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历程，创造了伟大成就，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1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并且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对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取得胜利和成功密码的揭示，是充满文化自信的表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阐述的重大理论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学指明了无产阶级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使民族复兴走上了新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是在艰辛探索、创造开拓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由此得出的一条最为重要的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就是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规律性认识以命题的方式提出，成为高度的理论自觉，则经历了更长的过程。
1．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开始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在这一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得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能照搬照套于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走出一条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毛泽东在1938年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之后，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集中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2]795“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2]796这是中国共产党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的重要成果。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3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就是将党的历史实践上升为党的历史规律，将党的实践经验明晰化、观点化、理论化，这标志着对党的历史规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新层次。
中国国情包括民族文化。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创建党的先驱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的文化血脉中流淌的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他们在五四运动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是要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决裂，而不是搞文化虚无主义去否定一切传统文化。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4]534这就明确指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珍贵的遗产”是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条件。
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神、价值的精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认识愈益自觉、效果愈益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治国理政、凝聚民心、成风化俗、立德树人的重大价值，深入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5]这是习近平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重要结晶。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华文明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培育出博大、丰厚、深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文化虽然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形态和历史条件，与对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封建社会有着密切联系，但由于社会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思想文化是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超越特定社会形态和历史条件的性质，包含着对于当代中国和人类社会富有永恒魅力、极为有益的内涵。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如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且这一文化与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产生了新的性质和内涵，不完全同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的文化形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磨砺，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具有重大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历史上中华民族饱受挫折而一次次浴火重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强支撑。习近平指出：“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5]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它们为中华文明创造了宝贵财富，也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却从未中断的文化纽带，是维护民族统一、抵制国家分裂的精神支撑，是激励中华儿女增强爱国精神、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动力，也是在世界历史的影响下树立文化自信的精神基石。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于中国具体实际之中
中国的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经济、科技、政治、文化、教育、社会、军事、自然环境、外部关系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文化表现，是中国文化领域的具体实际，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际上就内在地包含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必然要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文化是国家和民族发展中更为基本、更为深沉、更为持久的力量，贯通于国家和民族的全部领域和整个历史之中，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全面掌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实际状况，不仅要了解其硬实力，而且要深知其软实力，也就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果忽视中国文化的实际，必然是不完整、不彻底的结合，极有可能走向偏差。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倡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指出“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4]706，正是重视民族文化的实际。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中国传播，从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6]。这个由被动转为主动的过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和推动下实现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相融合中实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广大人民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相吻合，成为能够被理解、接受、践行的科学思想和真理精神，才能在中国真正扎根，才能激活蕴藏在中国人身上的主动力量。马克思主义如同阳光雨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犹如肥沃土壤，二者结合才能长出参天大树。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从而更好地指导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化，二者融为一体，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历史上形成的中华民族特有的世界观、天下观、国家观、民族观、民众观、群体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其中的核心内容已成为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灵魂。这就使中华民族具有了共同的理想追求、道德准则和精神标识，保持着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充分运用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使之弘扬光大，这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仅不相悖，而且相互支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建立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基础上。先秦时期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诸子百家，思想激荡、学说荟萃，百家争鸣、蔚为大观，创造了丰富的思想财富，影响广泛而深远。习近平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5]文化自信是科学的自信，而不是盲目的自信，我们要结合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切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中既有有益的、优秀的成分，也有错误的、落后的内容，要进行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和发扬有益的优秀的成分，抵制和克服错误的落后的内容，决不能搞绝对主义，或是全面继承或是全盘丢掉。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根据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进行伟大革命的必然要求，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相容相通性，才使得这一结合有其内在根据、具有广阔空间。
1．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性、世界性，能够同各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只属于西方、只适用于解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而是超越西方和东方之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具有世界意义和普遍性质的真理，是属于全人类的思想财富。马克思主义吸收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同时吸收了包括东方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全部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只能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学说，而是能够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科学。正如马克思当时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的英国，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至今已有170多年，世界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世界性。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7]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都能够同各国具体实际及各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契合性、融洽性
