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这一理念进行深刻理解，需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才能明确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这个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各国的价值简单相加而形成的价值观总和，而是人类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总体性生命关怀，是世界历史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所以能够成为共同价值，是因为这些价值都指向一个客观的绝对目的——人类永久生存。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六个价值范畴是每个国家或民族都认同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反对上述价值范畴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由于每个国家对上述价值范畴的理解是不同的，因而无论赋予其何种内涵，也无论这些内涵之间存在何种区别，这些内涵都必须具有共同的基础，即都以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为目的，这便构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命原则。所谓生命原则，是指一切价值观及其引导下的人类实践行为都必须以遵循可持续生存为基本原则。质言之，如果违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人类便无法实现可持续生存。生命原则的内涵可以表述为：人类总是把生命作为全部真理性价值观的最终目的，并且将生命作为评判某一价值观善恶的标准，即善的价值观有利于捍卫人类生命，恶的价值观破坏人类生命。在这个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本质上是人类对自身生命的关怀。本文抛开各个民族和国家对上述价值范畴理解上的差别，而单纯就上述价值范畴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前提加以讨论，从而为这些价值范畴提供普遍认同基础，旨在厘清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客观性，说明其并非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主观偏好。本文的立意不是向前追问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每一个价值范畴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而是向后探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前提。只有厘清这一普遍前提，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获得形成普遍认同的基础。因而，这在本质上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一次“前提批判”，从而为这些共同价值范畴确立统一的“阿基米德点”。

全人类共同价值有什么用处？人类为什么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从表面上看，人类理性地为自己提出一系列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都从不同角度规范着人类的生存活动。而追根溯源，这些价值范畴都是为了捍卫人类的永久生存，因而价值观是人类对自己生命的终极关怀的产物。

人们的生存决定了意识，这是马克思提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类在自身的理性中总是要提出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包括“价值”，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人类的观念。这些观念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扎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的。一切观念都应该在它的现实中找到根基，人类是不会无缘无故地提出一些价值观念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501当我们追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候，首先会提出的问题是：这些价值观念和人们的实际生活是什么关系？这在本质上就是追问这些价值观念的现实基础。如果是黑格尔，他的做法会是相反，他首先追问的会是这些观念和绝对真理是什么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价值观念在绝对真理那里具有怎样的必然性基础。而马克思则全然向着相反的方向追问，这就是：这些价值观念和人的现实生活是怎样的关系？这在本质上就是追问这些价值观念的现实基础。接下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探讨这些价值观念的现实基础。

价值观作为理性的观念，是用来规范和引导人们的社会生活的。人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便构成价值观提出的现实基础。人类是否要生存，以及怎样生存，这构成了价值观的本质。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人类生存需要提出来的。这些价值都是以人类生存为中心而对人类生存行为作出的规范和引导。因此，每一种价值观都指向人类生存。正是为了实现人类的生存和更好地生存，人类才通过理性为自己的生存活动提出理性规范，这便是价值观形成的根本原因。

人类对自己是否要生存、怎样生存是能够作出选择的。正因为人类对自己的生存活动能够作出选择，价值观才有存在的必要性。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是直接和生命活动相关的，动物是不需要用价值观来引导其生存活动的。对于动物来说，一切它能够做的也是它只能做的，并不涉及选择的问题。一定意义上，动物不能选择自己是否生存以及如何生存。在这个意义上，动物是在必然王国中存在的，仿佛一切都是被安排好了的。但是人类不同，人类具有理性，可以选择自己的生存活动：可以选择生存，也可以选择不生存；可以选择这样生存，也可以选择那样生存。正是因为人类可以对自己的生存活动作出选择，才有了自由王国¹，进而才需要价值观。正是因为这一自由本性，才需要用价值观来规范和引导人类的生存活动。

在抽象的人性论上，人类凭借具有理性的本性变成自由者。自由对于人类来说绝对是被给予的命运，也是“自己是自己”的原因。这意味着人类是否应该存在是奠基于理性自由这一基础之上的。虽然说人类自己可以选择不存在，但是这一选择是不符合人类的自由本性的。人类生存活动的选择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客观的。如果从主观出发而背离客观法则，则这一选择将是违背人类生命法则的。相反，只有符合生命法则的选择，才是和世界历史目的保持一致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和世界历史的人类生命法则直接关联的，这些价值也因此成为客观的。它的意义就在于，引导人类避免其生存活动中的主观选择，而自觉地选择客观法则所引导的生存方向，通常被表述为“符合历史发展的大势”“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等。这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所在，它表明了人类通过自己的理性，能够选择世界历史的客观目的，从而确保人类永久生存。

