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加强提炼和阐述，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1]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不仅致力于构建本国的价值观，而且努力推动本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长期以来，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冲突、传播话语体系薄弱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而且早期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也一直受制于单向输出的传播模式而收效不佳。

立足新时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更加需要向世界展示自己，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也更加渴望了解中国，如何使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真正实现“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2]的目标，成为一个需要我们共同思考的时代议题。

长期以来，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往往都是依靠政府主导，由主流媒体直接承担，政府机构与主流媒体一直是国际传播的核心主体。由政府主导的传播具有资源组合性强、传播效率高等显著优势，但也存在着政治色彩浓厚等现实问题，容易在传播过程中导致文化隔阂与意识形态冲突。因此，需要进一步丰富传播主体，建设一支多层次、高水平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队伍。

智力资源是推动一个国家持续发展、引领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宝贵资源。回望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智库贯穿于经济、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在治国理政中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长期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更致力于发挥新型智库在国际传播中的关键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迫切需要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3]

第一，整合世界范围的优势资源。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智库建设是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的宏大工程，必须在世界范围内配置最优资源。首先，智库建设的核心资源是高端人才。“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4]高端人才是否充足直接影响了智库成果的产出效能。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智库建设必须要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传播领域的专业人才，既要引进致力于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也要引进传播经验丰富的实务工作者，从而同时完成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国际话语体系建构)与成果转化(思想成果生成)的重任。其次，智库建设同样需要物质保障。在我国，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战略智库本身不具有营利性，与西方部分既面向政府又面向社会的盈利型智库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战略智库的建设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资金支持，从而保证智库成果可以平稳有效地产出。最后，智库建设需要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在网络新媒体时代，海量信息的快速传输早已从想象变成了现实。只有在完善成熟的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文化传播才能及时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牢牢掌握国际话语权。

第二，不断加强智库监督管理。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组(TTCSP)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数据可知，截至2020年，我国已经拥有1413家智库，位居世界第二位。随着国内智库的飞速发展，如何对智库进行合理管控与有效监督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国际传播智库必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从根本上回答智库“为谁传播，传播什么，如何传播”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2]。政治方向一旦偏移，不管运用如何先进的传播方法，终究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传播智库必须形成完善的考核评价体系。战略性智库在国内多以事业单位的形式存在，具有平台机构稳定、经费保障充足等优势，但也存在考核体系不完善等缺陷。政府要定期派遣巡视组进驻智库机构进行考核，要对考核结果优异的智库机构给予更多的鼓励与支持，对于考核结果不理想的机构要及时协助指导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每所传播智库内部也要建立完善的工作人员考核体系，适当引入聘任制、绩效制等考核方式，综合运用上级政府评价、同行评价、社会评价等多种评价形式，激发人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第三，增强智库研究的现实针对性。智库的建设与智力资源的充分运用必须针对现实问题、依据现实情况，提出科学措施。“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5]当前部分智库建设只重视理论的建构与阐释，严重脱离了现实问题与实际情况，甚至陷入了自说自话的死胡同。这种智库的长期存在，一方面浪费了大量人才和资金，另一方面养成了形式主义、主观主义等不良风气。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相关研究必须根植于中国现实国情，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了解传播过程中的真实问题，针对问题提出科学合理有效的应对策略。

西方国家在长期的文化传播与价值观输出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建立了成熟的传播模式，形成了完善的传播工作者培养机制。那么，实现当代中国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更深入的传播，必须加强传播领域的国际合作，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对外传播的优势资源，不断推动我国传播队伍的建设与发展。

第一，批判借鉴西方国际传播经验。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提出：“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6]一方面，我们要广泛吸收借鉴西方国家思想文化国际传播的具体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7]339西方国家的许多对外传播经验都是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形成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另一方面，我们绝不能生搬硬套西方国际传播经验，必须立足本国实际，有分析、有鉴别地借鉴西方经验。“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7]341

