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七一”重要讲话)，首次阐释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即“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8。这一阐释立论科学、结构缜密、贯通党史、境界高远、思想深邃、振奋人心。学界围绕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生成基础、基本特征、重要地位、内在逻辑、关联逻辑、赓续路径等七个方面的内容开展了系统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准确评价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针对不足之处进行了若干理论思考。
一、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现状
在习近平发表“七一”重要讲话后，学界对伟大建党精神及时跟进学、自觉跟进悟、全面跟进研，在对其科学内涵进行研究的同时，还对其生成基础、基本特征、重要地位、内在逻辑、关联逻辑及赓续路径进行了重点研究。
1．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科学内涵的研究
在习近平发表“七一”重要讲话前，学界就对建党精神的内涵有诸多解读。其后，学界开始对习近平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权威定义作学理思考。
在习近平发表“七一”重要讲话前，学界对建党精神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坚持政治原则进行探讨与争鸣。
在习近平发表“七一”重要讲话后，学界开始基于权威定义进行多视角的学理研究。
其三，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进行学理深化。有学者认为，狭义与广义比较视角下的伟大建党精神都是一种精神样态，只不过前者是建党时期的，后者是百年历史进程中的；而不同哲学理论视角下的伟大建党精神则是一种本源性精神(本体论视角)、总体性精神(认识论视角)和普遍性精神(方法论视角)。[16]25-28
其四，基于匡正误读的视角进行学理澄明。有学者认为，伟大建党精神与“创党精神”不能被等同理解，要避免将前者窄化理解为后者，即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的那个“历史时刻”或“历史节点”的精神。[17]
2．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生成基础的研究
伟大建党精神既不是概念演绎的产物，也不是照搬照学西方的产物。学者大多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探讨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基础，尽管侧重点或视角有别，但分歧不大。
3．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基本特征的研究
4．关于伟大建党精神重要地位的研究
学界主要从分层阐释与整体阐释两个维度论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地位。
其一，分层阐释是指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四层意蕴的重要地位分别予以阐释，包括内涵式分层阐释与外延性分层阐释。
学界运用内涵式分层阐释法，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四层意蕴在该范畴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分别予以揭示。代表性观点认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四层意蕴分别在该范畴中占据灵魂、核心、基石、本质的重要地位。[31]
其二，基于学理导向与功能导向的整体阐释，学界致力于从抽象性与总体性的视角出发，以界划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地位。
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不仅填补了若干学术空白，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也决定了其地位的重要性。学理导向一：把握精神生产相关环节的基本规律。有学者认为，伟大建党精神“对系统把握中国共产党精神构筑和精神概括的基本规律具有重大意义”[34]。学理导向二：解决相关学科过去想解决却未能解决的一些学理难题。有学者认为，伟大建党精神既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使得前者为后者的研究与宣介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又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先驱者的建党功勋，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遵循。[35]13学理导向三：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伟大建党精神既“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史与政治文化的书写范式”[36]，也“融合党建理论与党建实践完善了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37]，两者分别有助于明确党建的守正逻辑与创新逻辑。
5．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内在逻辑的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四层意蕴构成有机整体，但因审思视角不同而观点略有差异。
其一，优势体现视角下的有机整体论认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四层意蕴分别体现的是先导性的思想优势、核心性的政治优势、动力性的实践优势和保障性的道德优势，使四层意蕴成为一个有机整体。[40]
其二，系统运作视角下的有机整体论认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前两层意蕴分别是内涵层面的统领作用与实践层面的动力来源，第三层意蕴是落实其余三层意蕴的实际表现，最后一层意蕴则是赓续四层意蕴的责任要求。[41]