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首要的价值观问题是人类是否应当永久生存？这一问题在根本上涉及人类的存在意义。如果认为人类存在没有意义，那就意味着人类不是必然地要在地球上永久地生存下去。这里排除了生物学的本能，因为理性的价值选择是超越自然本身的。人类是否应当生存下去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或物种的本能问题了。而且，事实上人类确实具有超出生命本能而选择不生存的能力。总之，如果认为人类的存在没有意义，那么人类就没有必要生存下去；如果认为人类的存在是有意义的，那么人类就获得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的依据，这一依据也就是人类的生命意义。因此，人类首要的问题便是必须确立永久生存的绝对依据，即人类的生命意义。如果这一点不能被确立，那么人类是否应该生存下去就失去了根基，讨论世界历史的意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所以，世界历史的首要问题是确立人类的生命意义。

全人类共同价值包括六个价值范畴，每个价值范畴的内涵都是全人类生命价值的具体规定。只有在这些价值的规范和指导下，人类的生命活动才有了明确的方向，人类才能得以永久生存。

动物是在本能中被规定好的向着自己物种的永久生存而进行生命活动的。但是，人类需要在理性中确立生命的意义。生命是理念，这意味着生命是绝对无条件者，或者说生命是自我完成着的绝对者。但是，人类需要在理性的活动中自觉地完成对生命的捍卫。而至于为什么要生存，是因为如果失去生存，就等于放弃了理性，而放弃了理性就等于背叛了这一物种。就一个物种保持自身本性这一点来说，它应该是绝对无条件的。因此，物种保存自身的永久生存就成为该物种的绝对被给予、别无选择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是没有权利选择毁灭自身的，因为这和物种的生命本性相矛盾。如果说生命是绝对被给予的，那么生存对于理性来说就是不可被否定的。“一个物种的存在是为了毁灭该物种”，这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我们建立了人类永久生存的绝对生命法则。当然，这一法则是在理性内部，特别是在同一律的逻辑法则之上建立起来的，即坚持“生命物种不能违反生命本身”这一同一律法则。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基于生命价值的绝对被给予性而提出来的。也就是说，除非人类要否定人类生命，全人类共同价值就不能被放弃。而人类否定自身的生命是违背上述形式逻辑同一律法则的，因此，生命原则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来说就构成了绝对基础。

对于人类来说，生命活动就是在生命本能的基础上被赋予的否定性环节，即理性对生命本能的超越。但是，理性对本能的超越并不是对生命的否定，而是对生命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说，动物依靠本能直接地捍卫自身的永久生存，而人类则需要通过理性来完成对自身物种生命的自觉捍卫。对于人类来说，对生命本能的超越，并非否定生命本能。如果人类毁灭自身，就是对生命本能的否定，这意味着背离了理性法则，也背离了生命本能。这既是对生命本能的否定，也是对理性本身的否定。这一毁灭自身物种的行为在人类本能和理性中均没有根据。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生命的辩证逻辑中，同样没有否定物种本能和理性的根据，因此“人类自己毁灭自己物种”这一行为在人类自身中没有根据。人类的永久生存是绝对被给予的，即永久生存来自物种的内在规定性。人类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2]向着“自由人联合体”^[3]892的回归过程，这是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命运的辩证逻辑。这不同于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返回自身的运动过程，辩证法原理从绝对精神主体转向了人类主体，完成了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升华，并使历史辩证法获得了世界历史内涵。

由上述形式逻辑和思辨逻辑确立起来的人类永久生存的法则，同时就是世界历史的生命法则。这一生命法则绝对地赋予了人类以最高的生命意义，且这一生命法则的实现也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不过是这一生命法则在具体的世界历史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每一个价值范畴都从不同的角度捍卫了人类的生命，都为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形成提供了理性保障。如果没有这些共同价值作为保证，就无法引导历史转变为普遍的世界历史。

