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1]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中国式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之治”。“中国之治”是在党带领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进程中，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
纵观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之治”的逻辑进路包含了理论、实践、制度和价值四个基本维度，其中价值作为连接“中国之治”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在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建构及现代化发展实践中发挥着指引方向、凝聚共识和协同优化的重要作用。“中国之治”的价值逻辑不仅是一个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理论课题，也是一个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属性和显著优势的重大现实问题。鉴于此，从价值观视角对“中国之治”进行系统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中国之治”的科学内涵，为推进“中国之治”凝心聚力。
一、 “中国之治”：话语生成与科学内涵
“中国之治”特色话语的生成，遵循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逻辑。一方面，“中国之治”的话语建构遵循“理论—话语”的生成逻辑。理论是系统化的知识，而话语则是理论的外化；中国理论是中国话语的核心构件，中国话语依托中国理论的支撑得以立基。[2]“中国之治”作为新时代的创新话语，立基依托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些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中国之治”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理论论语，正是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不断发展完善。
另一方面，“中国之治”的话语建构遵循“实践—话语”的生成逻辑。从历史演进的逻辑视角分析，“中国之治”既是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和新中国70多年的建设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总结；又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现实表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阐释了“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制度密码，为我们解码“中国之治”的科学内涵提供了“金钥匙”。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规划，为“中国之治”指明了方向，擘画了新蓝图。在此意义上，“中国之治”的科学内涵也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之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概括，是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念与治理绩效的统一。简言之，“中国之治”是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治理体系、治理道路和治理成就最简括的总称。
理解“中国之治”的科学内涵，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之治”的定语是“中国”，表明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3]“中国之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建设成就，是基于中国国情、历史文化和具体实践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二是“中国之治”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4]109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科学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以此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推动了“中国之治”的形成和发展。三是“中国之治”本质上是人民之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保障了人民主体地位。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立场，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3]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
二、 美好生活：“中国之治”的价值目标
美好生活是对人们追求未来生活状态的一种描述，是对人们生活理想的一种表达。从语义上考察，“美好”一词具有“美丽的、好的、善的”等意思，“不崇尚美好行为的人，不能称为善良”[6]。所以，在一定的语境下，美好是对善的一种具体表达。美好生活就是值得人们追求的“善的”生活。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
美好生活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好生活目标的具体内容也不一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美好生活的构想结合起来，开启了以“改善生活、摆脱贫困、解决温饱、实现小康”为主要内容的美好生活追寻。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基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得到满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不再局限于吃饱、穿暖等物质层面，美好生活的内容领域不断扩大，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基础上，我们致力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些都是美好生活目标更高层次的表达，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则是一切美好生活的必然旨归。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带领全国人民从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摆脱贫困、解决温饱，再到实现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过程，就是“中国之治”不断发展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目标的过程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过程。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积贫积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发展繁荣，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靠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7]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外敌入侵所表现出来的不屈战斗精神，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面临一穷二白的局面表现出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抑或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都激励着中华儿女不畏艰险，不断走向光明的未来。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实际上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牢记自己的初心与使命，在百年的奋斗过程中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实现了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这些阶梯式战略目标的实现，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探索美好生活的实践之路。
三、 公平正义：“中国之治”的核心价值导向
美好生活价值目标的实现必然要依循一定的价值导向作为国家治理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价值导向，又是“中国之治”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其中，公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实践主题，是“中国之治”的核心价值导向。公正保证了自由的实现，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公正就是给予每个人平等地选择应得的权利，保证了平等的实现；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保证了法治目标的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说：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公社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8]
公正即公平正义。马克思主义就是起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公正的批判。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贯穿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没有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就没有社会主义。”[9]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在党的一大纲领中就明确提出了要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公平正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公平正义的实现奠定了制度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公平正义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公平正义作为一种制度建构和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取向，“关系到社会关系的性质、个性发展、自我意识的形成以及人类潜能在一个自由理性社会中实现的可能性”[10]。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中国之治”的道义基础。其中，公正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之治”的本质要求和实践主题。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公平正义的具体要求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将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之中，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公平正义是美好生活和共同富裕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要以解决当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其二，正义是给每个人应得的本分。[11]在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不仅要关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还要关注分配正义的问题；只有正确处理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才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保证共同富裕的实现。其三，公平正义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防线。“法治必然要求公正，公正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公正就没有法治，违背公正就不是法治。”[12]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其四，公平正义的实现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党的奋斗目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政治保证。
