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宣传部于2021年8月发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详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在整个百余年党的历史中，自身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负有远大使命的政党，始终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历史使命，立足人类发展前途和根本利益，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即实现全人类解放基础上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样，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1]64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有机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面对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立足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在反思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中西方价值冲突与价值碰撞问题中重申人类长期追求的基本目标，提出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1]60。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如何理解其内在联系，这是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特别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为此，本文尝试分析这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全人类共同价值并非只是概念构想、价值观念，而是反映和昭示着一种态度、立场和原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有足够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在思想上更具主动性和引领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全球体系正在深刻调整与深度重塑，国际经济重心正在自西向东加速位移，世界地缘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难以逆转。在世界格局微妙和形势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积极倡导并推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在塑造一种满足各国自身发展需求同时实现所有国家共同利益的新型国际关系。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价值”是历史的、发展的而非永恒不变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不等于普遍化、趋同化、同质化和一体化，它同样包含着特殊性、异质化，并不会带来某种一元化、霸权式的全球价值观。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相较于“普世价值”而言不是简单的咬文嚼字或者机械的概念转换，而是朝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价值求索。从一定意义上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经过人类社会长期历史衍化而形成的集体智慧结晶，能够跨越地域、跨越民族、跨越国家，反映出世界各国人民的公共利益、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对全人类价值问题的思考是深邃的、持久的，也是直抵马克思主义本质和灵魂的。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关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和平与发展是关系全人类根本利益的战略性问题，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具有决定性和统帅性作用。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和平所代表的“稳”与发展所代表的“变”构成辩证的二元关系。一方面，和平是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发展是维持世界持久和平的重要保障。

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和平与发展理念，应包含以下两个层次：第一，和平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全人类价值观的第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和平，和平乃至永久和平的状态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理想愿景。和平的对立面是暴力与战争，目前这仍是西方霸权势力维护自身利益、掠夺别国人民的根本手段。对此，全世界都应该深刻认识到：没有和平，人类容易陷入霍布斯所描绘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第二，发展是和平基础上的发展。每个时代、每个国家和民族都追求发展甚至富强的理念，但我们所说的发展观与以往都不同。从人类文明新形态视角看待中国所倡导的发展，是集体主义、以人为本的共同富裕，而不是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极端剥削。

不难发现，和平与发展的价值理念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核心理念，其中“和”具有和谐、和平以及和顺等多重含义，这一文化理念从两个方面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起着形塑作用：一方面，“和合”思想中“和”的意蕴要比和平与发展本身更丰富，主张“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协和万邦”之“协”是指协调、和谐，目的是达到和谐，意指在国际关系格局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态度。另一方面，“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反映了“和合”思想的本质。“和”并不是以消灭“不同”为基础，而是以不同的各方相互应和为基本前提。中国的和平崛起向世界证明，多彩的世界文明以和平的方式求同和存异就可以协调矛盾，达到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和谐发展的状态。

公平与正义，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关乎人类社会的制度构建和发展秩序。公平与正义作为人类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不仅是社会主义所强调的重要原则，更是人类持续追求的首要核心价值。公平与正义概念的使用由来已久，始终是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公平与正义主要用于评价人的行为，“公正最为完全，因为它是交往行为上的总体的德行”^[2]。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视公平与正义为专门评价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提出“两个正义”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思想是对资本主义不公平、不正义现象的深刻反思，其内在要求就是实现公平与正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在高度发达、普遍交往的经济基础上实现全人类解放，实施“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的正义原则，同时消灭一切非正义的社会现象，这是人类社会的远大目标，也是当今世界所要追求的共同理想。

相较于“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强调的公平与正义能够从两个方面诠释：第一，公平与正义是现实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资产阶级学者从抽象人的角度谈论公平与正义问题，将其解释为超越历史和现实的价值原则，脱离社会历史语境，因而无法深入社会历史实践揭示不公正的根源与本质；相反，马克思主义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认为没有绝对的公平与正义，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内涵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第二，公平与正义是普遍的、多数人的，而不是特殊的、少数人的。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著作系统研究公平与正义问题，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核心主题的解读，可以发现，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不公平、不正义的揭露。资产阶级只在特殊性的层面阐释公平与正义，仅仅惠及少数人的利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人数上呈金字塔形，资产阶级占少数，无产阶级占多数，然而生产资料的分配却呈倒金字塔形。“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普遍意义上阐释公平与正义，维护和发展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符合目前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正义方向发展的历史发展趋势。

