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国之大者:课程思政思想溯源1
Bearing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in Mind: Sourc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编委: 牟世晶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李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
郭壮,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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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蕉, 郭壮.
Li Jiao, Guo Zhuang.
课程思政旨在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培养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发展之需、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而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一直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使命。可以说,课程思政建设既是新时代下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时代任务,也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一脉相承的历史使命,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思想资源。自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来,各高校纷纷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当前关于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等重要问题,已形成共识,但在具体建设中,还存在把课程思政中的“思政”简单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把“课程”简单等同于课程教学等现象。对于课程思政核心概念的模糊认识,必然影响其建设成效。回溯课程思政的思想资源,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与把握课程思政的深刻内涵与时代要求。
作为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的典型代表,清华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于高等教育提出的时代任务,不断进行教学改革,在实践和理论层面积极探索、寻求突破,进行了不同时代的课程思政,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而贯穿这70余年改革历程的,是清华大学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即以国家需要为指针,培养社会主义人才的历史担当。
一、课程思政中的“思政”意在育人
辨析课程思政中的“思政”与思政课程中的“思政”的意涵异同,对于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就教育的根本任务而言,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是一致的,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中的“思政”都指向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但就教育的具体任务而言,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则存在较大的差别,前者强调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能力,后者重在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育核心价值观,课程思政中的“思政”显然不同于思政课程中的“思政”,以“大思政”的眼光来看,课程思政中的“思政”应有更为深广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面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一国之大者,推进教学改革,探索育人方法和育人思想,以“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红色工程师为培养目标,培育既具备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素质又对生产实际有着明确认识,既有独立工作能力又能够胜任工业化建设的人才。在教学改革实践中,清华大学为改变以往作为旧式综合性大学关注知识教学而忽视思想教育的情况,探索在专业课程中育人的具体做法和工作思想,形成了培养红色工程师的育人经验和思想政治教育同业务学习相结合的育人思想。
1.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红色工程师的育人实践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国家面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任务,要尽快使国民经济从常年战乱中恢复起来,要在各条战线上开展大大小小的工程建设。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就成为当时的国之大者。但是,缺乏建设人才是制约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因素,“全国人口中文盲半文盲高达90%,工业建设所急需的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短缺”[1]。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实施、苏联援建156个工业项目陆续开展后,建设人才缺乏问题更加凸显。
故此,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钱俊瑞明确指出:“培养建设人才是国家建设的根本之图。”[2]培养适合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红色工程师,就成为当时我国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但是,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刚刚从战乱中恢复过来,还面临恢复教学秩序、清除历史遗留影响的历史任务,存在重文法轻理工、重理论轻应用、教学脱离实际等问题,所培养的人才尚无法满足蓬勃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探索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改革已迫在眉睫。