第二，努力推动思想文化资源互通共享。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任何一种文化都不仅仅是民族的思想智慧结晶，早已深深融入世界文明宝库之中。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不断融入世界，才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同与更持久的发展。相反，任何一种文化如果一味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自绝于世界之外，即使拥有再悠久的历史与再深厚的内涵，也势必会被历史的潮流淹没。因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思想文化资源的互通共享，让不同文化在交流融合中进一步发展繁荣。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通过资源共享吸收更多的思想智慧结晶，一方面，可以不断夯实自身的理论根基，增强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与逻辑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资源共享深入了解传播对象国家的文化背景，从而有根据地丰富传播内容、优化传播策略以及调整传播话语。

第三，建立传播工作者联合培养机制。传播工作者是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枢纽与桥梁，在实现传播目标、达到传播效果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因而国际传播工作者完成传播任务所需的素质要求也随之越来越高。一位传播工作者要完成跨国文化传播任务，不仅要充分理解自己所传播的理论体系，更要深入了解传播对象国的语言环境及文化背景。传播工作者对于对象国的语言环境与文化背景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基本使用与简单认知的层面，而必须要具有在对象国的学习生活经历，从实际生活中真正形成对该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因此要加强国际合作，建立传播工作者联合培养机制，每年选拔一批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基础扎实的传播工作者前往不同的国家参加学习培训。要建立完善的学习成果考核机制，以此来激励传播工作者充分运用联合培养的机会与资源。

近年来，民间媒体依托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受众数量日益增加，覆盖范围也越来越广，部分民间媒体在海外已经具有较大影响力，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中坚力量。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应该适当拓展民间媒体的参与空间，积极运用民间媒体的海外传播平台，发挥民间媒体推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重要作用。

第一，准确认知民间媒体的重要地位。民间媒体指的是由非政府组织建立以及运营的传播媒体，区别于由政府组织建立运营的官方媒体。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间媒体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壮大，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各类传播领域都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在国内已经拥有相当规模的部分民间媒体逐步向海外进发，有些民间媒体已经在海外初具影响力。据相关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9月，TikTok(抖音海外版)全球月活用户突破10亿大关，成为2021年全球访问量最大的互联网网站。Kwai(快手海外版)在东南亚、南美等地区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由此可见，民间媒体已经成为中国海外传播领域新的增长点，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帮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积极运用民间媒体的显著优势。相较于政府运营管理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民间媒体在海外传播具有传播话语更加多元、新技术运用更加广泛、交流平台更加完善等显著优势。首先，由政府管理运营的官方媒体在海外传播的政治话语较为浓重，往往更容易遭遇多元文化碰撞、意识形态冲突，更容易使其他国家的政府与民众产生误解与偏见。但由民间组织运营的媒体不具有政府官方背景，采用更加平和、更加贴近生活的话语传播中华文化，因而也就更容易被其他国家的民众接受。其次，由于市场的推动，民间媒体更加重视新技术的运用，注重紧跟网络新媒体技术发展的潮流，为用户提供最新的信息与服务。最后，民间媒体为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众的交流沟通建立了一个更加容易接受的平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可以在一个更加宽容、自由的环境中交流观点，有助于厘清更多的误解与偏见。

第三，时刻警惕少数民间媒体的逐利倾向。民间媒体虽然为中国媒体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其本质上仍然是由个人或股东掌控的媒体组织，发展目标也更多的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少数民间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择手段地迎合取悦受众，无视低俗露骨等不良信息。也有少数民间媒体无视职业道德，只报道能吸引受众眼球的新闻，甚至持续刊登虚假新闻，故意制造谣言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在积极运用民间媒体平台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存在的某些问题。所以，政府有必要加强对民间媒体的监督管理与正确引导，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提供一个和谐安定的环境。

传播学中有一种“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理论，该理论认为，传播不仅仅是传播者通过传播媒介影响受众的过程，同时是受众通过传播媒介自我理解、自我建构、自我满足的过程。在这一理论视域下，传播者传播的内容与受众通过传播媒介接收、理解到的内容同样重要。因此，为了提高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效果，必须针对受众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话语开展传播工作。

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一种跨国界、跨文化的传播，因而受众的文化背景是影响国际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亨廷顿曾提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8]尽管亨廷顿的这一观点有待商榷，但国际传播需要尊重受众的文化背景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要充分尊重受众的文化背景，从而在传播过程中缓解因文化差异引起的现实冲突。

