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新论断，并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一道作为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是我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关键实践命题，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理论命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体现。对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可以从不同视角作出解读，但唯物史观作为“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1]，无疑是理解“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时代命题最为根本的视角和方法。事实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典型时代注解，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生活、物质实践及人的全面发展等唯物史观核心命题。同时，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也能够从根本上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和方法论意义。
一、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本质上回应了人的精神需要
人的精神需要并非一个不变的“常数”，而是具有多样化、开放性以及自我超越性的需要体系。较低层次的精神需求“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2]126，是人的物欲需要的附属品。正如对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一顿饱餐带来的满足感是其心理需要的直接体现，但人的精神需要并不止步于此，当本能性的、物欲的心理需要得到满足后，又会形成较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在这一阶段，人“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125，将自我存在的需要转化为在实践过程中、在对象世界中自我肯定和自我发展的需要。较高层次的精神需要超越了人的物质层面的直接需要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开始将自己的生命活动展现为自我的意志和意识对象。人的精神需要和精神活动，使人成为“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169。为了获得更高层次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满足，人的生命历程展现出了信心、勇气、激情、信仰等精神追求和价值导向，它或是人的激情、热情的感性展现，抑或是更深层次的理念、知识、价值的理性沉淀，其中人的精神信仰成为人的生命历程中一以贯之、具有稳态性的价值追求。可以看出，人的较高层次精神需要的形成，使人的主体性的精神存在开始处于种种价值追求的张力之中，人在精神层面上开始展现出自我认识、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的生命形式。
正是主体性精神存在与超越性价值追求的内在张力，使得人的精神生活呈现出三重样态，即人的“心理生活—文化生活—信仰生活”。其中，心理生活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直观体验，既是个体层面精神生活的直观反映，也是特定时空阈限下人们共同的精神群像；文化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内容承载，既表现为精神生活的内容积聚，也表现为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以文化人，二者有机统一；信仰生活表征精神生活的意义探求，是通过心理生活和文化生活找寻心灵寄托和价值归属的过程。一方面，“心理生活—文化生活—信仰生活”既在纵向层面揭示了精神生活的生成逻辑，也在横向层面揭示了精神生活的基本样态。但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意识的典型表现，精神生活并不仅仅表现为积极进步的一面，而且也存在着消极落后的一面。例如，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饭圈”“躺平”、泛娱乐化、拜物主义、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就说明当前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不平衡性矛盾，以及精神生活发展的不充分性，也反映出提升人们精神生活品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可以看出，精神生活既关乎个体精神品质，也关乎社会和国家整体性精神面貌；既关涉当下人民的美好生活，也指向未来，有着明确的价值朝向；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落后的一面。因此，如何实现精神生活在微观与宏观、当下与未来的有机统一，以及如何培育和弘扬积极进步的精神生活，着力解决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当前建构美好精神生活的关键。由此，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便是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的关键命题。所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学者指出是“人民在精神生活领域对美好社会的理想信念、向上向善的价值理念、积极健康的道德观念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认同并用以指导自身行为的精神状态”[3]。也有学者基于精神生活的意义追寻和信仰追求，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呈现出三重样态，即“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理生活，和谐多样、优雅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活，意义充盈、凝魂聚气、崇高笃行的信仰生活”[4]。从人的精神需要到精神生活，再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精神生活的“共同”和“富裕”，凸显了积极进步的精神生活形态对于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品质的独特意义。
总体来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的“共同”，就突出了精神富裕的“全体人民性”。这里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指涉“全体人民”的精神需要，而非单个人或某一群体的精神需要，因此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必须突出全局性的视野，统筹协调新的历史阶段下的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总体性目标，明确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全体人民性”，并非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事实上当前人们精神生活既有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既意味着人们对精神生活有着更高品质和更好服务的需求，也意味着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过程中要突出精准化、特色化、差异性和创新性的特点。从动态的视角来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循序渐进原则，习近平在谈及共同富裕时，专门强调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强调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5]8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表达了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精神维度，但精神生活的主观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同群体、不同地域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间和程度也会存在差异，需要循序渐进。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的较高层次精神追求的生动展现，“富裕”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人们享有精神文化资源的富裕程度，即社会精神资源的总供给和全体人民的享有程度；二是全体人民新的精神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精神境界是否得到提高。这两个方面在逻辑上是相通的，即社会精神资源的供给是要满足全体人民新的更高的精神需求，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质量。由此而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有着明确的问题指向的，即聚焦于富有时代特点的国民性，既致力于培育和弘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积极的精神体验，也注重强化价值引领，促进舆论引导，澄清模糊认识，致力于化解诸如拜金主义、道德冷漠、浮躁情绪等消极社会心态，从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6]。同时，精神生活视角下的“富裕”，不是“躺赢”“内卷”，而是着力于激发人民勤劳创新致富的内生动力，通过构建合理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使人民树立“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5]5的精神信念。
二、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体现了鲜明的新时代实践特征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典型表现，要从根本上对其把握，就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论，即从物质实践出发透析繁芜丛杂的精神生活景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7]43事实上，人的精神生活并非孤立和抽象的，而是根源于现实历史基础上的物质实践，是人的物质生活和物质交往的产物。透过繁芜丛杂的精神生活景观，其掩盖的“事实”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生活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时，着重强调人的精神和意识一开始便受到物质“纠缠”，从最开始的“直接可感知环境”的狭隘意识，到基于分工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能够看出人的精神生活并非虚幻和纯粹的，而是具有明确的实践范畴和现实指向性，而且精神生活也是随着实践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即“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8]。
