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新时代人民群众“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1]62作了精要阐释。《决议》深刻总结了党和人民以特有的精神气质创造历史的百年成就：“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1－2“创造历史”“历史主动性”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创造历史主动精神体现了这两个概念的意涵。在创造历史的深层逻辑上思考何以焕发、以何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以及二者如何统一于实践的问题，就成为当前应当重视的课题。
一、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逻辑
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深含唯物史观逻辑。“焕”字的古义从火，奂声，是火光或光照之义。[2]“焕发”一词具有主体因某种原因将内在力量释放出来的意思。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的命题关涉历史与精神的深刻关系问题。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构建了精神发展规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科学再现了以人为主体创造社会历史的自觉与非自觉的精神现象，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的深意蕴于其中。
“精神”是既自明又晦暗的概念。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在物质元素中追寻精神的本源失败后，唯心主义哲学用“超验”“先验的逻各斯”“理性”“理念”等概念来确定精神存在形式，创作了庞杂的精神学说史，但这既不是精神发展史，也未揭示历史与精神的关系。真正完成历史与精神逻辑化建构的是黑格尔的唯心史观。黑格尔认为，“精神是知自己本身的现实的理念”[3]10，既是实体又是主体，是不依赖于他物的自为存在的绝对的自由[3]19。自由即自我决定、自我创造实现自己目的性的道路。这条道路便是：精神为自我实现而外化、异化、对象化自己，从而转化为精神现象，即人的意识；人的“意识的经验现象”诸阶段的发展史就成为人类历史。在黑格尔看来，精神实现自由推动了人的自由实现历程，他把人的自由道路作了这样的安排：自由起始于东方君主的只知道一个人的自由，转移到西方的少数人知道自己的自由(贵族)，人的自由将终止于日耳曼人，这是人达到了人与绝对精神的共在。[4]黑格尔确认，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而然演进的必然性规律，人的激情、欲望、功名心、荣誉感等在精神自我实现的规律中类似于“蔷薇上的舞者”。在这一逻辑上，黑格尔只把精神的工具赋予英雄[3]17，而劳动大众只是物性生存，不配做精神的工具。马克思赞扬黑格尔把精神视为发展的历史的概念，但深刻批判黑格尔用逻辑学代替了神创世，又拜理性、理念为神，以“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5]颠倒了历史中人与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虽然没有给精神下过明确的定义，但唯物史观本身就蕴含丰富的精神内容。精神属于人，而不是人属于精神，“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6]524。在广义上，精神包括了人们创造现实生活的目的性、意识、思想活动等；在狭义上，使用“人的目的性”“人的意识”“人的思想活动”等任何一个概念都体现着人的全部精神现象。思想活动并不是思想家独有，“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6]286。马克思彻底改变唯心史观“把群众称为‘物质’，而把‘精神’当做真理性的东西同‘物质’对立起来”[6]296的荒谬，确立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作为构成性的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既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又阐明了主体被异化为他者的悖谬性问题。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6]295的论断深刻说明，人们为了创造自己的生活创造了社会历史，而不是相反，这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的思想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的真实。这就造成了一种历史的实然状况，即具有创造自己生活意志的主体自觉而不具有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自觉的人们，创造了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自然必然性的历史。恩格斯对这一谜题作了简要解答，人们出于创造自己生活的目的而相互作用的“合力”，是个人“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7]592，这种力量不仅超出个人意志的可控范围，而且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就是自然必然性的“历史”规律。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的深层逻辑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7]591。历史剧作者和剧中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囊括了经验的、知识的、理智的、想象的、伦理的、信仰的等一切精神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以及这些方面构成的复杂关系。在这一逻辑上，使剧作者和剧中人面对周遭环境创造自己生活的自觉与对相互作用合力限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能自觉的显与隐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来。由此，人的精神现象呈现出的自然必然性的发展规律也就得到了揭示。
首先，对人们精神发展作自然必然性理解的根据在于人们的社会存在。马克思揭示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8]591是打开历史之谜的钥匙。但对这一命题的理解歧义丛生，其中把社会意识(人们的意识)作为社会存在的派生和二者彼此外在的观点影响了对这一命题的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决定”概念指什么？威廉斯考证了“决定”概念复杂的演进过程，原初具有前提、条件之义，后演化出派生、机械唯物论的因果关系等意涵。[9]实质上，马克思的“决定”概念是前提、条件和辩证的因果关系之义。社会存在的“存在”，特指人们创造自己生活的过程；社会既不是抽象的伦理体，也不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是人们交互作用的运动变化的有机体。社会概念是“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10]的抽象表达。社会意识包括人们所有的精神活动，但更重要的是关于个人、群众和建制化的横向、纵向交叠作用关系，是在为了生活而创造生活的界域展开的。因此，社会存在是包含社会意识在内的总体性概念。有学者指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二者并不是彼此外在的，而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11]也就是说，作为构成性的社会存在的总体性与社会意识之间是同一、分化为矛盾、统一性的辩证运动。马克思指出：“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7]42尽管社会意识具有历史传承性和独立性，但没有社会存在的对象，意识就为空。空想、幻想的意识及其丰富性总是存在的，但在人们生存的“现实性”上是具体改造自然之物变“为我之物”的“社会关系存在”的全部意识。[12]人们的意识受人们的社会存在制约，也必然与社会存在基本同步。