人类不能毁灭自身，因为生存权在法理上是绝对被给予的。但在现实中，人类却有能力自我毁灭。也就是说，生存权在现实中是可以被否定的。因而，如何在现实中特别是在大规模冲突中不破坏生存权，便成为当代世界的历史难题。

在古典世界历史理论中，黑格尔始终持有神正论观念，站在上帝的视角来审视人类；或者如康德以能够发现“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4]的形式来揭示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包括两种截然相反的含义：一种是客观唯心论意义上的，一种是历史唯物论意义上的。前者的代表是黑格尔，后者的代表是马克思。两者的共同点是，承认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必然性，并且是超出人的主观偏好而独立存在的。然而，这一客观必然性或者存在于神，或者存在于由人类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客观世界。进一步而言，这种客观必然性需要加以区分。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的客观必然性，指世界历史进程本质上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实现的过程。绝对精神是最高的实体，因而世界历史是一个自因者。世界精神外化表现的世界历史进程也自然表现为客观必然性，这可以被通俗地理解为宿命论意义上的必然性，即一切都是由绝对精神所支配的必然结果。但马克思所理解的世界历史的客观必然性，是在历史科学的意义上揭示出社会形态演进的客观规律，因此使世界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获得了现实基础。

我们要论证的是，如果背离全人类共同价值，则上述两个问题都无法解决，不能保证人类更好地生存，更不能保证人类永久生存。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质上是从人类的永久生存这一绝对基础上产生的。或者说，除非人类不想生存下去，才可以背离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哲学上最常见的一对范畴是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这一辩证法原理是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方法。全人类共同价值首先是具有人类性的“一般价值”或“普遍价值”。这不同于西方的“普世价值”，我们必须把“普世价值”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理解，否则这一概念本身被普遍化之后，就失去了其特殊的含义。“普世价值”是指被西方特殊化了的“普遍价值”而形成的特殊价值载体，重新被当作“普遍价值”，进而试图以此改变其他国家的具体价值载体。因此，“普世价值”本质上是把“特殊价值”当作“普遍价值”并强行推广的做法，而全人类共同价值恰恰是在尊重各民族“特殊价值”的基础上提出的以人类永久生存为目的真正的“普遍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命原则不仅在上述抽象的逻辑学中得到确立，而且要回到现实的世界历史基础上才能得以在实践中确立，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所决定的。具体来说，这一生命原则表现为：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的世界历史提供价值方向；另一方面，普遍的世界历史通过普遍的生产关系，为确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命原则提供客观基础。

尽管世界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成为普遍的生产关系，但全人类共同价值已经先行作为价值引导被提出来了，这是理论的能动性所在。马克思的理论本性是“改变世界”^[1]502的理论。所谓改变世界的理论，就是要通过理论先行为世界历史提供某种理想蓝图，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指明方向，为世界历史的未来提供某种价值选择。所以这些理论也因而具有了改变世界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黑格尔哲学是解释世界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改变世界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就是因为这一理论不仅是等到世界历史已经发生完毕，在事后思索中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先行发现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以此为指导来推进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先行为世界历史提供指导的理论。比如，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开展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理论上破除了僵化教条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理论目标，从而才以理论的方式为实践地进入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样，今天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先于普遍的生产关系和普遍的世界历史而先行被提出来的，因而为世界历史转变为普遍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价值基础，进而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基础。当然，全人类共同价值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客观形势的总体判断基础上形成的，实践是理论之源这一点是不变的。

反思认识的合理性何在？马克思是否完全否定了对世界历史的总体性的反思认识，还是马克思在不自觉的意义上建立了世界历史的“反思目的？”²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什么在客观上是必然毁灭的，马克思是这样说的：“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3]10这意味着，尽管工人们是在主观上的愤怒情感中去看待资本主义制度，并希望资本主义制度毁灭的，但是马克思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毁灭的必然性判断并非由于主观上的憎恨而去人为毁灭这一制度，相反，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资本论》在这个意义上被理解为“政治经济的科学”，这也是马克思在“知性目的”的科学思维中确立共产主义必然性的代表性著作。但是，必须在“反思目的”的意义上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是因为这种制度是违背人类生命法则的。以人类永久生存为目的的世界历史的生命法则在辩证法的思维中被理解为：人类在自己的欲望向度——资本逻辑中无限发展自身，而这一欲望向度是自反性的，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将背离生命法则。因此，生命法则必然扬弃这一欲望的向度而引导人类重新回到理性的向度，这是资本逻辑自我毁灭在“反思目的”中的判定。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普遍的世界历史两者是相互共生的，离开一方另一方就无法实现，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如果历史仍然处在各国家或民族特殊历史的分散状态，人类便不会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前提是对普遍的世界历史的自觉追求。所谓普遍的世界历史是以世界历史的目的为判断依据的，即一切趋向于世界历史目的的历史性行动，构成了以特殊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所完成的普遍的世界历史。而普遍的世界历史是人类共同价值的唯物史观前提。

