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23, 9(4): 14-22 doi:

前沿问题

心理·文化·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三维向度

柏路, 乔庄

Psychology, Culture, and Belief: The Three-dimensional Directio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Lead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Bai Lu, Qiao Zhuang

编委: 杨峻岭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柏路,法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

乔庄,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

摘要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包括心理生活、文化生活和信仰生活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心理生活的重要基石,能够纾解中心失焦、心理失序和心态失衡等心理陷阱,进而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作为文化生活的价值标尺,能够调节文化供给、文化享有与文化交往的内在矛盾与瓶颈问题,从而确保文化生活的充实丰盈、和谐有序和自信状态;作为信仰生活的意义支撑,能够回应社会转型期中的信仰问题,继而形塑信仰生活的理性认知、精神自觉和惯习图式。

关键词: 心理 ; 文化 ; 信仰 ;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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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路, 乔庄. 心理·文化·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三维向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J], 2023, 9(4): 14-22 doi:

Bai Lu, Qiao Zhuang. Psychology, Culture, and Belief: The Three-dimensional Directio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Lead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Studies on Core Socialist Values[J], 2023, 9(4): 14-22 doi: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1]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和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2],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从唯物史观来看,精神生活是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催生了精神生活的层次性。心理生活处于精神生活的基础层级。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包含人的心理感官系统在内的全部解放,人的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体验就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感性直观之维。文化生活处于精神生活的中介层级。文化是在人类生存与生活实践中形成并不断积淀、升华的产物,文化生活凝结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精神基因、风俗习惯和价值取向,为民族成员的精神生活注入历史基因与现实物料。信仰生活处于精神生活的根本层级。人在生命活动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显示出自我否定、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超越属性,是人之为人的特质和标志,具有照亮精神家园、抚慰心灵、构筑意义世界等功能,这也是信仰生活的展开方式与意义呈现,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支柱。立足当代中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生活的理想样态和实践要旨。因此迫切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标尺与重要引擎,破解社会新发展阶段人们心理生活、文化生活和信仰生活中的现实困顿,达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理生活,和谐多样、优雅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活,意义充盈、凝魂聚气、崇高笃行的信仰生活”[3]。基于心理生活、文化生活、信仰生活,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三维模式,对于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心理生活: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

在历史发生的起点,“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161。人通过物质生产劳动与自然界进行能量交换,以满足基本的肉体需要与精神需要。马克思指出:“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像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大部分(物)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满足精神的需要。”[5]47-48因此,与这种肉体需要直接相联系的精神需要实质上就是人的心理生活,即肉体在认知、情感和意志等感性心理活动层面对物质生活的反映,它是最简单的精神生活形式,构成物质生活基础上精神生活发展的起点和基石。

人的心理生活既是个体的知情意行等心理状态,也是集体心理生活的表征,即社会心态。社会心态不仅表征着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民主化程度和社会民生福祉状态,也反映出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的社会需要、共同认知、情绪反应、价值取向等社会精神生活的整体状况,被称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心理生活共同富裕实质上是社会成员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需要在得到充分满足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情绪、理性的社会认识和稳定的社会价值观念。心理生活共同富裕能够缓和利益冲突、凝聚社会共识,能够为人们提供理性思考、保持乐观情绪的心理环境,促进形成稳定持久的价值取向。在此意义上,心理生活共同富裕构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