第一，尊重不同国家的宗教信仰差异。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要充分了解不同国家的宗教信仰，避免触碰宗教禁忌，防止引发文化冲突。国际传播一旦触碰宗教禁忌，文化冲突可能会进一步失控，甚至演变成为政治冲突。

第二，尊重不同国家的思维方式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例如，东西方之间的直线思维与曲线思维的差异。中国人由于含蓄的民族特性，习惯于在表达中通过侧面说明、外部描述来引出重要信息，而西方人则习惯于直接阐述关键信息，然后再将修饰部分一一补充进来。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要充分关注不同国家的思维方式差异，力求避免思维方式差异造成的误解与偏见。

第三，尊重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差异。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价值取向差异，也深深影响到了个体行为。中华传统文化更强调集体主义价值取向，重视集体利益；而西方文化则维护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突出个人利益。因此，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应该根据受众的接受程度适当调整表达方式，采取更易被受众接受的差异化文化传播方式。

选择性定律是传播学中的一个著名定律，指的是传播过程中受众会根据自己固有的价值体系和既定的思维方式对所接收到的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与选择性记忆。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众会在不同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的引导下对同样的信息产生不同的理解。

第一，引导受众的选择性注意。当受众同时接收到海量的信息时，会从其中挑选出自己感兴趣的部分信息仔细阅读，对于其他不感兴趣的信息则会直接略过。受众注意的指向性决定了其对于信息的选择性，受众对于什么样的信息感兴趣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信息。因此，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要提前了解对象国家和地区受众群体的兴趣点，在传播过程中注意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引起受众对于传播信息的关注。

第二，促进受众的选择性理解。莎士比亚曾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受众在仔细阅读接收到的信息时，会根据自己固有的价值体系和既定的思维方式理解信息，因而对于同样的信息产生不同的理解。例如，红色在中国具有喜庆、吉祥、热烈、奔放等寓意，被广泛运用于礼堂、宫殿、庙宇的装饰上，受到民众的广泛喜爱。但是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红色则具有残酷、危险、血腥、暴力等寓意。因此，在国际传播过程中要注重从其他国家受众的视角出发，使用其易于接受的话语来传播开展活动，从而避免受众产生误解与偏见。

第三，启发受众的选择性记忆。信息在经过受众选择性注意与选择性理解之后，要真正得到受众认同必须经过最后一道“滤网”——选择性记忆。受众在阅读信息时会优先选择符合自己的观点与兴趣、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进行记忆，而且会有意识地忘掉一些与自己原有观点相违背或者不利于自己的信息。受众只有长期接收某种信息并深刻认同，这种信息才能逐渐沉淀为其深层次意识中的记忆。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一方面要持续传播关于中国的真实、正面的信息，从而帮助国际受众形成关于中国正面形象的稳定记忆；另一方面要及时对国际舆论中污蔑、诽谤、诋毁中国的言论进行回应，努力消除负面言论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

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是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双向过程，既不能缺少传播者通过媒介对受众进行的思想传播，也不能缺少受众运用媒介向传播者转达的意见反馈。依据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传播是否能真正完成目标、达到效果，实际上是由受众来主导的。因而深入了解受众对于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意见反馈，对于完善传播流程、提升传播效果都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受众反馈精确指明了传播的现存问题与改进方向。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效果评价更多地侧重于传播信息数量、传播信息范围等数据。这种评价方式只能单向度地显示我们向国际传播的信息，而不能全面反映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真实效果。通过开展问卷访谈调研深入了解受众的意见，我们不仅可以真实了解到传播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还可以基于受众意见进一步明确改进方向，提高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实际信度和效度。

第二，受众反馈真实反映了受众的接受态度与期望需求。受众反馈的意见真实反映了受众接受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态度与动机。传播者一方面可以从受众的态度与期望中总结传播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从而更好地传承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另一方面可以从受众的动机中总结其接受特点、明确其接受倾向、发现其接受偏好，从而进行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传播。

传播媒介是传播者与受众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与纽带，是传播行为作用于传播对象的中介性物质手段。长期以来，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媒介多以“事业形式、政府推动”为主，如《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海外版)》。这些渠道对于推介当代中国价值观，表明中国政府对于重大事件的立场与态度，驳斥国际上歪曲诋毁中国的言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单向传播渠道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传播环境，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亟待构建一个多元交互的传播平台。