民主与自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关乎个人的福祉。民主与自由是人类共同追求、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政治价值，也是推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极为重要的核心因素。需要注意的是，民主和自由两个概念的内涵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获得现实的内在规定性。具体来说，民主与自由在一定条件下既相互矛盾又相互支持、相互强化。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民主与自由之间是存在一定张力的紧张关系。前者追求平等、公平，后者注重差异、自主，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追求。民主所隐藏的平等诉求排斥个性，容易带来托克维尔和密尔等人所指出的“多数人的暴政”。反之，纯粹自由会置平等于不顾，造成社会分裂，最终导致自由的毁灭。另一方面，民主和自由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相辅相成、互为作用。自由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要实现民主就必须坚持享有民主权利主体人的自由，离开自由就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和民主的紧张关系在进入一定政治框架即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后，两者之间能够保持合理的张力。

不同国家由于历史传统与国情的不同，对于民主和自由的内涵理解与路径选择存在差异。“‘普世价值’究其本质来说，是西方中心的价值观。”^[4]全人类共同价值承认民主和自由这一重要价值，但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下单一模式的民主和自由。就民主而言，“从理论上看，民主虽然最先出现在西方，但其本质却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必然，西方只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第一种表现形式，但绝不是唯一的形式。民主在不同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所蕴含的普遍性，不是西方民主形式的普遍性，而是民主所体现的人类自我解放的普遍性。”^[5]143中国共产党民主观继承了民主的本质，即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民主观的人民性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论断，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具有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通起来的特点和优势。民主的呈现形式是多样的，中国道路的成功已经向世界雄辩地证明，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也不是西方所谓的“宪政民主”或“自由民主”，福山所谓的“人类历史在实现西方自由民主后到达终点”实质上是一种“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观点。相较于西方的选举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强调“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6]12，真正做到了民主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马克思曾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自由主义寻求一种能够保障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权的政权，这是政治解放。但是，“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7]。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下的民主和自由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基础，是利己的、虚假的，这种民主和自由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而不是自己自由的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强调的民主和自由不同于这种虚假的民主和自由，而是指向真正的人类解放，即“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6]189，从而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8]203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人类发展前途和根本利益，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承担起为世界谋大同的担当与使命。而共产主义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只有在生产力巨大增长以及世界范围内普遍交往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最终使命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应该将其放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事业的历史视野中，从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个维度把握这一宏大且漫长的系统性工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实现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价值求索，这取决于中西方价值冲突的现实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行动指南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质与独特优势。

现代化文明在强化价值共识的同时并未减弱价值碰撞，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取决于全球范围内普遍而激烈的价值冲突问题。首先，全球治理是行为体在一定价值支配和主导下解决共有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全球协调行为，全球治理体系及机制一开始就是基于共识价值支撑构建起来的。肇始于西方启蒙运动的现代性价值及其实践道路曾被奉为圭臬，但其后也被实践证实并非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即使作为现代化的价值依据的现代性理念也遭遇着现代性危机的嬗变，甚至不时为后现代主义呼声所“解魅”。辩证审视资本主义推动并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既应肯定其历史必然性与文明功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同时也要批判反思资本价值主导下所造成的社会危机，特别是一系列全球金融危机、政治动荡以及气候变化等现象。其次，资本价值的功能体现在导向作用，自由、民主、法治以及正义等概念借助西方文明的优势地位对其价值理念进行“赋魅”，并将全球治理的价值扭曲至利己主义。资本是人格化的化身，所谓资本价值，即行为主体受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控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与资本集中。作为资本主义时代治理全球的“普世价值”，其价值论本质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终结论”，实质上就是以一种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高度契合当前国际社会特别是爱好和平的人们对全球价值理念引领的迫切需要，能够破除自我中心的国家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两种思维的束缚。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由一国提出的，但并非单边国家主义。西方对于共同价值的提出存在误区在于将其看作文明扩张的形式，需要强调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超越阶级属性的意识形态。中国提出共同价值是基于中西方价值冲突所导致的全球问题，这一做法不同于怀着政治目的而故意将西方价值“普世化”的行为，更不同于制度和文化霸权基础上的西方中心论立场。第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针对当前形势提出的，但并非当下主义。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全球治理的层面提出价值层面的解决方案，始终着眼于人类未来的长远发展，旨在寻求区域间、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超越“普世价值”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并非替代主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不谋求建设一个统一的行为体，更不是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而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明的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目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另外，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并不是以强制的方式压迫认同，而是以民族差异和文化差异为中介，其中深刻蕴含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始终致力于人类自由和解放事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取决于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诉求。当今集电子技术、通信技术、信息工程技术等为一体的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现代性所带来的人类文明演进发生剧烈变化，在享受现代性带来便利的同时，人类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突出地表现为人的异化、全球生态恶化、恐怖主义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等危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以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价值意蕴反思批判“普世价值”，意在以人的发展的逻辑替代资本逻辑，重塑能够凝聚全球的共同体价值共识，从而遏制全球化时代的“单向度的人”等现代性问题。

