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23, 9(4): 62-71 doi:

经典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宣传教育工作的“时、度、效”论析1

侯鉴洋, 张澍军

On the "Time, Degree, and Effect" of Marx and Engels'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Work

Hou Jianyang, Zhang Shujun

编委: 杨峻岭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侯鉴洋,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 。

张澍军,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 。

摘要

在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因时而动、张弛有度、务求实效,实现了宣传教育工作“时、度、效”的有机统一。在时机选择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根据时事及时开展宣传工作,充分利用舆论,抢占思想宣传阵地,并适时选取最有效的传播媒介进行宣传教育。在尺度把握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官方许可的斗争中争取最大的宣传自由,在通俗易懂的前提下加深教育内容的理论感,在坚守原则的基础上尽力满足宣传教育对象的需要,在坚持灌输的基础上采取温和的启发式教育。在务求实效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追求无产阶级宣传教育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显性效果与隐性效果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 ; 时机 ; 尺度 ; 实效 ; 宣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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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鉴洋, 张澍军. 马克思恩格斯宣传教育工作的“时、度、效”论析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J], 2023, 9(4): 62-71 doi:

Hou Jianyang, Zhang Shujun. On the "Time, Degree, and Effect" of Marx and Engels'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Work. Studies on Core Socialist Values[J], 2023, 9(4): 62-71 doi: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形势下提高宣传思想工作质量和水平,关键是要“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1]155。中国共产党人对宣传教育工作“时、度、效”的重视,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对“时、度、效”的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高度重视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明确将“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2]572作为加入共产党的首要条件。正如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3]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组织和宣传的手段”[4]40开展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这种宣传工作,使得工人得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来相互了解,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组织起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工人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和从前不一样了;整个工人阶级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在力量、知识和组织方面比以前强过百倍”[5]273。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宣传教育,那么也许“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6]558。在实际的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抓住时机、审时度势、讲究策略,体现了真正的宣传教育工作者的专业素养,这对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思想工作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一、无产阶级宣传教育的时机

时机是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时间的易逝性体现了在宣传教育工作中把握时机的必要性。马克思指出:“最主要的就是不要错过时机!”[7]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展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时,非常重视把握有利时机和最佳契机。因为他们坚信:“在这种发展的进程中必将有这样一个时机到来,那时无产阶级将看到,他们要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着到来了。”[8]585他们善于根据最近发生的事件及时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利用舆论,抢占宣传阵地,并根据不同革命时机适时选取有效的传播媒介,精准把握宣传教育的最佳时机。

1.根据最近发生的事件及时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社会危机往往是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最佳时机。在人民群众生活相对平静且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宣传教育工作往往难以取得成效。社会危机可以激发人们对现状的反思,并促使人们更愿意接受新的观念。在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时,可以利用社会危机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人们的焦虑情绪,激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促使人们采取变革社会的行动。正如马克思指出:“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很难进行鼓动,正如人的机体在没有大气压力的情况下很难作出反应一样。”[9]455马克思恩格斯深知,最好的宣传教育时机需要借助于时事,应及时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最佳机会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宣传。他们发现,英国“争取恢复谷物关税”[5]506的宣传就与社会危机有关,当工业繁荣或农业工人的处境不太坏的时候,“这种宣传就永远不会起什么作用”[5]506,但只要危机一发生,“就会在农村中引起一场不寻常的风波”[5]506。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根据革命形势变化及时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展现了敏锐的洞察力和高效的创造力。面对1848年的革命风暴,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把握时机,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作为德国革命的纲领,并将这份《共产党宣言》的德国版小册子以传单的形式印发给德国无产阶级,产生了显著的宣传教育效果。随着革命的不断蔓延,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秘密通讯的方式已不再适用,于是他们紧急筹办了《新莱茵报》,并将其打造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喉舌。1863年,波兰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俄国民族压迫的民族大起义。与此同时,英国工人纷纷声援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的侵略和压迫。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态势,于是主张成立“第一国际”。为此,他们亲自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并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启发工人阶级不断觉悟,以此加强国际工人间的团结。列宁特别指出:“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10]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此时正是开展无产阶级宣传教育的最佳时机,因而他们搁置了理论研究工作,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在此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第一时间对革命态势的变化进行及时分析,从而掌握了无产阶级宣传教育的主动权。马克思指出:“战争所引起的种种情况将给我们的原则提供最好的宣传材料。”[11]3481873年,马克思在分析美国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时同样提道,“危机对我们来说起了动员作用”[12]。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政治活动几乎都伴随着对时机的准确把握,如顺应时代之势创立唯物史观,推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迈向新的历史阶段;根据时事进行宣传教育,动员无产阶级开展政治行动。

