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数字化转型与媒介融合趋势的深化，算法推荐技术日益成为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技术范式基础。当代青年作为“网生代”群体，是算法推荐技术的主要受众，其生活经验、社交方式尤其是价值观念易受到算法的深刻影响。目前，国内学术界聚焦当代青年价值观问题已取得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与演变；二是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三是诸种社会现象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总体而言，关于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技术对青年价值观影响的研究成果还较为缺乏。鉴于此，有必要对算法推荐技术对青年价值观塑造带来的风险挑战进行研究，为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塑造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引导。
一、 算法推荐技术在青年群体中的发展逻辑
当代青年作为“网生代”群体，生活在数字网络、大数据的包裹之下，正日益成为具备新特征的“算法一代”。各大网站、软件都致力于算法嵌入与算法升级，以发掘潜在用户，捆绑固定用户。微博、微信、B站等已成为青年群体普遍使用的手机软件，这些软件使用的算法推荐通过数据搜集、分析、推送，建构起用户需求与信息供给之间动态的个性化适配关系。算法推荐技术主要包括内容推荐、协同过滤、混合推荐等推荐方式，通过对受众用户群体类型的身份属性数据、浏览记录、网络购物等在线行为数据以及联系人信息、聊天记录等社交关系数据进行大量收集和标签化分析处理，塑造出千人千面的用户画像，并根据受众用户的潜在需求进行精准推送。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浪潮”[1]，算法推荐技术依托其满足个性化需求、高效化定位、拓展化认知等特点得以迅速发展，对青年受众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认知结构等产生影响，成为青年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第一，算法推荐技术满足青年群体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作为“算法一代”的青年群体，他们兴趣广泛、标准各异，需要更为个性化、轻松化的信息传播氛围，更倾向于使用微博、B站、抖音等具有双向可自主选择式传播路径的媒介平台。算法推荐技术以用户的个人兴趣爱好为主导，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标签化收集和大数据分析获得用户画像。算法推荐技术向青年群体推荐的内容主要涉及娱乐消遣类、新闻热点类、消费购物类、技能学习类等多种信息，并根据青年用户对推荐内容“我喜欢”或“我不喜欢”两种选项的反馈和评定，不断优化自身逻辑，精准构建私人化空间领域，迎合青年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实现青年用户与信息之间的个性化供需对接。
第二，算法推荐技术满足青年群体信息配置的高效化需求。数字技术时代呈现出如罗萨所言的“社会加速”境况[2]，算法推荐技术满足了用户提升信息配置效率的需要。面对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信息找人”的发展趋势，算法推荐技术通过吸引作为“数字产消者”的青年群体进行生产自身数据的无酬数字劳动，获取大量数据资料和用户信息，以达到用户需求精准定位的目的，实现检索内容的量身定制化，增加青年用户的满意度与用户黏性。算法推荐优化了数据和信息的传播速度、配置效率、流通速率，这对青年用户来说，不仅大幅降低了检索信息的时间成本与选择焦虑，优化了信息供需匹配，也缓解了海量信息扩容和爆炸式数据增长带来的复杂数据困境。
第三，算法推荐技术拓展青年认知手段。青年受众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强、求知欲胜，但普遍缺乏直接经验，生活阅历尚浅。数字媒介平台基于算法推荐技术因以文字、音频、视频相结合的推荐内容、生动直观的呈现方式，日益成为青年群体间接认识和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算法推荐技术可以超越青年用户的搜索限定，尝试推荐新信息，使青年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自身的潜在兴趣偏好，加强自我认知与构建。青年群体不断增强的社会流动性、空间分散性以及对交流即时性的需求，促进其人际关系朝向数字化发展，而算法推荐技术通过“朋友关注”等协同过滤内容，维系了青年用户社交关系的稳定性，通过“推荐好友”，拓展了青年用户的社交方式、交际圈层。