普遍的世界历史是建立在各个国家基础之上的世界历史生命有机整体的根本性质问题。“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1]541，在各个国家之间共同构成了世界经济体系，而这一体系中的核心便是生产关系(生命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态)。但这一生产关系不是某一个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而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或者超出民族、国家的限制，形成了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总体性的生产关系，即世界生产关系。^[5]这一概念表达的是，当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构成了一个生命有机体，便形成了每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并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生命活动和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以往被限制在国家内部的经济关系便转变为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中的核心便是世界生产关系。如果这一世界生产关系是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那么，在这一世界生产关系中同样会按照马克思分析得出的经济学规律而出现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实际上就是私有制固有的矛盾。因此，如何建构一种超越资本逻辑的新型世界生产关系，便成为世界历史生命有机体的发展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一种可能的超越资本逻辑的世界生产关系理解为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唯物史观基础。如何构建一种新型的世界经济关系，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先行引导，为普遍的世界历史提供生命原则。唯有这一新型世界经济关系才符合世界历史生命有机体的目的，才能指明世界历史的进步方向。

资本逻辑使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是普遍的世界历史形成的第一个条件。如果不是因为资本逻辑的扩张，就不会有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局面。但是，资本逻辑并不能代表普遍的世界历史，它是通向普遍的世界历史必不可少的环节，因而是有待被扬弃的一个必要环节。多边主义是国家独立主体性的基本法则，它表明每一个国家在世界生产关系中都是独立主体，因此不依赖或从属于其他国家。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世界化以后，整个世界形成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36的关系。这实际上为今天世界单边主义提供了原初的必然性。所谓单边主义，本质上是资本超级垄断后形成的世界“单一帝国体系”的生存理念。支配—从属关系在今天表现为以单边主义为基础的“单一帝国体系”升级版，使这一支配—从属关系必然发展到它的反面——多边主义的兴起。普遍的世界历史必然以多边主义作为基本法则，这是因为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独立主体的承认而使其成了普遍的世界历史的主体。在唯物史观中，对于单个国家来说是人民创造了历史，同样也可以说是各个民族和国家共同创造了普遍的世界历史。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客观性是指，它不是某一个国家从自己的需要提出来的价值，而应说是在对世界历史客观进程作出客观判断的基础上，发现、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价值。这些价值是不以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意志为转移的，且这些价值是贯穿于世界历史进程及其客观规律中的。这样，才能理解世界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

多边主义原则具体落实在经济行为中就表现为合作共赢。合作共赢本质上是对资本逻辑零和博弈的超越，而超越零和博弈的生产关系便是趋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的生产关系的过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普遍的生产关系。在这一普遍的生产关系中，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即民族消亡。^[6]50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国家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分工的需要，但不是因为分工而在经济利益上为剩余价值提供空间，这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消亡。合作共赢为建立一种普遍的生产关系提供了新的超越资本逻辑零和博弈的基础，也因此为普遍的世界历史提供了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逻辑支配着整个世界历史的走向，全部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过程和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此外，还有一种文明逻辑在发挥作用，并且在深层次上主导着世界历史进程和方向。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改革为人类的自我解放过程。这种自我解放，既表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过程，也表现为各个国家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建构世界历史生命有机体而斗争的过程。前者表现为阶级的消亡，后者表现为民族和国家的消亡。世界历史的主题是在消灭阶级的基础上，建立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历史生命有机体。在这一生命有机体之下，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的消亡、民族和国家的消亡两者同时完成。这既是一个国家之间利益竞争的过程，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确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