，从而优化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方式与话语方式。

一般来说，客观性真相不能直接向社会成员展开，人们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与具体的语境中，结合语言符号本身所具有的“自反性”(reflexivity/reflexiveness)，并借助相关的外在媒介，才能够理解自身与真相之间的关系，从而达成对于真相的理解。由于社会成员在认知结构、先天观念甚至神经元结构等因素上存在差异，因而真相在不同主体那里原本就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由此，揭示和获得真相就需要两大支撑基础：一是理性原则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演绎推理逻辑，二是作为经验性数据收集、统计、分析的客观性结论。^[2]13但是，后真相语境中涌现出大量不可预料、不可掌握的竞争性真相，使得理性原则和数据原则逐渐屈服于情感、信念等主观力量，使客观真相的两大支撑力量日渐式微，而主观性原则却成了一些社会成员在纷繁复杂的竞争性真相中进行价值判断的基本遵循。

在竞争性真相以及主观性原则的影响下，社会成员所进行的价值选择往往是多样的。“当个人认同的社会身份越复杂，对外群体的态度和反应就越接纳、越开放、越宽容。”^[7]7对外群体态度的开放与宽容使原有的相对固化的群体边界逐渐消弭，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断加深，群体认同的难度越来越大。群体认同是指“个体对其归属的社会群体的认知，并从其获得的群体资格中得到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7]15。经由群体认同，人们不仅可以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还可以获得一种共享性的价值观念。在后真相语境愈发复杂多样的话语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将建构教育对象的群体认同视为关键议题，使社会成员充分认识到自身始终处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与凝聚下的共同体中，不断增进教育对象对于群体的情感归属，强化价值感召，凝聚起最广泛的社会共识。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人始终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如何在社会关系中使人能够体认自己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并在这一群体中感受到真切的情感与价值体验，是价值观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就群体角度而言，“当我们的群体在某个道德问题上的立场受到挑战时，即使我们开始产生怀疑，我们也会为这种立场辩护，以便保护群体，证明自己作为群体成员的合法性。我们甚至可能根据我们与其他群体相冲突的道德真理定义我们的群体。这种‘我们和他们’的道德区别将不同社会进一步割裂开，尤其是当我们认为其他群体‘不道德’，因而应当受到攻击时”^[4]151。由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前提就在于推动人们自觉建立起一种“内群体”，在葆有共同的规范与价值体系基础上，使人们形成并坚定对所属群体的认同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当代中国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就在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使人们在共同的价值观念的联结中自觉搭建社会关系，并使其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形成共同体意识，从而塑造共同的“内群体”偏好与情感体验。在后真相语境中，碎片化的社会交往方式和浅阅读的文化获取能力，使得真相辨别过程中所需要的严谨、理性的逻辑关系逐渐被打碎，相较于纯粹客观、理性的真相，贴近大众情感需要的事件越发成为社会成员乐于接受的真相。然而，我们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有时过于侧重宣讲24个字的基本内涵，却忽略了对社会成员情感认同的激发与引领，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纯粹的知识传播而非价值养成，使一些社会成员在情感上出现了明显的不适感和拒斥感。这种负面的情感体验极大地影响和干扰了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甚至形成诸多具有偏差性的“晕轮效应”¹。由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迫切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纽带搭建起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建构起人的群体意识与共同体情感。围绕社会成员同情、感动、愤怒等共通性情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结纽带，激发情感共鸣，使人们能够成为相关事件的在场者，在情感的扩散和共享过程中，提升社会成员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归属。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能否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9]106如前所述，后真相是以情感与信念为核心的。在后真相语境中，人们的价值选择与价值认同逐渐转化成为“情感的困斗”与“信念的纠葛”，这种价值观念的存在方式使得竞争性真相得以普遍存在。因此，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在价值层面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与感召作用。如果说在以往的传播境遇中，国家还可以依靠中心话语，在相对封闭的传播过程中对社会成员进行真相输出与价值引领，那么随着后真相语境下中心话语的逐渐消解，社会舆论场域更趋复杂和多样，并时刻进行着多重力量共同博弈的“话语竞赛”，在此情况下，“个体会选择性接触那些与自己的信念或政治立场相一致的信息从而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10]。由此，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基于群体的既定价值立场，使用富有群体特征的语言进行价值引领，建构精神归属。一方面，凝聚价值共识，推动社会成员自觉建构基于身份认同的价值共同体。“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9]11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成员的价值共识，既是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精神力量的需要，也是推动国家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事实上，在后真相语境中，我们已经着重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方式方法问题，通过对新媒体、全媒体的充分运用，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的共同发声，培养社会成员形成符合国家与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观念，提升人们作为国家和民族之一员的身份认同，进而建构形成价值共同体。另一方面，精准阐释客观事实，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如何在多样复杂的真相中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使广大社会成员在这些真相中能够自觉信任主流价值与主流话语，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重要问题。这既需要防范公众的情绪化传播，也要对客观事实进行分析与阐释，在最广泛意义上形成以中华民族为核心指征的群体概念，使社会成员能够更为真切地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中国力量，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语境中进行个人情感与观念表达，在共性价值域中凝聚最广大范围的社会价值共识。

如前述，在竞争性真相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样复杂的话语样态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成员真相选择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如此一来，就对如何描述和传播后真相语境中的关键性内容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围绕群体认同这一关键议题，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在真实客观地传播关键性内容基础上，搭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深层次关联，提升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次认同，从而将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赋予社会成员，推动其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价值自觉和自信。有鉴于此，后真相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应该更加侧重搭建有关真相的阐释框架，优化完善叙事方式，再现社会成员共有的文化记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后真相语境下大有作为。

