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功实践所展现的巨大优势，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而积极的关注，但也有部分人并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正面评价。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多样且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主体、价值取向、价值逻辑和价值标准的认知理解，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承载的丰富价值意蕴，如人民至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合作共赢等。他们遵循“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基于“零和博弈”思维将中国的成功视作对其利益的威胁，自居于价值高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贬低甚至抹黑。国际社会上存在的这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偏颇认知，影响了中国良好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国内民众制度自信的生成。对此，我们应给予高度重视，剖析其错误认识产生的根源，从而有的放矢地对症施策，积极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国际传播工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实质
任何制度无不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归根到底表现为一定阶级和社会群体在创立、执行、完善制度中所特有的历史传统、人文底蕴和价值取向。[2]21由此，任何制度都必然有其特定的核心价值，包含特定的价值主体、价值取向、价值逻辑和价值标准。比如，中国古代儒家理想社会的制度价值集中体现为仁，并以此为核心完成道德价值优先但实则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制度设计。再如，古希腊城邦崇尚正义价值理想，本质上却是为了实现奴隶主所谓的公正。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价值是制度之所以为制度的前提[3]2，以制度与人的关系为基础，表现为制度的存在、属性和功能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关系，是制度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对于制度的超越性期待指向。换言之，制度价值既表明了制度满足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的维度和程度，又表现了制度的道德预期，反映主体对于制度不断完善的诉求和期望，也是评价现实制度效用的重要尺度。需要指出的是，制度价值与制度的价值或制度功能有所不同，制度价值体现制度的功能，但并不等同于制度的功能，制度的功能主要是指制度的效用，是以制度价值为理念支撑的制度作用，无法体现制度价值的超越性和发展性。
制度价值已经成为认知和评价社会制度的重要维度。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知、认可、认同，都应包含价值理念层面的考察，即充分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蕴含的丰富价值意蕴，阐明和实现制度创设、运行及实施的价值初衷，彰显社会制度的价值优势。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可以根据制度满足人们诉求的不同层次程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内涵划分为三个层次：基本价值、核心价值和终极价值。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认识，有学者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出发，认为秩序、平等与效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方面，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体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核心价值取向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核心价值逻辑是坚持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优势转化，核心价值标准是坚持由人民评判、让人民监督。[2]21-25也有学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内核，并与制度价值联系起来进行解读阐释，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基本内容分别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与公民道德原则。[5]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终极价值的认识，国内学者们一般认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终极价值。[6]还有学者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生产力标准并列，视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评价标准。[3]14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相关研究的梳理总结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形成过程中对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许多重要价值理念进行了扬弃，也批判借鉴了西方文明中诸如个体自由、权利保障和进步发展等有益的价值观念，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价值意蕴。制度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质的规定性，是认知和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法回避的重要维度。
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仍有部分群体未能形成全面客观、与事实基本相符的积极评价，甚至存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误读乃至有意曲解甚至污名化、妖魔化的倾向。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制度价值因素，不想、不愿、不能从制度价值维度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密码，未能解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未能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诚意。部分群体无意的误读或者有意的歪曲，对于国际社会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干扰的杂音，也必然会给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带来负面影响，在国际上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损害中国的良好声誉，而在国内则会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和制度自信的生成，这应当引起各方面的足够重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国际认知状况分析
在制度价值已经成为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维度的前提下，应全面客观把握国际社会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现状，尤其要抓住关键问题，深入剖析其根源。
回溯历史，自近代以来，国际社会主要是对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进行猎奇式的描述，带有“冲击—反应”式的优越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国际社会侧重于关注中国魅力型领袖个体的思想价值如何影响和塑造整个社会的价值理念，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注则经历了从惊讶好奇到比较研究的过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际社会仍有人并不愿意真正客观地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注多流于表面。正如马丁·雅克所说：“西方人控制世界的时间很久，他们已经习惯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认识世界，在理解和尊重差异方面不够精通和熟练。所以，他们只是从极其肤浅的层面来看待东亚政治。”[8]
首先，国际社会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存在，提出所谓的“制度价值虚无论”。梳理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可知，国际社会一些有话语权的学者或舆论精英并未从制度价值层面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将中国的发展歪曲为“搭了全球化的便车”“中国占了美国便宜”[9]，将自身问题“甩锅”中国，找“替罪羊”。
