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面对“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从词面上来看，这六个表达价值取向的词语都不是新词，都在中外历史上被反复使用，但是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1]，“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并列后蕴含着全新的实质和要义。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不能从单个词的表面去理解，而要将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从本质上理解其核心要义，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核，共商共建共享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目标。
一、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内核
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其蕴含的内核，且内核“决定理论的特质或根本性质，规定理论发展的根本方向，是理论充满活力的根本原因”[2]。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存在于人类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念中的普遍性因素，在不同方面有不同的体现，但不论哪一方面，都蕴含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亦即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内核。这一内核的突出特质在于“共同”，和平与发展奠定了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公平与正义昭示了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民主与自由彰显了全人类的共同追求。
1． 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共同家园呼唤共同事业——珍爱和呵护这一共同家园呼唤和平与发展这一共同事业。事业是一种普遍性的对象性活动，它是“人们所从事，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并且内蕴着价值理想的实践活动”[3]。人类自诞生以来，一直从事着事业活动，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事业是少数人的事业还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普世价值论”主导下只追求少数人事业的特质，追求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和平与发展便是必然选择。
和平是人类的永恒期望。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和平事业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4]354－356这一安全观体现了和平的“四个共同”：第一，和平是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的和平，不是少数人的和平。国际政治与关系中有条定律，任何一个国家单纯寻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大家共同的不安全。在世界历史越来越深入发展的今天，“某个大国希望获得绝对的安全意味着其他大国将感到绝对的不安全”[5]。第二，和平是各个领域共同的安全。安全的领域已经越来越广泛，既包含传统安全，也包含非传统安全，“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4]201。第三，和平需要所有国家和地区共同努力，这一努力是通过协商、对话与合作实现的，而不是通过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实现的。第四，和平是可持续的，即当前与未来共同的和平。上述四个方面是互融互动、互为一体的，只有在各个安全领域进行对话合作，才能真正实现所有国家和地区持久的和平。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平等、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平等发展是基本要求，所有国家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发达国家要切实观照发展中国家的困难和关切，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各国人民。开放发展是基本形态，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日益密切，各国要打开大门搞建设。全面发展是基本模式，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创新发展是动力，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各国要通过创新突破世界经济发展瓶颈，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四个方面相辅相成为一个整体，每个方面都贯穿于其他各个方面，如开放不是你输我赢的掠夺式开放，而是平等的开放、全面的开放、创新式的开放，只有在开放中才能实现平等发展、全面发展、创新发展。
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是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核的基础。和平与发展关乎人类生存，是关于人类能否生存以及生存状态好坏的价值观念。“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如果没有生存与发展的事业作为基础，就无法产生更高层次的理想和追求；如果人类的事业不是共同的，而是互相割裂的、对抗冲突的，就无法产生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人类将重新回到西方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所设想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丛林状态下狼和狼之间的关系。
2． 公平与正义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
公平与正义作为人类的道德法则，承载着人类的共同理想。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人类思想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名言之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6]他告诉我们，头上的星空是外在的必然，心中的道德律是内在的良知。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所以超越西方“普世价值论”，在于其蕴含着人类鲜明的公平与正义的共同理想。
