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产是人特有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自由的精神创造既是人的天性需要，也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表征。只有与物质生产、精神需求相匹配的精神生产活动，才能创造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丰盈人的精神世界，“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1]209。马克思立足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在对各种“从前的”精神生产理论的批判中，深彻诠释和科学论证了精神生产问题，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变革。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对其给予了高度关注，从立场、观点、方法等维度对其内容及意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为我们深化关于这一理论的认识提供了深厚的学术基础。纵观已有研究成果，有关精神生产理论生成的本源性哲学立场、思想基础的研究尚不足，无法很好地反映出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与既往思想之间的扬弃关系。因此，有必要从批判维度来认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何以产生，并进一步深化对其价值旨趣的把握。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孕育生发是理论扬弃和历史积淀的共同结果。革命导师正是在扬弃前人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和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精神生产思想中，创生和建构了科学的精神生产理论。

德国古典哲学家重视精神生产之人的主体地位，从精神生产是否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因素、能否实现人的自由意志着手，开启了关于人的精神活动的研究。

黑格尔从“依照思想，建筑现实”^[2]的立场出发，对精神生产作了思辨的、抽象的描述。在他看来，艺术、宗教、哲学、科学知识的创造皆可统称为精神生产，而“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甚至宗教方面的东西，以及发明等等，都可成为契约的对象，而与在买卖等方式中所承认的物同视”^[3]。同绝对精神的运动相一致，精神生产的开始、进展、完成和终结，要经过“抽苗、开花和枯谢”^[4]的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

不难发现，黑格尔关于精神活动的分析内含着能动的、辩证的逻辑，他将精神生产理解为一种主体内在精神的逻辑外化或精神生产主体内在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这表明，黑格尔的精神生产观不仅具有让精神主体(绝对精神)认识到自身自为存在的主体性向度，而且具有表征精神主体在认识现实客体的基础上创造新客体的实践潜力。在其所蕴含的现实维度上，它体现的是黑格尔对于精神独立和人的依附性并存的矛盾性境遇的深刻思考，也彰显着黑格尔追寻“彼岸世界”精神自由的美好期冀。然而，黑格尔所谈的一切不过是在纯粹精神领域中兜圈子，他试图以抽象的、无规定性的、凌驾于其他任何之上的绝对精神，取代“现实的、有形体的、活生生真实存在的”生命个体。这种以绝对精神主宰现实世界的抽象逻辑，使黑格尔对精神生产的认识只能从形式方面去研究、在观念领域去完成。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进步之处在于，他在揭示宗教和神学扼杀人性的本质层面上抬升了人的精神价值和追求主体精神自由的理论自觉，但囿于“存在即思维”的设定，他无法跳脱“观念统摄现实”的唯心主义窠臼，更无法认清“人”和“人的精神创造”之间的关系问题。“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525这表明，第一，所谓的“观念的预设”和“精神的活动”，无非都是具体的、丰富的、现实的产物，正如物在视网膜上呈现的倒影一样，或是人头脑的思想，或是错误的认知，都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有必然的联系。第二，只能立足于人自身的经历去理解精神，那些所谓的纯粹的思维和绝对精神不过是由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才达到创生和获得被认识的可能。第三，人的精神产品不仅具有自然的实在性，更具有社会历史性。即使是诸如哲学这类看似纯粹的精神产品，也只是由于工业和商业，由于现实的社会关系的需要，才获得了具体的表达形式。

在完成对黑格尔精神哲学批判之后，马克思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人的存在与本质。对于这一难题的解答，离不开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哲学的启迪与马克思对人及其对象性活动的现实洞察。

费尔巴哈以人本学式的颠倒，破除了黑格尔精神实体的神秘，将精神生产的主体从抽象的绝对精神复归于自然的、肉体的人。他认为，黑格尔将精神抽离出来构想一个绝对精神的实体，把用于反映客观对象的观念颠倒为先在的、自为的前提，是类似宾词代替主词的、被扭曲了的实体观。“新的道德、新的观点、新的精神之所以产生，只是因为不断地有新的物体、新的人产生。”^[5]331绝对精神没有创造任何已然存在着的自然的能力，相反，精神是人的精神，“艺术，宗教，哲学或科学，只是真正的人的本质的现象或显示”^[5]184。

费尔巴哈将精神活动重新理解为人的类本质活动，中介性地完成了对人的颠倒，为马克思提供了一条异质的路径。对此，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费尔巴哈的理论贡献，认为费尔巴哈从科学的、实证的意义上否定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本质，将绝对精神还原为人脑的机能。但从根本上讲，费尔巴哈用感性直观批判客观的精神，不过是在用具体批判抽象。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试图通过“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重塑客观世界的人的主体性，继而戳破精神自为存在的假象。但由于他的批判止步于强调自然和人的纯粹性、客观性，并由此在完全脱离特定社会关系的视域下去赋予人抽象性和自然性，致使他“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1]502，这样一来，所谓主体的精神和精神生产活动，也只能从直观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式的思维来考量。

