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1]。ChatGPT作为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智能语言机器人、问答系统等方面展现出强大的实力，也让人们意识到其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潜力。然而，ChatGPT为思想政治教育创设新场景、提供新手段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伦理风险。如何对其伦理风险进行评估并有效应对，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在谈及ChatGPT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时，需认真审视其可能带来的伦理风险，平衡技术发展与伦理底线的关系。在充分利用技术红利为思想政治教育赋能的同时，要恰当地把握技术与伦理的平衡点，防范和消除可能出现的伦理风险。

ChatGPT是由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AI开发的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该模型是最新版本GPT(Generative Pre－trained－Transformer)的变体，基于Transformer模型，能够执行自然语言生成、翻译、问答和对话等多种任务。^[2]ChatGPT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处理大规模自然语言数据，通过预训练和微调等技术生成自然、流畅、有逻辑的语言表达。它可以模拟人类对话方式，并且具有智能、自然和灵活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智能客服、虚拟助手、智能对话系统、语音识别等领域，提供了更加智能化、更高效的自然语言处理服务。ChatGPT的技术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大规模预训练能力。ChatGPT可以通过Transformer模型使用大规模的数据集进行预训练行为^[3]，包括获取互联网上的文本、书籍、新闻、社交媒体等海量数据，以不断丰富语言知识来进行自监督学习、完善语言模型等。

第二，语言表达自然流畅。ChatGPT能够通过使用自然语言处理(NLP)及序列到序列学习(Seq2Seq)等技术生成自然、流畅、有逻辑的语言表达，具有良好的语义理解能力和语法结构。^[3]此外，它还能够通过对话管理及动态记忆网络等技术来理解对话中的上下文信息，根据对话内容生成相关的回复。它不仅可以考虑先前的对话历史，还可以利用更广泛的语境来生成更准确、相关的回复。

第三，情感表述丰富多样。ChatGPT能够生成多样化的回复，甚至可以表达情感，如喜欢、厌恶、开心、悲伤等，增强了对话的趣味性和交互性，使得回复更具人性化和情感化。^[3]

第四，可以进行开放领域的对话。ChatGPT可以处理各种主题和领域的对话，能够应对广泛的问题和话题^[3]，并且其模型结构可以扩展到更大规模，以适应更复杂的任务和应用场景。

总之，ChatGPT采用多种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够处理自然语言中的复杂结构、多义词和上下文信息，实现了智能化的自然语言对话，并为人机交互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谈及ChatGPT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风险表征，需要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伦理和技术交织的话题。伦理是关于人类行为的规范和评价，是一种对人类价值和意义的探究，而技术则是一种用于改变人类世界的手段。因此，当ChatGPT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被引入思想政治教育中时，技术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自反性力量便会冲击个体、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带来规范失控、关系失衡及认知失准等伦理风险。

一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ChatGPT带来最大的伦理风险莫过于对个体隐私的侵犯。ChatGPT的核心是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它需要输入大量数据并进行训练之后才有可能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因而分析大量数据是其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教学辅助、家教辅导、在线答疑、课堂数据分析等先进教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生物信息、行程轨迹、关注内容、身体位置，乃至心理状况、价值取向、生理缺陷和家庭背景等数据很容易被获取和收集，成为数据“透明人”。如果ChatGPT未经过有效的数据加密和隐私保护措施，就会使其中的敏感信息、私密话题面临泄露的危险，进而对个人的隐私及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

另一方面，ChatGPT的教育应用已越来越多，而监管法规建设却相对滞后。当前，一些企业开始加大ChatGPT教育应用的研发投入，持续发布有关教育应用的产品，例如科大讯飞公司已发布公告称，类ChatGPT技术已于2023年5月落地，其子产品讯飞智慧教育已在全国32个省级行政单位以及日本、新加坡等海外市场应用。而我国目前已有的教育法规则缺少ChatGPT教育应用产品方面的标准规范、监督管理制度等。与高速发展的技术相比，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建设也较为迟缓，这也导致ChatGPT教育应用相关伦理制度建设的滞后。

