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显得尤为重要。价值观作为普遍的抽象原则，具有高度概括性，深刻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研究和把握个体价值观的形成，才能切实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效性。人们的价值观不是与生俱来的，其形成需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沉淀，甚至要经历多次反复的过程。价值观的形成涉及复杂的心理过程，学者们普遍认为认知和情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认知对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已有研究对情感的关注较多，对认知在价值观形成中的作用关注则较少，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一般社会科学类研究多是通过经验性总结和概括来探究认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与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学者们能够通过直观的大脑活动来推测和验证价值观的认知加工，为价值观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证支持。

在个体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认知加工始于价值感知识别，即获取客体(物体、事件、行为等)的价值信息，之后根据价值信息提取头脑中已有的相关价值标准，进而对客体进行价值评价和权衡，以便在需要时作出合理决策。此时主体对客体已有了深入了解，将逐渐形成相应的价值追求、目标或行为意向，即对价值信息进行整合内化，最后在生活实践中不断调整、强化相关价值观念，逐渐形成稳定的价值观。

个体价值观形成的第一步是获取价值信息。价值感知识别是通过感觉与知觉来识别、获取客体的价值信息的。对于客体的感觉信息通常是多而杂乱的，但随着后续的认知加工，信息将逐渐变得有序，不同的感觉信息在大脑中得到整合，使主体获得对这一客体的知觉，即获得了对客体及其关系的认识。

客体的价值信息蕴含在主体对客体的知觉中，知觉赋予感觉信息以意义，即主体在知道客体是什么的同时会根据自身和情境需要，识别和揭示客体的意义或价值。知道客体是什么和揭示客体有什么用是感知识别过程的两个方面，前者主要获得事实信息，后者主要获得价值信息。在知道客体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揭示客体有什么用，在揭示客体有什么用的过程中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客体是什么，二者相辅相成。但对客体意义和价值的揭示，则需要更多知识经验的支撑，而且能否在合适的情境下识别出相应的价值信息还需要主体有敏锐的价值感知和灵活的变通性。因此，人们在了解客体是什么的同时常常忽视其多样的价值。在多数情况下，价值感知识别发生得非常快，这个过程多是自动化的，不需要主体付出意志努力。但当主体面对不熟悉的客体时，感知识别过程将需要主体付出较多的意志努力。总之，价值感知识别是个体获得最初价值信息的过程，其顺利进行是价值观形成认知加工的基础。

个体在价值感知识别中确定了客体的价值，但这在个体价值观的形成中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确定客体价值的大小。这就需要个体从头脑中已有的价值体系中提取相关价值标准或参考，为后续的价值评价或选择做准备。

价值标准的提取，是从长时记忆中将与客体价值相关的标准信息提取到工作记忆中。记忆可以简单理解为信息在头脑中留下的痕迹，根据痕迹保持时间的长短，一般将记忆分为瞬时记忆(0.25～4秒)、短时记忆(5～60秒)和长时记忆(1分钟以上，甚至终生)。其中，短时记忆也被形象地称为工作记忆，强调在当前认知工作状态下短暂存储和加工信息的记忆。认知加工不仅是新价值信息的输入，还要提取个体头脑中已有的相关价值信息，使其进入当前工作状态来帮助识别和加工新价值信息。所以，在价值观形成的整个认知加工过程中，均伴随着对头脑中已有的相关信息的提取，只不过价值标准提取是其中比较典型的。头脑中已有的价值体系不是杂乱堆积的，而是有一定的结构，个体要快速找到并提取相关标准信息，不仅要对新价值信息有比较准确的感知识别，还要对自身已有价值体系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在通常情况下，个体对自身价值体系的认识和对客体新价值信息的感知识别越准确，其价值标准的提取就越快越准确；对任何一方认识不清晰，都会阻碍价值标准的提取。

价值评价权衡在本质上是收集、累积价值信息的过程。当累积的信息超过相关标准时，也就有了确切评价或选择结果，即有了明确的价值倾向。当然，此时的信息累积是伴随高级思维加工的，不同于价值感知识别阶段的信息获取。