秉持公平理想要摒弃西方优先、西方主导的理念，坚持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树立各国地位平等、权利与机会均等、权利与责任对等、发展结果均衡的理念。首先，要树立地位平等理念。地位平等是实现公平的首要前提，只有在地位平等的前提下，公平才有可能实现。所以在国际关系上，要摒弃所谓“中心国家”“外围国家”之分，反对将世界各个国家划分为三六九等，而应“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4]306，各国都有平等发展的权利、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等。其次，要树立权利与机会均等理念。权利与机会均等是公平的具体体现，各个国家在人类发展中享有均等的权利和机会，不能少数国家独占权利、优先占有发展机会。再次，要树立权利与责任对等理念。对等不是绝对平等，对等不是抹杀差异的均等，而是各个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应该与已有权利相对等；公平是“各国能力和水平有差异，在同一目标下，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7]。已经优先实现发展权利的发达国家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根据他们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支持和帮助。最后，要树立发展结果均衡理念。不论是平等、均等还是权责对等，都是实现公平的原则和手段，其最终要达成的目的和结果是发展的均衡。一方面，要实现资本与劳动的均衡发展。在资本的发展逻辑之下，资本回报率远远大于劳动回报率，最终导致资本家的发展远远超过劳动者，所以公平的发展就是要克服“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8]的状况。另一方面，要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均衡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形成不公平的国际体系，通过侵略与各种形式的掠夺占有其他国家大量财富，最终导致南北差距、东西差距不断扩大。公平发展就是要在共同发展的前提下逐渐缩小南北差距、东西差距，实现各国均衡发展。
秉持正义理想要摒弃单边和霸道，坚持多边和公道，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树立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理念。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正确义利观是“在国际交往中，特别是在同发展中国家交往中，坚持义利并举，义重于利；强调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9]。其外在表现是，每一个国家要尊重其他各国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要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实现自利与他利、私利与公利的共赢，不能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其次，要坚持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按照各国达成的基本规则处理全球事务。联合国是当前国际体系的核心，《联合国宪章》是当前国际规则和国际法体系的核心，是截至目前193个会员国承认且处理当前国际事务最重要的平台和依据。因此，任何国家都应该在联合国框架内处理国际事务，而不能有框架外的双标情况的出现。最后，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各国共同商讨国际事务，共同制定平等适用的国际规则并共同遵守，不搞“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同时，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正视和尊重不同国家间的现实差异、利益需求及合理关切，促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通过交流与沟通扩大利益交汇点，通过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与谈判解决矛盾与争端。
公平与正义的共同理想是衡量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核的标准。只有符合公平与正义标准的共同事业，才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所推动的事业；只有含蕴了公平与正义的共同追求，才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所主张的追求。如果偏离了公平与正义的共同理想，人类的事业将会沦为少数人的事业，人类的追求必将走向霸权与奴役的死胡同。
3． 民主与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
共同理想彰显共同追求。有理想才有追求，而有共同的理想才会激发共同的追求。民主与自由是各国人民一直以来共同的追求，各国要在和而不同的民主自由实践中交流互鉴，共同建设人类美好生活。
民主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不是单一的形式，而是丰富的实践；不是装饰品，而是要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不是霸权主义的工具，而是交流互鉴的方式。我们要追求真实的民主，不能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不能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要将民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治理国家的政策措施上，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全域、全过程上。我们要追求民主多样的实现形式，各国的历史文化不同、现实国情不同，民主的形式选择必然不同，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根据自身不同国情自主地、不受别国干扰地选择自身民主形式的权利。我们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作主，超越一国范围内的国际事务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全球性的挑战要由各国合作应对，不能由一国或少数国家决定。
自由不是部分国家剥削压迫另一部分国家的自由，不是个体自由和共同体发展的矛盾，而是在所有人以及国家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谋求发展的自由，是个体和共同体协调发展与进步的自由。自由的起点是自主，各个国家应该根据本国国家利益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发表自己的主张、实施自己的政策，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立场，处理国际事务。自由的保障是普遍适用的规则，任何一国都不应从国力强弱出发同其他国家交往，而应在基于规则的透明、公正、合理、有效的国际体系中进行交往。自由要坚持个体和共同体协调发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不断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变革，实现制定规则与遵守规则相统一、平等参与与获取机会相一致、享有权利与承担责任相符合，实现各国的个体自由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调发展。
民主与自由的共同追求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核的发展方向。价值观念基于特定的具体实践而形成，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核的具体内涵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民主与自由的共同追求为其提供了发展方向，人类必将走向真正民主自由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二、 共商共建共享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原则