算法推荐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手段，满足了数字时代青年群体的新需求，成为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算法推荐技术以隐蔽的方式筛选并决定向用户呈现的内容，对用户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尚未完全定型，其价值观的塑造与认知世界的方式密切相关，而认知方式又与信息传播和接受手段紧密相联。从算法推荐技术渠道接受的信息内容正日益成为青年群体认知和了解世界的重要维度，青年群体更易对算法推荐技术产生强烈的情感依赖和价值认同。算法推荐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青年群体的社会互动模式、文化交往方式和主体建构形式，导致青年群体价值观的传统塑造逻辑逐步让位于算法推荐的建构逻辑。因此，在了解算法推荐技术对青年价值观塑造路径产生影响的同时，要清醒认识其对青年价值观塑造带来的风险挑战。
二、 算法推荐技术对青年价值观塑造带来的风险挑战
传统信息分发模式为封闭式单向传播，主要由新闻机构负责筛查制作信息。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传播权力下放，逐渐构建出一条自下而上的传播路径。算法推荐技术作为一种新式技术手段，本身并无价值倾向，但在其开发和运用中，它不仅是“一套新型技术编码与运算程序”[3]，还是负载算法研发和运作团队思想观念的系统架构，具有一定的价值导向性。算法推荐技术使用户数据的使用权和控制权从人工筛查制作向智能算法推荐让渡，从新闻机构和相关部门向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第三方企业网站平台让渡。这种权力的让渡，使大量资本迅速进驻算法研发公司和相关媒体企业，正如丹·希勒在《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数字技术正全面渗透入社会之中，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4]。算法推荐作为一种新兴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5]272，资本的不断注入在增强算法技术发展活力的同时，加剧了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6]41，对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塑造带来了风险挑战。
1． 资本操控与广告推送导致青年群体消费观念异化
马克思指出，资本为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5]714。算法推荐技术在资本操控的领域沦为加大剥削的技术工具，通过定向广告推送不断刺激青年用户的消费欲望，以获得更多剩余价值。目前，商业化的算法技术遵从资本逻辑，逐利原则成为算法推荐技术的终极评判标准，并生成了以算法运作为基本特征的新型数字经济流通形式。这种运作模式以算法为逻辑，以数据为商品，以数字劳动为生产力，以社交关系和情感维系为生产资料，构建出一种新式数字利益循环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青年群体的消费观念异化。
第一，非理性消费盛行，商品价值符号化。青年群体追逐时尚、跟风消费的欲望较盛，更倾向于通过商品彰显自身。算法推荐技术在资本的操控下可对用户进行“算法霸权”，“以复杂模型的形式助长了整个掠夺式广告产业的发展”[7]86。算法推荐技术通过对青年用户数据的统计与贩卖，将青年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商品广告穿插到其浏览的网站页面或软件程序中，以病毒式营销广告的植入和品牌符号意识的培养，激发青年群体非理性、炫耀性的消费意识与消费冲动，加速对青年群体的资本收割。算法推荐技术制造出一种“广告比你自己还了解你”的假象，在这个过程中，青年用户被广告轰炸、诱导，商品“被文化”，而真实的产品体验被广告营造出的虚假氛围感取代，进而主体价值被异化为商品品牌等具有拜物性质的符号表征，导致青年群体的非理性消费，助长了跟风消费、冲动消费、超前消费等畸形消费观念。