关于价值评价权衡的研究，学界比较认同的是：大脑会分别累积不同选项的信息，直至其中之一达到标准，进而作出选择。^[3]这已在神经生理层面得到证实，但这可能有一个明显的弊端，即效率低、消耗大。还有一种方式是大脑直接累积两个选项间的差异，直至达到标准而作出选择。^[4]这种方式效率高、消耗小，但是较难解释多个选项间的选择，也尚未得出其在神经生理层面计算差异的方式。根据已有研究可以推测出：个体对价值信息的熟悉度会影响大脑对价值信息的累积方式。个体对熟悉的价值信息采取累积差异的方式，因为对熟悉信息的思维加工可接近或达到自动化水平，个体能迅速获得不同选项的差异信息。而面对不熟悉的价值信息，个体需要按部就班地对各个选项分别进行深入思维加工和信息累积，如果此时再进行差异累积，反而增加了一个不必要的环节。无论哪种方式，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决策的产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信息的不断累积。

价值整合内化是个体价值观形成的关键。具体来说，是指个体将价值信息与自己头脑中已有的价值体系建立充分的联系，进而形成新的或坚定已有的价值追求、观念的过程。在认知加工中，价值整合内化使价值信息在经过感知识别、评价权衡等加工后顺利进入长时记忆。

对价值信息的整合内化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在价值感知识别和评价权衡阶段，个体已对价值信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抽象和概括，对价值信息的整合内化则需要更进一步的抽象和概括，以形成某种价值追求或价值观念。个体对价值信息的整合内化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价值信息与个体已有价值体系较为一致或相差不大时，个体将新的价值信息纳入自己已有的价值体系，使已有价值体系得到一定的丰富和发展；另一种是当价值信息与个体已有价值体系相差较大甚至相悖时，个体可能保持已有观念而拒绝接受新的价值信息，也可能改变已有观念而接受新的价值信息。所以，价值信息整合内化的结果是坚定、丰富已有价值追求、价值观念，或形成新的价值追求、价值观念。还应注意的是，个体对价值信息的整合内化有程度上的差异，这也许是因为不同价值信息的重要性不同。例如，有些价值信息只是被简单地搬运到大脑中，未进行深入整合，个体将其认定为需要遵从的简单规则组合；而有些价值信息则被整合进自我概念，获得了个体的高度重视，成为个体人格的一部分。

价值信息经过整合内化存储于人们的头脑中，但此时它们还不稳定，易被影响和改变，简单来说是因为它们还未经实践的检验和强化。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反复、渐进的过程。个体需要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检验和验证相关价值标准和价值观念，并根据相应反馈信息对价值观念进行及时调整和修正，逐渐形成成熟、稳定的价值观。

价值观作为普遍的抽象的原则，总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选择与行为。同时，在生活实践中，个体也通过价值信息的反馈不断强化或调整自己的价值观。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可能是个体自身经历的实践过程，也可能是个体作为旁观者观察他人经历的过程，这两种过程对价值观的形成具有类似的反馈调节效果。价值反馈调节使个体能及时了解价值信息的正确性，并补充在知识、理论学习中未注意到的细节，完善对价值信息的感知识别。价值反馈调节帮助个体了解不同情境下的价值标准，提高个体价值标准提取的灵活性。价值反馈调节为个体的评价权衡提供及时的信息，提高评价权衡的准确性。总之，通过价值反馈调节，个体不断获得更加准确的价值信息，并能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整个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认知加工，最终形成正确、稳定的价值观。

总的来说，价值观形成的认知加工主要包括以上五个环节，但这只是价值观形成的认知加工逻辑上的顺序，事实上，认知加工并不是严格按照这个顺序进行的。在个体对价值信息进行评价权衡时，可能已同时开始了价值整合内化，而在价值信息整合内化的过程中也并非完全停止了对价值信息的权衡。而且，价值反馈调节通常贯穿整个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个体会根据反馈信息随时调整相关认知加工，以保证对价值信息加工的准确性。因此，在个体价值观的形成中，认知加工是一个动态、灵活而复杂的过程。