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来讲，当技术被广泛应用并形成自主性力量时，它的内在结构和功能往往使得技术偏离人类预设的轨道，甚至会超出人类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会产生具有强制性的“促逼”功能，它的要求和规定可能会压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意志，使主体性被遮蔽的风险增高。集多种先进技术于一体的ChatGPT所面临的伦理问题，是由多种技术伦理问题并存而导致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主体性遮蔽风险。

在ChatGPT模型中，每个教育对象都是数字化的个体，可以借助用户画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但也应注意到，画像看似实现了对教育对象的心理和个性的透视，将人纯粹地数据化，却忽视了现实人的多维复杂性。具体到ChatGPT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场景下，每个教育对象及其日常生活、学习轨迹、学习状态都被记录为一个个数据包，并通过这些数据包形成电子画像。从表面上看，这是对教育对象思想行为特征的精准描述，但在本质上是将人抽象化为“数据的人”，忽视了“现实的人”的多维丰富性，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性存在，进而可能导致“唯数据论”“数据崇拜论”“数据异化”风险^[4]，让“简单、抽象的信息、数字、符号替代了人的全面本质”^[5]，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背道而驰。

思想政治教育是育人工作，要实现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认同与践行，而情感因素是推动教育对象把教育内容内化于心的催化剂，也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沟通的纽带。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即注重教育过程中的情感融入，注重教育对象的人格品行和情感养成。ChatGPT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变革，特别是在把握教育对象的环节提供了科学化、覆盖面广的技术支撑，让思想政治教育精准施教成为可能。但在ChatGPT的参与下，对于身处互联网终端的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而言，知识的传播和流动只能依附于技术作用下的数字符号和程式化的活动设置，教育双方的情绪、感受特别是情感被技术所屏蔽，相互之间无法察觉彼此的喜怒哀乐，容易造成认知和情感的“伪参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情感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化的推动作用，而教育过程中情感体验的淡化也会造成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现实生活关系的淡化，最终可能导致双方由于缺乏知识与情感的交流碰撞而产生关系异化的风险。

ChatGPT模型的黑箱特性可能会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产生负面影响。黑箱是指一种系统或装置，其内部的结构、工作原理或信息处理过程不为用户所知，用户只能观察其输入和输出，而无法了解其内部运作机制。黑箱在信息科学、工程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中被广泛应用，但因缺乏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些挑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旨在通过教育内容和形式来引导教育对象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和品德。然而，当ChatGPT被用于处理教育内容时，其数字化处理可能扩大教育内容和形式之间的不协调性，无法获得预期的教育效果。ChatGPT模型会结合已有的对教育对象的数据分析，将输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转化为教育对象所接收到的内容，但由于教育对象无法了解具体的算法内容推荐机制，只能被动接收经模型二次处理过的数据，导致教育对象逐渐陷入“认知黑箱”。同时，黑箱特性还可能使教育者无法确保模型输出数据的客观性、完整性、连贯性和准确性，因而也无法保证教育的有效性。

此外，ChatGPT的强大算法能力极易造成群体思想极化与依赖成瘾，进而可能削弱社会价值共识。一方面，与信息茧房现象类似，ChatGPT对教育对象的思想和知识获取进行精准化推荐和分发，使教育对象沉浸于狭窄的信息环境中，导致其排斥异质化声音和多元思想，进而滋生小众文化，带来群体极化现象。^[6]另一方面，技术依赖容易使教育对象反思和批判能力弱化，产生技术崇拜和思维惰性。这种思维惰性不仅会强化教育对象对ChatGPT系统的路径依赖，还会阻碍伦理风险意识的养成，对风险防控产生不良影响。在ChatGPT教育应用场景中，教育对象很难通过冰冷的算法代码来体验人文关怀和熏陶，无法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精神。ChatGPT的算法规则和标准化流程限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内容和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含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受制于程序化、流程化的工具理性，“很难在数据交易过程彰显其人文精神的社会关系向度”^[7]，进而使思想政治教育主流价值共识被稀释。