其次，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存在的驱动力。人本身和物质生活资料的两大生产是人们社会存在的内容，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也是两大生产的范畴，而且是渗透在前两大生产之中的。正是在这一深刻的层面上，马克思给出了人们不能任意选择社会的原因：“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7]43对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只限于物质生产力的解释是狭隘的，而将“精神生产力”概念狭义化为创造精神产品的能力也是不够的。广义的精神生产力包含人们创造物质生活的精神动力以及思想、理论、观念的全部。承认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就必然承认人首先占有自己的精神生产力，由此才有人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对象化、物化结果的生产工具的功能性生产力。马克思深刻阐释了社会形态的演进“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13]155。精神生产力的能动性是社会的发展动力，但受人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只有在与物质生产力的辩证运动中才能发展。
最后，从总体生产力维度来看历史主体被异化的精神现象。马克思的“总体生产力”概念有两种表达，即人们的“共同活动方式本身”[6]532－533与“应用能力”[7]43。这两种观点的一致性在于，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统一于人们创造生活的共同活动和应用能力。马克思把人与动物分离后的本源共同体即共同活动本身作为人类历史“第一个伟大”的“主体生产力”[13]146。只有主体共同体的共同活动方式从最初的运用本能的意识向运用智力的经验的意识发展，才可能有占有自然界和再创造客体生产力的能力。这一时期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还没有发生分离，但人们的精神已经出现异化现象，即人们对共同体本身的崇拜从象征的自然神向脱离人本身超验的神转变。尽管如此，创造性的生产能力还在人本身，只是这种创造力被异化为神。人们以生产和再生产共同体本身为对象的意识发展了物质生产力，使本源共同体解体。进入阶级社会又以重建虚假共同体的形式即共同祖先、语言、信仰等社会意识形成共识，统治阶级生产虚假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人们生活的观念意识形态是互动的。到资本主义时代，物质生产力的创造已经不是经验的技术，而是自然科学技术化，这一抽象的生产力的运用被资本化了。资产阶级在旧共同体意识的废墟上重建货币共同体和资本共同体，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成为人们的社会意识。马克思用“照相机”之喻[6]525来说明创造历史主体被异化为他者的精神现象，这也就是被异化的合力。
从马克思关于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形态的划分来看，前两个阶段经历了创造历史的主体被异化为他者的精神现象。究其缘由，“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6]538。马克思恩格斯把人们这样创造历史的过程称为“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6]312。这里的“无意识”就是指历史创造者没有历史主体自觉意识地创造历史的过程。到发展个人自由个性的第三阶段，“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14]，但只有人民群众主体意识的觉醒才可能从非自觉向自觉创造历史转变。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的深刻意蕴就在于此。
二、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的方法论意义
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必须把握人民群众是谁的问题，必须具有鲜明的历史方位的指引，同时引领主体也必须具有合理的方法。人民群众是谁似乎不是问题，但在历史观上却是大问题。在唯心主义思想史上，“人民”这一概念不是指个人的集合体，而是指抽象的有机的伦理体，与“权力”概念相等同。亚里士多德把权力设定为世俗世界之外的理性的超验力量。此观念的流传，使唯心史观总是把“人民”作为抽象的高贵的概念使用，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都以人民的权力来论证。群众与劳动大众等同，古希腊思想家把奴隶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视为劳动或物质，由此，“群众”概念作为低级的、没有教养的、盲从的大众或乌合之众、群氓而流传。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人民群众是历史范畴，特定历史阶段的人民群众既是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又是处于那个历史时代的生产者。现代无产阶级不是古罗马“无产者”概念的历史迁移，而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因此，马克思使用“人们”和“他们”表达“劳动者”这一贯穿社会历史的“人民群众”概念。这就使质疑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主体而不追问现代无产阶级历史生成逻辑的唯心史观陷入了困境。可以说，马克思实现了人民群众的术语革命，这如同恩格斯说《资本论》实现了“术语的革命”[15]32一样，二者具有同等价值。现代人民群众是指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在资本逻辑和大工业的劳动分工条件下继承了劳动者的意识，但自觉自为的社会主体、政治主体意识的焕发是必须面对的课题。马克思深刻认识到“真正的群众自己在内部和相互之间形成最为群众的对立”[16]和“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7]的现实性问题。对如何引领工人群众自觉创造历史，概括来说包括三层指要。其一，物质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必然性不可逾越。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5]56这一论述重在说明创造新历史必然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并要利用人类生产力的历史成就和一切文明成果。其二，创造自由人联合体的条件。无产阶级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根本改变了受外部偶然性因素支配的历史，但这是再创造社会历史条件的过程，既需要物质基础的客观条件，也需要工人阶级的自我革命的主观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15]97。工人阶级只有具有为自由人联合体创造出一系列条件的历史主动性，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其三，共产党人历史主动精神是引领工人阶级自觉创造历史的前提。共产党人要在实践上以“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先锋姿态塑造工人群众历史主动精神，在理论上要“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8]44。这三点深刻阐明了谁来引领、怎样引领的一般问题。