价值观一经形成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是因为价值信息以一定的组织结构储存在人们的头脑中，即价值观有独特的认知表征方式。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价值观以基于规则组合的认知表征方式存在，有些价值观以基于利益权衡的认知表征方式存在，而少数重要价值观以基于道义原则或基于自我概念的认知表征方式存在。

在价值观形成初期或就一般的价值观而言，其价值信息常会以基于规则组合的认知表征方式存在。因为个体对相关价值信息把握不够清晰，难以进行或不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加工，所以只能以现成的普遍的大众的规则组合来进行认知表征。如有必要，后续随着个体经验的丰富、学习的加深，相应价值观的认知加工及其表征方式将越来越复杂。

个体持有这类价值观，通常会认为相关规则是不可改变、不能变通的，会以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进行选择、决策，并且认为遵守规则就是对的。例如，遵守交通规则是人们的普遍共识，如果违反相关规则将被认为是错的；诚实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准则，如果说谎就将被认为是错的。个体并非对这类价值观完全没有怀疑或质疑，只是还没有积累足够的关于这类价值观的信息或相关实践经验，而选择遵循规则或遵从大多数人的观点是比较有利的。比如，个体在无法判断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是否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或某个谎言是否出于善意时，统统将这些违反基本规则的行为断定为错误似乎是最有利或最可能正确的选择。但当个体发现违反交通规则是为了躲避马路上的儿童、谎言是出于善意时，个体对相关行为的判断就会变得复杂起来。所以，这类价值观有利于个体快速融入新的群体和快速收集处理新的信息，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认知思考，这类价值观易受其他观念的影响，稳定性较差，在不同情境中，其准确性或适应性也不高。

在关于价值观与行为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个体在现实情境中的选择多是通过利益权衡得出的，即以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5]所以，有一类价值观以基于利益权衡的认知表征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例如，人们很看重生命，会为了挽救生命付出大量金钱，但基于理性考虑，付出的金钱不会是无限的，其中有一个权衡过程。

这类价值观不仅是规则的简单组合，而且有充足的知识积累和经验支撑。在面对价值冲突时，个体会计算每种选择的预期收益，进而对不同价值选择进行复杂的分析与权衡，直至作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评价或选择。神经生理学研究发现，与这类价值观相关的活动更多地激活了大脑中与功利主义的价值计算相关的脑区^[6]，进一步证实了其以基于利益权衡的认知表征方式存储于大脑中。由于有大量的认知思考，这类价值观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当有更强说服力的价值信息呈现时，个体会倾向于赞同新的价值信息。也就是说，持有这类价值观的个体在面对更大利益选择或诱惑时，会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放弃原有价值观，而选择在其看来具有更高价值的选项。事实上，以规则组合进行表征的价值观在本质上也是通过利益权衡来作出决策的，只不过个体在有限信息的条件下选择遵从大众、社会的规则是最有利的。

在生活中，人们的选择并不总是理性的，有时人们愿意付出一切来保护某种价值观，似乎任何利益和诱惑都无法动摇这类价值观。学者将这类价值观称为保护性价值观。^[7]保护性价值观常常与国家、道德或宗教等相关，以基于道义原则的认知表征方式存储于大脑中。

