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习近平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2021年7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2]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论基石，其丰富内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表达，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方案，是全面开启中国与世界新关系的当代尝试。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从方法论层面打通了从“一国倡议”到“世界共识”的关键环节，成为跨文化视野下社会文化心理构建的首要前提，以及消解认知偏差、刻板印象从而增强价值互信的内在逻辑。正如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3]系统、客观、全面地掌握国际社会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状况与主要态度，有助于跨越意识形态藩篱，深刻理解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对于中国理念、价值共识的真情实感；有助于站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中，准确洞察人们的价值需要；有助于在文明互鉴、合作创新中推动中国叙事话语体系的落地生根。

目前学界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研究方兴未艾，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哲学意蕴角度论述其全球适用的理论基础，二是从价值生成角度分析其全球延展的合逻辑性，三是从实践路径角度提出全球传播策略。基于已有研究，本文针对海外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的数据分析，将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认同研究拓展新的思路，提供数据支撑。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哲学启示。正是由于“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4]51。马克思的交往理论的基本内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从交往属性的视角，把交往形式具化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且后者是“直接产物”以及“必然升华物”^[4]29-30；二是从交往主体的视角，把交往形式具化为“个人交往”及“国家交往”，最终成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4]77；三是从交往地域范围的视角，把交往形式具化为“区域交往”和“世界交往”，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看，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三个层面体现了马克思交往理论对当下世界的诠释。一是在时间向度上，遵循世界发展、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普遍交往的拓展以及与之相伴的思想文化互动的深化，不断地促使人们在价值判断、价值规范、价值偏好上达成某些价值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对此的积极回应，既是人类社会实践历史的新时空维度的丰富展开，也内在于世界历史思想所蕴含的逻辑规定。

二是在主体向度上，满足人的发展、人类发展的基本指向。马克思对“人的类存在”的诠释过程是对人类命运的本质考察，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深切关注和人文情怀，也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现世代中何以可能、如何存在的总体回答。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特定历史时代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融合的整体性发展态势中得出的结论，给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共同生存、共谋发展、共享红利、共担风险的新视角和新方略。

三是在内容向度上，观照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多元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跨越文化壁垒与藩篱，汲取世界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和现实表征下的共有精神财富，是当前人类文明交流和国际交往的根本准则。尤其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5]的今天，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对零和思维、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有力回应。这也深刻寓示：共同价值并不是某种地域性、狭隘性的价值观念，不是某特定群体的突发奇想，而是具有世界历史性现实存在的价值共识。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是以Web 2.0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用户自主创造和交换信息的平台。牛津大学发布的《全球数字新闻洞察报告》显示，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国际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它的即时性、直接性与去中心性使每个普通网民都成为一个信息发布源，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信息、分享态度。由此而产生的网络舆情，则是由个人以及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网络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在数据形式多样化和人工智能算法的推动下，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各类政治信息一样，在网络社交空间呈现出新的特征与发展态势。

一方面，信息来源的广泛性与扩散的不可预测性始终伴随着网络舆情的聚合与分化。社交媒体带来的个体生活与价值认知聚合、群体身份与价值归属聚合以及价值互动的跨层级聚合，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球传播、共情心理建构创造了群众基础、技术支撑和实践方式。但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因其屏蔽、引导、规训和伪造的技术路径，造成信息获取不对称、权威信息断层和网络舆情分化，从而在多元认同、差异认同、越级认同层面带来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传播的民粹主义风险。因此，在从信息化语境中挖掘海外社交媒体中全球网民的虚拟行为资源和舆情数据的基础上，揭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特质、普遍经验与文化基因，进而从顺应世界历史转向和坚守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的思想高度，把握其民族性与国际性，是当前回答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认同问题的重要维度。

全人类共同价值自提出以来，相关信息在海外社交平台脸书和推特上迅速传播并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根据德国数据统计资源网站(Statista)最新数据，截至2022年1月，脸书月活跃用户数达到29.1亿人，推特的月活跃用户数为4.36亿人，两者的用户体量占海外网民数量的86.2%。^[6]因此本研究以脸书和推特为数据池，以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话题讨论的账户为节点，以舆情传播过程中任意用户间因关注或转发所形成的连接为关系，通过典型抽样方法，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英文“shared human values”“common values of humanity”“common value of all mankind”为主题词进行Scrapy架构的Python话题爬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未使用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具体价值观作为关键词建模，主要是因为社交平台对于每个单独价值的讨论量级庞大、领域分散，且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联性较弱，强制并集极易混淆对核心词汇的聚类分析。深度采集全球网络用户自2015年1月至2022年2月在脸书和推特上的发帖内容、回复评论、转发推广、点赞喜欢等相关数据，同时提取相关网民的语言和国籍等基础数据。初始采集数据总计为12526条，经后期数据过滤筛选、剔除重复及无效数据后，全人类共同价值海外舆情数据库最终共收录有效数据为7414条。