ChatGPT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风险，源于应用主体层面技术伦理意识的淡薄，应用技术层面对教育伦理的僭越，应用价值层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的钝化。

ChatGPT作为一种处理自然语言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将会面临诸多技术伦理问题，包括算法的局限性、隐私保护、数据安全、法律追责等。首先是算法的局限性。ChatGPT语言模型需要通过大量的语言数据进行训练，如果数据样本不足或者存在数据偏差，输出结果就可能存在偏差，甚至会对某些群体产生歧视性对待。例如，若在输入样本数据时就具有主观偏向，那么算法可能会对特定教育对象群体给予优先或者次要的对待，进而形成算法歧视，加剧系统性和结构性偏见。这种算法歧视并非算法设计人员的有意识选择，而是因算法本身缺乏要素透明、程序透明和背景透明而导致的无意识结果。^[8]此外，ChatGPT还面临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问题。作为一种基于云计算的技术，其运行需要依赖用户提供的文本数据。当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智能系统都是委托第三方商业公司进行设计开发和保障运行的，学生信息主要通过智能云端进行数据处理和存储，面临数据泄露和滥用的风险。一旦学生的信息数据被泄露或者被非法使用，就可能造成严重的财产安全、信息安全和其他相关风险。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法律法规问题。在ChatGPT应用中，由于算法的自主性，其能否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如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垄断法等，若由于算法的自主性导致其触犯法律，责任该如何划分等，这些都是还未解决的问题。

ChatGPT对教育伦理的僭越在本质上是由其“类人性”导致的，而“类人性”正是源于其背后的深度学习技术。深度学习是一种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学习和分析来模拟人类的学习和思考过程。^[9]ChatGPT正是以深度学习的方法，通过海量数据的训练，学习了大量语言规则和语境信息，初步实现了可以像人类一样产生和理解语言。在哲学层面上，它的“类人性”与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密切相关。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人是一种“存在”，一种拥有理性、感性、身体等多种维度的存在。^[10]46人的存在方式是“开放性存在”^[10]47，即人不断开放自己的存在，与外界进行互动。因此，人的存在方式不仅限于人体本身，也涉及人与其他存在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ChatGPT作为一种新的存在，也拥有独特的存在方式。它可以通过学习和模拟人类语言和行为，具有一定的“类人性”，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开放性存在”的特征。ChatGPT是人类语言和思维的延伸。ChatGPT的“类人性”是在模拟人类语言和思维的基础上实现的，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工智能技术的延伸，也是人类对自身存在方式的一种探索和拓展。然而，“类人性”会使得身体和技术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意味着ChatGPT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技术工具，而具备了一定的人类思维能力；它不再是人类的客体或工具，而成为一种身体和技术的混合体。它既有人类的思维能力，又具备强大的计算和信息处理能力。

“类人性”使得人与ChatGPT之间的关系从人与非人的二元论关系逐渐发展成相互生成的共生关系。ChatGPT之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也已经跳出传统意义上的工具价值，逐渐成为“教学代理”。^[11]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12]在设计之初，ChatGPT的“类人性”旨在输出对人更加真实可信的知识，但却不可避免地使人对自动生成的知识产生“权威”的幻觉。它会依据丰富的数据库，模拟教育者的语言和行为来对不同的教育对象进行“因材施教”。在此过程中，ChatGPT所展示出的“超越性”可能受到教育对象的追捧，进而导致教育者的主体地位被削弱，威胁教育者的自我认知和价值实现。虽然ChatGPT可以自动生成知识，但在本质上只是从大量训练数据中拼凑出答案的语言系统，并不真正理解输入输出数据的意义，也没有自己的目标，并不能承担起“教育者”的责任。因此，教育对象所认为的“因材施教”，实则是大数据的“投其所好”。如若不能认清这种“权威”幻觉，就容易引发将具有“类人性”的ChatGPT视为知识权威的风险，进而导致技术对教育伦理的僭越。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对ChatGPT的应用一定要慎重，警惕其“类人性”，并时刻关注ChatGPT的教育方向，确保其正确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