社会心态的起伏涨落、运行演化直接关系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当代中国社会心态呈现出何种样态,以何引领、如何引领社会心态走向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注入精神力量等,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心态的发展演变是由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人民群众对实现美好生活充满信心和期冀,但受社会转型影响,也滋生出中心失焦、心理失序和心态失衡等问题。一是“怎么都不富裕”的心理陷阱致使中心失焦。经济学家常常设想将“蛋糕做大”从而使每个人获得比较满意的生活条件,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6]。事实上,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充裕,而且更为紧要的是避免“心理蛋糕”对“经济蛋糕”的抵消,陷入“怎么都不富裕”的心理陷阱,降低大众的获得感与满足感。二是群体极化造成心理失序。积极情感的普遍认同往往会转变为对所属集体的认可,而消极负面情感的积聚,则可能引发破坏性的集体行动。当前意识形态斗争、公权力形象塑造、民生热点话题等,容易引发利益相关者和“看客”的情绪波动,继而产生群体极化,造成社会心态的分野。三是阶层差异造成心态失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部分社会成员心态失衡,并在不同社会阶层中产生冲突意识和对立情绪,造成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疏离感和怨愤感。社会心态是关于社会现实的主观感受,本质上是由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结构特征所决定的。当社会发展处于上升阶段,人们具有良好的心理预期、认知和感受,社会心态就会随之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心理倾向;当社会发展趋于平缓,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暴露出来,人们就会产生心理落差与心理分歧,社会心态也会随之变得消极。根本而言,社会心态是以一定社会价值观为支撑的社会认知、社会感受和社会情绪的综合表征。因此,既要从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要来提升人们的心理预期、认知和感受,更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心态,支撑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和坚定信念,避免各类心理陷阱的产生及其带来的危害。

那么,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基点引领心理生活共同富裕?社会心理学认为,个人在与集体互动中通过知识、情感、价值观的比较和判断,能够自觉地融入某个心理群体,从而以群体心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为参照形成个体的心理生活。因此,要增进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尊感、信任感和归属感,将其内化为社会心态的价值基点,形成对心理态势的强力支撑与引领,破解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的各种心理难题。

第一,促进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尊感。泰弗尔的最简群体范式认为,个体认同一个群体及其价值观能够获得积极自尊,即个体对给自我带来自尊的特质产生自觉确认;个体会主动寻找、认可符合自身特质的群体价值观念;个体将自己所属的群体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和评价后得到身份确认。因此,应当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调节社会成员的心理秩序,架构“政党引领—社会支持—他者关怀—自我确证”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破解“躺平”“内卷”等带来的消极自我认知,引导社会成员在所属社会群体中找到角色定位和价值所在,积极培育群体精神以提升社会成员的自我效能感和社会参与感,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尺推动不同群体形成价值共识,实现个体自我价值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同频共振。

第二,促进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任感。当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倡导的价值导向是稳定且一贯的,就会产生信任感,而这种信任感有助于生成稳定的社会心态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利益分配的价值标尺,贯穿于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全链条,以分配公平纾解社会利益矛盾,稳定心理预期,提升社会成员的获得感与满足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舆论宣传的价值导向,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给予社会成员以积极反馈,同时涤荡浊风陋习,驳斥西方错误思潮,祛除不良之风,以共同情感培育涵化社会信任感。

第三,促进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归属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时代精华,又是当下社会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因而社会成员对其具有天然的亲切感与归属感。激发社会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归属感,能够增进其对于民族身份、文化基因和社会发展的认同,从而有效弥合心理分歧、缓和心理冲突等。走向历史深处,充分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的民族禀赋与伦理传统,唤起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与心理归属,铸牢里仁为美、履道尚德、家国一体的民族文化心理根基,构筑中国人独有的“我们感”与“家园感”;基于现实考量,破除由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引发的认知鸿沟与心态歧出,引导社会成员正确认识全局与局部、先富与后富、个体与集体、公平与效率等的关系,有效引领和整合社会意识与社会心态,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在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和共同享有中获得归属感与幸福感。

二、文化生活: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食粮供给

唯物史观从基本事实出发,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7]。吃、喝、住、穿是人们通过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相互作用而实现的,是人们的经济生活。在此基础上,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文化上层建筑也逐步建立起来。马克思指出:“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4]541因此,文化生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表征着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内容。文化生活的共同富裕实质上是文化生产繁荣有序、文化分配公平正义、文化交往自信和谐和文化消费理性自觉的有机统一。