公平正义的实现还需要正确处理公平正义和效率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公平要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效率也要以公平为前提才得以持续。当前，在促进效率和维护公平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不是这个方针本身存在什么问题，而是没有真正让效率得到充分发挥，使公平得以兼顾。”[13]公平正义是效率的基础和追求，没有基本的公平正义，社会就不能保持稳定，就必然会影响到治理效率，我们之所以要提高治理效率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效率是公平正义的必要前提，低效或者无效的治理很难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即使能达到形式的公平也很难实现内容的公平。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新时代的新矛盾、新任务和新要求需要我们重新权衡考量公平正义和效率的关系，化解公平正义与效率的矛盾，从而在推动“中国之治”的实践中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
四、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之治”的价值立场
无论是美好生活的价值目标还是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其主体都是指向中国人民的，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立场问题是一个“为了谁、依靠谁、服务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就是人民立场。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习近平所言：“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14]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立场、人民主体地位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更为凝练也更具包容性的表述，是“中国之治”的根本价值立场。其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人民立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和最高遵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指出：“在新的长征路上，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15]“中国之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一切工作中把人民放在中心地位，尊重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其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是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新时代表达。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揭示了人民的历史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获得前进动力，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16]“中国之治”最大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中国之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就是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其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具体诠释。以人民为中心不仅要求我们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和人民主体地位，还要求我们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奋斗。在推进“中国之治”的进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求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人民，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以更好的态度、更高的标准服务人民群众，让人民更加满意；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17]
“中国之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贯穿于“中国之治”的全领域和全过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贯彻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而不只是运用于某方面或者某一领域的工作之中。在推进“中国之治”的进程中，这一价值立场要求我们重点关注当前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存在的不公平问题，以增进人民福祉、推动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应该贯穿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坚持发展为了人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实现发展的人民性和全面性的统一。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要求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共享是“中国之治”的本质要求，是美好生活和共同富裕目标的现实表达，是公平正义核心价值导向的具体要求。习近平指出：“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18]199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会自动促成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不坚持分配正义，不坚持共享发展，就可能会导致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被少数人专享。从主体的角度看，共享的主体应该是全体人民。共享标准要求的是全民共享，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共享，而不是部分社会成员的专享。从客体角度看，共享的对象应该是社会成员所创造的全部财富和资源，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财富。第三，以人民为中心必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获得感既是一种主观感受，是主体对自身成长程度的一种价值评价，也是一种客观收获，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对其客观收益的一种事实判断。所以，获得感既包含了经济层面的物质利益获得感，也包含了政治层面的权利获得感以及精神文化层面的满足感和安全感。获得感是人民群众对“中国之治”的主观感受与客观获得的统一。当前，人民群众对获得感的新要求直指公平正义，公平有序的社会环境是获得感提升的物质基础，公正的社会制度是获得感提升的制度保障，平等完善的保障体系是获得感提升的稳定器。
五、 德法共治：“中国之治”的实现方式
一方面，“中国之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指依据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建立健全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指出，依法治国要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结合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之治”的基本方略和价值实现方式。习近平指出：“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依法治国。”[20]
在推进“中国之治”的进程中，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法律至上。法律至上就是要保障宪法和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地位，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尊重法律、信仰法律并自觉捍卫法律的权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法律和规范性文件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任何公权力都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其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公民在适用法律和遵守法律上平等，即法律平等地适用于全体公民，不能因为种族、性别、职业、教育程度等不同而有所差别；公民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平等地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要求执法人员弘扬惩恶扬善、执法如山的浩然正气。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做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执法者，铁面无私、秉公执法[21]149，不能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21]145。其三，依法治国要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实现三者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方向。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本质要求，党的领导需要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党的领导的合法性依据和动力源泉。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领导地位需要法律化的手段来巩固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也需要法律制度的维护，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离开了依法治国就无法有序进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之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中可以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凝聚价值共识。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国家、民族最深层的力量，是人民群众价值诉求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根本性的价值共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分歧和纷争，协调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从而起到凝聚人心、整合社会意识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个体的心理、思想和行为起到引领、规范和调节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要求，为我们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提供了道德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和评判标准，可以引领个体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引导人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