科学的理论来源于鲜活实践，并指导现实实践，但理论对实践产生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先要把理论观念转变为实践观念，理论观念不能直接指导实践，只有实践观念才能直接指导实践”[10]。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核的共同特质，必然形成共同的实践观念，即要求我们在处理事关不同国家和地区乃至全人类的各项事务中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
1． 共商就是集思广益，遇事大家商量着办
商量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各项事务中形成的重要经验和作风，党内、国内以及国际上各项事务都要相互商量着办，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11]习近平承扬商量的作风，将共商作为处理国际事务时的基本原则。
共商原则整体体现在商量的基础、内容、成员、平台和规则、目标中。第一，共商的基础是各个国家具有独立性。就各主权国家来说，独立权是其最基本权利之一：“各国有独立权，因而有权自由行使一切合法权利，包括其政体之选择，不接受其他任何国家之命令。”[12]这是各国能与其他国家就相关事务进行平等共商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共商的内容是涉及相关国家的国际事务，任何一国的内政不能商量，只能由本国人民作主，任何其他国家不得以任何名义干涉。第三，共商的成员是该国际事务的直接所涉国，双边事务应由双方共同商量，特定地区事务由本区域内国家共同商量，涉及全人类的事务由所有国家共同商量。不能将所有国际事务泛化为所有国家共同商量来办，否则将会使一切国际事务陷入霸权主义演练场。第四，共商的平台和规则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如前所述，以联合国及其宪章为核心的体系是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承认的平台和规则，各个国家都应该在联合国框架内处理各项国际事务，尤其是大国“应该带头做国际法治的倡导者和维护者，遵信守诺，不搞例外主义，不搞双重标准，也不能歪曲国际法，以法治之名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国际和平稳定”[13]。同时，推动联合国进行更好的建设性的改革，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14]。最后，共商的目标是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促进共同事业的发展、共同理想和共同追求的实现。
2． 共建就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并持之以恒加以推进
共商原则助力于找到共同意愿，在此基础上需要有共同行动，那就是共同建设这个世界，各个国家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坚持不懈地推进共同事业。
共建的前提是开放，不同成员要想在特定领域产生共同建设的行为，就必须在该领域互相开放才能实现。在和平事业中，中国提出面向世界开放的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15]，不能搞带有严重封闭性的单边主义、集团政治、阵营对抗等；在发展领域，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各国只有削减壁垒、扩大相互间的开放，才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共建的模式是合作。当前人类社会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合作意味着共同建设这一行为不是一方处于支配地位、其他各方处于从属地位的模式，而是在平等基础上各自比较优势互补的模式。共建的结果是共赢，合作各方要将自身利益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相结合，寻找并不断扩大各方利益的结合点。合作的结果应该是双赢、多赢、共赢，而不是单赢式的零和博弈。
3． 共享就是让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共建原则助力于为实现共同事业而采取共同的行动，共同行动最终要结出共同的成果，那就是能够共享的成果。
共享包含三个方面，即国家与地区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共享。首先，共享就是要建设成果在国家与地区之间实现普惠。当前世界发展问题面临较大风险，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东西差距、南北鸿沟仍然存在并有扩大风险，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导下的发展事业就是要逐渐缩小这一差距和鸿沟，使人类发展的共同事业逐步达至均衡状态。其次，共享就是要建设成果惠及人民。资本逻辑下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富人与穷人之间巨大的财富差距。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2020年指出：“超过7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收入和财富日趋不平等的环境中。世界上最富有的26个人拥有全球人口的一半财富。”[16]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导下的发展事业就是要逐步缩小富人与穷人的差距，确保全球发展为最贫困人群带来最大利益，为极贫人口创造机会，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就业、更优质的服务，并为他们的后代摆脱贫困束缚奠定基础。最后，共享还要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享。在特定的时代和科技条件下，人类可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的发展必须兼顾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协调发展。在当代人享有资源、创造财富与文明的同时，要为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目标
理论指导实践是为了实现目标，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最终是为了价值目标的实现。价值观念是多样的，价值目标也是多样的：“对同一对象进行评价，可使用不同的价值目标，而使用的价值目标不同，就会像在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那样，往往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17]所以在处理涉及全人类的共同事务时，必须寻找到不同价值目标间的最大公约数。面对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现实，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无疑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目标指向。全人类共同价值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激发各个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的向心力，凝聚各个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的精神动力，汇集各个国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而共同努力的实践合力。