其三，中国哲学视角下的有机整体论认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四层意蕴分别对应中国哲学的“知、行、意、情”范畴，认知是前提和基础，行动是前者的逻辑后承，意志是支撑前两者的精神力量，情感体验则贯穿前三者，四者构成层层递进、相互交织的有机整体。[42]
6．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关联逻辑的研究
关联逻辑研究是指对赓续伟大建党精神成效的研究，主要包括在横向上对其与重要学术范畴的关系研究，在纵向上对其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研究。
其一，横向研究。学界优先基于多角度分析了红船精神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同伟大建党精神的关联逻辑。虽然伟大建党精神是包括红船精神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说已被学界广泛接受，但红船精神象征伟大建党精神论也是代表性观点。正如有学者认为，伟大建党精神虽比红船精神的地位与程度更高，但不能忽视后者作为前者的重要体现所具有的象征作用。[35]12有学者虽然认同源头说，但对此有不同的阐释视角，深入分析了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联逻辑；有学者基于总体逻辑与本质逻辑的双重视角，认为前者发挥了“母体机制”作用，具象化为不同的精神样态，成为后者的总体构成，而后者在本质上内含了前者的理论特质[16]18；还有学者基于精神生产与精神发展的双重视角，认为前者是后者孕育和生成的理论、宗旨、意志和品德的源头，而后者则是前者的丰富和发展[43]。
7．关于伟大建党精神赓续路径的研究
二、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现状的评析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55]评析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现状，需在充分肯定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领域指出需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进而把准推进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方向和创新点，促进该研究日益向纵深发展，使其更好地发挥资政育人作用。
1．总体研究状况评析
其一，研究者的数量快速增长。在中国知网以“建党精神”为篇名进行期刊文献检索，发现在“七一”重要讲话前刊发的论文共有30篇，其中作者及其单位为华东地区的就有25篇。在中国知网同样以“建党精神”为篇名进行期刊文献检索，发现在“七一”重要讲话后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论文有1228篇，其中刊载在北大核心期刊和南大核心期刊上的就有223篇(统计时间截止到2022年10月1日)。在“七一”重要讲话后，为了支持更多学者参与研究伟大建党精神，教育部、上海市共同成立了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一批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课题获批立项，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的王炳林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的陈挥教授领衔申报的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课题都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可见，在“七一”重要讲话后，全国各地都整合人文社会科学力量以支持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从而促使研究者的数量快速增长，相关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其二，研究成果的质量大幅提升。从发布成果和呈报的决策咨询报告来看，不少高水平社科期刊(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思想教育研究》《探索》)都以专题形式集中刊发了相关研究论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这类知名出版社已出版了研究专著，出现了高被引、二次转载高下载的优秀成果；也有关于深化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和宣传的决策咨询报告被不同级别的宣传部门等采纳。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已进入蓬勃发展期。
2．具体研究领域评析
其一，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研究不仅需深化“七一”重要讲话前后的若干已有研究，还需进一步形成学理共识。首先，为了进一步批驳“告别革命”的错误论调，需进一步阐述历史性转变说的核心理论根据，以此明确伟大建党精神在历史性转变后并没有丧失革命精神的成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56]由此，就要揭示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元理论”。另外还需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领导党与执政党的“三位一体”身份研究。[57]其次，有必要对伟大建党精神的误读样态与匡正研究作深入思考，对伟大建党精神同创党精神、党建精神、治党精神等范畴的联系与区别需作充分的研究。最后，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的阐释，不仅要新增经济学、哲学与伦理学等学理视角，还要基于整体性的学理视角，促成伟大建党精神科学内涵研究共识的达成，深化论证其四层意蕴的统一性。
其二，生成基础研究需基于整体性、辩证性与“两个结合”的视角加以深化。首先，要把准伟大建党精神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基于整体性视角加强对伟大建党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研究。其次，要基于辩证视角分析伟大建党精神的综合基础，包括其必然性生成逻辑中的偶然性因素，以及诸多偶然性因素反映出的必然性生成逻辑。最后，要在学懂悟透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13。这“两个结合”的视角强调对伟大建党精神生成的现实基础、理论基础、文化基础、价值基础、综合基础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并以此呈现出其生成基础的内在逻辑。