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是在历史中延续、传承的过程，每一种新思想都是在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不是同一个时代产生的，先于马克思主义数千年。从思想史的连续性观点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丰硕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历史的承接关系。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的集大成，人类思想史几千年来的优秀成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的优秀成果，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中国古代有着丰富深刻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存在相通性。
思想和文化的历史是由不同民族和国家共同写就的，思想和文化又是能够跨越国界，在不同民族和国家间交流的。中华民族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思想文化的宝贵财富。虽然中华文化与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属于不同民族和国家，但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并不妨碍中华文化与世界的对话沟通，并不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相互融入。“实事求是”是中国古代的至理名言，毛泽东将其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精辟表述，作为对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中国表达。
思想和文化是一定社会形态的产物，是一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反映。中华传统文化就其发展的主要历史时期而言，是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的社会形态中产生的，打上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烙印。马克思主义就其创立的社会形态基础而言，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发展趋向，属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思想文化。虽然二者依托的社会形态不同，但人类社会发展有共同规律，不同社会形态下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仍具有一定的共识，不是不能兼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充满着智慧的，为当今世界提供了启迪。
思想和文化是在相应的文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不同的文明体系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语言种系、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它们都是在人类文明的总体系之内，是可以相互交流、形成共识、走向交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对于域外文明具有包容性。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产生于西方文明土壤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有机的结合。
3．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二者结合提供了实践基础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仅仅是思想与文化的对接，而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基础上进行二者的结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5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基本条件。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取得的伟大成就为这一结合提供了新的平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复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需要的不是教条的、书本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活生生的、管用的、能够满足民族复兴事业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的实践是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上进行的，只有充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价值，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会贯通，才能推动民族复兴取得一项项伟大成就。民族复兴的实践是复杂的，不能企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以直接拿来包治百病，必须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实际问题，而这必不可少的是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和中国古代兵学智慧相结合的产物。
4．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具备实现二者结合的主体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实现民族复兴的真理，坚持不懈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和革命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立场。同时，中国共产党经历过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深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极端重要性，自觉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结合的正确途径，取得结合的良好效果。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生长，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哺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大力弘扬者。爱国主义、爱民情怀、理想追求、高尚操守等优秀基因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深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活力。离开马克思主义，仅仅依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不可能让中华民族赶上时代、引领时代。
中国共产党志在民族复兴千秋伟业，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的伟大事业。寻求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共同课题。只要是有利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和践行的。坚持“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推动民族复兴不断取得胜利，这就促使在实现民族复兴新的征程上继续坚持“两个结合”，继续夺取新的胜利。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要方式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大创造。在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持续探索这一结合的方式方法、特点规律，积累了宝贵经验。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着民族化，吸收民族的内容，采用民族的形式。毛泽东在1938年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4]534这就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534。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4]707民族的内容要通过民族的形式来体现，民族的特点首先也是形式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解决民族的形式问题，与广大群众的文化习惯、文化心理相适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党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批寓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于中国故事之中的文艺作品，如歌剧《白毛女》，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武装斗争理论的形象阐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党和军队、广大群众中发挥了很好的动员教育作用。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之中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潜在力量，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成分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要素成分，融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中华民族价值追求，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底蕴。比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等等，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述中经常运用的经典名言，也是党员、干部、群众所应铭记和秉持的价值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中华民族独特智慧，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智慧源泉。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包含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价值论方面的洞察体悟，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包含个人与天下融通的深刻智慧，这些都能成为共产党人“心学”的宝贵资源。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演进、时代变化、实践发展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仅仅是增添了中国特有的范畴话语，而是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增添了新的内涵。如“治理”这一范畴，在《荀子·君道》中就有：“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将治理上升为历史观的基本范畴，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8]这就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治理思想对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治国理政规律及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重要启迪。
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融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大众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深入广大群众中去，让人民群众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从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人民追求解放和幸福的思想力量。毛泽东曾指出：“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9]这正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大众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从大众的实际出发，寻找恰当的传播形式，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让群众爱学爱看，从而收到实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流淌于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之中，是连接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直接桥梁。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途径。艾思奇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哲学》一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典范例。该书以民族语言、典故事例、名言比喻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问题作出了系统的介绍。