这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所作的结论，但既不能忽视其普遍的时代价值，也不能苛求马克思对一切特殊条件作出完全的最终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社会历史规律和人民主体地位，立足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焕发和引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形成了具有独特方法论意义的精神财富。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了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创造历史过程。《决议》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三次飞跃都用“创造”加以凸显，深刻体现了理论创造引领实践创造的方法论价值。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创造，构成了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精神旗帜。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18]2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共产党虽在幼年期也曾出现过主观主义错误，但在对历史的经验总结中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新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价值。怎样结合，这是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是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8]5，是关于理论的普遍性与民族国家特殊性相结合的一般要求。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基础上创造了二者如何具体结合的方法，即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之“矢”来“射”中国之“的”[19]819－820。这种方法科学把握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依据这样的社会条件预判了无产阶级解放的世界历史趋势，作出了中国革命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方法论具有持续的影响力。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第二次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再次重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方法论的有效性[20]；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又一次重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结合，“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18]30。能够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飞跃性发展的总体方法论。坚持和发展这一方法论的理论创新，是人民群众自觉创造历史不可或缺的。
其次，谁是人民的判断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方法具有深远的价值。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深刻认识到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22]1318。这就使人民群众创造彻底解放的历史与现实的利益要求统一起来。可以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而关于谁是人民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成为党重要的认识论创新。毛泽东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23]205这就构成了在创造历史、创造谁的历史的逻辑上确立人民构成的方法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集中阐释了谁是人民的问题：“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22]1475而这样的人民又是工人阶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团结革命阶级构成的，由此创建的新的国家就是人民内部的民主与对反动派专政的结合。这就在人民的构成性上突破了苏联工人阶级的局限。“人民民主”概念是指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但人民内部既具有革命的一致性又存在矛盾。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有效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内部的矛盾，造就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力量。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再次回答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谁是人民的问题：“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23]205但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工人内部的矛盾、农民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还有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与人民大众要求之间的矛盾等，因而善于运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法律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构成了人民民主的总体要求。
最后，群众路线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是统一的，是在引领人民群众自觉创造历史和创造现实生活相统一的具体实践中实现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的重要理论创新。群众路线也称“人民的路线”[24]，这是关于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关系的重要问题。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是从社会本体论来说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从政治本体论来说的，而如何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实现人民利益就是方法论的问题。毛泽东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往复循环的运动形式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9]899的高度并加以深刻阐释。作为认识论的群众路线，在于党的领导部门和干部能够深入到群众中去，具有正确的调查研究方法和人民情怀，体察人民生活，倾听人民呼声，集中群众智慧，为科学决策提供基础；通过民主和科学相结合的途径制定合理政策，再通过党的领导转变为人民的行动，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如此，群众路线才能在实现人民利益的往复循环中发挥方法论作用。