第二，身体物化加剧，审美品味极端化。算法推荐技术“以造福广大消费者为表象，其实质则是最大化卖家的短期利润”[7]47。算法推荐的部分直播网红、博主对美食、美女、美景等内容以视频直接呈现的推荐方式进行广告软植入，以“巴掌脸”“A4腰”“直角肩”等将身体物化为商品。使算法推荐技术逐渐成为一种直接与“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8]。这种日常审美的狭隘化、极端化与美妆、护肤、服饰、医美等商品生产者预设和开发的消费手段紧密相连。商品生产者通过算法技术向青年群体贩卖身材和容貌焦虑情绪，刺激目标受众的消费欲望，导致青年女性对“白幼瘦”的片面追求，传统男性气质遭到解构，青年群体审美标准单一化。
第三，“饭圈”经济盛行，粉丝追星狂热化。明星经济公司借助算法推荐技术发展“饭圈”经济，通过算法精准定位青年粉丝群体，持续推送明星讯息。利用青年粉丝追星的盲目性，大力发展情感经济，催生并操纵青年粉丝的情感投入，诱导青年粉丝成为无酬数字劳动的“数字产消者”[9]，形成了组织架构清晰的完整追星产业链条。部分青年粉丝对明星的情感依附成为明星公司的获利手段，明星公司借助算法推荐的宣传来强化青年粉丝对明星的情感投入度和持久度，以提升明星的资本价值。商家利用追星效应推销商品，致使很多青年粉丝非理性地超出自身消费能力地购买偶像周边、打榜热搜、集资应援等。在资本操控的算法推荐技术的助推下，“饭圈”情感消费整体呈现出狂热化、虚拟化、数据化的趋向。
2． 过滤气泡与信息茧房造成青年群体认知结构圈层化
数字媒介时代，青年群体通过网络获取信息成为其生活的重要部分，其对算法推荐技术的依赖性在逐渐增加。算法推荐技术为青年用户构建的世界以个人喜好为基本标准，推送的内容显现出同质化倾向，易造成青年群体认知结构固化、圈层化，阻碍价值共识。
第一，算法推荐技术加剧青年群体认知结构的固化。数字媒介平台依托算法技术手段，主动过滤用户不感兴趣的信息内容，形成私人日报式定制化信息体验，为用户制造出专属“过滤气泡”[10]。算法推荐技术以青年用户个人兴趣偏好为标准，结合技术升级、用户使用习惯等要素共同生产的个性化筛选机制，造成用户获取信息方式从主动筛选变为被动接受分发，次级筛选权利被算法推荐技术剥离。高度同质化、个性化的算法推荐内容产生信息茧房效应，导致部分青年用户逐渐陷入自我封闭式的拟态环境，原有未成熟的思想观念被不断加深。青年群体涉世未深，应该开拓视野，对社会和世界的诸方面进行多维度、深层次的认知了解，但算法推荐技术搭建的信息茧房极易将青年群体窄化在自我画像的信息空间之内，并形成回音室效应，阻碍青年群体的全面发展。青年群体对待算法推荐内容的选择性自我调适，会使自身局限于只契合自身兴趣偏好的内容，导致其原有认知结构被不断固化。
第二，算法推荐技术导致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算法推荐技术可以深入筛选群体用户，从海量数据中评判用户群体的价值趋同性，以相似爱好、信息、利益等诉求为基础，推送适合用户的小圈层，其中聚集了志同道合、兴趣相投的用户，形成了跨越时间、空间界限的小型共同体。一方面，在圈层内部，群体成员彼此分享自己所认同的信息内容和价值观念，逐渐形成群内融合现象。算法推荐技术对同类人群进行推荐，致使该类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在产生观点共鸣的同时，强化了群体标签和符号表征，易引发青年用户对圈层内部的群体盲从。另一方面，在圈层外部，算法推荐技术的标签化逻辑使群际边界更为明晰，加剧了圈层群体对圈层外部异质信息和观点的排斥，不利于不同圈层青年之间的沟通交往。群内同质、群际异质的群体分化特征不断加剧，青年间的社会黏性逐渐降低。长期处于信息茧房之中，易导致青年群体形成片面化、极端化的认知和行为习惯。
3． “流量至上”与“娱乐至死”引发青年群体价值判断非理性化
作为反映访问数量的中性评估指标，流量成为数字媒介平台赖以存活和发展的动力源泉。资本利用算法推荐技术塑造出“流量为王”的数字经济，大量收揽易操纵的青年用户群体，使青年群体的注意力变为一种稀缺资源，导致青年群体认知方式出现平面化倾向，价值判断非理性化。
第一，“流量至上”导致青年群体价值判断标准单一化。在资本逻辑下，“流量至上”的算法运作模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原则，以注意力经济为主要特征，以推送促进资本增殖的舆论话题为主要手段。以短视频媒介平台为例，其推荐的依据即为对流量池中完播量、点赞量、关注量、评论量、转发量的核定，并致力于流量变现，使流量转化为虚拟货币。为了达到最大获利目的，算法通过技术更新取悦青年受众，偏向于用户主导、喜好主导、情感主导，用娱乐景观复刻青年用户的兴趣偏好及生活习惯，保持推送内容的高阅读量、评论量、转发量等。“流量至上”超越质量至上成为数字领域生产运作的主要评价标准，算法竭力推荐契合青年受众兴趣的内容，造成戏谑经典、博眼球、标题党等盛行，助长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挤占了大量优质信息空间。青年群体在高流量的被推送内容中逐渐失去对内容质量的判断，理性判断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销蚀。