在国际传播领域，国际事件是国家之间输出价值观念、传播思想的关键节点与重要契机。在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期间，受众在关注国际事件内容的同时，也会密切关注各国政府针对国际事件发表的态度、采取的措施。所以，中国政府和民众借助专业化平台发表看法的过程同样也是推动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的重要契机。因此，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需要构建一个专业化的国际事件研讨平台。

第一，紧跟国际前沿问题，密切关注舆论走向。国际事件的交流研讨平台一方面要紧密关注前沿问题，及时预测西方媒体对国际前沿问题作出的回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揭示国际事件的实质，提出应对前沿问题的现实策略；另一方面要关注舆论走向，及时纠正错误舆论导向，揭露错误舆论行为背后的真正目的，让国际事件的真相呈现出来。

第二，畅通讨论渠道，创造宽松环境。国际事件交互研讨平台要为不同国家民众提供一条顺畅的交流渠道，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从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在平台上发表看法的民众会更加关注对于自己看法的评价，从而提高平台受众的关注度，扩大平台的受众群体范围，提高平台的传播影响力。

第三，站稳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构建国际事件交互研讨平台的最终目的是要推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中国媒体要始终坚持站稳中国立场，将当代中国价值观贯穿于研讨国际事件的全过程，讲述有血有肉的中国故事，传播有理有据的中国话语，让受众从国际事件的研究讨论中深入了解当代中国价值观，从而全面展现当代中国价值观的真理魅力与现实价值。

当代中国价值观既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也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寻找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经验借鉴。建立立体化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机制，一方面可以汇聚全世界的智力资源共同推动当代中国价值观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可以推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更深入的传播。

第一，增加科研课题国际招标项目。当代中国价值观既包含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经验，也包含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世界智慧。国内高校、学会以及研究机构可以单独设置面向国际的科研课题，吸引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当代中国价值观的理论研究中来。通过这些专家学者形成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扩大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能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参与到当代中国价值观的理论研究与学习深造中来。

第二，提升国际学术论坛的规模与效果。国际学术论坛是同一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该学科领域思想交汇、智慧碰撞的重要聚焦点。相较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国际学术论坛的规模较小，每年开办相关国际学术论坛的场次与规模都要远小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同时，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国际学术论坛大多仍然以中国学者为主，国际学者的参与力度与参与范围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政府要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国际学术论坛的投资力度，邀请更多知名的国际专家学者参与，着力提升学术论坛的规模与效果。

第三，不断完善科研人才的联合培养机制。国际化的联合培养可以帮助科研人才拓宽研究视野、增加学习经历、丰富人生阅历。高校、学会以及研究机构要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国际接轨，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创造更多联合培养的机会，为科研人才提供更多交流访学项目，努力培养一批面向国际、接轨国际、对话国际的科研人才。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单一的传播媒介难以满足受众对于海量信息的需求，传统的传播媒介在市场的驱动下采取收购、融合等方式不断扩充体量、拓宽范围，纷纷走上了集成化的发展道路。同样，为了进一步集聚优势资源、提高传播效果，满足全世界受众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必须走向集成化的发展道路。

国际传播媒介的集成化发展不是各种传统媒介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新媒体技术基础上推动各种传播媒介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信息集成网络。首先，在信息收集方面，集成化的发展模式可以深刻改变以往各国际传播媒介单打独斗的局面，注重从事发地、网络平台、政府部门等不同渠道同时收集信息，明确信息收集对象、收集目标以及收集时限，努力在最短时间内收集到最广泛的信息。其次，在信息筛选方面，集成化的发展模式可以对从不同渠道收集到的信息统一进行甄别核对，从中筛除虚假信息，从而保证所发布的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最后，在信息发布方面，集成化的发展模式可以充分运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平台等媒介共同发布信息，以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呈现信息，满足受众的多样需求。