而群众路线之所以作为认识论而提出，就在于其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和有效解决具有复杂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每一次循环都是朝着更加接近和真实体现人民利益的方向前进的，包括个人的、集体的、区域的、国家的、眼前的、一段时期的、长远的等各方面利益的统筹平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才强调党“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25]，因此，群众路线作为党的领导方式来说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对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利益要求、党的领导方式三者统一来说，群众路线就具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相统一的要求。在这一逻辑上，毛泽东提出了党的领导方式的评价方法：“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19]1095立足人民利益标准维度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仅是检验群众路线的标准，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重要创新。新时代群众路线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相结合是重要的方法创新。习近平关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6]的深刻论述，深化了群众路线的功能，在“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一基本定性”[27]294的要求上，构建以群众路线引领协商民主的推动机制。协商民主是在人民群众利益表达和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基础上寻找最大公约数和形成共识的途径。其可能性在于，党作为领导主体是否做到彻底实行群众路线和笃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能够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27]295。可见，一方面，群众路线能否彻底实行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群众路线在实践中也要不断创新和丰富。
三、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价值
为何、以何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点。列宁曾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28]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学界更多关注对实践特性的解释，而“现实性”这一重要概念被弱化了。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现实性”概念是包括自然条件在内的实存与人的社会性本质的统一，在实践上是通过某种效果完成潜在向现实转化的创造性。[29]“现实性”是名词“现实”的形容词表达，在时间属性上指现在，在事物存在形态上指客观的实有或事实，在事物发展逻辑上是潜在的可能性到实现出来的过程。在唯物史观上，现实性是社会历史的范畴，是链接过去与未来的纽结，是社会再生产的历史继承性与创造性的有机统一。这一逻辑的现实性，是现有条件、主体目的性和再创造实现目的的条件三者的有机同构。能否把握住这一问题，对明确历史方位、能动地创造社会历史来说极为关键，关涉如何实践的问题。
马克思的两段经典论述对我们把握这一问题具有特别意义。针对1848年至1850年法国小农的革命意识，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470－471一方面，这是对创造社会历史的自然必然性规律的阐释；另一方面，批判了法国小农意识还未超越自然必然性的局限。这种典型的意识直到资产阶级，都没有超越“过去支配现在”的狭隘。与其相反，觉醒的无产阶级不是被动地重演过去的历史规律，而是要探索创造自己解放自己的新规律，尽管生产力发展还是自然必然性的，但这是在新的制度条件下的能动促进其快速发展的问题了。所以马克思指出，要将“过去支配现在”颠覆为“现在支配过去”[8]46。这就需要工人阶级必须彻底实现意识形态革命，以联合体的形式占有和支配生产力总和，自觉能动地探索生产和再生产新社会的规律。依据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创造自我解放历史的重要论断来看，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把握“现实性”概念：其一，把握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改变了历史环境条件下，人本身的生产和物质生产，必须重视自觉发展精神生产力。马克思高度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发挥历史杠杆的作用，即通过现代机器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创造劳动解放的条件：利用机器提高劳动效率、缩短劳动时间、扩大自由时间、占有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30]108显然，占有自由时间就是提升个人精神生产力的过程，这就会造成“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30]108。对个人来说，提升和占有精神生产力才是“真正的财富”，也才能造成“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30]104的新创造活动。以自由时间为财富尺度是工人阶级追求的目的，因而要改变旧的建立在贫穷基础上的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财富观。其二，共产主义的目标要科学化解在历史的诸阶段，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是实质上的个人权利平等，但劳动交换规律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规律，以劳动能力的贡献为尺度的分配是适应生产力还不够发达条件下的合理政策。其三，无产阶级自觉能动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创造“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15]683的。这三个层面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科学把握现实性提供了理论指导。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性理论，形成了焕发和引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创造了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对准确把握现实性具有规律的导向性。首先，在社会性质上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既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凝结，又是一定社会历史时期解决问题的方法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贯穿人类社会始终，但不同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不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也会发生转变，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自觉能动的社会再生产的结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矛盾运动规律的新认识。