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的内容非常丰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高度契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特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就需要更好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刻厚重的价值意蕴，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永久魅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1]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价值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的主要内容。

讲仁爱的基本含义是倡导对人的关心、爱护，努力去帮助、成就别人。孔子把“仁”理解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会将基于血缘的爱的情感扩展开去，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道家提出要为他人、为大众奉献自己，“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道德经·八十一章》)。墨家讲兼相爱，“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墨子·兼爱上》)，要求“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佛家重慈悲，宣扬慈爱之心和悲悯情怀，希望能够拔除人间所有苦难，给世人带来平安幸福。

在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传统中，民本思想从未中断。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包括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立君为民、敬天保民、养民爱民等。儒家的民本思想格外鲜明、丰富、深刻、真诚，认为要践行以民为本的理念，重视民众的力量和诉求，关心其物质利益，尊重其生存权利。一方面，国家要致力于发展经济，为民生保障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统治者要实行德治、仁政，要节制贪欲、减轻税赋，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让民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历史上实行的富民惠民措施，既有利于民众生活在和平、安宁、富足、有序的环境中，也有利于统治阶级政权得以长久延续。

诚信是指真诚、诚实、信实，不自欺也不欺人。儒家将诚信视为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和国家治理的根基。《中庸》认为诚是极高的道德境界，认为“至诚如神”：“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大学》认为诚意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前提。信要求人们做到诚实不欺、言行一致。《论语》认为，信是一种美德，是孔门行教的重要内容。诚与信相互贯通，诚是信的前提和根本，是个人内在的修养和自觉，体现了道德的自律；信是诚的表现和保证，是在与人交往中表现出的诚心。

儒家、墨家都有关于正义的丰富论述。儒家的“正”主要讲心正、身正，涵养浩然正气，心正是身正的基础。儒家的“义”主要讲道义，是五常之一。孔子说“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孟子讲“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荀子讲“先义而后利者荣”(《荀子·荣辱》)。墨家思想的核心思想是义，墨家的正义着重提倡义，认为“义者，正也”(《墨子·天志下》)，主要强调人的行为的正当、社会制度的公平等。墨子呼吁“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同就是同一、一统、统摄，强调“为义”(《墨子·耕柱》)，倡导对义的践行。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内容丰富、内涵独特的和合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和谐状态的憧憬和追求。和合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追求天人合一，在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上倡导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认为只有在和的状态下才能产生新的事物。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认为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模式。道家的和谐论则表现出鲜明的自然取向与无为姿态，注重人与天地自然的合一，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面对战国时期的乱世，墨家开出了兼爱、非攻等恢复社会和谐的药方。自秦以后，和合文化的发展还得益于道教、佛教的贡献，儒释道三教合流构成中华和谐文化的一大景观。

《礼记·礼运》描绘了大同社会的理想愿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大同社会里，公的特性特别突出。选出贤能的人来治理天下，而不是将治理天下权位传给自己的家人，因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人人有公心，每个人都为这个社会尽自己的力量。大同理想对于后人改造现实社会、追求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尤其是近代以来，面对列强的欺凌、山河破碎、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悲惨现实，“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不断激起人们改天换地的豪情和斗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具有历史积淀深厚、内容博大精深、注重知行合一、价值导向鲜明等方面的特征。

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相一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的孕育和发展具有极其漫长的历史，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在一次次磨难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厚重、稳定、独特的核心价值理念作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且中华文明从远古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2]180－181

基于数千年来的积累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非常丰富而且厚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思想流派，加上后来的道教、佛教，都有非常丰富和深刻的思想主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1]

中华文化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注重知行合一，强调经世致用、明理达用。儒家具有突出的入世精神，强调对社会的改造。价值理念与实际践行是紧密结合的，孔子主张“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曾子强调“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礼记·大学》中讲格物、致知是为了诚意、正心，最终要服务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华民族最广泛的伦理共识，早已成为人们的道德自觉和行为习惯，得到最普遍、最有效的遵守，成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精神纽带。