1． 全人类共同价值激发各个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的向心力
实现美好生活的一个条件是能够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就是“具有自主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的生活，展现出生命活动深度与广度的生活，则要美好得多，构成人们奋力追求的方向”[18]44。只有当所有成员都能够积极主动地去构建一个共同体时，这个共同体才是符合美好生活要求的。
西方“普世价值论”主导的国际共同体下只有西方发达国家能够自由地选择和创造自己的生活，难以激发和调动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向心力。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站在自身立场上看待经济、政治及文化等一切国际事务，构建了一个以“中心—外围”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外围是附属于中心的延长部分”[19]208，“这是中心国家特别是已成为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主要动力中心的经济、政治和战略霸权的历史进程”[19]229。在这一类型模式中，共同体的基本立场、基本规则、根本利益都是处于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外围的非西方国家是不在场的，是不能够自主地选择和创造自己的生活的，所以无法形成共同构建此类共同体的向心力。
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最广泛地激发各国追寻美好生活的向心力。全人类共同价值站在具体现实的全人类立场看待各项事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存在中心与外围的区分，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主体，各国是平等相待的伙伴关系，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推动的是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这一类型模式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立场、基本规则、根本利益都是基于人类共同事业、共同理想和共同追求的，所有国家都是在场的，能够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美好世界的向心力。
2． 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各个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的精神动力
美好生活具有鲜明的共性，“大多数人的生活很不美好，少数人却过着美好生活，这在实质上是不可能的”[18]45，也是难以维系的。只有当共同体致力于实现所有成员的美好生活时，才能形成所有成员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动力。
西方“普世价值论”主导的国际共同体只能实现少数人的美好生活。西方发达国家将生发于西方、只适用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包装成为“普世价值”强行向世界推广，其本质是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渗透以及颠覆，进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产生严重的威胁。正因如此，西方“普世价值论”不但无法形成各国所有成员对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共识，反而加剧了世界性的矛盾与冲突，以致有学者指出：“西方文明主导下的现代化道路似乎已经走入一个必然引发全面矛盾的死胡同。”[20]
3． 全人类共同价值汇集各个国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共同努力的实践合力
美好生活鲜明的共性决定了必须有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心力。只有共同体内部充满合力，才能让所有成员共同为建设共同体付诸实践，才能最终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西方“普世价值论”的导向下，西方主导的国际共同体引发的是冲突与战争，使人类远离了美好生活。基于欧洲三十年战争结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部强国之间征战不断，被称为“战争频繁、激烈竞争的战国时代”[23]，其最后以拿破仑战争的开始而告终。拿破仑战争之后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列强并立，各国开始为了争夺和维护欧洲霸权展开激烈的争夺，并形成了两大对抗性军事集团，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播下了种子，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从开始就处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和争霸中，世界被分裂为两大阵营。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虽然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仍然是世界的动乱之源。
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导向下，其推动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力主合作共赢，必然走向美好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所以‘新’，因为突出强调在国际关系中要遵循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等原则，将人类共同价值注入到国际关系中”[24]，这就成为建设美好世界汇集实践合力的前提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促进全球治理主体更加广泛充分，引领全球治理理念更加创新多元，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更加公平正义，推进全球治理成效更加平衡普惠，这就成为建设美好世界汇集实践合力的推进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开辟了世界经济增长新的空间，搭建了国际贸易新的平台，联通了文明交流的心灵脉络，增进了各个国家的民生福祉，这就成为建设美好世界汇集实践合力的载体抓手。
总之，只有弄清、领悟和把握了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内核，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为目标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要义，才能进一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达成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价值共识；才能化干戈为玉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才能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让各国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