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的“七个着力”要求之一。节俭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以日用而不觉的方式仍然深刻影响着百姓的日常生活。立足新时代，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近年来，餐饮浪费、粮食浪费现象严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号召全社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2]。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批示精神，既需要汲取中华传统俭德思想精华，也需要抛弃那些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过时观念，立足时代条件，推动中华传统俭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新时代要求相融相通。中华传统俭德思想博大精深，限于篇幅，本文仅提出一种个人的研究思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为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提供参考。

中华传统俭德思想历史悠久、独具特色，但这些思想散见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鲜有系统研究的著述。因此，要实现中华传统俭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按照其产生、演变的历史轨迹进行系统梳理、精细筛选，弄清中华传统俭德思想的发展脉络。按照中华传统俭德思想产生、发展、完善的历程，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和近代以来四个阶段。

在原始社会，物质极度匮乏，为了生存，人们总是根据食物多寡的情况酌量取用，这一习俗可以视为后世节俭观念的萌芽。但真正把“俭”作为一个道德概念提出来，是从商初开始的。这一时期的俭德思想主要见于《尚书》和《周易》。例如，“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尚书·太甲上》)，“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大禹谟》)，“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周易·象传》)。春秋之际，针对当时奢靡的社会风气，闻名各诸侯国的一些贤大夫，如管仲、子产、晏婴等都从治国的角度，反对君主及贵族奢侈的生活方式，提倡节俭的消费观，并提出判断俭奢生活的标准。例如，管子认为“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管子·八观》)，因此统治者必须“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管子·权修》)；子产十分严厉地反对奢侈的生活方式，主张“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左传·襄公三十年》)；晏婴因节俭而扬名于各国诸侯，“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史记·管晏列传》)，但他反对极端的节俭，并从道德价值上对“吝”“爱”与“啬”等概念进行了区分。他们的思想和言行丰富而深刻，许多论述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在当时对于制止奢靡之风、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不言而喻，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先秦儒家的代表孔子、孟子、荀子等都从不同角度看到了节俭的积极作用，从而主张节俭，反对奢华的生活方式。例如，孔子主张“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孟子从治国的角度要求统治者厉行俭朴，提出“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荀子强调节俭的政治、经济价值，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墨家的代表墨子是中国古代最早系统论述节俭的思想家，其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远胜于儒家。例如，墨子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并系统论述了“节用论”，这些思想为后人所重视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道家的代表老子以“俭”为宝，认为“俭故能广”，并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的生活方式，在当时对于限制统治者的奢侈浪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负担具有积极意义。法家的代表韩非子也提倡节俭，反对奢侈，并从治国之道的角度总结出“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韩非子·十过》)的规律，指出富而生骄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共同倾向。与儒家依礼而行的节俭标准不同，韩非子主张依“道”而行、依法而行，在经济标准上主张量入为出，并依靠法治的力量来节制消费，制止奢靡之风。

先秦时期，虽然儒墨道法等不同学派的思想家对“俭奢”的认识和观点有所不同，但“崇俭黜奢”始终是大多数思想家所赞同的主流观念，其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都值得系统梳理、深入研究。

秦朝统治集团奢侈的生活方式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二世而亡。秦朝以后的统治集团，大都吸取教训，轻徭薄赋，宣扬以俭治国，特别是汉初的几位皇帝，接受陆贾、贾谊等思想家的建议，把厉行节俭作为治国良策。汉初的陆贾认为骄奢淫侈是亡国的重要原因，向统治者提出“应之以俭”(《新语·无为》)，对汉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与陆贾同时代的贾谊则进一步界定了节俭和奢侈的含义，系统论证了节俭与治国的关系，提出了适应当时封建尊卑贵贱身份需要的等级消费标准，成为墨子以后反对奢侈消费最有力的思想家。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有些思想家开始关注过度节俭对于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其中，司马迁的自由消费思想、桑弘羊提出的“节奢刺俭”(《盐铁论·通有》)的口号，在中国俭德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魏晋隋唐时期，俭德思想和实践都进一步丰富。首先，针对统治阶级的奢侈无度，一些清醒的思想家提出了崇俭归朴的主张，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傅玄提出的“俭而有节，所趣公也”(《傅子·平赋役》)，在当时和今天都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其次，一批以节俭持家为主要内容的家训所提出的“俭以养德”(诸葛亮：《诫子书》)、“施而不奢，俭而不吝”(颜之推：《颜氏家训》)、“俭则家富，奢则家贫”(宋若莘：《女论语·营家》)等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再次，一些道教经典提出的节俭之道，如“送终之制，务在俭薄”(葛洪：《抱朴子·省烦》)、“纯俭之道”(谭峭：《化书·俭化》)等，为改善当时的社会风气开出了济世良方，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最后，一些开明的政治家，如曹操、隋文帝、唐太宗等，不仅提倡节俭，以俭治国，而且身体力行，“以俭率人”(《三国志·魏书》)，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俭德思想的理论宝库和实践案例。