传统的情感分析方法主要有基于词典、机器学习、弱标注和深度学习的方法，如Rao等基于情感词典提出了社交情感监测词典^[7]；Tripathy等还将朴素贝叶斯(NB)、最大熵(ME)、随机梯度下降(SGD)和支持向量机(SVM)四种机器学习算法与N-gram模型进行组合用于情感分析^[8]。这些方法对本研究都有积极的参考意义。但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认同的大数据分析具有潜隐性、内在性和模糊性等特点，以往研究多是基于语义算法的情绪分析，并不能直接计算非结构化文本的心理认同程度。因此，本研究在结合国内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LDA-ARMA混合模型进行大规模网络舆情情感演化分析)^[9]，将网络发文量、点赞数、转发数、回复数等权重融入改进后的LDA-ARMA模型中，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程度进行动态化呈现和细粒度划分，并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NN)的深度学习建模，同时结合国际上现有情绪分析工具(Brandwatch、Talkwalker's Quick Search、MeaningCloud、sentiment viz等)进行辅助分析及相互验证，以实现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认同的多维分析与演化预测。

通过对抓取数据的系统分析，可以从总体认同程度、领域和主题的结构与分布、场域网络结构与账号主体特征等维度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认同进行全景式、立体式的可视化呈现。

所谓价值认同，是指人们对某种或某类价值认可并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念。^[10]同样，价值的国际认同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相互交往中，通过深层次的思想沟通、扩散、交流，在价值观念上形成某种协调、一致的意见。因此，考察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不是对单一个体的情绪分析，不能仅依据某单一维度进行定性测量，而是需要综合考察话题关注度(attention)、扩散度(spread)以及情感态度(emotional)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既有技术路线，将总体认同程度(identify)表达为

I=A(α1TmonTave)+S(α2L+R+FSsum)+E(α3EposEneg)。

其中，α₁、α₂、α₃表示关注度、扩散度、情感态度三个维度的权重，根据信息传播学理论，假定三者分别为10%、20%和70%；T_mon为单月区间内帖文总量，T_ave为统计区间内月平均发帖量；L、R、F分别为单月点赞数、回复数和转发数；S_sum为统计区间内三者的平均数之和；E_pos、E_neg为单月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占比。具体分析如下：

(1)关注度方面

2015年1月至2022年2月，脸书与推特平台总计涉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有效帖文数量为7414条，以月份为单位进行时间分布统计，整体上呈现出阶段性上升的趋势，发文量最高点在2021年12月，单月合计数量为1124条(图1)。由图1可知，区间内波动明显，单点峰值与习近平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论述和媒体智库研究成果发布等时段基本吻合，主要包括：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015年9月)、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2018年12月)、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020年9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2021年7月)、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与探索——民主自由人权的中国实践》(2021年12月)等。

(2)扩散度方面

2015年1月至2022年2月，两平台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相关帖文共获有效点赞数为503357次，转发数为68354次，评论数为29630条(图2)。其中，分享与评论整体数值较低，且发展平缓，平均指数分别为9.21和3.99，且高转发量的帖文较为集中；点赞数量波动明显，其分布与关注度的结构基本相似，点赞量排名前三的帖文分别是：新华社在脸书上发布的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维护和弘扬人类的共同价值观”的帖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上发表的关于“中国将秉持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各国一道，共同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帖文；《人民日报》在脸书上发布的关于“加强维护和弘扬人类的共同价值观”的帖文。

(3)情感态度方面

利用LDA-ARMA模型演算得出，在两个社交平台上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社交媒体全局信息中，积极情绪占比为56%，中立情绪占比为30%，消极情绪占比为14%(图3)。通过时间遍历可以看出，积极情绪的发展趋势稳中略升，波动幅度较弱，同时在个别区间存在明显峰值。通过语义、词频和话题度进行关联分析，发现其与全球热点事件有高度的耦合性，如美国总统选举(2016年11月，2020年1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2020年3月)、北京2022年冬奥会举行(2022年2月)等。