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是衡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创造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是人的精神食粮,正如人类肉体的存续需要消费物质生产资料,人类精神生活的满足也需要作为精神资料再生产的文化生活。人的文化生活需要是多层次、多方面和多样化的,一般而言包括“审美之需要、求知之需要、怡情之需要、成德之需要、究极之需要等”[8]。不同于心理生活和信仰生活,文化生活具有消费属性,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必须诉诸文化产品,因而文化生活共同富裕首先指涉的就是文化产品的质量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生产领域愈发繁荣的同时出现了质量与数量、高雅与媚俗等矛盾,造成了娱乐化、庸俗化的价值取向,从根源上遮蔽了文化生活的文明样态。因此以何种价值标准衡量和引领文化产品创造,则成为实现文化生活共同富裕的首要问题。从本质上看,对某种文化质量的价值评判应当“表现为一种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或者说,表现为一种文化在促进文明健康发展上的能量,……所谓具有较高价值的文化就是一种蕴涵着较大创造余地的、为人类创造精神准备了广阔的自由空间的、也就是更能激发并保持人类创造性的文化。这种文化最具特征性的一个现象是,它的传统所起的作用只是为进一步的创造提供了基础而不是把进一步的工作限制为派生性的注解”[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和精华与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表达,表征着中国人对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追求,蕴含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能够并且应当作为评价文化质量的价值标准。

共同富裕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和分配公正的有机统一,文化的公平享有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的肉体和精神遭受摧残与折磨,人被降格为“物”,且只有以“物”为媒介,才能获得精神的自由与独立。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874。一旦消灭私有制,人们的感觉、精神就会从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进而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当下,我国城乡、区域等的文化服务差距仍然较大,文化生活共同富裕任重道远,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均等化发展是未来一段时期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建设的主心骨,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以其中蕴含的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牵引,将顺应社会发展、满足人民需要的文化政策落实到城乡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中。

文化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是物态文化的丰盈充实,更是文化交往秩序的和谐有序与文明交流的自尊自信。文化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以人类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过程中所获得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以及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为中介而进行的交往”[10]。从人的本质属性来说,人渴求在文化交往中获得知识启迪、道德涵化和智慧增益,实现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在文化交往的相互碰撞、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过程中,人类文明发展也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在文化交往维度,文化生活共同富裕既包括人民群众在知识交流、价值融通、共识凝聚中消弭认识分歧、实现视界融合,从而形塑共同体意识,也包括在文明对话中保持民族文化自尊自信、坚定独立的文化发展道路、彰显中华文化智慧。因而,文化交往的和谐与自信应当成为衡量文化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标,这既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唤起社会成员的关系理性,又需要坚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撑文明发展的价值自信。进一步讲,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生活共同富裕,使其在文化生产、分配、交往和消费等方面持续发力。

第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促进文化生产质量提升。要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准入、考核和评价机制,营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繁荣有序发展;提升文化生产者的使命担当、思想境界和业务能力,坚持为人民抒怀、为时代立传的初心使命,聚力反映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坚持文化生产的守正创新,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握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善用现代技术手段,赋予文化作品更多生活气息、文明气韵,既要阳春白雪又要泥土芬芳,推出一系列内涵丰富、品质优良的文化作品。

第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促进文化分配公平正义。要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作为衡量文化服务的重要尺度,聚焦当前文化产业分配的突出问题、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瓶颈,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社会协同、人民参与、法治保障的文化治理模式,确保人人参与、人人享有、人人满意;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机制,构建城乡文化服务“拉动—协同”体系,形成城市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制度化、常态化帮扶,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引导优质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更多地向农村倾斜;挖掘农村特色文化资源,协同开展民俗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区域文化一体化发展,根据区域发展实际,通过组建文化机构联盟、共同举办品牌文化活动等方式,在公共文化资源、活动、服务、管理等多个方面实现共建共享,释放区域文化发展活力,推动区域文化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文化公益事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仁者爱人、亲仁善邻、兼济天下等慈善精神,鼓励有条件的社会力量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文化资源援助,构建平台助力、资源集聚、多方参与、合力发展的文化志愿服务体系。

第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纽带,助推文化生活和谐自信。要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媒体传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报、刊、网、端、微、屏等多种载体的媒体方阵,以技术驱动为重点,以内容生产为关键,以平台融合为基础,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介质在场、全渠道畅通、全天候覆盖、全体裁呈现、全成员享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文化交往的基本共识,进而成为润泽心灵、持守道德的主基调,促进文化生活的和谐有序;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寻找中外民众日常生活、习俗文化、认知情感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交汇点和共鸣点,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故事,努力消除国际社会的文化偏见,彰显中华文明解决世界性难题的文化智慧。