宋代以后，随着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商业的繁荣，从达官贵人到普通百姓追求奢靡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面对种种讲排场、比阔气的奢靡之风，宋太祖、金世宗等率先垂范、以俭治国，逐渐形成了一股清廉节俭之风。在宋代仕宦家训中，南宋赵鼎、陆九韶和倪思的俭德思想极富特色，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则系统论述了俭奢的关系，在中国家训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些思想家如王安石、李觏等，对传统俭德观进行深刻反思，论及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把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俭奢的争辩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程朱理学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传统俭德观的内涵，巩固了“俭不违礼”等传统“崇俭黜奢”论的统治地位。另外，包拯、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等关于节俭的论述也不容忽视，值得进一步梳理研究。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了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对俭奢的讨论也有了一些新特点。首先，某些封建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对世道人心的深刻影响，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节俭观，将崇俭抑奢作为修齐治平的基本原则。例如，明太祖朱元璋主张并身体力行“居上能俭，可以导俗”(《明太祖实录·洪武九年五月丙寅》)；康熙认为，“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庭训格言》)，并著《勤俭论》以自励；雍正崇勤尚俭，主张“厚风俗之道，必先当崇俭而去奢”(《清世宗实录》卷四十九)。其次，明代家训非常重视培养勤俭持家的美德，并提出了在家庭经济管理中坚持节俭的基本原则。例如，霍韬的《霍渭崖家训》、许相卿的《许云邨贻谋》、庞尚鹏的《庞氏家训》等，都认为是否节俭对家庭的兴衰具有重要影响，并提出量入为出、用之有节等系列方法和措施。再次，清代实学学派的代表人物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在批判继承传统“崇俭黜奢”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节俭与奢侈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王夫之创造性地揭示了节俭与奢侈的内涵及各自的弊端，较好地解决了节俭与消费的关系。最后，一些思想家开始反思传统“崇俭黜奢”论的局限，并从积极方面指出奢侈的作用，陆楫的“崇侈黜俭”和郭子章的“右奢左俭”(《郭青螺先生崇论卷之二·奢俭论上》)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主张。清初唐甄的“人君能俭，则百官化之”(《潜书·富民》)等思想，已经把封建制度本身作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反映了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在要求。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社会性质的改变，促使地主阶级的一些进步思想家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对传统“崇俭黜奢”论进行激烈批判，并提出了一些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主张，动摇了传统“崇俭黜奢”论的主导地位，使在中国思想史上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奢俭之争达到了最高潮。其中，魏源的俭奢论较具代表性。魏源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杰出代表，他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出发，仍然主张“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魏源集·默觚下·治篇十四》)。但是，在传统“崇俭黜奢”论所适用的对象上，魏源提出了不同于以往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新观点，认为俭“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魏源集·默觚下·治篇十四》)。魏源的俭奢论，体现了封建社会末期地主阶级改革派顺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倾向，在当时具有不容忽视的进步意义，但仍没有超出地主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没有看到奢侈产生的社会根源。此外，曾国藩虽然居庙堂之高，但在生活中却十分俭朴，坚持“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的16字箴言。这在奢靡成风的封建末世，实属难能可贵。