2.充分利用舆论,及时抢占宣传阵地

舆论作为公众的意见,是人们表达意愿的一种重要方式。如果宣传教育工作能够及时介入舆论、借助舆论,并赢得舆论引导的先机,那将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善于利用舆论及时抢占宣传阵地。正如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9]100。在运用舆论进行宣传教育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借鉴了欧文的宣传经验。一旦出现社会主义者被迫害的事件,他们就充分利用舆论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出现为共产主义事业殉难的人,“这就会惹起宣传,而宣传是使他们的事业更加深入人心的一种手段”[13]570。官方对舆论进行镇压之际,更是利用舆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佳时机,因为“对某件事采取镇压手段往往比拥护这件事的人所进行的宣传鼓动的效果还要大”[13]570。在人民已经有所觉悟的情况下,舆论一旦发酵起来,就会产生广泛的传播效应,愈是压制舆论就愈会使舆论迅速发展,舆论控制者如果不对问题进行彻底解决就根本无法平息舆论。在实际的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经常根据最近发生的且能够迅速引发舆论的事件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譬如,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马克思报道种植葡萄和捡枯树枝的农民的悲惨状况,借助舆论力量揭露普鲁士当局政府的丑恶行径,引发了同情农民悲惨遭遇的舆论,激起了公众的愤怒。这样的舆论发酵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底层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并为改善农民处境贡献了积极的力量。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的三个女儿在法国的一个小镇中遭到警察长达一周的搜查、盘问和监视,马克思随即便将这一事件刊登在报纸上,以法国警察迫害妇女为主题开展舆论战,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揭露法国当局政府的野蛮行为和真实目的。此外,恩格斯也十分重视利用社会主义者被迫害的舆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他强调:“我们将无情地把每一个压迫工人的事件提交舆论谴责。”[14]1871年,恩格斯在了解了意大利国际成员被迫害的事件之后说道:“欢迎迫害,把它作为一种极好的宣传方式。”[15]在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把握时机介入舆论,迅速分析研判舆论的发展态势,充分利用舆论的发酵来扩大事件的影响力。这种利用舆论发酵的宣传策略,使他们能够占领舆论的制高点,从而掌握无产阶级宣传教育的主动权。