清华大学的育人探索缘起于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时代任务。为完成这一时代任务,清华大学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革命性探索,提出了“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红色工程师的培养目标,着力推动教学内容贴近生产实际,着重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1952年,清华大学由旧式综合性大学调整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贯彻“各个专业都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实际需要而设置的”[3]建设标准,增设了如焊接工艺及其设备、暖气通风、拖拉机等当时工业化建设急需的专业,并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着力于教学安排、课程建设、人才考核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教学改革。
在教学安排方面,清华大学为推动教学内容贴近生产实际,在教学计划中加入了生产实习这一关键环节。1953年暑假,清华大学组织了教学改革后的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实习,1500余名学生、200余名教师分赴30处工厂、工地进行生产实习。[4]205此次实习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经过这次实习,同学们更具体地认识自己所学专业在祖国建设中的重要性,更加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5]。参加实习的水利工程系政治辅导员董曾南感言,通过在薄山水库的实习,“对水利事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因而更加热爱自己的专业”,“更加热爱科学,提高了学习积极性,加强了学习责任感”,“对培养自己成为一个人民的工程师所应具备的品质有了进一步的体会”[6]。“铸七一”班钟伟珍在与工人相处的过程中,直观参与了翻砂这项又脏又累的工作,充分理解了改进翻砂工艺对于改善工人工作条件的重要意义。[7]“热五”班赓葆璋在生产实践中认识到技术干部不但要学会设计,更要学会施工,要充分考虑施工状况避免“窝工”“返工”。[8]“发电五一”班江云认识到在工程设计中必须要考虑到工人的工作状况,认识到技术干部必须亲身参与一线生产,明白了政治和技术结合的深刻含义。[9]1953年的暑期大实习奠定了清华大学重视生产实习的传统,逐渐形成了认识实习、专业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的教学安排,在理论学习和生产实习一轮又一轮的循环中培养合格的红色工程师。此次暑期大实习也为其他方面的改革营造了良好气氛。
在课程建设方面,清华大学为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系统推进基础课、专业课、实验课等各类课程的教学改革。清华大学制定的《1954—1955年度教学工作计划大纲》要求基础课要“贯彻思想政治性与科学系统性,加强理论联系实际,逐渐增加课外阅读参考书籍的分量。使学生入学一二年后,初步具备独立学习理论、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及独立实行实验工作的能力”[10]23;要求专业课“应根据课程设计、生产实习与毕业实习的总结改进课程内容,并注意经常地收集我国工业的新成就与工人阶级的创造、苏联新技术成就及我国历史上的科学资料来充实教材”[10]24。基础课改革教学大纲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讲清讲好现代科学理论,重视科学理论的运用问题,密切联系专业课教学。专业课则注重呈现实际问题,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工程画”课程着力改变图虽然画得好但不合乎制造要求、虽然美观但不能反映实际问题的状况,努力“使同学们能初步领会到图纸上每一条线条,每一个圆角在设计和制造上的意义”[11]。又如,“机械制造工学”课程、“水工结构”课程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以课程设计为主要内容,一方面总结理论学习的内容,另一方面“把已学的各门课程在实际工作中联系起来”[12]。1956年初,《新清华》上集中发表了一组探讨如何在实验课中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文章。其中,金属切削机床与工具教研组讲师李民范指出,实验课的作用不仅是验证理论,更在于锻炼学生动手操作机器的能力,在于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还倡导化学和电工学的实验方式“只给学生题目,由学生自己来选定仪器和用品,计划实验做法”[13]。物理教研组何玉麒、发送设备教研组吴佑寿、发送接收教研组王大伦等也结合各自课程,进一步探索在实验课中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具体教法。课程改革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培养了学生的工作能力。
在人才考核方面,清华大学改进毕业设计要求,使推动教学内容贴近生产实际与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在毕业设计工作中得到高度统一,并将其作为检验培养模式和课程建设成效的重要环节,将毕业设计答辩看作“对于学生在学校所获得知识的全面检查,也是对全校教学工作、教学方法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和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检查”[10]395。在产业部门的帮助和苏联专家的指导下,1954年清华大学开始了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新型毕业设计工作,土木系各专业选定铸工车间、火力发电站、纺织工厂等现实需求强烈的建筑为设计题目[14];机械制造专业选定机床制造厂、汽车制造厂、滚珠制造厂等机工装配车间的设计为题目;电机与电器专业选定水轮发电机、直流发电机、变压器等生产中迫切需要的7种不同类型的机器为设计题目[15]。毕业设计所选题目均与实际生产密切联系。随着毕业设计工作逐步走向成熟,清华大学的学生逐渐开始承担真刀真枪的设计任务。1958年3月,水利系毕业班“水8”班接受北京市委委托,在教师指导下,结合密云水库等水利工程设计进行毕业设计,获得“教学、生产、科研、教育革命、思想”五丰收,此后水利系又承担了王家园水库、沙峪口水库、青石岭水电站等10多项毕业设计。《1960年的毕业设计工作要求》进一步强调:“全部毕业设计结合生产与科学研究任务进行;力争使设计、产品或科学研究的结果在生产实践或实验中经受深入、广泛、严格的检验。”[4]248至1965年,清华大学的毕业设计在新产品设计和试制、技术革新、专题实验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除水利系一系列设计外,还有数字程序控制机床、左家庄装配式住宅区规划设计等毕业设计都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有着直接贡献。
2.思想政治教育同业务学习相结合的育人思想
教学改革不仅仅是内容、形式上的变化,更是育人理念的变革。在开展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红色工程师的育人实践同时,清华大学还进行了育人思想的探索。早在1953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蒋南翔就指出:“现在当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已经到来,而学校的工作已经转入以学习为中心,开始了经常性学习的时候,我们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已不再是经过临时性的政治运动,而是应该逐渐和业务学习结合起来经常地进行。”[16]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与业务学习相结合,这一重要育人思想的提出,源于对当时国之大者的深刻把握,也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内在要求。