(4)总体认同方面

根据I=A(α1TmonTave)+S(α2L+R+FSsum)+E(α3EposEneg)公式，分别代入关注度、扩散度及情感态度的数值，最终生成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认同指数趋势图(图4)。从整体上看，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认同指数呈阶段性波动上升态势。根据数据模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价值生成阶段(2015年9月—2020年9月)、传播扩散阶段(2020年9月—2021年7月)、内化认同阶段(2021年7月至今)。其中，第一阶段的指数相对较低且发展平稳，均值为2.5；第二阶段的指数整体上扬，但振幅剧烈，均值为7.3；第三阶段的指数小幅增长，波动趋缓，最高点出现在2021年9月，峰值达10.9。

我们使用Talkwalker's Quick Search将现有数据进行语义切割、强词搭配和领域划分，并通过Meaning Cloud工具进行筛选二次校验，利用页面元数据为每一条舆情信息打分，将得分大于或等于设定阈值的舆情信息归类到相应主题及领域。从总体上看，全球网民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讨论领域广泛，基本涵盖政治、社会、宗教、经济、健康、文化等领域，具体结构如图5所示。在主题分类方面，根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六个基本内容进行语义关联，结合每条帖文的情绪分析指数，生成帖文主题分布与情感趋势图(图6)。

社交媒体传播场域的边界和结构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由现实场域中的结构性力量和关系所决定的，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系统结构的整体性优化程度，因此在探讨线上国际传播问题时就需要高度重视场域理论所涉及的地域分布和账号属性。从收集的数据看，讨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家分布较为广泛，主要涉及26个国家和地区，结合情绪分析结果的主要国家排序如图7所示。通过账号属性分析可以看出，账号主体结构较为集中，主要分为中国媒体(@XHNews、@China Daily、@PD China、@CGTN Official、Global Times)、中国官方发言人(@SpokespersonCHN、@AmbQinGang、@China_Amb_India、@sa_durban、@China2 ASEAN)、海外媒体(@Reuters、@BBC News、@The New York Times、@The Wall Street Journal、@CNN)、海外个人(@POTUS45、@POTUS、@EmmanuelMacron、@Isaac_Herzog)等四个类型。

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霸权”，这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文明交融提供的独特方案和智慧，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与世界担当。从收集到的海外社交媒体数据来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还处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其基本趋势、内涵要义及情感态度、场域结构、面临挑战等维度出发进行展望性描绘。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我们党和国家经过自身实践确证，并在包容多元文化视域下对世界格局新秩序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的重大理论探索。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某一理念或规范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高度认可，成为国际社会共有观念的过程，可以被理想化地看作理念或规范在国际社会的社会化过程。^[11]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模式并不是以一种价值代替另一种价值，正如习近平强调：“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12]根据玛莎·芬尼莫尔等学者的研究，这样的国际公约和规范的接受和扩散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需经过兴起、普及、内化三个递进的社会化阶段。^[13]

由图1、图2、图3可知，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海外社交媒体中的关注度、扩散度以及积极情感态度提升较为显著，总体认同程度在结构上经历了稳定酝酿的价值生成、大幅波动的传播扩散阶段，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小幅上升的内化认同阶段(图4)。在认同指数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程度虽然在2021年大幅提升，最高峰值达10.9，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全人类共同价值并未完全融入其他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具体体现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由微观层次的具体标准、程序和规定向中观层次的组织性规范直至宏观层次宪法性基本规范的渗透程度仍然不高，而这将是一段非常漫长、曲折的过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国际政治格局风云突变、世界经济衰退危机、单边主义和零和思维抬头等趋势，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其“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14]的理念内涵一定会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旋律，并因其独特魅力而为世界各国提供全新的价值指引。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摒弃传统“帝国”体制和极端“国族”认同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价值观，是在扬弃西方“正义论”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正确义利观，是在超越“均势”和“霸权”两种国际秩序观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国际秩序观。正如前文所述，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符合人的类本质存在特性，根植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跨越了文化冲突与文化边界，坚守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从词频分析结果看(图5、图6)，全人类共同价值契合了当下世界民众对“昨天与今天”“爱与和平”“个体与社会”等关键词的关切，涵盖了关于“中国与世界”“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联合国与共同体”等主题的解释，涉及对社会、法律、经济、文化、教育、信仰、环境等领域的研判。这些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传播与“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提供了道义确证与价值共识。但统计数据显示，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积极情绪占比分别为38%、36%和30%(图5)，占比仍较低，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过程中的新问题。例如，如何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中塑造共同体意识？如何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心国家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意识渗透与经济打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协调平衡？纵观世界格局的发展，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雅尔塔体系，这些建立在强权霸权基础上的“虚假共同体”，在历史上为人类带来无尽的战争与灾难。中国现代化进程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达成充分表明，每个国家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的特殊价值观、追求美好生活的特殊道路都蕴含丰富的全人类精神文明的普遍意义，都可以为民族国家进步与全球发展提供积极借鉴。