3.适时选取有效的传播媒介进行宣传教育

在开展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根据不同的宣传时机和目标受众,选择合适的传播媒介作为宣传载体,确保达到最大的宣传教育效果。在19世纪,报纸和杂志作为当时最有效的传播媒介,被广泛应用于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报纸和杂志因性质不同而承担不同的政治职能,它们所带来的传播效果也存在差异,“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16]115,而杂志则不具备这样的长处,其优点在于“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16]116。换言之,报纸注重时效性的特点决定了其能够通过频繁地互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生紧密联系,而杂志注重理论性的特点决定了其能够更系统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根据报纸和杂志各自的优点,结合革命不同阶段及宣传教育工作的需要,精心选择具体且有效的传播媒介,用以进行政治宣传和革命教育,这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在1848年革命进入高潮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利用《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及时报道和分析整个欧洲革命的政治局势和发展态势,以清晰明确的方式向工人阶级阐述斗争的形式。他们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及时制定不同的革命斗争策略,并通过日报的方式与现实的工人运动建立了紧密联系。很快,《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便成为当时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而在1848年革命的热情逐渐消退之际,马克思恩格斯又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此次革命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为下一次革命时机的到来积蓄力量。具体而言,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章中,聚焦于法国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揭示了传统的思想观念残余对人们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告诫工人阶级避免陷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陷阱,并强调了无产阶级以专政的形式建立思想统治的重要性。恩格斯则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等文章中总结了德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回顾了德国农民战争的历史,揭露出一些工人和农民的思想状况受到来自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等势力的侵蚀的情况,提出唤醒并吸引“农业短工群众”参加政治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4]31。这些文章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启发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也鼓舞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士气。在无产阶级宣传教育中,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根据不同的革命时机,适时选取最为有效的传播媒介进行宣传教育,引领了无产阶级的前进方向和革命进程。

二、无产阶级宣传教育的尺度

尺度是质和量的统一,包含着力度、程度、分寸、节奏等多重内涵。在宣传教育工作中,要恰如其分地把握尺度,这意味着既不能过度,又不能不及。这种适度的宣传教育工作,真正考验了宣传教育工作者的实际水平。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调整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和节奏,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对宣传教育工作应有尺度的把握。

1.在与官方许可的斗争中争取最大的宣传自由

宣传教育工作的前提是思想观念的自由表达和自由传播。在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书报检查制度对于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极为不利。在普鲁士政府的专制统治下,“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17]。书报检查制度禁锢着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思想自由,也严重阻碍了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对于经济地位上占劣势且毫无社会地位的工人阶级而言,思想观念的自由表达和传播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对自身权利的捍卫。恩格斯将争取思想观念的传播自由视为无产阶级“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18]86-87,甚至可以说,“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18]84。因此,马克思向普鲁士苛刻的书报检查制度发起进攻,以争取无产阶级思想观念的自由表达和自由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官方许可的斗争中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既争取了无产阶级为自己利益发声的权利,又没有将宣传教育工作只限制在官方许可的范围内,展现了对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尺度的把握。马克思指出:“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最需要的是停止搞官方恩准的鼓动。”[19]例如,马克思在筹办《新莱茵报》时就将办报地点选在了享有相对自由出版权利的科隆,以便更好地开展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中采用了一些隐喻的修辞手法,将自己的观点融入到文学、哲学和经济学的讨论中,使得官方难以直接察觉其真实的政治意图。这种规避官方审查的方式,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在严格的限制中得以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屈服于官方的书报检查制度,能够在官方许可的限制中巧妙地完成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尽管马克思一生颠沛流离甚至被多个国家驱逐,成为世界公民,但他从未停止与书报检查制度的抗争,始终致力于推进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

2.在通俗易懂的前提下加深教育内容的理论感

在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工人群众在文化水平和经济条件上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广泛发行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便宜的通俗作品和小册子”[2]23。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普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不仅在语言表达和通俗解释方面适应工人阶级的语言风格和理论水平,在内容阐释上也满足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和改造世界的实际需要,以便工人阶级能够快速掌握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譬如,为了确保工人阶级能够理解复杂的政治经济学内容,马克思不惜耗费大量心血逐字逐句地修改《资本论》,以简洁清晰的话语和通俗易懂的解释阐明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使《资本论》能够更容易被工人群众所理解。他还反复向工人群众讲解,直到他们完全理解后才出版。此外,恩格斯将《反杜林论》中的三章提取出来,补充许多新材料和通俗解释,将其改编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小册子,以清楚地阐述社会主义的大道理。这本小册子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中得到了迅速且广泛的传播。恩格斯在这部著作的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提到:“这本小书已经用10种文字流传开了”[4]751;“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4]752。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宣传教育工作尺度的准确把握,尤其他们巧妙地平衡了理论性与通俗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着眼于实际效用而牺牲理论的兴趣”[20]28,而是坚持“不要为了通俗而作太多的牺牲”[6]288,在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的前提下依旧保留理论深度,运用有限的文字讲清楚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道理。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知道,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工人阶级所具备的理论感息息相关。恩格斯曾高度称赞德国工人表现出来的理论感是其他各国工人无法比拟的,科学社会主义已深入德国工人的思想和灵魂之中。可见,在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因为追求宣传效果而忽略理论深度,而是实现了深奥理论与通俗表达之间的有机结合,展示了他们对宣传教育工作尺度的准确把握。