道义原则指人们将价值信息更多地视为道德的、规则的或义务的，即以绝对规则的方式对价值观进行认知表征。因此，道义原则通常有绝对正确与错误的区分，人们不会将保护性价值与其他一般价值进行交易。例如，持有爱国价值观的人拒绝将国家利益与任何其他利益进行交易。而且，基于道义原则认知表征的价值观更看重事件或行为的性质而非结果，就像“五十步笑百步”，实际上后退多少步在本质上没有差别，糟糕的是后退这一行为本身。有研究发现，一旦将保护性价值观纳入普通利益权衡，大脑中的情绪系统将被激活，进而引起个体强烈的负面情绪体验。^[8]所以，当个体面对与保护性价值观相悖的价值冲突时，常常会跨过利益权衡，直接选择无条件遵守或维护保护性价值观，这一过程常常是绝对对与错的自动化加工。因此，道义原则的认知表征方式使保护性价值观具有非常高的原则性，能有效抵抗利益诱惑，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但对每一个个体来说，其拥有的保护性价值观的数量是很少的，只有重要的或者核心的某个或某几个价值观属于保护性价值观。

自我概念处于个体人格系统的核心位置，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认识，对认知、情感和意志均有重要影响。所以，当价值观与自我概念相结合或价值观纳入自我概念时，这种价值观将变得非常重要。有研究发现，保护性价值观与自我概念在认知表征上具有高度一致性。^[9]这正是保护性价值观具有高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面对价值冲突时，个体常常主观赋予以自我概念认知表征的价值观较高的价值，并且价值自我内化程度越高，个体主观赋予此类价值观的价值也越高。^[10]也就是说，重要程度越高的价值观与自我概念在认知表征上的一致性程度越高。有研究发现，个体对重要程度较高价值观的理解与加工更多地激活了大脑中与自我信息加工和自传体记忆相关的脑区。^[11]对于保护性价值观，个体可能通过主观赋予其最高价值来使它在价值冲突中不需要被权衡而直接被选择，久而久之，它逐渐成为个体的一种不可动摇的观念。^[12]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以道义原则认知表征的价值观更多地将价值信息看作道德和规范，而被纳入自我概念的价值观不是人们可以选择遵守或违反的，而是自我的组成部分，具有内部驱动和指导目标行为的作用。例如，一个认为自己敬业的人会自觉地在工作中付出更多的精力，会为了做好工作而更加努力。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以道义原则或自我概念认知表征的价值观通常是个体的主导价值观，并且会影响个体对具有和主导价值观一致客体的看法或观念。例如，诚信对某个人来说是主导价值观，他对诚信的他人或群体更易表现出认同，同时会倾向于认同此人或群体的其他观念。

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不断积累的过程，因此价值观的培育也将是一个持续、漫长的过程。要想提高价值观培育的实效性，就要以对价值观形成认知加工的分析为基础，一方面引导个体形成正确价值观，另一方面帮助个体改变已有的不正确价值观，同时提高重要价值观在个体价值体系中的重要性。价值观的形成在本质上是价值信息获取、积累、整合与巩固的过程，所以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究如何进行价值观培育。

价值观形成认知加工的源头是价值信息的获取。如果个体没有敏锐的价值感知，就无法识别和获取充足的价值信息，也就没有后续的价值评价权衡和价值信息整合内化等，价值观的培育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唤起个体的价值意识并提高其价值感知能力是价值观培育的首要任务。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13]，在价值观的形成中，如果个体能够积极主动地感知识别相关价值信息，则价值观的培育将事半功倍。关于关联学习的实验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实验中要求个体将一种颜色与一种音调进行关联，结果发现对这一关联的有意识知觉是这类学习的先决条件。^[14]有意识知觉能促进后续相关信息的学习和整合，可将其理解为一种认知的准备状态。也就是说，如果个体保持敏锐的价值感知，做好获取价值信息的准备，则能大大促进后续对价值信息的识别、权衡和整合等认知加工。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发现，个体常常受已有价值体系的不自觉的影响，即已有价值体系会遮蔽个体对其他价值信息的感知，产生一种盲目排斥、拒绝新事物和新思想的倾向。因此，在价值观培育中，要鼓励个体保持开放谨慎的态度，只有亲身接触、了解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此外，对同一客体，不同主体可能有不同的价值感知，这就需要在价值观培育中，帮助和督促个体丰富、拓展相关知识，提高其价值感知识别的灵活性，以便个体能从不同角度揭示客体的价值。