马克思意识到，在看到思维、观念、精神的主观性同时，还要将其作为现实构成的一部分。换言之，不仅要凭借直观的概念解释世界，同时还要在实践的作用下改造世界，将主客体统一于现实的人的实践，为直观的唯物主义开辟社会场域。这样，不仅能够突破抽象人性论的壁障，更能科学地揭示人的社会性本质。据此，马克思通过引入“实践”概念，科学地回答了精神生产活动的过程是人的社会性的实践的过程：正是客观存在的主体—人，在主观能动的实践中创造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产生了自己和他者的精神需要，并以此展开了满足需要的社会性生产活动，才出现了精神的生产和各种形态的精神产品。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对人、对人的精神生活的研究，为马克思构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理论来源，但由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局限，他们或是停留在纯粹思辨的精神领域，或是以抽象的类本质，以神秘的、抽象的思维逻辑去解释人的社会历史和现实世界，忽视了客观实在的生产关系和人的社会关系。沿着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方向，并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下，马克思将精神生产复归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并从历史深处探寻精神背后的物质动因，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实践活动来理解人的精神活动及其运行规律。

对人及其精神生产活动的“历史—现实性”理解，必须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正是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揭批中，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认识从思辨的非生产性走向了实证的生产性。

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以精神生产是否属于生产性劳动，即以是否能促进物的增长为评判依据，探讨了精神生产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财富积累的特殊作用。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率先抛开了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仅从生产的外部形式——货币或土地来讨论财富增值秘密的理论基调，“从普遍性和抽象性上把劳动看作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6]67。在斯密看来，劳动不只是以具体形态表征的活动方式，更是一种抽象的一般性，继而将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转向了社会生产领域，实现了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来理解社会财富增值的思维变革。马克思赞誉道：“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拋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活动。”^[7]28

然而，斯密以精神生产无法生产有形价值为由，把精神生产排斥在生产性劳动之外。他认为，生产性劳动是与交换价值结合在一起的，精神生产虽然本身具有价值，但是却不能创造价值，即精神生产者的劳动“既不固定或实现在耐久物品或可卖商品上，亦不能保藏起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8]313，也不能用于交换，因而，“就连最尊贵的，亦不能生产什么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像演员的对白，雄辩家的演说，音乐家的歌唱，他们这一般人的工作，都是随生随灭的”^[8]313。

马克思将“雇佣关系”作为衡量生产性劳动的评判标准，对斯密精神生产的非生产性给予了根本性批判。“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并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生产条件所有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7]214换言之，精神生产是否具有生产性是由具体的历史形态和劳动服务的对象所决定的：当精神生产者脱离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遵循自己的内心意志和主观情感创造精神产品时，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凡是用于服务资本增殖、以商品交易和盈利为核心诉求的生产活动，不论其劳动样态抑或劳动产品形式如何，皆可称为生产性劳动。斯密对于精神生产的非生产性界定在本质上是对精神领域资本剥削本性的有意遮蔽，表明了其只关心物质财富的增长、泯灭精神劳动价值的资产阶级狭隘本性。

针对斯密无视人的作用的错误，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李斯特突出强调了人的精神力量在生产中的作用。李斯特认为，斯密仅从是否创造物质价值的角度来评判生产活动的劳动性和非劳动性，肇因于其没有厘清财富的原因和财富本身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财富的多少不在于占有交换价值，而在于生产力：“那些养猪的和制丸药的当然属于生产者，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师、作曲家、音乐家、医师、法官和行政官也是生产者”^[9]127，而且“他们的生产性比前一类要高得多。前者所生产的是交换价值，后者所生产的是生产力”^[9]127。换言之，国家财富积累的程度不在于抽象的一般劳动，而取决于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智力培养、生产效能等精神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因此，“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9]123。

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合理性，特别是对精神生产价值的重新判定，为马克思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科学认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提供了启迪。然而，由于时代限制和资产阶级立场的狭隘本性，李斯特生产力理念同样具有致命的认知缺陷。其一，李斯特在高扬精神生产的重要性时，却把从事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者贬低为是和水、蒸汽、马等“自然力”一样的物和工具，在本质上仍是“见物不见人”的庸俗主义经济学。其二，李斯特在探究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一方面肯定了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将精神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陷入“二律背反”之中。对此，马克思曾尖锐地批判李斯特不去研究现实的历史，而是痴醉于范畴的解释逻辑，他想要证明的原理和所要达成的目的，无非都是探求个人的秘密，把无精神的唯物主义装扮成完全唯心的东西，以粉饰其追求财富目的的“庸俗”主义。