近代启蒙思想家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传统的俭奢论进行批判和改造，提出了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封建统治的新俭奢论。其中，严复和谭嗣同的节俭思想影响最大。严复仍然坚持传统“贵俭”“崇俭”的观点，但他并不是不加区别地一概反对增加个人消费，而是主张奢和俭都应该有一定的限度。严复的主要贡献在于从经济学角度对俭和奢进行利弊分析，在他翻译的《原富》按语中提出俭应该“有养有生”的主张。与严复坚持传统“以俭为宝”的主张不同，谭嗣同从理论上对传统“崇俭黜奢”论进行了细致剖析和严厉批判，痛斥崇俭论是中国经济贫弱的根源，是统治者提倡的“禽道”，必然导致“愈俭则愈陋”(《仁学·二十》)。关于俭奢的标准，他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下俭奢的标准是不同的，应“试量出入以定奢俭”(《仁学·二十》)。在尚奢的问题上，他主张富人奢侈以促进生产和生活消费，认为奢侈是开源，对促进消费具有基础性作用。谭嗣同的俭奢论，深刻批判了地主阶级崇俭论的阶级实质，并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对俭奢进行辩证思考，结合社会消费水平和经济发展来论证俭奢的利弊得失，在当时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当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对节俭的过分批判导致否定节流在财政方面的意义，运用佛教思想否定传统落后的消费观等，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这反映了他的俭奢论还不够成熟。

此外，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薛福成、汤寿潜开源节流的财政思想，我国近代化的杰出开拓者之一张謇把勤和俭结合起来并一生身体力行的做法，都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影响，也不容忽视。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俭”字的含义是丰富而复杂的，常常以“节俭”“节省”“节约”“节制”“节用”等概念的形式出现。在今天看来，这些具有大致相同内涵的概念是精华与糟粕交织并存的。哪些属于应当继承的精华，哪些属于应当抛弃的糟粕，哪些应当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现代生活需要，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诠释和现代激活。总之，在把握俭德内涵古今之变的基础上，确立俭德的时代内涵，这是对中华传统俭德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首要理论问题。

在中华传统俭德思想中，节俭首先是对生活方式的一种评价，是指人们在生活方式上的俭朴、简单、简易。当然，在生活中过度简易，就会成为简陋。相反，如果在物质生活上过度奢华，就会养成奢侈的生活方式。因此，节俭是指在生活方式上简陋与奢侈的一种中间状态。在物质资料严重匮乏的传统社会，人们养成了俭朴甚至简陋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对于维持人类的繁衍生息和维护传统农业社会的稳定都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即使在今天，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或在天灾人祸导致生活资料不够充足的情况下，发扬俭朴的生活作风对于维持生活、渡过难关仍有积极意义。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3]7-8，“我国总体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3]8的条件下，如果我们不加区分地倡导所有人都过一种简陋甚至寒酸的生活，显然已经不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和新期待。因此，一方面，要从实际出发，充分肯定俭朴生活的时代价值，反对不切实际的过度奢侈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适时调整过于简陋的生活方式，让俭朴之风更加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东汉许慎在《说文·人部》中对“俭”的解释是“俭，约也，从人佥声”，《广雅·释言》对“约”的解释是“约，俭也”，这说明中国古人对“俭”与“约”内涵的理解大致是相同的，都体现了人们对个人生活欲望的一种克制态度，强调合理限制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自我节制而不恣意放纵。节俭的这一层含义，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是我们要永远继承的宝贵道德遗产。如果过度节制欲望，无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就会导致中世纪盛行的禁欲主义，不仅无益于人的身体健康，而且不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如果过度放纵自己的欲望而不加节制，就会滑向享乐主义的深渊，不仅影响身心健康，而且败坏社会风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节俭才成为人生和社会的永恒主题，俭德才成为中华传统美德中传播最久的美德之一。

在中华传统俭德的内涵中，还有一层意思，主要强调人们对衣食住行用等生活消费品的节省，也包括生产领域对财用、能源、资源的节约。在这个层面上，节俭的近义词是节省、节约，节俭过度则表现为极端自私的吝啬行为，挥霍无度则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这一层面的节俭主要指向生活和生产领域的节约，有利于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是处于吝啬与浪费中间的一种状态。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消费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主要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为主，因此节俭的对象也主要指向生活消费品。在今天看来，我们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丰富节俭的内涵，树立节俭理念。这种节俭既包括生产领域，也包括生活领域；既包括一切有形资源，也包括时间、空间、劳动、精神等无形资源。这种俭德观正视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体现了对资源、人类劳动的充分尊重，因而具有永恒的道德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弘扬并践行。