基于中国独特的地域、历史、族群，中华民族孕育了一系列独特的价值理念。与西方近代价值观相比较，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四个基本偏向，包括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等。这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第三个方面是核心，因为对群体与个体关系的理解，决定着对责任与自由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的理解，也决定着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群体与群体的和谐的理解。“个人与他方构成关系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自我为出发点，以对方为重，个人的利益要服从责任的要求。”^[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夙愿”^[2]18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根源，正是基于深刻的渊源关系，二者高度契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源于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思想理念。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如果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此，要从中华民族既有的文化资源中不断汲取丰富的营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精心提炼有益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元素，作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努力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文化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还对中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厚的修养和真诚的敬意，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不能偏离这一根本，并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2]164，“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2]171；“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2]171。同时，关于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承什么样的价值精神、吸收哪些思想元素，习近平总书记也有具体的论述：“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164“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2]170－17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4]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主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根本指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也就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本理念上有诸多方面的深刻的契合性。具体说来，这种契合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天下为公”的理想是《礼记·礼运》提出的，这一价值理念突破了各为其家的私有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共产主义以及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集体主义是相通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旨在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强调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同时重视保障个人正当利益。

“民为邦本”从源头上讲就是《尚书》中的“民惟邦本”，作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虽然有一定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但该理念强调民众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基础和依托，体现了对民众力量和地位的肯定，这种重民本的价值理念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同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初心使命论、人民中心论、人民江山论等思想都非常契合。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为政以德”出自《论语·为政》，“任人唯贤”源于《尚书》中的“任官惟贤才”，三者讲的都是德，与讲仁爱、崇正义的价值理念是一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深厚、独特的伦理意蕴，高度重视道德在人生修养、社会交往、治国理政中的支撑作用。厚德载物重在讲品德的提升与重任的担当，厚德是载物的基础；为政以德重在突出德治优于法治，强调“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任人唯贤是讲政治治理的主体选择，强调依靠有德行的君子来推行德治、仁政。这些思想同我国实施的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政治治理之策是契合的。

“革故鼎新”出自《周易》中“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非常突出的革新观念。《礼记·大学》中讲“在新民”，《尚书·康诰》中说“作新民”，商汤的《盘铭》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经·大雅·文王》中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易·系辞下》中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些都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求新、创新的强烈追求。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革命党的本色决定其坚定创新、永远创新的使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革命精神、革新勇气，推动中国社会实现巨大进步，形成了伟大的改革创新精神。

“天人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念，反映了人们在传统农耕文明之下形成的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依赖、保护等意识，是“尚和合”的价值理念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体现。《易传》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季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主义为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制度基础、制度保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绿色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提出敬畏生态的理念，把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推向新的高度。

“自强不息”出自《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讲的是君子的行事风格、处世姿态应该努力像上天一样生生不息、健壮不已。自强精神与奋斗精神是相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伟大自强精神、奋斗精神的民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开发和建设了祖国辽阔秀丽的大好河山，开拓了波涛万顷的辽阔海疆，开垦了物产丰富的广袤粮田，治理了桀骜不驯的千百条大江大河，战胜了数不清的自然灾害，建设了星罗棋布的城镇乡村，发展了门类齐全的产业，形成了多姿多彩的生活。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5]

“讲信修睦”出自《礼记·礼运》，“亲仁善邻”出自《左传·隐公六年》，二者表达的是在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的交往过程中，要本着诚信、仁爱、友善的精神，实现和谐、和睦，体现了守诚信、尚和合等思想理念。这一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友善是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强调关爱他人、以诚待人、与人为善，在处理家与家的关系时强调与邻为善而非以邻为壑，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强调互相尊重、和平共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观念的继承和弘扬。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把握好如下五个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根本的要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为其赋魂。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够依据时代特点、适应时代要求，拓展新的内涵，焕发新的生命。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诸多契合，这是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赋魂的前提。中国文化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传统，如五行思想、实事求是等。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非常深刻，如《周易》对事物变化规律的探索，史伯对和、同关系的揭示，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等。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深刻地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尚书》中的“保民而王”，荀子讲的“载舟覆舟”，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有相通的地方。中国文化强调的知行合一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一致的。《礼记》中描述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共产主义社会有许多近似的地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之所以能够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植入了作为其灵魂的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传统重民本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理念的关系来说，二者既有历史继承性，又有本质差异性。重民本反映的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等级社会背景下，统治阶级中的少部分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对民众苦乐的关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中国所实行的体现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是广泛的、全过程的、真正的民主。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的主体、社会的主人，坚守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等理念，实现了从重民本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升华。