其次，国际社会未能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产生了“制度价值混淆论”。国际社会部分舆论和学界精英虽然已经开始从特定价值观念维度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未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成实践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准确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内涵，进而导致其解读南辕北辙甚至产生严重歪曲的问题。特别是部分所谓“中国通”要么生搬硬套西方学术话语，要么保持其汉学研究传统中的路径依赖，搞所谓的“价值观复古论”，试图从中国传统价值中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内涵，并推演其与西方“民主”“自由”的相似渊源。
再次，国际社会并没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建立关联、进行解读的问题。[10]部分学者始终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范畴仅仅是某种政治修辞，他们对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彰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而不见。
最后，国际社会所使用的制度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的意识形态倾向问题。西方学者建构的制度价值评价指标体系看似公允全面，但常常含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如在国际学术期刊和评论中经常出现的看起来“客观”的制度价值评价指标体系“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政体四”(Polity Ⅳ)、“经济学人民主指数”(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s Democracy Index)等，都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将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当作“普世价值”来加以传播，是推广特定的“制度价值”的工具。[11]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误读，无论是无意忽略、解构虚无化还是故意混淆，都会产生一定的国际舆论压力，破坏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削弱国内民众的制度自信，增加我国的改革成本与风险。
制度价值作为特定社会制度的核心价值取向，根植于各个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塑造和规约特定的社会政治关系，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对于制度价值，不同国家或地区势必因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国家利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甚至地缘结构而产生不同的解读，更何况国际社会并非一个笼而统之的同质化群体。就整体来说，有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等的区分；就个体来说，有研究学者与媒体精英的区分，研究学者中又有独立客观、相对公正的群体与依赖政府资助、服务于某一智库的群体的区分。因此，关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误读根源的解析，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主要矛盾，有所区分，有所侧重。
一方面，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立场上的傲慢偏见和对利益的争夺是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产生误读的根源。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来自其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性思维，将西式“自由”“民主”价值普世化、绝对化，将推销兜售西方价值观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而话语权的争夺则直接反映了国家利益的博弈。
第一，在舆论话语权争夺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因异于西方“普世价值”而为西方国家所贬斥，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显著成就也会被视而不见。西方国家极力封锁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面报道，寻找机会借题发挥，向中国发起舆论攻击，推出许多极为偏颇的观点。这些言论即使明显有失公正，却因其拥有强大的学术资源、学术话语权、舆论引导力等而被广泛传播，使那些不明真相、不了解中国的普通国际民众以先入为主的“理解前结构”感知有关中国制度价值的负面报道，甚至以想象取代真实认知。部分西方国家对价值观问题的争夺，实质上是对话语权的争夺，是为了在关于国际问题的讨论中抢占道义制高点，影响和操纵国际舆论，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满足自身对利益和霸权的追逐。比如，在新疆棉花事件上，西方舆论故意制造所谓“强迫劳动”等生产伦理问题，并通过虚构事实、伪证等话语实践来证实其所谓的“强迫劳动”，以此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抹黑。[12]再如，2021年12月美国拉拢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所谓的“世界领导人民主峰会”，妄图借“民主”之名垄断民主的话语权，实现孤立打压中国、维护自身霸权的目的。
第二，在价值观博弈方面，当前价值观建设逐渐成为国际竞争和博弈的重要内容，而其核心仍是利益之争。国际竞争中国家的价值观和利益紧密交织，价值观定义利益，利益也会影响和塑造价值观，有时甚至会彻底改变社会固有的价值观，由此有理由推断任何关于价值观的讨论都只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特别是西方国家“普世价值”的话语陷阱，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对其有利的国际利益格局，从而实现其独霸全球的政治野心和经济利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会以平等心态来开放坦诚地了解和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更不可能认同和容忍与其相异的制度价值的存在。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从价值观话语层面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存在，而其核心目的是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深厚的价值积淀和坚实的价值内核，比西方“普世价值”真实，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具有真正积极的意义。
第三，在合法性依据方面，西方国家通过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制度价值因其能够提供制度存续的合法性依据而显得格外重要。就西方制度合法性理论分析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在国内实现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在国际上越来越彰显比较优势，从而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面对这一无法否认的事实，西方国家也只能在意识形态特别是所谓的价值道义上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以此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西方国家之所以无视和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存在，是因为一旦其承认了我们的制度价值，“就等于否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普世价值，这是不符合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的”[13]。总之，无论在单纯的话语权争夺、价值观博弈上，还是在制度合法性问题的探讨上，西方国家的立场使其不会也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存在。
另一方面，部分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发展水平、宗教信仰、地缘结构以及其他国际舆论和利益格局方面的差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产生了误读。冷战结束之后，很多采用西方制度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主政治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学习借鉴意义[14]，对于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误读，其原因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舆论格局中深受西方强势话语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要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力的提升倍感焦虑。他们通过智库报告操纵、误导国际舆论，炮制了诸如“新殖民主义论”等言论，在发展中国家大肆制造传播关于中国的负面言论，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种种误读。[15]