综上所述，俭德的时代内涵更加强调生活方式上的俭朴、对个人欲望的节制和对有限资源的节约。这三个层次的内涵不仅有益于个人身心健康，而且有利于更好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节俭就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节俭就是抠门、吝啬”“节俭不利于经济发展”等错误看法，显然没有科学把握俭德的时代内涵。

节俭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判断或评价某一行为是节俭还是奢侈，处于不同经济水平、具有不同价值理念与道德观念的人们提出的评价标准各不相同。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判断节俭的标准，这些标准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有些标准至今还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我们应当立足时代特点和时代要求，在辩证分析传统俭德标准精华与糟粕的基础上，确立对待不同传统俭德标准的科学态度。对于过时的标准，要理直气壮地抛弃，对于片面的标准，要进行补充和完善，对于良莠混杂的标准，要进行现代扬弃，对于合理的标准，要直接继承并大力弘扬。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俭不违礼”的等级标准，即如果超过礼所规定的标准就是奢侈，符合或低于礼所规定的标准才是节俭。也就是说，个人消费应与自己的等级地位结合起来，既不能超越也不能低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标准符合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因而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并对百姓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尽管我们在全社会倡导民主、公正、平等、法治价值理念，但“俭不违礼”的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某些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婚丧嫁娶讲排场、讲体面的奢侈浪费现象，通过奢侈、豪华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些都是“俭不违礼”观念的余孽。“摈弃陈规陋习、倡导文明新风是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4]18我们必须抛弃反映封建等级观念的俭德标准，坚决反对和制止“铺张浪费、薄养厚葬、人情攀比等不良习俗”^[4]18，构建符合现代生活和现代文化需要的俭德标准。因此，根据现代生活需要，我们可以边破边立：一方面，抛弃“俭不违礼”中的封建礼制等落后的过时的等级、身份观念；另一方面，赋予“礼”以时代内涵，比如“礼节、礼貌、礼仪”。“俭不违礼”，即节俭但不违背礼节、礼貌的现代要求，有助于推动形成文明礼貌的时代新风。

晏子、老子、墨子等思想家从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出发提出了判断俭奢的生存标准，认为凡是用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就是符合节俭标准的，超出生存需要以外的基于满足欲望的享受，则是奢侈的。其中，古人所说的基本生存需要主要指吃饱、穿暖、出行方便等物质生活需要，不包括我们基于发展、审美等方面的精神生活需要。例如，晏子从衣食住行等方面提出了一套具体标准：饮食方面能吃饱即可，饮酒足以疏通血气调和精神即可；衣着方面“冠足以修敬，不务其饰；衣足以掩形御寒，不务其美”(《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十四》)；居住方面能避风避湿，“土事不文，木事不镂”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十四》)；出行方面“敝车驽马，以奉其身”(《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二十五》)。这个标准对于提高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限制统治阶层奢侈无度的生活方式都具有积极意义，融入了百姓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发挥作用。甚至在今天我国经济水平实现历史性跃迁后，还有些形成节俭习惯的人们不愿主动改善生活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领域不利于促进消费。因此，传统社会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为出发点的节俭标准应该进一步丰富其内容，拓展为以满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需要为出发点的节俭标准。唯有如此，我们倡导的俭德才能更加符合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需要。

量入为出是自西周以来治家治国的重要理财标准，最早见于《礼记·王制第五》“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这一标准主要依据收入水平决定支出的限度。消费支出低于实际收入水平就符合节俭标准，支出大于实际收入水平就是奢侈的行为。北宋司马光、南宋陆九韶等都在自己的家训中强调量入为出对于保持家业兴旺的重要性。这一标准尊重不同消费主体经济水平的差异，并根据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具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消费行为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对他人的消费心理、社会风气、生态环境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党员干部、教师等重点人群的消费行为，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更大。如果仅仅以量入为出作为判断俭奢的唯一标准，同一消费行为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来说就有不同的评价结果，甚至得出“富人无奢侈”这样有悖常理的结论。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吸收量入为出标准的合理内容；另一方面，我们要综合考量消费行为带来的社会影响。