书中讲了岳飞和雷峰塔的故事，用了“无风不起浪”“谈虎色变”等成语，尽可能地用中华传统文化讲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很多人都是通过阅读《大众哲学》而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四、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鲜明特色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是在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中推进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历史，先后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蕴含深厚的中国底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既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又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格，是经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过的马克思主义。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了鲜明的文化品格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性、开创性成果。毛泽东有着很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积累，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具备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巨大优势，能够自如地将二者融会贯通。毛泽东思想就是积中国革命、建设之经验，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财富。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用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来表达共产党人、革命军人的生命观、生死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愚公移山”，是要用《列子·汤问》中的寓言故事，讲出从量变到质变、发挥主体精神、人民创造历史的哲理来。学习毛泽东著作，既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之作，也是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的重大成果。邓小平的品格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邓小平曾深情地表白：“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10]邓小平坚持实践标准，脚踏实地、讲求实际，继承前人又不拘一格，向世界开放又不对其他国家亦步亦趋，从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文化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坚持人民标准，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人民高兴、满意、拥护的就坚决去干，反之就要改正。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就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丰硕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创造性成果，包含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求“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1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倡导讲正气这一既是中华民族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树立正气，有正义感，才能无所畏惧、不屈不挠。
科学发展观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倡导弘扬求真务实精神，要求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都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成果。科学发展观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继承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我国历史上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比如，《论语》中的“和为贵”，《墨子》中的“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理想社会，《孟子》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憧憬，《礼记·礼运》中描绘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状态，等等，都反映了对社会和谐的向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2]36这体现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在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构成和内涵时，他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2]33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12]33，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有科学的态度，“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12]33。2021年3月，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13]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无论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成语典故的熟练引用，还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品格、价值观念、达观智慧的自然融入，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过程中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深厚力量的激发，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时代条件、思想条件。在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受到腐朽的旧制度和反动势力压制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执政党，就具备了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条件。不断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了极大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力量的实践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创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有了更好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力量的思想条件。因此，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又迸发出了强劲的精神力量。
民族文化只有不断融入新的时代内涵，才不会成为一潭死水，才能一直保持优秀品质。因此，只有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站在世界和时代的高度重新挖掘中华文化、思想和智慧的价值，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内在契合，寻找发源于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当代世界的深刻启迪；就是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融合，转变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绝对性思维方式，建立起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连续性、阶段性、跃升性的思维方式，从传统文化中看到现代文化的某些基因；就是用新的实践、新的思想丰富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在新的结合中内涵更为丰富、收获新的含义。
现代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就，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难题，但先人的思想和智慧可以为后人解决新问题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5]当代世界将更多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将为当代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3．在二者相结合过程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吸收人类文明全部优秀成果基础上的科学思想，是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实践及其规律为支撑的学说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14]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极大丰富，是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开辟，是以“两个结合”的创造为基础的。当代中国成为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主要阵地，中国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主要传承者。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推进理论创新、理论创造，成功地回答和解决了进行什么样的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建设什么样的新中国、怎样建设新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问题，既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又以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实践和创新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经历过的特殊和复杂的实践，而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探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更证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两个结合”为什么行。
4．在二者相结合的过程中更加有力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全党领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得以大幅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的影响熏陶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认同感。中国共产党人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仅仅是根据翻译过来的原著，而且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背景去深刻领悟。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如果能恰当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概念范畴、成语典故、俗语比喻等，也会很好地彰显经典著作的要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指导作用得以更好发挥。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7]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深刻改变，是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形成更加符合中国国情、更深扎根中国土壤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最大限度地运用中华民族历史的、传统的、文化的宝贵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中。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得以极大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依靠硬实力，而且要依靠软实力，即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重大成就和成功，就使全民族全社会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更加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指出：“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15]
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使命，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理论工程。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重大的历史课题，是仍然要深入探索的课题，必须更加坚定和自觉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当代世界绽放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更加彰显世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