3.在坚守原则的基础上尽力满足宣传教育对象的意见

为了更好地实现宣传教育效果,宣传教育工作应当考虑教育对象的需求和意见。这就需要对他们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因为只有根据宣传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来撰写文章,才能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马克思就曾因不了解对象而感到苦恼。他说道:“在不了解读者等等情况下,给在大洋彼岸出版的报纸撰稿,是多么困难。”[21]恩格斯同样表示,在几乎不熟悉读者的状况下写作非常困难。然而,一旦他们掌握了宣传对象的实际状况,就会出色地完成宣传教育工作。马克思恩格斯讲究宣传教育工作的策略,擅长根据不同读者的特点来撰写不同风格的文章。譬如,针对文化基础不深且个性鲜明的美国读者,他们商定要“俏皮而不拘束”[11]91地进行大胆创作,尽量写得零乱一些。在这一策略下,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很快取得了轰动的效果,就连该报编辑都未曾预料到会出现如此一针见血的批评文章。马克思对恩格斯赞叹道:“你写得非常适合《论坛报》的口味。”[20]336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对宣传教育对象需求的满足并不是毫无原则的,而是将这种满足限制在一定的尺度内,他们绝不会为满足对象的需求而放弃宣传教育的原则。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提到,引用毫无偏见的见解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无论如何,我很不愿意缓和这篇文章的语气而去迁就巴黎人的口味”[22]。马克思也指出:“不是应当为维也纳读者写什么,而是怎样写。”[23]写什么需要根据读者的口味来确定撰写的内容,怎样写要根据自己的原则来决定,其中原则才是首先应当考虑的。因此,在实际的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既能够在坚守原则的情况下尽力去满足对象的需求,又不会为满足宣传教育对象的需求而放弃自身的原则。他们在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平衡了满足教育对象需求和坚守原则之间的关系,展示了他们对宣传教育工作尺度的准确把握。

4.在坚持灌输的基础上采取温和的启发式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并不遗余力地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工作。其原因在于,无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自身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是决定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下,工人阶级始终处于异化状态,贫困的生活状态和繁重的体力工作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时间和机会,因而他们无法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历史地位、肩负的伟大使命以及联合起来所蕴含的革命力量。如此这般的现实状况决定了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至多形成一种紧紧围绕经济领域的工联主义意识。因此,工人阶级内在的革命意识需要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思想家从外部灌输进去。灌输是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并非单向的传播活动,而是一种双向的精神交往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无产阶级的灌输工作,并在文本中多次提及灌输概念。例如,恩格斯就曾赞扬爱尔兰人将他们的“热情而生气勃勃的气质带到了英格兰并灌输给英国工人阶级”[8]409。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环节,但是他们非常反对生硬的灌输方式,一直强调要采取“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6]453,“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能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6]586-587,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4]463。恩格斯则在谈论美国工人运动时强调:“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6]588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采取了“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6]453的策略,在坚持灌输原则的基础上采取温和的启发式教育,运用贴近群众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事实吸引工人群众,在不知不觉中将工人阶级引导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在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既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坚决性,又注重灌输方式的温和性,展现了他们对启发与灌输相结合的尺度的把握。