“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3]中国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践行者，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兼容不同社会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我们提出了12字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表述，指向清晰、体系完整，基本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但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图6)，世界民众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六个基本价值理念的认同程度和情绪反馈不尽相同，体现出一定的差异。

一是，和平、发展获积极认可，积极态度均值为72%。和平、发展涵摄人类的生存价值观，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前提条件、人类共同命运的根本支撑，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内涵主题、人类共同奋进的实践主导。各国民众对于和平、发展主题的态度是一致且积极的，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下，作为世界人民战胜全球性风险的价值支撑，全人类共同价值于2020年后在健康领域的积极情绪占比明显上升。这充分印证了其不仅能在人类现实生活场域中供给和平相处、真诚对话、平等相待的价值规范，更能在人类遭遇重大困境或灾难之时供给团结应对的精神动力。

二是，公平、正义受广泛认同，积极态度均值为57%。公平、正义涵摄人类的社会价值观，是人类文明优化的核心要素、人类共同进步的底线保障，是人类文明传承的内在动力、共同发展的道德原则。一方面，各国民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是共同的，通过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和分配公平而能够各显其能、各得其所，从而发挥自身的创造能力和创新活力，也因注重结果公平而和谐相处，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它也揭示了国与国交往的义利观，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共有的良知出发，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以人民为主体，维护世界人民的安全，谋求世界人民的利益，实现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

三是，民主、自由还有认同提升空间，积极态度均值为42%。从内涵上看，民主、自由涵摄政治价值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也是人类文明不断跨越发展的自然路径、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西方国家强制和引诱非西方国家认同西方价值观念，必然会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而激烈的政治价值观冲突和各种外部社会冲突。^[15]从德国神学家孔汉思的《全球责任》提出“普世价值”开始，到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始终用一种混淆了的“价值共识”来兜售西方“普世价值”，以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分化。其实质是把西方文明的价值标准神圣化、绝对化，即把西方政治文明发展中形成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当成超国家、超阶级和超民族的普遍适用的价值，将其他地区和国家排除在话语体系之外。这种带有抽象性、绝对性、虚伪性和排他性的意识形态，直接导致各国民众对于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产生困惑和误解。

习近平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16]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官方媒体自2015年以来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发声，成为宣传扩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力军和先锋队。然而，不能仅凭独立媒体账号在网络平台的覆盖规模、发文数量、粉丝体量来简单判断其影响力和扩散度，还需要考察其背后的网络结构和传播主体间的复杂关系。借助场域研究理论^[17]，我们用网络密度、可达性、凝聚力等参数来体现整体网络结构，使用中心性(涉及度数中心性、中间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等三个主要指标)来测量全人类共同价值传播网络中节点的位置结构，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扩散网络结构稀疏。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全球传播场域中，中国的理念与主张的国际认同受到异质文化、突发事件、经济摩擦等线下因素的挑战，并逐渐平移至线上博弈，这导致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扩散网络结构中呈现出由中心到半边缘再到边缘的游离格局，且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较低、流动性不足。同时受网络技术、平台属性、用户关联、语言转换等线上技术的影响，信息被锁困在网络节点连入和连出的关系之中，导致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议题禁锢在有限的话题场域内，没有引起全球民众更加深入和广泛的讨论，拥有庞大体量的中文用户也无法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和辩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虚拟网络中加大了价值认同的难度，也加剧了网络结构稀疏的程度。

第二，主体联系不够紧密。除中国官方媒体外，商业媒体、自媒体以及海外主体等节点在网络中没有直接与其他成员联系，舆情控制能力较弱。这也说明在整体网络之中，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主体结构单一，未在获取异质信息、促进信息流动、加大情绪共鸣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同时，国外媒体的负面引导，个别大V账号的刻意抹黑，消解了正面舆情的引导效用，导致海外网络受众群体难以辨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实质与时代意蕴。

以文化交流化解文化隔阂，以文明互鉴促进文明融合，实现世界文明的共生发展、世界和平的永续发展、人类美好的幸福追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价值旨归^[18]，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目标所向。从生成进路、认同逻辑来看，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摒弃政治差异、文明冲突与文化隔阂，力图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大同天下。但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图7)，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程度和情绪感知受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文化差异的影响仍较为明显。