第二，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基于对自身地缘结构的感知、历史记忆、国内政治局势以及缺乏对中国的足够认知而产生误读。比如，从地缘和历史记忆方面看，按照“国强必霸”逻辑假想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依然很有市场。在恐惧和担忧的心态下，这类发展中国家很难真正解读中国爱好和平、合作共赢的制度价值。又如，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不稳以及长期存在种族、部族、宗教矛盾，往往会对中国推动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产生反感，导致这些项目无法有效呈现其政策初衷。
第三，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企业或个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践行还有提升空间。近年来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真正受益于中国政策和企业的利好，真实感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但产业结构相似、经营方式差异、贸易纠纷摩擦等因素，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认知与理解。比如，产业竞争甚至摩擦冲突带来的负面价值认知。以中非经济合作为例，由于所处产业链位置相似，中非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存在竞争，很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利益冲突，致使部分非洲国家对中国制度价值中的平等产生担忧和疑虑。又如，一些中国海外企业在决策和经营中关注经济利益而对国家形象建构、公共外交策略以及制度价值传播等不够重视，引发驻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企业或个体行为不满，甚至上升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性误读误判。
基于以上问题与成因分析，我们应当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策略，更有效地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
三、积极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国际传播的原则与策略
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种种误读，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国际精准传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不仅要践行——实现“做”得好，还要改进彰显方式——实现“讲”得好。这意味着需要澄清认知前提，明确指导原则，统筹建立系统化应对机制，及时有效、清晰明确地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内涵，提升其国际认知认同认可度。
其一，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误读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彻底消除的。因此，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国际传播工作，应避免急于求成或一劳永逸的绝对化思维。西方国家对中国制度价值的抹杀或贬斥，背后是零和思维主导下对利益和霸权的追逐。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方国家鼓吹自身价值观的言论反倒沦为肤浅的政治说辞。反观西方国家对自由、民主价值的拙劣实践，使其鼓吹的“普世价值”成为一种悖论，而对待别国和自身价值评价的双重标准，又赤裸裸地暴露了其自私自利的本质和自以为是的傲慢。回望并不久远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以英美为典型代表的西方国家总是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其现实利益和霸权地位，无论是对待早期的欧洲近邻西班牙还是20世纪对苏联的打压，在真实的历史图景中是不存在什么主义理想和价值原则的，而只有对利益和霸权的争夺。正如福山所说：“我认为将来的真正冲突是权力和力量上的冲突，即随着某一国家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世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16]西方主要国家一天不放弃零和思维、不放弃霸权心态，就不会彻底消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误读与曲解。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分析和把握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误读的深层次原因，做到硬实力、软实力两手都要抓。要努力引导建立共赢思维，传播制度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更要不断增强自身的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只有不断提升硬实力，才能为破除国际社会的误读奠定扎实的基础。
其二，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国际传播的指导原则。第一，要确立辨识国际社会误读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性原则，从战略高度做好预判和应对国际社会误读的策略，将做好制度价值传播工作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联系起来，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联系起来，同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同增进人民群众福祉联系起来。第二，要确立防范误读引发重大风险的底线思维原则，对国际社会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误读曲解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始终保持忧患意识，提升应对紧急突发舆情事件的能力，防患于未然，避免出现重大颠覆性错误。第三，要确立区分不同误读与化解误读的有效性原则，即在制度价值正面传播和负面澄清两个方面同时达成效用最大化原则，坚持做到精准施策、有的放矢，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制度价值的正面传播。如充分利用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个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魅力的窗口，讲好中国制度价值故事。第四，要确立完善制度与彰显价值相契合的系统性原则，既遵循制度完善的循序渐进性，又把握制度与现实生活以及制度构成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从时间环节与体系要素的整体上考虑如何阐明彰显制度价值。第五，要确立客观评鉴国际社会误读的辩证思维原则。所谓辩证思维原则，就是一方面要全面客观地认识国际社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判断中的积极合理之处，以此为激励，增强信心；另一方面要对误读曲解保持敏锐的判断力和批判力，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科学分析，努力掌握制度价值研究和传播的话语权。把握好上述原则的关键是：在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主体、理论基础、现实基础、生成过程和丰富内涵。
其三，要建立完善的传播机制体系，分类施策。第一，建立针对不同制度领域、主要国别地区、重点意见领袖言论的研判预警机制，分门别类，排列优先次序，优先将力量集中于重点国家、重点问题和重点人物的误读研判和化解，以求更加精准高效地开展工作。第二，掌握学术话语权，强化审视和辩驳西方话语的对话机制建设。目前迫切需要增加知识理论工具和学术话语资源，建立和完善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元话语和指标体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所孕育的先进价值中挖掘和提炼中国话语，从根本上改变制度价值的国际话语格局或话语权力等级。第三，在传媒议程设置中突出中外制度价值的比较辨析，完善国际传播机制，在关涉制度价值的重要议题上，主动设置议题议程，引导国际社会的舆论关注，预判和避免在应对敏感议题时处于被动状态。第四，在公共外交中完善国际学者、媒体、公众来华参观体验的沟通合作机制。制度价值的阐明，既要坚持充分融入公共外交，让中国价值走出去，又要坚持请进来，增加来华项目数量，拓宽人文交流渠道，邀请不同层次的国际受众来华丰富切身感受，以细致入微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制度价值。第五，国家智库要牵头做好顶层设计的决策支持，通过增加国际社会民意调研专项项目，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认知中存在的问题，找寻生成根源。在此基础上，在“立”的方面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中完善制度价值应然取向与实然呈现相统一的运行机制；在“破”的方面建立必要的反制干预机制，建立国家层面的统筹领导机构，统筹协调涉及公共外交、对外宣传、海外企业的各个管理部门，实现同向同行协同发力，避免各自为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其蕴含丰富而深刻的价值理念，而越来越在国际制度绩效比较中展现出明显而持久的优势。国际社会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认知不到位，值得我们充分关注。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全面系统梳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准确把握问题的根源，耐心细致地做好阐释说明工作，扎扎实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而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感召力，为建设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