自教学改革开始后,清华大学不断召开教学研究会,全方位讨论育人问题。其中,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钱伟长在第五次教学研究会上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同业务学习相结合的育人思想进行了进一步阐释:“政治思想教育不仅是我们政治课教研组的责任,并且是我们一切教师的共同任务。因此政治思想教育也要贯穿在业务课中进行,并且不应该停留在绪论的一堂课里。”[10]3他还用一个精当的案例进行了说明:“譬如我们建筑系里提出了‘对人的关怀’和‘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相结合’的问题,我们的各种设计课里开始提出了为祖国节省财力物力的经济核算观点。我们也明白了一切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不仅是为了增加劳动生产率,并且也是为了改进工人的劳动条件,我们也懂得了为什么教材要尽量的和祖国的生产实际相结合,这不仅是一个实用问题,而且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10]3钱伟长的阐释进一步明确了一个重点:在业务课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业务课中的专业内容讲授进行的,是融汇在专业能力培养中进行的,而不是简单地在绪论课中加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清华大学坚持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同业务学习相结合的育人思想,不断开展教学改革。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正式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17]清华大学基于此教育工作方针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同业务学习相结合的育人思想,如李寿慈在1958年11月26日干部月会上关于教育方针和教学工作的报告中“政治与技术相结合”[10]63的阐述,蒋南翔在第十二次教学研究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的“树立从实际调查出发,尊重唯物论的工作作风和研究方法”[10]70-71等。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在业务工作中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所需的红色工程师等育人思想逐步内化为清华大学的教育传统。
清华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育人实践、提出的育人思想,无论是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红色工程师教育实践,还是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同业务学习相结合的育人思想,根本指向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一国之大者。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学的历程中,课程思政的意味已然显现。当时的改革目标重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指思想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的全面发展,也指专业学习和生产应用的全面发展,重在纠正“只专不红”“学用分离”的问题。如今,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意在改变专业课程只进行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但忽视价值塑造的局面,使原本分离的三者重新统一起来,以培养全面发展、适应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人才。
由此可见,课程思政中的“思政”意在育人,尽管育人的重点、指向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育人强调的始终是时代需要,指向的始终是国之大者。育人,就是育时代所需之人。故此,把握课程思政中的“思政”,应着眼于国之大者,从更为广阔的育人意义上来理解。
二、课程思政中的“课程”不止于课程
理解课程思政中“课程”的含义,关乎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广度和深度。从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在要素来说,教师队伍是主力军、课程建设是主战场、课堂教学是主渠道,三者都紧密围绕改善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成效展开。但从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外在布局来看,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课程思政不仅是对于高等教育的细部调整,更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思政中的“课程”应有更丰富的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大学面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国之大者,进一步开展教学改革,逐步形成了“基础厚、能力强、适应面广”的高质量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既具有深厚的专业基础又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既有生产实践能力更具创新能力、能充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需的人才。在教学改革实践中,清华大学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通过综合改革整体提升育才效果,丰富了对于课程的理解,大大拓展了育才的路径和视野。
1.“基础厚、能力强、适应面广”高质量人才培养模式的育才实践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着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时代任务,需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当时的国之大者。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逐渐凸显。社会生产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对传统的按照产业对口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挑战。至世纪之交,教育改革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课题,正如时任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的杨家庆指出:“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全球范围内高新技术领域呈现加速发展趋势,这对我们国家21世纪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18]340