精神生活从现实实践中产生和发展，形成了一种与物质生活相对应的崭新生活形式，由此而获得“相对独立的外观”，并构建出日渐复杂的结构体系和发展逻辑，展现出精神生活的特殊规律性。但需要指出的是，精神生活的相对独立性与物质生产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决定性并不冲突。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生活对精神生活并非“直接决定”，而是在“归根到底”意义上发挥作用，在精神生活获得相对独立性的外观后，物质生产生活是从根本上、间接性地“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9]600，而“思想材料”本身也会体现为自发意义上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7]29，进而形成自觉意义上的政治、法律、艺术、哲学、宗教、道德等“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9]598。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人的精神生活体系中自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形式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愈益重要，成为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
正如精神生活始终无法脱离物质的“纠缠”，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是无法脱离物质共同富裕而单独立论的。事实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是理解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视角。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转型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过程，其中不仅包括了经济、政治及社会层面上的显性的、制度化的革新，也包括了文化、观念、精神等隐性的、价值性的嬗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共同富裕就成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概括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显现。其中，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就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向、物质成就和分配正义。以此为基础，“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10]，物质实践的快速发展在深刻改变社会心理和精神体验的同时，也凸显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11]，成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举措。能够看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彰显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即社会主义不是物质贫乏，也非精神空虚，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新论断，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实践背景下提出的。相较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则更加侧重于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样态的呈现，在精神和价值层面实现了对共同富裕的补缺和升华，并从社会物质生产生活的实践表象深入到人的精神存在这一哲学内核，从而以物质实践和精神文化的辩证视角赋予共同富裕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主要矛盾突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既包括对美好物质生活的需要，也包括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要。满足全体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需要，成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指向。当前，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在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也彰显了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辩证统一的中国语境。可以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特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文化特征，更是新的历史征程中实现全体人民幸福的文化着力点。
新的时代条件下，全体人民有着新的更高的精神需求。对此，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的讲话中，作出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5]8的新概括。可以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需求，是唯物史观语境中人的主体性精神存在的时代展现，更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诉求。当前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在极大地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多样化”成为人们精神需要的时代标签。例如，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中的个性化、智能化、沉浸式的特点更加明显，由此催生出对定制式、精准化和菜单式等多样化的精神文化服务的需求，也形成了对情景式、沉浸体验式等多样化的精神文化形式的需求，更产生了对数字化、智能化等多样化的精神文化载体的需求。品质高端、科技赋能、创新加持的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所要解决的时代命题。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断深入，不同群体、不同地域及不同行业的社会成员由于资源禀赋、知识结构和社会阅历的差异，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有着较多的不同，“多层次”成为当前人们精神生活需求的另一特点。在种种精神文化需求中，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流行、民族与世界、高雅与通俗等不同层次、不同品位的精神文化需要交融并存。与此同时，也存在低俗媚俗的文化现象，以及一些落后地区的精神贫困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个体之间的精神文化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调全体人民精神生活的普遍富足，强调多层次精神需求的普遍满足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精神文化的引领作用，是对人民群众“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的时代回应。此外，新时代条件下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多方面”的特点也更加明显，即展现出人们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安全、公正、和谐等更高的期待，由此而衍生出的求知需求、审美需求、娱乐需求、道德需求，以及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权利、尊严等精神生活新要素，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精神文化需要中的“美好”意蕴更加凸显。因此，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期盼的美好生活的关键向度。
三、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立足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个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新的更高的精神需求的实践命题。由此，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意义及方法论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在谈及如何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时，习近平首要强调“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5]8。同样，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2]。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这里的“高度统一”和“实质性进展”充分说明，新时代条件下，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的共同富裕，其丰富内涵和多重特性展现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特点，彰显出共同富裕包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性与超越性、阶段性与目标性、实践性与价值性，从而明确了当前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出发点、落脚点和目标。
