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在2015年9月28日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522以来，全人类共同价值逐渐成为我国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热门话题。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作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部署，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2]，并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思想写入党章，指明了其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国际关系演变中的重要作用。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格局加速调整，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先进理念引领合作、共谋发展。面对全球两种制度竞争合作的复杂局势，应全面分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唯物史观基础研究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哲学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近年来，学者们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世界历史理论、交往实践理论三个视角，分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唯物史观基础。
1．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全面发展的一门学科。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现自身解放指明了方向。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类存在物”[3]，人与动物是有本质区别的，人存在于社会关系中。近年来，学界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出发，探讨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来源。有学者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人之需要，人所具有的类意识是其人性基础[4]，从而肯定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主体，即人类或者是作为类的人。同时，学界还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源与流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不但具有“现实人性”，而且是一种“类存在”，是马克思主义“类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5]15也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为切入点，认为人性是共同的或相通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人类共同的需求和利益诉求。[6]还有学者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出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真正以人民为本、关怀全人类生存现实的价值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时代回响。[7]26换言之，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全人类求解放。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着眼点和实践主体是全世界的民众，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具有高度一致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的价值体系。
2．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视角的分析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8]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毋庸置疑，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是空洞的或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人类来创造，是各民族、国家、个人为满足需要日益突破地域局限性，相互交往、分工合作的结果。同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理路，人类社会在由国别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往往是经济搭台，文化、文明唱戏，而文化也好，文明也罢，都蕴含独特价值以及从民族史向世界史演进所展现出来的共同价值。有学者基于全球化视角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世界各国交往日益频繁，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增加，价值冲突与价值共识同时并存。[9]今天，人们生活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相连的时代，也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时代，真正的世界历史呼唤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学者从时代特征出发，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基础上提出的全新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思想基础，以实现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旨归。[10]5还有学者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科学揭示了当今世界历史进程出现的新特点和新规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发展。[11]换言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另有学者从国际视野展开思考，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根据世界发展趋势和国际新形势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世界”的时代之问。[12]可见，在目前的研究中，学界普遍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当前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创造性提出的全新价值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表达。
3．马克思交往实践视角的分析
交往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交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交往观出发，提出一个民族、国家的价值观体系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复杂的劳动实践、交往活动和文化创造中积淀下来的。[7]25也就是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球化进程中交往的产物。按照马克思交往实践理论，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是人类交往的现实前提。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因素已广泛地、历史地存在于人类交往互动的过程之中，并在长期的演化实践中不断丰富，成为不同国家的人民交流往来、共处发展的价值观念基础。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各个人之间的交往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基于互利平等的多边交往；在这种交往实践中，人类将产生更多共同属性，并由此生成更高层次的价值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必然促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产生。[5]18另有学者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彼此联系、相互交往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历史从民族走向世界的必然产物。[13]还有学者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人类美好愿望的意向性表达，而且是在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的人类普遍性实践中生成的价值事实。[14]可见，学者们普遍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普遍交往的结果。
综上，学界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世界历史理论、交往实践理论三个维度，分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还需要不断拓展研究视角。譬如，可以从群众史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等方面深入分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源流，进一步增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性和理论说服力。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辩证唯物论基础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充满矛盾的世界；不同的价值观对个人与社会具有不同的导向作用。近年来，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视角，探讨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基础。
1．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意蕴
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诠释了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物质的能动反映。有学者基于物质决定意识维度展开思考，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并不是凭空捏造的抽象概念，而是对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诉求的高度概括。[15]有学者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全球新秩序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的深刻理论探索，表明了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生成的。[7]21另有学者基于意识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维度进行探讨，认为各个国家的人民在社会演进过程中都在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生存环境，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一种价值指向，更是一种现实选择和迫切呼唤。[16]可见，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对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呈现。