第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支撑,擢升人民文化审美能力。人民群众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其审美能力影响着文化产品再生产的质量和水平。因此既要积极引导人们树立理性的文化消费观念,倡导真、善、美的消费理念,提升文化消费的品质、层次和境界;也要着力打破文化偏食的惯性思维,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引导人们形成丰富多样、格调高雅的文化消费习惯,扭转文化消费单一化、快餐化、娱乐化等倾向,拓展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空间。

三、信仰生活: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意义支撑

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呈现出金字塔型结构,自上而下分别是:非日常的自觉的精神和知识领域、社会活动领域以及以个体生存和再生产为目的的日常生活领域。从属于精神生活领域的信仰生活,实质上是经由社会生活的政治权力、生产关系和知识体系等方面的自觉建构,在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实践和重复性思维中持续强化而诞生的。“精神生活区别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之处,在于它所涉及的既不是物我关系、也不是人我关系,而是自我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信、望、敬、畏才最具有精神生活的特征。”[11]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信仰生活标识着自由自觉的人类本质、生活意义的解释原则和自我个性的精神生活属性。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162这就是说,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自然必然性,不仅把客观事物看作自己的对象,而且把自身也看作自己的对象;人类在劳动实践中不仅实现自我的生存与发展,而且追问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自由自觉的超越性催生了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信仰生活。“在人类的超越活动和掌握世界的诸种方式中,信仰具有终极的指向性”[12],人一旦选择某种信仰生活,这一信仰就会成为他全部生活和实践的最高解释原则和终极意义归属,而人在追问其生命活动中所形成的全部个性——信、望、敬、畏,即相信什么、希望什么、尊重什么和畏惧什么,真正标识了“我是谁”的精神生活之问。

有学者认为,伦理学意义上的“好生活”必须是自足性的、创造性的和未完成性的。可以说,“好生活”更多地具有精神意义和信仰属性。首先,信仰生活共同富裕与心理生活、文化生活共同富裕不同,其不是作为一种满足某种需要的关系性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终极的、自成目的的本体性存在。也就是说,信仰生活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和富裕的。其次,信仰生活共同富裕不是来自某种行为的结果或动机,而是来自选择信仰生活的创造性活动本身就能产生的幸福感受。最后,信仰生活共同富裕不是人们所追求的某种结局或结果,因为一旦取得某种结果或达到某种结局,便又会产生空虚感。因此,信仰生活共同富裕是全部生活行为所追求的持续性状态,是必须能够留下永恒意义的事情。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德”“思想道德基础”“最大公约数”“价值标准”“精神纽带”“精神追求”“持久深沉”等多方面的规定性,彰显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人的信仰生活的核心。一方面,从其核心、价值标准和最大公约数等规定性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征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最核心、最普遍的价值评价关系。另一方面,从传统文化来看,道德是“得道”和“由道而德”,“道”是本源、规律和真理,“德”是对“道”的把握、运用和追求,同时道德是“以德为道”,即把人的德性修养视为根本的治世之道,因此“德”是永无止境、自成目的和圆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个人和国家最大的“德”,是评价、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根本价值准则,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不断创造好国家、好社会和好个人的永无止境的过程。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质上是当代中国人信仰生活的核心。

在当前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的同时,人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信仰生活仍面临着由社会转型、社会思潮和信息技术发展等带来的信仰空虚、信仰迷茫、信仰动摇等困境。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改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的影响,以及数字化生存、类人智能发展等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人们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主体性和崇高深远的精神追求,混淆了信仰生活的根本价值标准,并消解着人们共同的信心、信念、信仰。信仰问题不仅是精神生活问题,透过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仰图景,其所显示的更是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价值标准、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的错位与颠倒。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广泛”应当理解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范围的拓展、践行程度的深化、践行要求的发展”[13],反映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念、价值情感、价值规范和价值实践,广泛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自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由此可见,信仰生活的共同富裕与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一致。正如前文所言,信仰生活是通过社会活动领域权力和知识的自觉建构,并在日常生活领域的重复性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因此,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自觉、理性认知和习惯图示来实现信仰生活共同富裕。