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伊始，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新世界观”的价值目标，也成为此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追求的价值目标。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最早提出人要“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3]189，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便始终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批判旧的资产阶级理论和制度，创立并践行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根本价值导向。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生活”，“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4]，即促进共同富裕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同样，列宁在思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也深刻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15]这里的“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就是指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辉煌史，也是不断将人的发展需要与具体时代特点相结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探索史。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促进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基础。当前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的历史阶段下，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的期待，促进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既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路径，也是彰显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目标的时代方法论。唯物史观视野下，人的全面发展是一项历史性、实践性的活动，“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3]527，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意向性和价值导向性，由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实践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呈现出矛盾运动的逻辑关联。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内在地嵌入当前具体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与新时代人的生产生活直接相关；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超越具体的时代情境，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意义上考量共同富裕的实践趋向和人的发展旨趣。
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新时代人的生产生活直接相关，其建构路径深刻体现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16]的辩证法。从前文能够看出，“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命题，根植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但需要注意的是，唯物史观视野下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并非“决定—被决定”的单向性关系，而是基于人的实践的“生成—能动”的双向互动关系。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精神生活的考察，并没有简单地拘泥于物质决定论，也不是在“思维的怪圈”中探究精神的理据，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唯心主义纯粹理性和旧唯物主义的直观的批判中，揭示了精神生活的物质事实，明确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辩证统一关系，即物质生活在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同时，也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促进了精神的产生和发展；精神在满足人的需要的同时，也规约着人的物质需要，并转化为物质创造的精神动因。由此能够看出，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质量发展。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推进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构建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推进乡村振兴等重大实践举措，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基础。
同时，如何使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如何提升新时代人的生产生活品质？唯物史观给出的答案就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3]11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理论范畴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当能动地体现实践的规律性，彰显真理的力量。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了全体人民价值追求，尤其是“在决战脱贫攻坚和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在抗击新冠疫情的伟大斗争中，展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成就、新贡献，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时代发展的新突破”[17]。因此，在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就彰显出特别的意义。具体而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当前人民精神生活领域的短板为着力点，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引导，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强信息网络化条件下的舆论引导等举措，能够有效营造勤劳、智慧、创新、奋斗的精神文化氛围，使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同频共振、相得益彰，从而彰显共同富裕的“人人共建、人人享有”的特点。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核心范畴，是新的历史阶段人们共同期盼的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相较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显性、制度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更加隐性、主观化，因此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直接、客观的评价标准不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更加侧重于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侧重于国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侧重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等，重在发挥积极精神生活的合力作用，构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另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展现出明确的价值导向性。“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时代命题的提出，既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全面性，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多重需要，也从精神文化的视角回应了当前阶段提升人的存在品性的必要性和方法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表征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括了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需要，也涵盖了民主、法治、公正、安全、和谐等新的时代要素。这也意味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更为宽广的社会空间领域体现和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同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倡导勤劳致富、奋斗、创新的价值观，注重普惠公平条件的创造和人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构建人人奋斗、人人创造、人人享有的良好社会氛围，避免“躺平”“内卷”。这充分体现了在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的历史阶段，全体人民应当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实现美好生活。进而，精神生活由自发到自觉，尤其是不断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也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升华的过程，人的情感体验和精神交往不断凝聚升华为时代的文化理念和精神景观，集中展现出一个时代的精神气息，这也充分彰显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精神样态。总体而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彰显了新的历史阶段下的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从精神文明的视角体现了共同富裕具有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意涵，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出发点和落脚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