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了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多样的世界又蕴含着统一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在“多”中创造“一”，即在多样的世界里寻找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一”，其哲学根基正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习近平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7]有学者基于文明多样性视角展开思考，认为作为“类存在物”，人类在情感上具有相通性，以情感为纽带的人类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百花园中绽放异彩的花朵。[18]42简言之，全人类共同价值诠释了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原理。
2．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意蕴
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物质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来看，世界万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之中。正如恩格斯所言，“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互相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9]，这说明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发展是物质世界的存在状态。有学者基于全球化视角，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愈加密切，人类愈发成为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愈发呼唤共同的价值理念保障有序发展。[20]还有学者从联系的普遍性维度指出，尽管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程度极不平衡，发展道路也不尽相同，但都同时面临公共卫生、生态失衡等普遍性难题。[5]19学者们关于世界普遍联系的探讨，拓展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基础的研究视野。
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同一事物内部或者不同事物之间的矛盾运动变化，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有学者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视角指出，由于世界各国国情与发展状况各有差异，共同价值以承认彼此的特殊价值为前提条件，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21]10有学者从文化基本特性出发，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文化差异的承认蕴含着对文化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的辩证超越。[22]另有学者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承认世界上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国家的人们存在不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追求全人类价值的最大同心圆和最大公约数。[10]15由此可知，学者们普遍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求大同存小异的价值理念，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3．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意蕴
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价值是客体以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关系。近年来，学界从人类整体与客观物质世界的价值高度解读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有学者认为，只有在价值认识论和价值存在论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审视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透彻地理解其内蕴的建构性意义，才能全面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本体特色。[5]17有学者从价值功效视角出发，认为共同价值不仅是一种指导人类行动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一种规范理性意义上的指针，为人类美好生存与生活提供一种深刻的理据。[23]此外，还有学者从比较视野出发，对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哲学基础、内在特征、目标追求、思维方式、实践方式等进行深入探讨和对比，普遍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回击与超越。[24]学者们的探微，展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旨归，即全人类共同价值回归人的价值逻辑，始终关怀全人类的生存现实。[25]
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正是通过劳动实践，整个世界才能成为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有学者基于实践视角，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成果，其具体内涵也只有置于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代社会实践中才能被理解。[26]有学者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当今人类实践活动深度融合的价值反映，是不同文化和民族相互交往、共同实践的结果。[27]另有学者立足世界百年变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现实，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追求世界人民美好生活的实践中提出来的，既有现实的问题导向，也有可行的实践基础。[28]还有学者立足中国发展实践，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绝不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式的中国式价值想象，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探索、实践、丰富、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道路。[29]简言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人类价值交流互动的产物。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视角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分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奠定了根基。但是现有研究多从宏观视角分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来源，微观视角的分析较少。譬如，从矛盾论、过程论、系统论等视域出发探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基础的研究还较少，从价值主体、价值客体、价值介体、价值实践等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视角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的成果更少。因此，在这些领域开展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研究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基础研究
关于共同体，古往今来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先后出现的有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城邦共同体思想、西方欧洲社会契约式共同体思想、德国理性主义共同体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共同体思想，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天下一家”的政治社会思想，等等。而人类对于政治与社会共同体理论的探索到了马克思那里，才算真正发展成熟。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探讨比较丰富，不少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理论探讨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无疑为分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提供了启发和借鉴。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基础。
1．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同体理论基础
共同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范式，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马克思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将社会大致划分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共同体也被分为自然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三种形态。自然共同体涵盖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态的共同体，这种形态的共同体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虚幻的共同体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之后，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始终存在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分裂；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发展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构建，即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自由人联合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也就是说，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恩格斯则更直接地称其为共产主义联合体。列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从国际发展趋势和俄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斯大林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0]来界定民族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怎么正确处理国际事务和发展国际关系的全新课题，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国际战略观点，并强调“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31]。为解决国际争端，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立足世界现代化发展规律，总结过往经验，强调“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的”。邓小平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时代特点和各方发展势态，明确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进入21世纪，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江泽民立足国际客观情况首次提出“尊重世界多样性”的理念，呼吁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此基础上，胡锦涛分析国际新形势，提出“和谐世界”的崭新构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不同程度地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