其三，基本特征与重要地位研究需确立集完备性和深刻性于一体的问题域，避免相关研究的低水平重复。部分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空泛化、标签化、实用化的倾向，问题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凸显。例如，有的研究热衷于使用灵魂、精髓、核心、关键等比喻色彩较为浓厚的词语，以反映伟大建党精神的四层意蕴的基本特征与重要地位，这在宣传上很有必要，但就学理性而言，却并没有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特征与重要地位作出深刻阐释。因此，需遵循学理导向与功能导向相结合的研究路径，确立集完备性和深刻性于一体的问题域，将重心放在分析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根据、结构呈现、主体面向、价值取向、目标定向与赓续路径，以及深化如“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建党精神的显著标志是什么”等核心问题的研究上，从而阐明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特征与重要地位。
其四，内在逻辑研究需基于学理导向，重点揭示伟大建党精神的四层意蕴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的表现及其形成机制，力戒结论先行与循环论证这两大问题。学界要从初始的宣传性阐释转向学理性阐释，就要聚焦于回答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内在逻辑研究的核心问题，即伟大建党精神的四层意蕴如何耦合成严密的整体而传承至今，并依旧生机勃勃。由此，需强化学理导向，从领导主体、信念支撑、价值引领、实践基点、动力保障等基本问题入手，重点揭示伟大建党精神四层意蕴的耦合性、严密性与传承性的形成机制及其表现，避免将其缜密的内在逻辑视为不证自明的实然判断。
其五，关联逻辑研究需强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研究，即阐释伟大建党精神如何与主客观条件相结合，从而转化为一种具体的精神样态的机制。由此，需分析伟大建党精神的“母体机制”在不同时期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作用原理。还需深化伟大建党精神同中国精神谱系、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以及同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的关联逻辑研究。同时，需加强对如何更好地将伟大建党精神的学理指导价值与实践激励价值相结合，以发挥其资政育人作用的研究，这就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构成要素更广泛地同伟大建党精神相关联并进行论证。
其六，进一步拓展赓续路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相结合，以赓续伟大建党精神的思考。例如，如何与制度逻辑更充分地结合；如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紧密结合；如何通过话语叙事说透伟大建党精神的真善美逻辑；如何推进网络化传播、国际化传播、精准化传播；如何结合精神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进行赓续；如何深化论证马克思主义革命型政党、学习型政党、服务型政党、使命型政党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逻辑，并促使它们同向而行。[58]如何阐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走向纵深与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互为支撑的学理依据及创新举措？学界需将这些问题与彰显赓续效能的目标导向相结合并深入思考，最终凝练系统科学的赓续方法论。
三、深化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思路展望
今后在研究思路上，可强化“四个结合”的理念，以拓展研究空间、夯实学科支撑、推动守正创新与提升价值境界，不断深化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
1．坚守主义与找准问题相结合，以拓展研究空间
研究伟大建党精神势必要坚守正确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脱离主义的问题是盲目的，但离开问题的主义是空洞的。主义的正确性的唯一检验标准在于实践，而实践的聚焦点则在于发现问题、直面问题、筛选问题与解决问题。由此，正确的主义只有结合真正的、突出的、前沿的问题，才能推进伟大建党精神研究走向深入。
伟大建党精神研究要找准问题，需破除教条化、实用化、空泛化、标签化的理论研究误区。既要尽可能避免罗列万能式观点，应提出实质性的创新观点；也要避免前后出现矛盾性表述，确保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的高度自洽与对接严密。否则，只会消解伟大建党精神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价值。
伟大建党精神研究要找准问题，还需破除疏忽真实化、疏远政治化、疏冷人民化、疏离党性化的“四疏”现象，既要敢于与边缘化、污名化伟大建党精神的任何言论与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也要做到亲近真实且有大局意识、亲近政治且有问题意识、亲近人民且有核心意识、亲近党性且有法治意识。
确立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问题导向，一方面要具备总体通观与重点剖析的思维方式，强化对唯物辩证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运用；另一方面要基于保持思想定力，审视社会热点问题、疑难问题、突发问题、痼疾问题，丰富用以解决问题的知识贮备。同时，要在建党理论与建党实践、总体精神谱系与个体精神样态、应然党建目标与实然党建状况、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思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等众多矛盾中，找准可助力伟大建党精神研究走向纵深的新问题，并通过正确的主义的指导来解决这些问题。