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不是全盘废弃与割断，而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克服又保留、既继承又创新，即对旧事物中仍然有积极意义的形式和内容继承下来，根据时代变化和实际需要创造性地加以改造、转化，赋予其新的内容和生命。根据辩证否定观，对中国传统思想理念要辨别精华和糟粕。

严格区分精华和糟粕。第一，不要把精华当成糟粕。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人们普遍崇尚和谐，追求家庭和谐、邻里和睦、民族团结等。然而，在历史上的某些特殊时期，斗争哲学盛行，社会上充斥着打倒、砸烂、批臭等不良风气，和合文化曾被错误地当作糟粕，和为贵、温良恭俭让等被完全否定、抛弃。正是在反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尚和合思想理念被继承下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和谐价值理念。第二，不要把糟粕当成精华。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最要害的要属等级意识。长时期沉浸在一种看似天然的等级秩序中，平等、自由、民主等观念很难充分地、蓬勃地生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旧制度下的种种不平等被打破，与此相应，平等、公正、民主、自由等理念被积极倡导。然而，等级观念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在某些领域还很顽固，如“官本位”意识，认为上级对下级颐指气使是理所当然，下级对上级卑躬屈膝是老练成熟，这就是把糟粕当作精华。第三，中国传统思想理念中的精华和糟粕往往不是泾渭分明的，需要作深入细致的分析。比如，作为“五常”之一的“礼”，其重要功能是区分人的等级尊卑，这是古代等级制度留下的糟粕。同时，还要看到“礼”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即表达对人的关爱和尊重，这是其中的精华。要在区分精华和糟粕的基础上，注重将“礼”与友善、文明等价值理念相结合，发挥其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强烈的自新、维新的价值传统。儒家思想适应历史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6]“今天，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包含其中的传统美德。”^[2]181“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6]

当前，我国已经成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力前进。在新的征程上，要根据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是前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在传承时需要结合时代要求和实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架起从仁爱到友善、从民本到民主、从和合到和谐、从传统诚信到现代诚信的桥梁。以诚信理念为例，传统诚信主要存在于熟人之间，随着社会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必须适应我国对外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环境，克服传统诚信观的局限，努力培育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诚信价值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务实，追求经世致用，思想学说要起到兴利除弊的作用就必须满足现实的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要遵循这一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深刻论述，他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6]“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6]“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6]

为此，在挖掘、选取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时，要本着古为今用、经世致用的原则，以满足人民需要和促进社会发展为目标，重点选择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有重要传承、借鉴意义的价值理念，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这些价值理念对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对弘扬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对服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强调创新创造，致力于转化发展，不断激活其生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源头。对待源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是“塞源”，如全盘西化、全盘复古，都是在窒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核心思想理念的生命；二是“浚源”，即在继承中注重梳理疏通，在改造中实现创新创造，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的生命力，卓有成效地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键。激活的工具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激活的对象是“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7]。激活的方式要突出艺术性、创造性，旨在实现充分、贴切、全面、深入的创新创造。中国共产党人对愚公移山典故的吸收、转化、改造是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典范。愚公移山典故自《列子》成书以来，在约2000年的时间里总体处于沉寂状态。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把沉睡在故纸堆中的愚公精神发扬光大，使愚公移山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其精神升华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成为亿万人民群众战天斗地、团结奋斗、创造历史伟业的巨大动力。毛泽东把共产党人比作愚公，把人民群众比作“上帝”，将突出列仙神力的唯心主义转化为彰显人民伟力的唯物史观，生动地宣扬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在此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持续地激活愚公移山典故，将其化为拯救中国、改造中国、造福中国的巨大精神力量，卓越地实现了愚公移山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