第二，“娱乐至死”导致青年群体理性认知的娱乐化。青年用户的网络平台话语模式偏向于日常化、生活化、通俗化，擅长使用网络语言、表情包、短视频等方式表达观点，并在参与社会热点话题的讨论时，形成娱乐化的话语建构路径。在“娱乐至死”的影响下，算法推荐技术的运行内嵌了一套致瘾机制。在资本的驱使下，算法推荐技术期望加强用户对算法的依赖性，强化青年用户的上瘾行为，在无间歇推送中增加受众的在线时长，在流量制造和数据生产中为数字资本提供无偿数字劳动。沉浸在由算法推荐技术构建出的虚拟网络世界中，青年群体原本可以被用以提升自我的日常休闲时间被大量侵占，浏览页面的时间转变为数字劳动时间。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喧嚣氛围中，娱乐化信息内容不断侵占公共领域。算法的精准的娱乐化“投喂”使青年群体沉迷于算法推荐技术的致瘾机制中，享受屏幕带来的短暂快感，丧失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弱化价值辨别能力，重视个人情绪满足、漠视公共价值，导致其价值判断呈现出非理性化的趋势。
4． 虚假信息与政治谣言使得青年群体政治认同虚无化
就目前技术而言，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算法推荐技术在辨识推送内容的真实度方面尚存在设计漏洞。算法推荐技术可以营造出波德里亚所言的“超真实”仿真世界，即以图像、模式、符号克隆现实的复制品取代真实。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下，算法推荐内容众声喧哗，易导致青年群体政治意识淡化、政治认同虚无化。
第一，算法推荐技术加速虚假信息的传播，导致青年群体政治意识淡化。随着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经过剪辑、拼贴、重构加工的视频图像完全可以达到与真实相混淆的程度，以缺席身份营造出在场感，现实与表征的边界愈加模糊。媒介上的拟像与仿真制造出超现实，所指被隐匿，信息真假难辨，虚假信息泛滥。虚假信息因能够激发受众的情绪而比真相更具吸引力，在流量的马太效应下被算法推荐技术迅速传播。在一般情况下，真相的澄清速度明显落后于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在是非未清的情况下，很多不明真相的“吃瓜”青年的关注、转发、点评行为使算法根据热度再次经过协同过滤作用向其他用户推送，间接助推了虚假信息的规模化生产和“病毒式传播”。在遭到多次虚假信息戏剧化反转的情绪消费后，很多青年会产生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对网络信息不敢信、不愿信，进而对公共事务淡漠化，逐渐转向政治消极主义。
第二，算法融入西方意识形态国际政治谣言导致青年群体的政治认同虚无化。数字媒介全球化趋势加强，西方意识形态以新型数字文化形式被包装贩卖，以更为隐蔽的软着陆方式进行文化入侵。国际政治谣言，尤其是部分西方霸权国家操纵媒体，针对经济利益存在争端、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采取污名化、扭曲化手段。比如，利用资本收买国内博主、知名大V等方式制造政治谣言，采用特殊的视错觉技术和局部加强化处理，将同一事件的照片、视频等信息内容呈现出不同效果，刻意抹黑相关政治事件，利用算法逻辑操纵舆论，转嫁国内社会政治矛盾。另外，在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影响下，算法推荐技术强化了社会“内爆”趋势，多元话语冲击着青年群体的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性、权威性遭到解构。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矛盾冲突中，青年群体的价值观易遭受冲击和操纵，致使青年群体政治认同虚无化。
三、 算法推荐视域下青年价值观塑造的优化策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11]算法推荐技术的资本运用使青年群体的价值观面临等诸多风险挑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坚持党对算法推荐技术的领导，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在算法推荐技术的生成、传播、接受、监督全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探究算法推荐技术的优化策略，通过多维路径引导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帮助青年群体应对算法风险，驾驭算法逻辑，实现算法为我所用。
1． 生成端：优化算法资本结构，重构数据评价机制