2．骨干学科与交叉学科相结合，以夯实学科支撑
在“七一”重要讲话后，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学科分布不均衡的情况。深化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研究，不仅仍需目前参与较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党的建设学科等骨干学科的持续发力，还需强化运用目前参与较少的交叉学科。
在众多骨干学科中，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运用作为看家本领，努力提升其对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指导意义，推动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体现伟大建党精神新的历史特点，不断产生新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要运用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提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与建设力，推动在运用伟大建党精神辩证看待社会问题以及批判错误社会思潮中，引领民众提升对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认识，使其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再到知其所必然的成功递进。
运用交叉学科深化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有利于扩大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学科版图和提升研究队伍的政治使命意识，进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次，有利于从多学科维度彰显伟大建党精神的整体价值，在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中确证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伟力，构筑起中国精神谱系完整的价值链与牢固的受众基础。最后，有利于在多学科的碰撞下发掘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新问题域，不断生发出新的理论创新点。
运用交叉学科深化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可以借鉴以下几个重要方法。其一，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与症候阅读法，解读伟大建党精神的深邃内涵。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及历任主要领导人的著作作为语料分析的文本来源，通过词频统计使著作中关于真理、理想、信念、初心、使命、斗争、党建、政治、忠诚、人民等与伟大建党精神密切相关的话语的动态变迁与核心议题得以呈现。话语的“硬核”是思想，体现的是意识形态逻辑。因此，单靠技术无法透彻解读作为伟大建党精神重要构成的上述话语，还需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提倡的症候阅读法，解读其中并非显而易见的话语含义。基于此，探究伟大建党精神涵括的相关话语守正创新的影响因素，揭示它们相互交织、相互联结的内在逻辑，从而呈现出伟大建党精神的深邃内涵。
其二，运用社会学的访谈研究与历史学的论从史出的方法，解读伟大建党精神的基因传递机制。一方面，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习惯、语言表达极具多样性，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建构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却能从小到大，成为人民的精神命脉。对此进行分析，就要进行大规模的访谈研究与问卷调查，探讨伟大建党精神的基因传递机制建构的精神谱系缘何符合社会思想基础与契合受众的接受习惯。另一方面，伟大建党精神的基因传递机制离不开革命主题、空间、人物与事件。今后的研究还要围绕不同的革命主题，注重史论结合，坚持论从史出，积极推进对革命前辈的口述史整理工作，把准重大革命事件的内在关联性，着重探讨伟大建党精神在围绕阶段性的革命主题以及在不同的空间、时期与革命事件中，其基因传递机制的具体样态与作用方式。
3．主体条件与客体条件相结合，以推动守正创新
伟大建党精神的守正创新，离不开优秀的主体条件与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体条件的紧密结合。作为个人的智慧、意志、品格、责任等要素的综合体现，主体条件既受客体条件的制约，也反作用于客体条件，积极向上的主体条件有助于优化客体条件。同时，主体条件的发展与客体条件的发展并不完全一致，它可以表现为滞后、同步或引领客体条件的发展。
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在根本上固然是由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思想环境等客体条件决定的，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条件对其生成所发挥的作用不可被低估。由此，“要以整体性的视角对早期共产党人的建党思想和革命实践进行统筹把握”[59]，把准他们高尚的人格力量、坚定的初心使命、厚重的家国情怀、强烈的道义担当等主体条件对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作用机制。同时，还要正视如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消极主体条件对伟大建党精神的负面影响，透彻分析它们产生的经济根源与思想根源，从根本上铲除其滋生的土壤。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必定具备优秀的主体条件，擅长以敏锐的洞察力、持久的学习力、坚韧的担当力和卓越的创新力不断改造客体条件，推动伟大建党精神在守正创新中帮助共产党人“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1]8。