作为一种教育形式，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传递知识和技能，还对教育对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行塑造和引导。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普遍的信仰、原则或价值观，它们被视为一种独特的或特殊的道德或政治意义的体现。”^[13]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思维模式，它不仅描述了人们的思想和信仰，更是对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的指导和规划。

ChatGPT作为一种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ChatGPT使用固定的算法和大量数据来生成语言和内容，而这些算法和数据的选择，是由ChatGPT的设计者和开发者决定的，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ChatGPT生成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可能会对用户的思想和意识产生影响，特别是在用户没有足够的思考和反思能力的情况下。其次，ChatGPT的推荐算法会在一定程度上依据用户的特点和喜好来生成内容，比如用户过度关注某些话题，或者对某些话题表现出偏向，这些偏见会被ChatGPT的推荐算法不断放大，从而对用户的思想产生不良影响。再者，如果ChatGPT的数据来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只包括特定的文化或社会群体的数据，那么推荐算法生成的内容就必然会存在文化或社会偏见。因此，ChatGPT生成的内容可能会被用于操纵或误导用户的意识，特别是在政治或社会问题上，一些恶意用户或组织可能会使用ChatGPT生成的内容来散布虚假信息或误导性的言论，从而对用户的意识产生负面影响。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智能传播阵地不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在智能空间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但主流意识形态仍存在话语表达严肃、内容厚重抽象、传播形式相对单一等问题。虽然ChatGPT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分发效率，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一旦被ChatGPT过滤掉，受众就会“偏食”“沉迷”于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从而加厚圈层区隔、加剧价值分化，钝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要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14]ChatGPT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创新手段和技术支持，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伦理风险。因此，既要以法为据，完善技术伦理风险防范制度，也要以人为本，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导地位，同时还要以道驭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发展。这意味着既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突围，也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进行优化。

制定伦理规范和法律法规是保障ChatGPT规避伦理风险和健康发展的必要措施。在风险社会中，通过法律的力量来化解ChatGPT带来的风险，需要建构相应的法律制度和社会规范。

第一，强化算法透明，确保ChatGPT教育应用的合理性和可信性。黑箱现象阻碍了人们理解和评估算法的逻辑和输出结果，为此，首先应该打破黑箱现象，确保算法逻辑的透明化，消除潜在的伦理风险，提高公众对算法的信任度。其次，应加强ChatGPT算法设计开发和数据选取的监管，特别是加强算法的数据来源和处理过程监管，避免程序开发设计人员将错误认知带入程序设计，造成不良影响，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同时，应该对算法的输出结果进行定期检查和审查，保证算法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最后，为了确保算法的透明度和监管的有效性，应该加强算法技术普及和教育，提高公众对算法的认识水平，进而增强对算法的信任度和支持度。

第二，学校要强化对法规制度的贯彻执行，不能轻易将存储学生数据的后端平台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同时应聘请有经验的人工智能工程师为思想政治教育使用人工智能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管理，强化相关数据保护，防止出现数据泄露和不法分子滥用数据的现象，为ChatGPT的应用提供安全、健康的环境。

第三，建立健全ChatGPT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通过有效的法律法规约束，将制度的力量贯穿于ChatGPT应用的全过程，降低其伦理风险。目前，我国已成立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和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其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和《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分别提出了八条治理原则和六项基本伦理规范^[15]，为ChatGPT伦理风险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具体来说，要建立健全算法设计、市场准入、平台使用和过程监管等方面的法规制度，明确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规范平台的研发、信息分发和网络行为，防止技术异化和价值扭曲。同时，需要加强法规制度的贯彻执行，增强ChatGPT算法监管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推动法规制度落实到位，加大对不法行为的惩罚力度，不断探索ChatGPT法治化治理的可行策略。