如何阐释真相？在何种语境下阐释真相？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在竞争性真相中取信于人的前提性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搭建基于客观真相的分析与阐释框架可以被看作后真相语境中表达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脚手架与依据。

首先，要搭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真相背景。客观性真相的背景是社会成员理解事物、认识真相的基本前提。换言之，真相之所以不再是客观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事件的发生与存续具有相关背景，而背景本身影响着社会成员对真相的看法。比如，近年来一些弘扬爱国主义的主旋律电影、电视剧以较高质量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如果不对这些影视剧集中的事件与案例进行相关的背景建构，这些影视剧就仅仅是由编剧与导演共同编织的故事。反之，如果能够向广大社会成员描述并搭建真实事件发生的相关背景，这些影视剧就从虚拟作品变成了可感的具体事件，这不仅提升了人们对这些影视作品的兴趣，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推动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传播。随着后真相的深入发展，真相背景的搭建就显得更为重要。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碎片化、扁平化成为信息的主要传播与获得方式，这导致短平快的信息逐渐成为主流，人们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信息存续的背景，开始在不能准确把握实情的情况下对相关事件、问题作出自己的反应，这种反应可能是客观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误判。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应帮助人们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下的认知理路与理解背景，使其能够在应对与处理复杂社会事件时作出科学的价值选择与价值行为。

其次，要着眼于社会成员的信息认知规律，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长效性和瞬时性。一方面，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长效性与惯常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成员的既有认知框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呈现与具体感召下，搭建社会成员的经验式情感与记忆，从而在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可以借由一些刺激性因素使社会成员能够自然地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自身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与价值实践。另一方面，要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瞬时表达，在关涉具体事件或是突发性事件的表达过程中，消弭社会成员的抵触情绪，通过有效的情感疏导，建构有序、流畅的信息传播框架，避免群体极化现象的产生。

最后，要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的适洽度。真相阐释框架的搭建需要借由一定的传播方式与传播载体才能得以呈现。在后真相语境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实现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的有效对接，既要选用符合社会成员信息接收规律的传播方式，也要选择社会成员普遍关注的社交媒介，还要选择贴切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容的具体中介，从而引导教育对象能够在复杂的情感表达中进行理性思考，帮助其建构克制、理性的话语表达框架，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效果。

对于以情感为关键切入点和重要依托的后真相语境而言，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的关键在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纽带，增进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共鸣。情感共鸣的增进既包括推动不同社会成员形成情感共振，也包括提升其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信任。这就需要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对社会事件以及相关社会现象的演变过程有选择地进行连贯表述，为社会成员架构某种因果关系，在叙事过程中讲清楚触发事件、因果关系及事件的变化发展过程，使任何一种真相都不是要素的编织解释或是逻辑链条的勉强拼凑。因此，后真相语境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就需要建构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有选择地将相关事件以某种方式连接起来，并侧重阐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因果联系，在完善叙事方式、优化人们社会关系搭建的过程中，凝塑人们的价值共识。

其次，要以事件本身来定义社会成员的社会身份，增强人们对该种身份的自我认同感。社会成员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并不是抽象的，而是需要在不同的事件中不断地确认，自觉建构自身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感知相似性(perceived similarity)，在不断扩大群体边界后形成一种共享的群体资格，在此基础上形成一致性的价值需要与发展需要。由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借由一项项能被社会成员深切感知的具体事件，既要搭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呈现出一系列看似常规事件的内在逻辑与必然联系；也要积极引导人们认识到自身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共性特征，形成趋同的态度和意识，从而定义人们从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有身份，激发人们之于国家与民族的深切认同感与自豪感。

再次，要以触发性事件或一些具体的案例为契机，及时对教育对象的思维与行为施加影响。比如，西方国家在其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始终以“普世价值”与价值观上的双重标准对我国的价值观教育进行评价与干涉，但种族矛盾与种族歧视等问题的广泛存在也使得西方倡导的所谓“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与批判。在这一意义上，如果能够充分运用一些突发性事件，在比较的意义上推动社会成员形成之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性与科学性的真切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就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最后，要确保言之有据。所谓言之有据，意味着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随意发声、任意发声，而是要有根据、有来源地进行发声，否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难以在后真相语境中获得社会成员的真切认同。为此，在后真相语境下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要重视客观真相在价值观培育中的基础性作用，将描述真相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核心问题；另一方面，要不断搭建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一个逻辑相对完整的证据链，从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于社会成员的可信度与认同度。

后真相语境下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建构群体认同、凝聚社会共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成员在复杂的后真相语境中能够主动、自觉选择并信任的价值观念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11]由此，再现社会成员共有的文化记忆与共同的社会文化是凝聚共识的重要方式。“文化记忆包括亲身经历的文化的回忆以及社会反复使用并流传下来的文本、符号和仪式等系统。”^[12]形塑社会成员的文化记忆，首先，要以仪式为载体，激发广大社会成员深层次的共有的文化心理归属。通过一定的符号与仪式，使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成为文化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在身体力行的参与过程中建构集体性的文化“类认同”。其次，通过选树典型案例发挥示范作用，以具体的、鲜活的案例感染人、影响人，通过发挥人本身的作用，消解后真相语境下碎片化、拼凑式的真相，使社会成员在这一过程中与教育者达成情感共鸣，逐渐坚定之于文化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的认同感与信念感。最后，合理运用文化载体特别是社交平台，以图片、视频、表情包等为介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抽象内容转化为鲜活的具体呈现，促进文化记忆对社会成员现实生活的渗透，拉近文化记忆与社会成员的距离，推动广大社会成员形成基于共同文化意义上的广泛价值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