清华大学的育才改革始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自1980年起,清华大学再次调整专业布局,相继恢复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专业,建设中文、历史、经济管理等文科专业,由多科性工业大学向包含理科、文科和管理学科的综合大学转变,打下了教学改革的良好基础。清华大学以增强综合素质、培养创新能力为建设重点,不断突破既有认识,开拓改革视野,持续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形成了“基础厚、能力强、适应面广”的高质量人才培养目标。
在教学安排方面,清华大学着重增强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做到基础厚。综合素质既包括深厚的学科基础,又包括长远发展所需的各类素质。在1979年召开的清华大学研究生座谈会上,不少毕业生都提及基础知识在实际工作中十分重要,弥补了专业过窄而与现实工作不能适应的大问题。[20]1,4对此,清华大学明确了新的改革任务:“提高全面素质,加强能力培养,调整(更新)知识结构和提高教学效益,争取教学处于最佳状态。”[23]一些基础课教学改革探索与经验不断开始涌现,如电机系郭永基总结出“老专业要着重研究知识结构的更新问题”[24]的重要经验,电子工程系茅于海则通过让学生参加学术活动来扩大知识面,增强学科基础[25]。在进行了10余年改革之后,清华大学的教师们对于基础课的意义有了超越知识传授的新认识,如经济管理学院李子奈认为,要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毛坯”为教育目标,做好厚基础、宽口径、高起点的本科培养,才能更好适应发展迅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实际。[18]176-177数学系谭泽光认为,基础课不仅仅是专业课的工具,还兼具素质教育的作用,如大学数学可以提供数形化分析的知识、逻辑化的思维习惯和模式化的研究能力。[18]181-182同时,对于素质的认识也不仅限于学科基础,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养、管理能力等都成为素质的重要部分,如材料系柳百新指出:“对研究生思想教育要强调几点。第一,作为中国人要强调民族自豪感,假如这一点没有的话,别的不要说了。第二,要对科学有强烈的追求。第三,要有为科学献身而勤奋工作的精神。”[18]154-155人文学院胡显章指出,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有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走向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是科学发展的朝向。[18]116土木系刘西拉则指出,土木工程专业培养的人才“应该能从系统工程和社会工程的水平上去思考、规划、衡量、安排自己的研究工作”,不仅具备创新的能力,更要具备适应、合作、交流、组织的能力。[18]166-167从改进基础课,到发现基础课中基础的更为丰富的意义,再到将更为广泛的综合素质视为基础,对于基础课认识的不断突破,推动了教学改革的深化发展。
在课程建设方面,清华大学着重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做到能力强。培养创新能力,首先要提供足够的探索空间。学生负担过重,是制约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如1983年学生部提供的一份调查资料指出了课外学时紧、作业量太多,必须加班加点占用午休、周末等休息时间才能完成的现实问题。[26]对此,学校下发《关于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及本学期教学时数削减10%的通知》,并推动多个试点班开展减少授课学时、培养自学能力的教学改革。做减法、腾空间的改革,有效地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各门课程开展了如开设讨论课、自学课、创新教学方法等具体改革。其次,培养创新能力,还要坚持贴近生产实际的优良传统,发扬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的精神。如1983届水利工程系毕业生的毕业设计课题结合龙羊峡、东江、五强溪等当时重点水利工程进行,建筑系的9个毕业设计课题中有7个是接受国家或北京市的实际生产任务,等等。[27]选择重大项目作为毕业设计,是激发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式,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长远目的,正如电机系王赞基所指出的:“要有敢做大事,敢冒风险的精神,勇于承担国家所急需的大项目做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18]205-211最后,培养创新能力,还要从营造创新的氛围做起。如汽车系欧阳明高指出,创新要从老师做起,要引导学生的创造力,要营造适于创新的研究氛围[18]228-229;生物系郑昌学认为要“淡化专业和学科界限,加强跨学科教学”,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和主动发展的机会[18]230-231。从留足创新空间、改进教学方法,到思考全方位的协同规划,创新认识的不断丰富推动着课程建设与改革。
在人才考核方面,清华大学重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检验培养模式和课程建设改革成效,检验学生适应能力。在面向21世纪的教育思想大讨论开展之前,清华大学进行了一次关于毕业生工作后情况的大调查。调查显示,用人单位对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总体评价较高,毕业生在业务水平、外语能力、思想道德等方面表现突出,但也存在尚待解决的问题:合作协调、人文素养、学科基础等综合素质有待提升,踏实干事、艰苦创业认识水平有待提升。[18]42-65重视来自市场的意见,将用人单位的回访纳入人才考核的视野,进一步推动了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2.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融会培养目的的育才思想