就算法推荐技术的生成过程而言，算法推荐技术因资本运作而以流量和利润为基本评价标准，易导致资本操控青年价值追求等诸多问题和风险，因而需要优化现有算法推荐技术生成的资本结构，强化国家主导地位，建立新的算法数据评价机制，为青年价值观的塑造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第一，调整算法推荐技术的资本结构，强调国家在算法推荐技术中的主导地位。要从根本上解决算法推荐技术对青年用户价值追求的操控问题，就要发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防止私有资本对算法技术的垄断。目前，算法推荐技术在电子商务和金融行业中应用广泛，成为助推消费文化的重要技术手段。算法推荐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需要在设计之初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保证其正确的价值导向。要调整算法推荐技术的资本结构，强化国有资本在算法推荐技术中的主导地位，管好、用好商业化算法推荐平台，以私有资本带动算法技术创新，为数字经济注入活力，削弱私有资本对优质信息生产的操控。要统筹处理好主流媒体平台和商业媒体平台之间的关系，降低算法推荐技术中私有资本所占比重，重构营利配额，调控价值导向，减少商业广告推送和消费文化对青年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应即时掌握前沿算法推荐技术，加速算法推荐技术手段创新，要“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6]119。要用好算法推荐技术这个新引擎，使算法推荐技术真正为我所用，将青年群体从资本逻辑压制中解放出来，释放能动性、生产潜能。
第二，以“青年为本”取代“流量至上”的价值判断标准，建立促进青年全面发展的多维算法评价体系。习近平提出网信事业的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6]25。这在青年价值观教育中具体表现为青年为本的思想原则，即“围绕青年、关照青年、服务青年”[12]。青年价值观教育的核心任务在于：为青年群体的发展注入精神力量与价值规范，因此要将利润以外的长远价值目标纳入考量框架，借助大流量充盈正能量，弥补资本操纵下“流量至上”的不足。要引导算法技术研发机构和企业在推荐机制的算法设计中，将以流量热度作为单一标准向以适合青年群体的内容质量、用户满意度、社会效益等多元标准转向。例如，在算法推荐的内容页面，将“我喜欢”选项转变为“具有启发性”“有价值”等多种评价选项，实现对推送内容的综合测评。应加强人机协同推荐模式，使算法推荐与人工审查相结合，积极推荐引导青年价值观塑造、促进青年群体全面发展的内容，构建科学合理的算法推荐模型。对于优质信息内容，不能只基于热度而局限于短期推送，应利用互联网记忆加大其曝光时长和影响范围，创造机会制造相关热点话题。另外，还应扩大信息的拣选维度，拓展算法推送内容范围，以打破信息茧房和数字牢笼。在满足青年群体个性化需求的同时，针对青年用户特征，推荐过滤气泡之外、能够促进青年群体全面发展的学习性内容，为青年群体打开多维世界之窗。
2． 传播端：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争夺算法话语阵地
就算法推荐技术的传播过程而言，算法推荐技术建构的数字媒介传播空间是一种新型文化阵地，多种意识形态话语和价值观念在其中互相激荡交锋，对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塑造影响巨大。主流媒体在算法传播空间的文化阵地中要“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要守土有责，更要守土尽责”[6]69，应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算法推荐技术的引领，转变自上而下的传播理念、传播方式和传播路径，对青年价值观塑造进行正确引领。
第一，占领算法话语阵地，掌握算法话语场域领导权。“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主流话语要掌控算法文化阵地中推荐内容、推荐路径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6]59，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青年价值观塑造。首先，要转变主流话语传播导向的单一性，丰富传播内容的层次性。主流媒体应顺应算法逻辑运行趋势，依托算法技术对青年用户画像的量化分析，结合情感分析手段对不同青年群体特征进行全面把握，对其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时刻保持敏感性，以加大算法技术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优质、精确推荐。