近年来，学界从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层面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行了相应探讨。有学者立足共同体与价值的关系，提出“共同价值”是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共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基础和压舱石。[21]9有学者立足人类发展视角，指出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共同体不断构筑的历史，不同的价值导向推进了不同共同体的构建，并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凝结不同主体的价值共识。[32]还有学者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当代回应，契合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33]有学者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问题、共同利益而提出的价值体系，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发展。
2．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给养
国内学界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的热潮与近几年来的国际政治氛围具有一定程度的联系。2013年，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首次提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4]随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成为习近平在重大国际国内场合中反复强调和主张的重要理念。近年来，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一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522，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摆上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对二者关系的探讨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
学界普遍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旨在共同实现人类美好生活。有学者立足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场，只有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指引。[18]40有学者从哲学视角出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社会存在，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社会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现实存在决定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其现实依据，反过来，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与共的价值观念反映，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石。[35]另有学者基于马克思伦理思想展开思考，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文化结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全球层面形成价值共识和伦理共识。[36]还有学者基于当今世界面临的“两个大局”展开思考，指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道义确证，凝聚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现实主体，划定时代边界，是后者的实践场域。[37]总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内在契合性，二者相融相通。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和经济全球化日趋扩大的进程中，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基础的研究，还需要学界进一步加强。
四、总结与展望
1．研究现状评析
综上，近年来国内学界从唯物史观、辩证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出发探赜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基础，已取得一定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为深入研讨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学理依据。然而，现有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研究还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这正是未来研究中有待开拓的领域和努力的方向。
第一，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研究较多，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研究较少。目前学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探讨大多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即立足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视域探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基础，而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视角出发的理论基础研究则较少。换言之，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分析与梳理的整体性不足，有待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以构建起完整的理论基础。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出发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的研究较多，而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出发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基础的研究仍较少。因此，应重视和加强从共同体理论视角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第三，从整体概念上研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研究较多，但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基本范畴具体化，有针对性地探讨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研究则较少。现有研究大多从整体层面抽象地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将其核心要义延展、具体化，一一对应地探讨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研究较少，存在理论基础研究空泛化的现象。此外，还存在关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范畴和内在联系挖掘不够的问题。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
2．研究展望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激烈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题。习近平高瞻远瞩，着眼于人类的前途命运，站在人类道义的制高点，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需要和价值追求，是破解时代之问、引领时代之路的时代强音，是人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创造美好未来的价值支撑和方向引领。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璀璨明珠，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生动展现。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必须正本清源，深入挖掘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探寻既一脉相承又发展创新的根脉，展现真理之光。目前，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研究还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挖掘。
第一，增强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整体性研究。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能只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个部分、某一个理论，应对其理论基础进行综合性、全面性、系统性的挖掘。当前，亟待学界进一步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增强其理论基础的完整性。另外，从整体上探究理论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机联系，进而破除思想迷雾、认识误区、理论陷阱，是未来研究应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这一问题有待学界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准确把脉、深耕细作，以使理论更有说服力和针对性。
第二，加强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研究，以及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二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研究。事实上，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有机体，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和灵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弘扬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载体，应进一步加强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基础研究。
第三，深化全人类共同价值核心要义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研究，有针对性地挖掘其理论来源，克服研究中的虚化和泛化现象，实现研究内容具象化、具体化的目标。换言之，既要厘清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六个基本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又要将六个基本范畴具体化，有针对性地挖掘和梳理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使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地、落小、落细。具体而言，一方面，进一步阐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何会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要义，这六个基本范畴如何反映全人类共同需要，之间有何内在联系。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相关论述，分析其与当今世界发展局势和国际关系的关联性。譬如，从马克思主义和平发展理论、国际公平正义观、民主观、自由观等视角深入挖掘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基础，无疑是有待学界深入探究和全面挖掘的重点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