三、无产阶级宣传教育的效果

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的最终目标在于取得实际的宣传教育效果。在宣传教育工作中,取得实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因时而动、张弛有度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宣传教育工作要务求实效,追求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显性效果与隐性效果的统一,力求达到无产阶级宣传教育的最大效果。

1.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相统一

无产阶级的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的事业。为了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无产阶级宣传教育不能被一时的成败所左右,不仅要具备坚韧不拔的毅力,勇于进行艰苦的斗争,还要以长远的眼光来开展工作。宣传教育工作的成果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只有坚持下去才能获得长期效果,并最终实现革命的胜利。当然,注重长期效果并不意味着忽视短期效果。对于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而言,宣传教育工作的短期效果同样重要。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4]38。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需要具有高度热情的人来创造一定程度的气氛,但也不能因为追求短暂的宣传效果而过度渲染、夸大其词。他们坚决反对采用哗众取宠的宣传方式,并将那种为了追求短暂的宣传效果而进行的毫无逻辑且耸人听闻的方式称为“日拉丹式的宣传”[20]346。马克思恩格斯深知,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可能会使人们感到疲惫和厌烦,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如果仅追求短期收益而采取简单化的宣传方式,那么将陷入宣传教育的急性病,这将削弱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的整体效果,更无益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任务。因此,宣传教育工作需要在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之间取得动态的平衡。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短期效果体现为每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长期效果则指向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其中,人类解放的长期效果不断引导着每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短期效果,而每一次革命的短期胜利都最终积累为人类解放的长期效果。在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致力于使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相统一,不断为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开辟道路。

2.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相统一

在实际的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社会主义宣传中取得了直接的教育效果,而且还在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中取得了间接的教育效果。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到政治运动中,如指导1848年欧洲革命、组织成立“第一国际”、声援巴黎公社等,对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彻底的革命改造。他们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制定革命斗争的纲领和策略,清理工人组织内部的思想混乱,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拥护共产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引领下,工人阶级不再是地下密谋活动的小团体,而是弥漫在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工人们摒弃了粗陋、宗派和改良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接受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不再局限于进行经济领域的斗争,而是主张以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取得了最为直接的教育效果。除此之外,他们还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取得了间接的宣传教育效果。在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戳穿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利益相一致的谎言,而且还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客观规律,驳斥了资本主义永恒统治的谬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引领下,工人阶级才意识到自身被剥削的真相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并意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性质以及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批判中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取得了间接的宣传教育效果。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批判中推进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实现了宣传教育工作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的有机统一。