要通过主流媒体与用户媒体的联动，打造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新联盟。例如，官方媒体与主流话语要主动嵌入各类青年群体社交圈层，积极入驻抖音、B站等热门数字媒介平台，与青年群体建立紧密联系。其次，要借助算法分析技术，即时掌握青年群体的舆论动向和数字情绪。要把握青年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和内化程度，分析青年群体关注的时事热点问题，即时、精确地掌握青年群体的思想动态，智能推送新闻热点、文教科普等有价值、有内涵的信息内容。另外，对异质意识形态话语，不能仅借助算法进行监控和屏蔽、只截不疏，而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算法，全面提升算法空间中的舆论引导能力。同时，还要即时与异质价值观念展开论辩，以在越辩越明的氛围中帮助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第二，改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观传播方式，为青年群体营造活泼生动的教育型媒介氛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严肃性、专业性，对青年群体缺乏吸引力，受青年群体的关注度不够，点击率与流量数据较少，在算法推荐评估机制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海量信息被推荐的算法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应主动适应媒介变革，遵循青年群体的规律和特点转变叙述方式、呈现样式和传播手段，提升青年受众群体的“沉浸感、在场感、共情感”[13]，强化被算法推荐的深度和广度。例如，可以使用拼音或拼音缩写、表情包等叙述方式增强亲和性，以文字结合图片、视频等多维感官呈现样式增加通俗性，以短视频、直播互动等数字传播手段增加趣味性，提高青年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进而提升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
3． 接受端：驾驭算法技术逻辑，提高青年媒介素养
就算法技术的接受过程而言，在算法推荐技术的迅猛发展下，信息分发权力由新闻机构下放到用户本身，用户成为接受信息的直接筛选者。作为一种新兴传播技术，算法推荐技术具有较高的知识壁垒，青年用户对算法运作逻辑的认知不够清晰，受到所推荐内容蕴含的价值观的影响较大，因此需要提高青年群体接受信息的媒介素养和能力。
第一，提高青年群体对算法推荐内容的信息辨别素养和价值判断能力。在拟像与真实日渐交融的数字世界，青年用户应在超负荷的混杂信息中保持理性。一要掌握算法逻辑。要对青年群体开展算法教育，通过多种技术手段阐释算法运作逻辑、普及算法相关知识。要推进算法原理、算法程序、算法场景的透明化，帮助青年群体跳出算法黑箱，了解算法设计人员、算法控制人员以及算法生成内容的根本意图与责任归属，识别算法运作中的权力渗透和价值取向。二要应对算法逻辑。要帮助青年提升对信息来源的规范性、信息内容的真实性的甄别能力和价值判断力，培养青年对待算法推荐信息内容的思辨性、批判性视角，远离算法隐性陷阱，避免沦为算法资本的被收割群体。三要驾驭算法逻辑。要引导青年借助算法媒介平台的推送机制，“将个人的特点与具有‘可知性’特点的大型数据集进行对比”[14]，完善对自我的精准定位，高效筛选出所需信息资源，实现算法为我所用。
第二，提高青年群体对算法推荐内容的意见表达权利和主体创造能力。面对算法权力和算法操控，应增强青年群体对算法的选择权、表达权和自主决定权，充分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提高青年政治参与的责任意识，促进青年主体意识的觉醒。具体而言，一要以青年群体的自组织特性对抗算法权力，打破算法操纵。应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群体的价值整合功能，利用青年群体建构的网络圈层共同体凝聚力量，借助圈层意见领袖的话语权，促进青年圈层内部成员突破所属圈层边界，发挥圈层集体优势，积极参与媒介实践。二要拓展青年群体发声平台，增加算法推荐信息反馈渠道。要在算法推荐的内容中加大直播、弹幕、评论、评分等反馈机制的覆盖范围，扩大青年群体的表达权和话语权。要启发青年群体的网络政治参与感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感，让青年受众在媒介舆论主战场中发挥重要作用，逐渐从娱乐公众转变为政治公众。三要发挥青年群体的创造活力，鼓励青年群体的自我教育。应支持青年创作者采用青年喜爱的方式将经典与流行相接榫，推进算法技术对优秀原创内容的推荐。要使青年群体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发声者和主动创造者，参与算法内容的意义流动和生产过程。