这一价值的提出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对未来社会形态的理论构想，而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依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共同体思想的最新成果。无论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人的高度的革命”、《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人类解放”，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的“真正的共同体”，都指向一种对于“人”而言更高级、更合理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首先聚焦于“人”这一关键点，全人类共同价值与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价值诉求相契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有以下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不再受物的力量的统治。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能够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再作为生产工具和私有制的奴隶，不再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而被异己化。第二，人是有个性的个人，而不是阶级的个人。人不再作为某一阶级的成员生活于社会关系中，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参加某一个集体，这种集体是个人的一种自由联合体。“人”已经突破等级和阶级，等级和阶级不再具有剥削性质，只是普遍意义上的“类”的亚种，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总的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根本旨趣正如马克思所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51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理论，在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没有哪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给人类带来如此巨大而深刻的文明进步。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取决于其先进性的本质属性。理论的根源在于运用于实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5]214，致力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首先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物质武器”并赋予其鲜明特质，才能实现其远大理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议题，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仅追求长期执政，还代表着人类解放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其是“整体利益党”，而不是“部分利益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的政治组织，而不是一个投机式的社会组织。现代西方政党执政下的国家代表的“部分利益”实际上只是部分资产者的利益，他们通过捐税、购买国债等行为掌握国家，“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10]。因此，西方政党推行的“普世价值”幌子下掩盖的是掠夺性灾难，实质上是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抽象概念来“重塑世界面貌”，演变非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国家。相较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秉持正道的基础之上的，并以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前提和旨归。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其是“使命型政党”，而不是“竞争型政党”。现代西方政党本身就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的，认为社会由不同的利益团体组成，以多党制通过竞选和票决制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一个政党奉行“选票本位观”，把大量精力用在党派竞争上，就注定它要满足有能力支持它的部分选民的要求，只能瞄准短期利益，也就不可能具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视野和长远眼光。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我们必须将全人类共同价值放到推动世界历史前进过程中的实际作用中去考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于使命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能够基于时代和历史阶段承担起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与担当。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优势集中体现在“整体利益党”和“使命型政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而不是别的非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提出具有全球视野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两者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载体。新时代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共产党向全人类贡献价值思想提供了契机。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构建合理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理性思考和未来愿景，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的特殊使命。它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弘扬共同价值的理念，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价值立场、提供价值标准、指明实践路径。

共同价值是胸怀天下的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立足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人”的范畴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焦点。“从中学时代开始，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就一直是人类的命运以及通过批判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11]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公共价值包含着对破解全球冲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蕴意，体现着对“现实的人”的深刻关切和对“整体人类”的价值诉求。也就是说，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诉求是“类”特性与具体“个体”特性相统一的现实表现，即在承认人的差异性和普遍性相统一的基础上，以人的“类”存在与“个体”存在相谐协为出发点确保全人类的普遍发展。“大党之大、大国之大，不在于体量大、块头大、拳头大，而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12]中国共产党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着眼于整个人类的发展，将人类需要、人类利益和人类发展有机联系，以胸怀世界人民的担当发挥世界历史性作用。