3.显性效果和隐性效果相统一

在实际的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了多种方式来达到宣传教育工作的目的。如采取公开演讲和报刊活动等方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使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取得了宣传教育工作的显性效果。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公开演说的方式向工人阶级传达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完成的精彩演讲不胜枚举,其中包括著名的《关于波兰的演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等。正如恩格斯所言:“一次演说将胜过十篇文章和一百次访问。”[20]119他们的公开演说以直观的方式解释了剥削制度和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激发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斗志,使工人们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李卜克内西在称赞马克思高超的演讲能力时指出:“没有人具有比他更高的明确表述自己思想的才能。”[24]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还通过报刊活动来进行宣传教育。“他们一生中创办、编辑和参与编辑的报刊有12家,为之撰稿的报刊超过200家(包括远在南非的大报纸),他们的论著中提到的报刊有1500家左右(包括清朝的《京报》)。”[25]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报刊活动唤起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推动了无产阶级解放的进程。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通过口头表达、书信交流等方式进行人际交往,其中渗透了对无产阶级的隐性教育,取得了宣传教育的隐性效果。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经常与工人群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向工人群众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有针对性地耐心解答工人群众的疑惑,激发了工人群众的思考和行动。恩格斯指出:“通过几个小时的口头讨论,会比多年的通信获得更大的效果。”[20]512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经常通过书信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和工人阶级代表保持密切联系,并在书信交流中批判工人运动中的错误思潮,指导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无形中加强了无产阶级宣传教育的隐性效果。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利用公开演说、报刊活动、口头交流、书信交往等多种方式,实现了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显性效果和隐性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马克思恩格斯宣传教育工作“时、度、效”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遵循因时而动的原则,注重把握宣传教育工作的分寸和尺度,作出了应当如何进行宣传教育的理性判断,展现出宣传教育工作的灵活性和敏锐性,取得了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的实际效果,这对开展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在时机选择方面,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应当敏锐地把握时机,切实提升宣传思想工作的时效性和吸引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1]153而要在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中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就需要在把握时机上下功夫。一要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动态,把握人民群众的思想需求和情绪变化,及时抓住重大事件、突发状况和社会热点,以便在宣传思想工作中作出及时反应和回应,从而做到因势而谋。二要密切关注舆论发酵的方向,积极主动地引导舆论,抢占舆论阵地,传播正面信息,塑造舆论氛围,确保有利于宣传思想工作的舆论环境。在信息时代,舆论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更加迅猛,要敏锐地抓住时机并及时引导,制定有效的宣传策略,从而做到应势而动。三要适时选取合适的传播媒介,根据不同的受众和时机选择合适的传播媒介,从而更好地塑造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加强社会认同,凝聚社会共识。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需要综合运用各种媒介,包括传统的报纸和杂志,以及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不断扩大思想宣传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顺势而为。

在尺度把握方面,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应掌握适度原则,确保宣传内容的准确性和可信度,避免夸大宣传和掩盖事实,引起群众的反感和疑虑,切实提高宣传思想工作的实效性和感染力。一要在通俗易懂和加深理论感之间取得平衡。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需要将复杂的理论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避免使用过于专业的术语和复杂的概念,以便为广大群众接受和理解。同时,还应在通俗化的前提下保持理论的基本内涵和思想深度,让人们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宣传思想。二要在坚守原则和满足对象需求之间作出权衡。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者应坚守党的重大方针和原则,确保宣传思想工作的正确方向,同时要关注宣传对象的需求和利益,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特点和接受能力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尽量使宣传内容与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和关注点相契合,从而获得更多的共鸣和认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26]三要在坚持灌输和启发之间找到平衡点。宣传思想工作旨在向对象传递特定的信息和价值观,但同时要尊重对象的思考能力和自主性。坚持灌输是确保信息传达完整和准确的基础,而启发则是激发对象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手段。宣传者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既要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又要尊重个体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避免强制性的宣传方式。

在实际效果方面,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要务求实效,确保宣传思想工作真正达到预期目标。一要追求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的统一。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既要注重宣传的短期效果,采用引人注目的言辞、引发情感共鸣的故事来快速引起人们的共鸣和反响,“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1]154,同时要注重宣传的长期效果,精心策划和传播具有深度的思想性的内容,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长久且深远的影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153。二要追求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的统一。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既要注重直接的宣传效果,确保信息能够准确、清晰地传达到对象群体,引起他们的共鸣和行动,还要注重间接的宣传效果,通过构建良好的社会氛围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三要追求显性效果和隐性效果的统一。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既要注重显性的宣传效果,直接触动人们的情感和认知,引发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改变,还要注重隐性的宣传效果,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培养和塑造人们的认知和态度,“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1]165,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宣传教育效果。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宣传教育工作的时机选择和尺度把握,在宣传教育工作的根本原则上绝不妥协,在具体的宣传教育策略上讲究变通,审时度势地对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施加政治影响,从而争取宣传教育工作的最大实际效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包含大量关于‘无产阶级教育’的思想论述。这些思想论述在不同维度揭示了‘无产阶级教育’的内涵、规律和方式”[27],为马克思恩格斯宣传教育思想提供文本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展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体现出的“时、度、效”原则,彰显了无产阶级宣传教育的实践智慧,对于开展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研究”(项目批准号:19JZD00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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