由此，需把握好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阶段对伟大建党精神作出的独创性贡献及其不可或缺的主体条件，分析其形成背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伟大建党精神守正创新既需要革命史研究范式，也需要现代化史研究范式，而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有效融合两者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因此，需把握好党的主要领导人凭借主体条件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出的独创性贡献，以此揭示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守正创新意蕴。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我革命不断优化主体条件以引领社会革命，其思想成就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此赋予伟大建党精神守正创新以有利的主体条件。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在习近平治国理政运用的科学思维支撑下守正创新，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定向价值，对文化话语权具有建构价值。习近平具备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责任担当、平易近人的性格气质、久久为功的实干品格等优秀的主体条件，推动新时代形成“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1]7的有利客体条件。由此，需强化研究主体条件与客体条件相结合对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守正创新的作用机制。为了总结好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守正创新的动力、脉络、成就、规律和主要经验，需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具备的实事求是的问题意识、心系人民的主体意识、总揽全局的战略意识、通透规律的历史意识以及包容开放的世界意识。
4．研究视域与研究论域相结合，以提升价值境界
研究视域首先体现在空间维度的视域。以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的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而生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及其具体样态，不只存在于上海、北京和浙江嘉兴等地。在“七一”重要讲话后，研究伟大建党精神要拓展空间视域，摆脱地域限制，提升地方对其研究的积极性。要在不同地域做好地方红色史料挖掘工作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工作，从而培厚伟大建党精神的红色资源，以惠泽更多的共享群体。
研究视域更体现在历史维度的视域。真实的历史本质往往被复杂的历史现象遮蔽。唯有通过历史思维透视复杂的历史现象，总结它的存在与发展给予现时代的基本经验，才能基于感性历史直观确立浑厚的理性历史自信，真正获致宽广的历史维度的视域。通过坚持正确党史观，培育胸怀天下的历史长视角大格局，善用历史思维聚焦“四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这不仅有助于拓展历史维度的研究视域，更有助于从中汲取文明资源用以提升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境界。
拓宽伟大建党精神在历史维度的视域以提升其价值境界，还要做到以下两点。其一，坚持历史溯源意识，不断提升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民族复兴的崇高价值境界。“探寻‘精神之源’理应回溯至‘建党之时’。”[60]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民族复兴的崇高价值境界，最先奠定于救亡图存的原初语境中。要以1921年前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活动史为重点解读对象，持续深化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崇高价值境界在该阶段的生成机制研究。在引导受众的红色记忆回到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起点后，应促使受众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不断提升伟大建党精神在诞生之初就具备的引领民族复兴的崇高价值境界。其二，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将伟大建党精神资政育人的价值境界提升到新的高度。在“七一”重要讲话前，学界就为党中央正式提出伟大建党精神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其中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传承，主要包括坚持政治性与学术性、前瞻性与阶段性、史料准确性与现实观照性的统一。这有助于学界“谋划建党精神和‘建军精神’‘建国精神’的贯通性研究”[61]，进一步彰显伟大建党精神资政育人的价值境界。
提升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境界不仅需要宽阔的研究视域，还需要具体而深邃的研究论域。伟大建党精神既有无产阶级政党价值观的本质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其他世界百年政党的共同价值及全人类共同价值，因此要促进两者的辩证结合，形成具体而前沿的研究论域，充分彰显其相对于资产阶级政党精神的超越性价值。理直与气壮紧密结合的必要条件是充足的话语权。理直气壮地对外宣介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具体而深邃的研究论域，以及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的价值贡献，既需积极建构对外话语体系以完备其对外话语表达，还需善用全人类喜闻乐见的话语以阐释其厚积的中国道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