教学改革不仅仅是教学内容的改革,更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1982年召开的中共清华大学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了新时期的人才培养任务:“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质量的人才。”[4]353由此,如何培养高质量人才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大学探索育人理论的主要问题。1984年至1995年,清华大学先后以“培养人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适应社会需要,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学生全面素质”“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更好的适应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为21世纪的中国培养更多高层次优秀人才”为主题,召开了第17次至第20次教学讨论会,持续探索教育改革的方式方法。王大中在第20次教学讨论会闭幕式上介绍了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他指出:“实现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需要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22]44-45
在1997年夏面向21世纪教育思想大讨论中,王大中指出了学校面临的主要任务,其中,“抓好本硕统筹改革方案的实施,全面推进21世纪课程体系和内容改革”[22]110居各项任务之首,并且系统规划了分流培养、本硕统筹、双学位培养、减少学时提高效率、改进教学评价体系等一系列改革方案。吴敏生阐述了上述改革中的总体思想:“只有坚持把学校的教育和培养体系融入国家和地区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体中,才能形成比较完善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解决‘面向’与‘服务’问题,为未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和民族工业的振兴造就新一代栋梁之材。”[28]同时,这场教育思想大讨论还巩固了对于综合素质的深刻理解,如“一个目标、二种健康、三颗心、四种能力、五种要求”的生动概括;还总结了培养创新能力的多种手段,如“宽松的环境、足够的知识、科学的思维方式”三要素。这场大讨论确立了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面向21世纪的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的人才。这为21世纪以来清华大学的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是清华大学育才思想探索历程中的里程碑。
此外,在这一历史时期,清华大学依然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同业务学习相结合的育人思想,虽然这一思想相较于此前的“政治思想教育要贯穿在业务课中进行”并不鲜明,但是在育人的深度和广度的延展上都远超以往,对于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深刻理解也融入到育人思想之中。正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徐葆耕所指出的:“思想政治是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文化素质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脱离了思想政治方向的文化素质教育是没有灵魂的教育,没有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切实的,教育很容易流于实用主义。”[18]125思想政治教育同业务学习相结合,一直是清华大学秉持的重要育人理念。
清华大学在新时期的育才实践和育才理论,无论是“基础厚、能力强、适应面广”的高质量人才培养模式,还是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融会培养目的,其根本指向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国之大者。当时的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折,计划经济下的人才需求相对明确,依据相应专业培养即可;但市场经济的人才需求则变动不居,必须有更具适应力的培养模式和培养理论。如今,课程思政面临更为复杂的现实局面,承担的育才目标更加多样,已非具体内容调整所能实现,需要更加深刻的变革。
课程思政中的“课程”不止于一般意义上的课程,而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概念,既指具体的课程体系、课程设计,也包括人才培养模式及其所蕴含的人才培养理念。在今后的课程建设进程中,对于“课程”的理解还会进一步扩展,因此开展课程思政建设需不断解放思想,不断突破对于“课程”的固有见解,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等更多方面,以收获更好的建设效果。
三、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育人和育才的高水平统一
课程思政发轫于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进的历史时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的关键一步。课程思政旨在解决好专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问题,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举措,处于育人、育才的结合点上。准确把握国之大者的深刻内涵,结合高校历史传统和教学现状,不断探索育人思想,丰富对于课程的理解,对于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大有裨益。
1.心怀国之大者:课程思政的出发点
2020年,课程思政建设全面推进。《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这一战略举措影响甚至决定着接班人问题,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长治久安,影响甚至决定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29]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已然实现,党和国家面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任务。这既是课程思政建设面对的国之大者,也是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出发点,离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课程思政建设就无从谈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9月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30]目前我国人才培养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人才总量快速发展,人才素质大幅提高,取得了许多新成绩,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显著增强,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31]。但就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言,高层次创新拔尖人才培养能力仍显不足。当前的人才要求相比于此前的追赶时代而言,更多地在于引领时代。但是,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并非一日之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向社会公布的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整改情况显示,许多高校都还存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差距、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不到位的共性问题,不少高校还存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质量不高的问题。进一步开展课程思政建设,需要进一步探索育人思想,丰富育才方法。