孟子、傅玄、颜之推、王夫之等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判断俭奢的道德标准。例如，孟子从收入的来源出发提出“俭者不夺人”(《孟子·离娄上》)；傅玄从节俭的目的出发提出“俭而趋公”；颜之推在自己的家训中提出了“施而不奢，俭而不吝”的主张(《颜氏家训·治家》)；王夫之在区分俭与吝的基础上提出了“节己而不节人”的标准(王夫之：《俟解》)。这些主张尽管角度不同，但其实质都倡导对自己节俭以更好帮助他人，体现了节俭传统美德的最高境界。这些主张与中华民族崇尚的与人为善、扶困济危、仁民爱物等美德一起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思想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代新征程，大力弘扬“俭己济人”的道德标准，对于减少贪污浪费、促进共同富裕、引领全社会崇德向善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总之，我们既要果断抛弃传统俭德标准中反映封建等级观念的过时内容，又要赋予其生存标准反映现代生活的新内容；既要辩证取舍量入为出经济标准的合理内容与理论不足，又要大力弘扬具有永恒价值的“俭己济人”标准。对于节俭这种受多种因素影响、实践性很强的复杂道德现象，不可能靠一种衡量标准就得出科学结论，需要综合考量消费主体、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社会影响、生态文明等多种因素，才能作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判断。

节俭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自然等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从不同角度、多个层面加强对中华传统俭德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丰厚的精神文化滋养。

从个人层面来讲，节俭体现了对劳动成果的珍惜，有助于提升个人道德修养。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最早提出了“俭以养德”的思想；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进行了更为精辟的论述；晚清学者金缨也有“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格言联璧·持躬》)等深刻论述。养成节俭习惯的人，就会自觉约束自己，而能自觉约束自己，各种好的品德就会涌现出来。在实践中力行节俭的人，能够培养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道德情感，通过节制欲望磨炼坚定的道德意志，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这种理性的自我节制，避免了纵欲无度，保证了身心和谐，带来了精神的愉悦。正是因为节俭对于其他道德品质的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所以即使在今天物质生活相对丰富的情况下，我们仍要大力弘扬俭德，深入挖掘节俭的美德价值。

从家庭层面来讲，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勤俭持家的传统，这是我们先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中仍能克服困难，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早在《尚书·大禹谟》中就有“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思想，唐代宋若莘有“俭则家富，奢则家贫”(《女论语·营家》)的论述，明代王刘氏认为“富而能俭，则守约而家日兴”(《女范捷录·勤俭篇》)，历代著名家训中也都有“俭则成家，奢则败家”的思想。深入挖掘这些仍有重要价值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教育子女继承和弘扬优良家风，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社会层面来讲，大力弘扬节俭的美德有助于纠正奢侈浪费等种种陋习，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尽管勤劳节俭一直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由于宗法等级观念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各种奢侈浪费、炫耀性消费以及婚丧嫁娶、生日宴会、节日庆典等讲排场、摆阔气的现象依然存在，与我们倡导的勤劳节俭精神格格不入。这些浪费现象，正是人们好面子、慕虚荣、显身份等心理的体现。要杜绝“舌尖上的浪费”，切实改变奢侈浪费、不合理消费等种种不良现象，必须深刻认识奢侈浪费的危害。“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傅咸：《论世俗·奢侈书》)；“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吴兢：《贞观政要·刑法》)；“难以俭率，易以奢变”；“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曾国藩家书》)；等等。中国传统典籍中这些深刻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经验性总结。我们应当深入挖掘并认真汲取古人的智慧，引以为戒，推动全社会崇俭黜奢，培育时代新风新貌。

从国家层面来讲，中华传统俭德思想蕴含丰富的政治智慧，对于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治国理政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重要启示。“一人知俭则一家富，王者知俭则天下富”(谭峭：《化书·俭化》)；“俭以养廉，侈以成贪”(《庭训格言》)；等等。系统整理并深入研究阐释这些有价值的思想，改造其陈旧的表现形式并赋予其现代表达，将中华传统俭德思想更加深入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滋养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一份独特的精神力量。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华传统俭德思想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例如，“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荀子·王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白居易：《策林二》)。这些真知灼见与我们今天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理念基本一致，有益于我们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更好谋划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总之，无论是在物质短缺的古代社会，还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甚至是在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节俭作为一种美德、一种永恒的精神，都是人类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生产与消费所必需的。因此，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