第一,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引领,促进信仰生活的精神自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包含着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创造自我、超越自我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崇高价值追求,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引领,有助于社会成员在价值认同和实践超越中增强信仰生活的精神自觉。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感悟精神力量,持续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以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初心使命,感召人民群众牢固树立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增强共创美好生活的信念和信心,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持续抓好“四史”教育,引领人民群众学、思、践、悟,切实把信仰信念建立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之上。

用中华传统美德擢升精神境界。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美德中内蕴的诚信、正义、仁爱、和合等价值理念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主张的契合之处,强化践行与濡化,平衡需求与期待,丰富内容与载体,把中华传统美德融入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使其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正能量;要以中华传统美德涵化人文信仰,将其纳入公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唤起人民群众经世致用、踔厉奋发、修身立德等积极入世精神与内在超越精神,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风尚,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精神境界。

用榜样建设涵化精神修养。寻找发现榜样的过程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群众生活的过程,也是群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尺反观自我、形塑理想和信仰的过程。一要挖掘榜样追求理想、投身实践的奋斗历程。结合时代要求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渴求,发掘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榜样,既要有非凡英雄,也要有平民榜样,重点展现榜样的家国情怀、担当精神和奋斗激情,激发大众在榜样独特的生命叙事中体察自我,净化心灵,塑造信仰世界的精神灯塔。二要讲好榜样感人至深的信仰故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轴心,将各类榜样故事的小叙事整合成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故事的大叙事;利用智能技术赋能,构建“单维度渐变—多维度整合”的叙事框架,创设情景再现、物我无间、时空弥合的浸润式叙事场景,找到精神共通点、思想共享点、情感共鸣点,让人民群众切实体悟榜样的精神魅力和信仰力量。三要汇聚榜样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牵引势能。推动榜样将自我人生理想自觉融入时代发展洪流,进一步明晰自身在社会有机体中的道德濡化功能与价值引领作用,实现从个体到群体、一域到全局的影响辐射作用,发挥榜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示范功能,激发社会大众向上向善,共筑中华民族伟大事业与精神家园的信仰支柱。

第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机制,巩固信仰生活的理性认知。社会活动领域是规范和建构信仰生活的重要场域,“日常生活的政治问题就如同任何政治问题一样,就其实质而言只能是利益、权力和知识的问题”[14]。事实上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当下在社会生活中以分配制度为代表的利益格局、以法治体系为核心的权力体系和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代表的知识体系更为直接地建构着信仰生活,因此要在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化与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具体而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核作为立法的根本原则,进而以法律的规范性进一步彰显社会价值导向;在执法过程中,统摄严格执法各环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于执法体系,有效处理法律与情理、法律与惯例等关系,彰显社会正义;匡正司法行为,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鲜活生动的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同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坚持提升原创能力,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为人民群众在古今相继、中外相殊和知行相济中理性建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为勾画中国特色信仰生活样式奠定知识论底色,促进人民群众信仰生活的自知、自明和自觉。

第三,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日常浸润,形塑信仰生活的惯习图式。信仰生活归根结底是从重复性实践和重复性思维的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日常生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养成的时空载体”[15],因此要不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引导人们将超越性追求内化为信仰生活的惯习图式。一要落细、落小、落实。注重将抽象、隐晦的价值意蕴转化为形象可感、易于共鸣的具体形式,打造覆盖日常生活的知识体系、规则体系、价值取向、传统习惯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从社会“大生活”的宣传倡导走入个体“小生活”的衣食住行。二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在日常生活领域,信仰生活的移风易俗往往是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引导人们反复践行、持续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日常图式、道德观念和文明风尚等,不断濡化个体的思维方式、道德修养和信仰境界,推动全体社会成员将信仰寻绎转化为生活实践,在劳动实践中体悟信仰的超越性与崇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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