第一，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对中国意识形态的误读与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刻板印象是导致认同度不高的主要因素。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认为，错误知觉导致决策和行为偏离了实际，结果事物的发展就会偏离决策者原本的意图。^[19]也就是说，由于对形势和对方意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往往夸大了对方的敌意，所以导致采取过分的行为，敌意螺旋就会不断上升，因此错误知觉就会层层叠加。这是导致国家间敌意和冲突的重要原因。我们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的地域分布与《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中“中国政治与外交形象”数据进行了系统比对，发现两者之间在国别排序上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此外，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全球态度调查数据，国家之间的认知差异与他们对中国的整体态度也是基本吻合的。^[21]

第二，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看，跨文化认同是限制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主要瓶颈(图6)。随着世界多极化发展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抬头，跨文化的“共同价值”在西方国家公共生活领域长期缺位，导致“集体价值”无法承诺与满足民众的价值诉求，跨文化认同成为最为突出的问题。在宏观上，跨文化视野下的价值观冲突逐渐演变为多元利益的重新分配与价值格局的重塑，使“个人价值”更加复杂化、层次化、阶级化。在微观上，跨文化认同危机，一是来源于自我认知延缓和刻板印象带来的文化敏感，二是来源于从个体转向集体认知过程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三是来源于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导致的价值观冲突。凡此种种，都加剧了网络空间中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认同的难度与挑战。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在整体上呈阶梯式上升趋势，在结构上经历了价值生成、传播扩散的阶段，正处于并将长期在内化认同阶段波动。在内容上，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六个价值理念的认同态度呈现一定分化，和平、发展获积极认可，公平、正义受广泛认同，民主、自由还有认同提升空间。在场域范畴内，中心化明显，扩散网络稀疏，且用户主体联系不够紧密。在影响因素上，主要受到来自地缘政治冲突和文化差异的挑战。基于以上认识，未来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提升其国际认同。

其一，理性客观地认识海外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价值认同中的关键地位，形成线上线下、国内国外的信息互动与舆论互补。海外社交媒体涉及的网民规模尤为庞大，是世界舆论发酵、传播的重要媒介。因此，首先，应在理性审思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海外社交媒体的引导作用。尤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面对民粹主义、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等多元思潮，要建立一套系统、科学的舆论监测引导体系，以抵御不同意识形态借助社交媒体而产生的力量渗透。其次，社交媒体解构了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的权威主导权，去中心化、扁平化的扩散渠道打破了以往自上而下的信息途径。为此，我们要牢固树立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意识，强化海外社交媒体公共领域建设，正确认识“后真相时代”的情感逻辑、“政治生活化时代”的社交逻辑和“后政治传播时代”的传播逻辑，以利于统筹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两个大局，更全面地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进行顶层设计。

其二，广泛培养、重点扶持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国际新媒体账号，形成社交媒体传播矩阵。一方面，面对多渠道信息，社交媒体用户会基于已有的政治偏好和价值取向对推送内容进行选择性关注。新媒体账号一旦达成固定网络关系，便会在智能算法推荐下逐渐形成“过滤气泡”，自动屏蔽异类群体与异质信息，引起价值认同的圈层分化。因此广泛分布在不同领域内的、具有代表性的海外新媒体账号，就像一根根绑定气球的连线，紧紧锁定不同群体的“过滤气泡”，让全人类共同价值可以顺利地疏通到不同圈层的社交文化之中，进而最终聚合成为以官方媒体账号为主体、以智库学者账号为侧翼、辅以具有独立观点和高关注度的个人账号的社交媒体传播矩阵。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空间，内容的传播影响力往往取决于其账号主体所引发的信息冲击和情感震撼。尤其是在“后真相时代”，更使得以往“理性认知—态度生成—行为实践”的认同过程直接简化为情感干预下的行为选择。这种从情感直接到行动的认同过程压缩了理性判断的空间，导致社交媒体用户的价值和行为选择越发流动化和离散化。因此，加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应该更加注重拓展传播主体、创新传播方式，促进公民的主动参与和积极发声，以海外社交媒体领域的公民外交助力大国外交，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的认知与认同。

其三，加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抓住重点外交事件和社会热点话题，有针对性地开展主题式大外宣，打破意识形态和文化宗教壁垒。基于网络活动特性，新媒体用户逐渐形成了特有的交往方式，主要表现为以话题参与为圆心的圈式交往、以网络关注为线索的链式交往和以情感关联为聚点的簇式交往等形态。因此，以重点外交事件为节点，锁定国际社会热点话题，立足用户体验和情感接受，能够唤醒不同群体社交用户的价值共鸣，剥离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语言风格，推动海外民众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面认知和现实关切，不断提升其心理共情和文化认同。同时，加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亲和包容、增信释疑的话语方式满足海外民众的精神需求与审美期待；创新中国故事的文化符号和价值表征，唤起共有的社会记忆，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进步发展提供向上向善的价值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