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语境中，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关键是要立足“整体人类”的价值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考虑的不仅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单方受益，而是谋求世界各国的集体受益。个别国家不应将自身利益置于“整体人类”利益之上，特别是通过损害人类整体利益以维持自身全球霸主地位的做法更应被全人类反对和声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以“整体人类”的观点反思人类前途和命运，超越国家、民族的割裂，扬弃启蒙现代性所确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个体利益至上信念，强调人类生存、活动、发展以及价值实现中共生、共在、共享的公共性本质要求。需要强调的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人与人的统一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多层次关系，绝不能把坚持“整体人类”的立场歪曲为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要充分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蕴，注重以人为本价值立场的协同性、系统性以及整体性。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世界更多国家和民众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从而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自觉。

共同价值是开放包容的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秉承文明多样的价值标准。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本质属性，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应该强调的是，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不应片面将其理解为普遍化、趋同化、同质化和一体化，它同样包含着特殊性、异质化。“不同民族和共同体的文化及价值观不可能是完全同质的，在承认差异和分歧的基础上，应考虑不同文化及价值观之间交流和汇合的可能性与现实性。”^[1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是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存在并发展的。秉承文明多样性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不同文明间并不是孤立地、排斥地独立发展，而是在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对话以及互相碰撞中摒弃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不利于文明对话的错误论调。

当前，尊重并维护文明多样性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4]第一，要始终坚持文明是平等的。平等是不同文明相互对话、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和人民的智慧，没有高低之分，更无优劣之别。在国际交往中，文明平等就是要坚持世界各国不论制度形态、发展水平都应当相互尊重、地位平等，不能以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评判别的文明或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人，从而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第二，要始终坚持文明是多样的。人类文明的同质性只能导致社会僵化和衰败，不同文明交流和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基本历史态势。比如，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崇尚稳定；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富于冒险。这种差异性越大的文明越需要交流，才有可能借鉴有价值的东西，要防止文化保守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承认各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各自的独特性，走出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峙，在宏大历史进程中重新思考如何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第三，要始终坚持文明是包容的。隔阂与排斥往往与蒙昧相伴，开明与包容却总是带来文明之光。包容的心态本身就是文明史演进的成果。它是对多彩的肯定，对平等的尊重，更是文明共融的关键。汤一介先生曾言，相对于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15]。包容固然是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对多元共存事实的承认，但又何尝不是在拓宽本民族文化的可能、激发本民族文化的活力？虽然不同国家和民族基于历史文化和现实情况的差异，对各种价值蕴意和实现方式有着不同理解，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文明冲突，但这并不影响各国都参与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中来。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创造一个世界文明共同发展、百花齐放的共同体，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共同价值是共建共享的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合作共赢的实践路径。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身内蕴共商、共建、共享、共担、共荣的新发展理念，倡导合作共赢，反对“零和博弈”，是对“文明独断论”“文明优越论”等落后观念的摒弃与超越。合作共赢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途径和基本原则，合作是手段，共赢是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世界各国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谋求双赢、多赢、共赢的结果。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催生下的资本逻辑主导着世界普遍交往基础上的人类文明发展。然而，资本逻辑规制下的普遍交往是有缺陷的，即世界交往服从于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争夺型”“暴力型”“冷战型”文明带来人的生存困境。

面对此困境，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世界普遍交往提供新的方法论：第一，坚持合作，不搞对抗。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要求。历史证明，对抗不能换来和平，只有合作才是人类社会长治久安的秘诀。世界各国资源禀赋相异，经济上各有优势和特色，彼此之间拥有高度相互依存的潜力和需求。第二，坚持开放，不搞封闭。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相互隔离、相互孤立的共同体，而是在开放中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的共同体。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第三，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尽管世界各国发展目标不尽相同，但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当今世界，这些目标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并最终表现为互利共赢，让所有国家和人民平等享有参与合作的机会，平等分享合作的成果。简言之，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共建共享的共同价值诉求，在合作共赢中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总之，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引领人类进步潮流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作出更大贡献。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为前提，在坚持文化特殊性和普遍性辩证统一的基础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既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进而打破西方中心论和西方话语霸权，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使命的价值求索。因此，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使命赓续和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