个体在面对价值冲突时，多会根据已有知识经验进行利益权衡，进而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能对利益权衡进行有效引导，激发个体对相关价值信息进行认知重评，则能大大提高价值观培育的实效性。

引导利益权衡首先要了解个体的已有知识经验或背景特点，以此推测其可能的权衡过程。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供更具合理性的价值信息，即充分说明新观念的优势和已有观念的不足，帮助个体不断累积正确的价值信息，引导个体进行正确的利益权衡，进而激发个体对已有价值观或错误价值观进行认知重评。例如，小学生知识经验不足，且思维更具形象性，因此可以通过生动形象的案例来对其进行引导；高中生具有一定的知识经验，且思维更具逻辑性，因此可结合更具逻辑性的理论知识来对其进行引导。埃蒙茨等通过对比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在社会困境中决策的神经活动，深入分析了合作的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在神经层面的联系，研究发现：在面对价值冲突时，利益权衡受个体自身需要和具体情境的影响较大，所以引导利益权衡还要充分考虑个体的需要与具体情境。例如，利益权衡常常受到个体动机的影响，外部动机引起的权衡决策更多地由价值计算和具体情境来推动；内部动机引起的权衡决策则表现出规范、常规道德判断和社会意识的遵从。^[15]所以，与个体外部动机相关的利益权衡，需要更多地通过直接利益与具体情境分析来引导；而与个体内部动机相关的利益权衡，则需要更多地考虑社会规则与道德等。综上所述，由于利益权衡是一个信息不断累积的渐进过程，因此要重视持续的价值观教育和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16]

价值观在个体价值体系中具有等级结构，即不同价值观的重要性不同。因此，在价值观培育中，不仅要关注个体价值观的形成，还要提升重要价值观在个体价值体系中的重要性。通常，重要价值观与自我概念在表征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以要帮助个体将价值信息与自我概念相联系，促进价值的自我内化与整合。

有效的价值整合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在价值观培育中，可通过细化培育目标、突出重要信息、信息呈现方式多样化、及时复习等方式帮助个体整合价值信息，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同时，要注意引导个体将重要价值信息与自我概念相联系，提高个体对这一价值信息的自我肯定与内化。比如，在个体勇于说真话时，不仅要肯定他的这一行为，还要肯定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样他将获得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的自我肯定，会在更多方面以诚实的规则来要求自己，进而更容易形成并坚定诚实这一重要价值观。一旦个体将价值信息纳入自我概念，则其对此价值信息的内化程度将大大提高，且具有实现此价值的内部倾向。比如，当科学家将爱国价值观与自我概念联系在一起时，爱国价值观将为他提供奋斗的目标和持久的动力。他会为了建设祖国而在科学事业上不懈奋斗，当面对与国家利益相悖的价值冲突时，他将毫不犹豫地维护国家利益，甚至愿意为此牺牲个人利益。

价值观的形成离不开实践。从根本上说，价值观来源于实践，也只有在实践中个体才能不断验证和强化相关价值信息，最终形成稳定的价值观。保护性价值观就是在反复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强化，进而逐渐绝对化，从而为人们提供基本的价值原则和持久的动力。

首先，使正确价值观贯穿于人们的生活，为个体提供践行正确价值观的现实支持。“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17]只有在实践中个体才能获得真实的心理体验和价值实现，也才能及时调整和修正错误价值观，强化正确价值观。其次，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鼓励个体将正确价值观外化于行，而不仅仅是内化于心。很多时候，个体在内心认同某种价值观，但迫于社会压力或担心自己的言行不够完美而不能将其外化于行。因此，要营造轻松、包容的社会氛围以鼓励人们践行正确价值观。最后，给予及时的反馈，鼓励正确价值行为，纠正错误价值行为。对有利于弘扬正确价值观的行为给予鼓励和奖励，对违背正确价值观的行为给予批评甚至惩罚，并大力宣传，以帮助个体强化正确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