4． 监督端：加强算法运作监管，营造健康环境
就算法技术的监督过程而言，算法推荐技术营造了真假互掺的虚拟世界，算法滥用加大了相关部门监督和治理的难度。2021—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与《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以防范算法滥用的风险危害。在治理过程中，应促进算法主体自律与法治他律的统一，增强算法生态空间的自我净化能力和外部规制能力，全面提升治理算法技术的能力和水平，为青年价值观塑造提供风清气正、安全健康的空间环境。
第一，厘清算法推荐技术的主体责任，加强算法推荐技术伦理道德的软性约束。首先，要明确算法技术的主体责任和权力划归。要在算法推荐中注入权责统一的责任伦理，遵守“使用者同担责者”的伦理原则，在平台主体享有用户数据信息收集权和使用权的同时，承担起有效保护且合理使用用户数据的责任。要加快完善算法研发、设计、运作行业人员和部门的权力划归，制定实施惩戒措施，推动算法行业的自我完善，建立约束和追责机制，提升不同主体之间算法技术治理的联动性。其次，要强化算法推荐技术的伦理界限和道德规范。要提升算法推荐技术相关从业者的职业伦理道德，以注入算法推荐技术的设计意图赋值算法的伦理倾向，以算法推荐技术的正确伦理价值导向引领青年受众群体的价值观塑造。针对算法技术侵犯青年用户隐私的伦理困境，要规范用户个人信息数据的采集，遵循“知情同意”准则，合理调控用户隐私权与算法运作的利益关系。要加强媒介平台对用户隐私数据采集授权的透明性、合规性、合法性，明确用户隐私边界，保证用户在让渡自身数据时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第二，完善外部监管机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首先，要加强算法内容审查和环境整治，增强算法公信力。要规范算法推荐内容的发布和审核机制，通过人机协同机制复核算法推荐内容，提升推荐内容的真实性和政治正确性。要推动谣言识别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利用算法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系统，对谣言传播链中的生成机制、传播网络、受众群体进行分析识别，生成谣言风险报告，准确遏制并切断谣言传播路径。主流媒体要发挥辟谣力量，即时准确发布真实信息数据，建构官方媒体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其次，要加强算法秩序监管和法治的不断完善，防范潜在风险。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算法推荐技术及其运作逻辑的监管力度，借鉴先进经验，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针对算法最新发展态势即时防漏补缺。要加强对虚假、低级、消极内容的监管力度，加大对算法操纵、隐私侵犯、造谣传播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依法追究行政或刑事责任，增加利用算法推荐技术的犯罪成本，提升法律法规的威慑力。要鼓励对舆论保持高敏感度的青年用户在算法空间中发挥监督作用，不断完善监督反馈渠道、反馈机制，提升反馈效率。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15]，数字化转向将青年与更迭迅速的算法推荐技术密切联系了起来。对青年群体的价值引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社会的整体价值取向，因此深刻把握并引导“算法一代”的价值追求，成为数字时代青年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使命。作为数字化转型时代的新兴技术手段，算法推荐技术具有赋能目标信息精准化、个性化、延伸化的特点，在青年受众的生活经验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同时，应辩证看待算法推荐技术对青年群体价值观的嵌入，明晰算法推荐技术运作逻辑机理，洞见算法技术对青年价值观塑造提出的多重风险挑战。因此，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多方协同助力青年群体驾驭算法技术，优化算法推荐技术的运行策略，引领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健康成长为能够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