科学把握主要矛盾和解决主要矛盾，构成了最为基础的理论性的现实性。其次，因解决主要矛盾而形成的主要任务是直接的现实性。直接的现实性是具体再创造社会历史的客观条件、主体能力、目标导向的同构，是具体实践的时间和空间的一体化。这两个层次构成的现实性虽然并不完全同步，但二者的逻辑关联性和直接的现实性，为创造社会历史实践确立了根据。这一认识，是从《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百年奋斗赓续推进四个历史阶段伟大成就总结而来，对如何把握现实性的实践创造具有解释力。《决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主线逻辑上，对各阶段主要任务落实在为下一阶段创造了什么条件上，这是极为深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任务落实在为实现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1]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主要任务落实在为实现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主要任务落实在为实现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1]15；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围绕主要任务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落实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1]61。从这一历史过程来看，科学把握现实性，科学制定任务，创造实现任务的主客观条件，反映了现实性转变的规律性。
基于现实性的创造性实践规律来看，实现共同富裕是奋进新时代的重要任务和焕发人民群众谱写历史新篇章的强大精神动力，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要深刻认识到必须立足科学有效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发展现实性。这两个方面的一体同构必然体现为人们对共同富裕的向往与创造社会条件的有机统一。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涉及对“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解以及实现共同富裕路径的重要问题。自共同富裕的学理解释成为热点以来，如公平正义的分配逻辑、经济学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社会结构调试、社会伦理重构等研究领域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主张。因而，我们可以从否定性、肯定性、战略安排三个方面来思考“共同富裕”概念。从否定性来说，共同富裕不是消费主义，不是福利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裕，不是平均主义的同等，不是同步富裕，不是只在分配环节来实现。从肯定性来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全体人民共享更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是全体人民勠力同行、踔厉创新创造出来的，是差别性发展和逐渐缩小差别的过程。从发展战略安排上看，到“十四五”规划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共同富裕将取得更加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将缩小到合理区间。据此，本文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发展的概念，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是由阶段目标所构成的人的再生产和社会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再生产的辩证统一，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的辩证发展蕴含其中。因此，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条件，首先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使人们将实现共同富裕上升到创造社会历史的逻辑上，深刻认识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战略安排是有条件的。能够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国家战略安排，是基于小康标准和小康社会再生产的成就。小康标准与小康社会不完全等同，小康社会不仅包含经济量化目标，而且更加体现人们社会关系的全面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21]142社会变革也是一种社会革命，人们关系的改变是实质性的体现。之所以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战略，是因为正如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18]141其次，立足已取得社会变革的历史条件，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为路径，依循社会发展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再创造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条件，是有效焕发人民群众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精神的基本遵循。最后，从发展来看，既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利益做起，又要注重社会再生产的长远利益。创造共同富裕的社会条件，是社会财富的质与量、人的发展的质与量协调发展的过程，只有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客观和主观条件，才有可能最终达成目标。而人的再生产即精神生产力发展处于极为关键的地位，虽然对于以“数字社会”“智能社会”等新概念来表达一种新现象是否准确存有争议，但智力劳动在社会性劳动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已是事实。因此，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创造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必然要求把培育时代新人置于首要位置。只有人的创造能力不断提升，才能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科学技术资本化、垄断化的藩篱；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才能保证人的再生产始终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行稳致远。
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是引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灵魂，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只要正确地动员起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的磅礴伟力，就会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把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上升到人们创造历史的精神现象的逻辑上，有益于深刻把握焕发人民创造历史主动精神的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