传播环境指的是传播者通过媒介向受众进行传播活动所发生的场域。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具有极大的帮助。“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9]因此，中国要积极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运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冲突，加强网络领域的监督管理，从而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现实环境。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关系到其他国家民众对于这个国家的印象，影响到这个国家对外传播工作的实际效果。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会增加国际传播的吸引力与亲和力，相反，消极负面的国际形象会进一步加深其他国家民众对于这个国家的误解与偏见。因此，塑造积极正面、有亲和力的大国形象在对外传播工作中至关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我国的国际形象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俄中友协副主席萨纳科耶夫高度评价了中国近年来的对外工作：“中共十八大之后，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指引下，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更加坚定、自信、负责任的大国，世界对此有目共睹。”^[10]中国未来的国际形象建设要渗透到国家外交事业的多个领域，将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升到战略高度上来。一方面，中国要为世界发展作出更多实质性的贡献，持续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为解决世界普遍难题提出更多的中国方案，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另一方面，中国要加强对所作贡献的宣传力度，让世界深刻认识到中国引领世界发展的重要价值与独特意义，使恶意损害中国形象的谣言不攻自破。

国际冲突指的是国际社会中各个行为主体为争夺资源、地位、权力以及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而产生的相互对抗、压制的行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世界对于中国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在实现飞跃式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一些国家的非议甚至产生小范围的冲突。面对国际冲突，中国一向积极推动与冲突国的对话交流，以和平的方式化解矛盾。例如，应对中国南海争端，中国政府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口号；面对朝核问题，中国政府呼吁各方坚持推动对话协商，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解决半岛有关问题，并为朝核问题的解决贡献了“双暂停”和“双轨并进”的思路。

未来中国要继续坚持运用和平方式来处理国际冲突，全面展现中国的大国胸怀与国际担当，不断树立热爱和平的国际形象，努力做世界和平的倡导者与呼吁者，使中国在全世界赢得更多的认同与支持，为当代中国价值观传播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海量信息传播交流的主阵地。但由于互联网自身的隐蔽性与虚拟性，网络领域也很快成了谣言散播与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加强对网络传播领域的监督管理，努力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提供一个和谐稳定的网络传播环境。

第一，完善国际网络传播领域立法。世界各国要紧密关注国际网络传播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共同联手扫除国际网络传播领域的“法律盲区”，保障国际网络执法能够有法可依；同时要加强对国际网民的宣传教育，以真实案例为索引，加强对国际网民的普法教育，使网民深入了解网络传播领域不可触碰的边界，深刻认识到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第二，推动国际网络传播追责机制。联合各国网络传播监管部门建立国际网络传播追责机制，对于散布跨国谣言的不法分子，联合所在国家的网络传播监管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针对帮助境外分子散布谣言的国内网民也要严格追究其法律责任，不断净化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空间。

第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对西方媒体恶意污蔑、歪曲、诽谤中国的言论，必须予以坚决抵制与彻底清除。一方面，我国网络传播监督管理部门要紧密关注网络动向，谨防不法谣言的渗入，对于传播谣言的行为要予以坚决的打击。另一方面，我国媒体也要在国际领域站稳立场，有理有据地反驳部分西方媒体的歪曲言论，维护中国的正面形象，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营造一个稳定的环境。

展望未来，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不仅要致力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国际形象，增进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理解与认同，更为关键的是要着力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既要以全球视野讲好中国发展的故事，也要以中国实践做好国际传播的文章，更要以价值共识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以全球视野讲好中国发展的故事。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要汇聚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国际传播提供学理支撑。研究者与传播者要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中总结出宝贵经验，从而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借鉴。

以中国实践做好国际传播的文章。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不能仅仅依靠理论阐释，必须充分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一系列重大成就，为理论传播提供有力的事实论据。话语只有具备通识性、通约性特点，受众才能听得懂、易接纳、去认同。推动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必须针对不同对象进行话语转换，把复杂的理论话语转换为简洁明了的语言，把抽象的理论逻辑转换为直观的事实逻辑。同时要抓住不同国家、区域受众的关键特征进行精准化传播，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与分众化表达。

以价值共识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构建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的关键在于深化国际社会对于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深刻认同。不同文明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谐共处，才能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繁荣。国际传播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不是单向度的文化输出，而是基于价值共识的交流互鉴，在多元文化主体的多维互动中，达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情感效应。推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必须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建构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使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的美好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