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接受视角来看，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要求“教育对象对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进行选择、内化、整合等，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思想认识、品德修养，不断进行主体重构”^[16]。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实现双向互动，教育对象与教育者均为教育主体。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角度来看，如何强化教育者的主导地位，提升人工智能素养，推动ChatGPT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双向赋能，进而实现育人目标，已成为重要议题。首先，教育者要正确认识自己在教育中的地位，自觉提升ChatGPT使用技能。为此，学校可以组织相关培训，为教育者提供学习ChatGPT知识和技术的机会，通过培训提升教育者的综合素养，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完成育人目标。其次，教育者要充分利用ChatGPT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便利，全方位、系统化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对此，教育者可以利用ChatGPT等技术实现对教育资源和学情现状的系统掌握，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全面认知，为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奠定基础。最后，在对ChatGPT育人平台的使用层面，教育者应充分起到主导作用，发挥ChatGPT扩展教育途径、突破教育时空限制的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创新发展，为教育对象提供课堂外的情景教学和相关实践活动，提升其参与教育活动的积极性。因此，要全面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ChatGPT技术的结合，更好地实现育人目标。教育者要充分认识ChatGPT的价值和作用，正确掌握其应用方法。同时，需要ChatGPT技术开发者重视教育领域的需求，为教育者提供更加专业化、针对性更强的技术支持，强化教育者的主导地位，为思想政治教育保驾护航。

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角度来看，一方面，ChatGPT不是教育者对教育对象灌输知识的“利器”，教育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参与者和合作者，应被赋予使用ChatGPT技术的权利，并接受相关的培训和指导，了解如何有效地利用ChatGPT等工具获取信息，开展研究和表达观点，提升信息素养和批判思维能力，以更好地应对信息过载和虚假信息的挑战。在教育对象积极参与使用ChatGPT等技术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引导教育对象参与讨论、提出问题、分享意见等方式，提高其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及自主学习和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教育对象应在ChatGPT技术的应用中保持批判意识，明晰技术的局限性和潜在的偏见，辨别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教育对象可以利用ChatGPT技术进行事实核查、对比不同信息源，并运用批判性思维判断信息的价值和准确性，从而形成独立的观点和见解，避免盲目地接受技术提供的答案。

ChatGPT作为一项深刻影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技术，其“价值中立”似乎只能是一种幻想。算法是ChatGPT的核心要素，但当前智能算法的开发和运用主要由国际互联网巨头企业主导，这决定了ChatGPT必定遵循西方资本逻辑，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极易对我国社会造成冲击。正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17]算法自身没有价值偏向，可一旦研发人员将资本意志植入技术，追求资本的增殖，极易造成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因此，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技术研发应用，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强化对技术应用的治理。

首先，自上而下地构建管理体系。一方面，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人工智能时代全面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遵循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思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素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实现技术价值向育人价值的转化。另一方面，全社会也应广泛协同配合。随着ChatGPT应用场景的快速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任务将全方位、多维度地深入到教育对象学习、生活、娱乐的方方面面。在此过程中，全社会应在与ChatGPT的交流对话中提高对答案信息的辨析能力，并利用其内部的自我修正系统传输正确的内容，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应对与纠正ChatGPT可能存在的价值扭曲、情感偏见等问题。

其次，构建智能化协调运行体系。从方法上来说，在ChatGPT参与协调教育内容设置、教育方式创新过程中，要主动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元素。在以ChatGPT突破各项教育工作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消除部分教育制度和机制上的困难的同时，应避免冰冷程序化的教学内容固化教育对象的思维，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增强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情感体验，使技术所赋能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更有情感温度。从方式上来说，ChatGPT进一步推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融合。要在开展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阵地的显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将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融入教育对象的专业课程中，借助ChatGPT应用智能教育场景，为优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供展示空间，对教育对象进行更加精准化的内容分发，增强教育对象对主流价值观的接受和认同，开展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文化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直达学生心灵。

最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地位。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ChatGPT技术创新，强化对ChatGPT应用的治理，规范和节制资本及权力的渗透，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嵌至智能算法的逻辑体系之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纠正技术的工具理性偏向，不断优化算法自身“内嵌式规则”的伦理取向。摒弃“流量为王”的价值导向，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算法优先级中的比重，为优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供展示空间。同时，坚持技术向善的价值理念，在技术研发和应用中保障人的自由和尊严，避免使教育对象成为被ChatGPT操纵和控制的“单向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