2.育人思想的持续探索:课程思政的支撑点
课程思政建设开展得有多深入,取决于对“思政”的理解有多深刻。课程思政中的“思政”意在育人,其思想内涵随着时代变化和教学改革而不断丰富、不断深入,支撑课程思政建设向深里走、向实里走。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在持续推进的教学改革实践中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同业务学习相结合的育人思想,得出了专业课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重在融价值观培养于专业课教育之中,而非在专业中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步共识,是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的显性应用。改革开放后,面对思想领域出现的风险和新的时代任务,王大中明确指出了学校教学中存在的思想局限:“在我们教师的教学当中往往比较侧重于知识的传授,对于能力、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方面的素质比较容易忽略,这样是不行的。我们要教学生能够做学问、做事,但是,更重要的是做人。”[22]87由此,增强综合素质、培养创新能力等新内容也逐渐成为育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育人意涵得到深化,并在多样的教学改革中发挥着指针作用。
新时代以来,清华大学在持续开展教学改革的基础上,形成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这一教育理念源于清华大学长期以来的教学实践,是清华大学育人思想探索的时代成果。这一教育理念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经清华大学第24次、第25次教育工作讨论会深化后形成共识,成为指导学校教学改革的重要理论。“三位一体”,重在一体,即以价值塑造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要务,将三者融汇一体,实现显隐协同。这同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的课程思政建设要求高度契合,为清华大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3.“课程”理解的不断丰富:课程思政的切入点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于高等教育提出的时代任务,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课程思政落实得有多彻底,取决于对于课程的理解有多丰富。教学改革一直都是系统工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系统性特点愈发明显。进行课程思政建设,要丰富对于课程的理解,超越一般的一门课、一堂课的认识,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打开课程思政建设的新天地。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围绕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红色工程师的目标,改进基础课、专业课和实验课等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加入了生产实习的教学环节,开展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教学改革的空间已不再只是局限于课堂,而是走到了广阔的社会生产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大学又围绕培养“基础厚、能力强、适应面广”的高质量人才的新任务,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调整专业设置,深化对于基础的认识,培养综合素质,减少学时腾出空间,营造创新氛围,将社会反馈纳入人才考核。这些举措大大丰富了教学改革的认识,促使教学改革日益系统化。
新时代以来,清华大学再度开展教学改革,探索人才自主培养之路。依据时代需要调整院系设置,针对国家发展所需的关键核心领域,成立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集成电路学院等院系,聚焦前沿领域解决关键问题。探索培养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方式,实施强基计划等“特区”培养方案,创新因材施教模式,完善评价制度机制,等等。2021年,清华大学发布《清华大学2030高层次人才培养方案》,全面规划清华大学的人才自主培养之路。这些举措为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入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目前,清华大学的课程思政建设已然全面展开,秉持“三位一体”育人理念,结合学校整体的改革发展思路和具体的学科特点、课程特色开展建设,将课程思政融入学校育人育才的多个方面,开展了如“一院一策”试点政策、“同行锦囊”经验分享等重要活动,成效初显。
纵观清华大学的教学改革历程,以及近三年来的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情况,可见课程思政建设不仅是当代高等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探索培育时代新人的内生课题,而心怀国之大者一直是其核心关键。这就要求在进行课程思政建设中彰显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办学历程已有70余年,各大高校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内涵丰富的思想传统和制度基础,这是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宝贵财富。这些财富虽有一些已隐入历史,但还有一些已深刻融入现实,以致“日用而不觉”。坚定历史自信,就是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优良传统,发掘历史财富,以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另一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功以才成,业由才广。”[32]时代对于人才的要求更加精准、更加多样,必须以更加灵活、更加有效的方式培才育才。增强历史主动,就是要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实需要,不断解放思想,深化课程思政建设。总之,以国之大者为根本指向,不断丰富育人思想,不断拓展育才实践,才能避免硬融入、表面化等问题,才是真正有效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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