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意识到了知识、科技等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但是却把精神生产当作一个物的范畴，孤立地、片面地理解精神生产的价值，因而无法认清精神生产的本质以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更为根本的是，斯密、李斯特等关于精神生产是“创造国家财富的生产形式”的立场，充分暴露了其“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的”^[7]238的阶级局限，这一理论上的失足构成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重要批判维度，并从反面启发了马克思超越这种脱离现实社会、践踏和否定人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使之站在人的价值立场上，找寻推动历史发展的最深层次的动因。

批判是为了建构的辩证逻辑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实践性品格。马克思不仅建构了对德国古典哲学和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批判逻辑，更是深入现实生活实际，以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作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历史地论证了精神生产这种特殊的生产形式对于社会全面生产的重要价值，进而在精神生产的阶级性和发展性特征分析中，建构了以实现自由的精神生产和人类解放为问题意识和政治导向的实践方案。

马克思深入现实社会生活，将精神生产活动理解为具体的、现实的人的活动，揭露了精神活动背后的物质动因。

德国古典哲学为马克思正确考察人的本质问题提供了直接理论来源。但在以往的旧哲学中，不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都缺少对人的现实生活的理解和关注，在本质上都是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湮没人的本质的形而上学。然而，对人本身的理解和人的精神活动的回答，不会因为头脑中的观念变革即可完成。因此，马克思从人类现实世界出发，针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否定现实因素的做法进行了“正位”工作，并在同旧哲学的思想剥离中找到了自己新世界观的出发点——现实的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反复指出，他论述问题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0]146。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并没有拘泥于理性思维设定的框架来理解主体，而是将人理解为一种现实生活世界的真实存在，理解为具备进行感性对象性活动、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能动的社会性个体。“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188这表明，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现实的人构成的世界。而人的生存发展需要满足吃喝住穿等基本条件，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决定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生产的性质和面貌。随着个体与他人相互交往的社会关系的确立，以及社会主体的分工与协作的出现，人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和目的生产思想、观念，生成和发展人类特有的精神生产活动日益成为可能。此时，与人和人的实践活动直接联系的精神生产获得了独立的表现形式，开始提供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

可见，精神生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建立在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而非抽象的实体抑或纯粹的叙事逻辑。现实的人的前提转换，使精神生产褪去了思辨的、抽象的神秘，成为立足于现实的人的社会生产活动基础之上的历史性的生产活动。

马克思立足现实的人的唯物史观前提，以一种全面的生产方式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阐明了精神生产是社会全面生产的重要构成。

马克思指出，人类生存及其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196。作为人特有的实践活动，社会生产是包括“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新需要引发的社会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繁殖)”“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精神生产在内的统一化和系统化的有机整体。

物质生活的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1]531，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存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531但是为了生活，首先要生产满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于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从事满足人的社会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同时，“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531。也就是说，需要的满足和新需要的出现也在反向刺激着人类生产活动的进行和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正是在“生产—需要”的相互作用、调整适配中，人类社会才能汲取不断前进和长足进步的现实动力。

其次，“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1]532。马克思认为，从事劳动实践活动的人不仅生产和消耗着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反过来说，人类也在生产资料的生命消耗和需要满足的生命补偿过程中生产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并通过生产他人的生命(繁殖)，延续人类的历史。

在确定了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由人的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共同活动着的个体在物质联系的过程中逐渐结成了人的社会关系，并随着物质生产条件的生产而生产和更新着人的社会关系。

在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三个方面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还具有‘意识’”^[1]533，“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533。这表明，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主观反映，是人的社会性活动的创造物。因此，包括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艺术在内的人的精神生产，属于人类社会生产的一个部分，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马克思对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给予了科学性的阐释，并讨论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相互关系：“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524这说明，建立在物质生产积累基础之上的精神生产“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总会受到物质生产的“纠缠”，“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1]524－525。

然而，精神生产却是人最具自由性和创造性的活动方式，是人之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质的特征。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活动，而人的精神生产是一种“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进行的“真正的生产”^[1]162，是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和“美的规律”^[1]163来创造的生产。也就是说，精神生产是一种超越动物本能的理性实践，是建立在科学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并按照符合真、善、美的规律进行认识、反映、创造的活动。精神生产的过程，不仅是生产主体将专属人的本质力量，如人的创造力、审美力、意志力、是非观念等精神因素外附于客体的过程。事实上，对已有精神生产规律的认识和深化又会推动着生产主体创造和再造更多的精神产品。从这一方面来看，精神生产也是凸显人的主体性地位，彰显人的本质力量的过程。因此，精神生产并非其他生产的附庸或派生物，相反，随着人类社会物质交往和分工程度的深入，精神生产为物质生产提供精神智慧，为人的自身生产提供精神动力，为人的社会关系提供精神保障和价值指引的重要性日趋凸显，是社会全面生产的重要一环。

马克思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科学阐明了精神生产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阶级性的特征，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精神生产发展路向进行了科学预判。

依马克思所见，精神生产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出现而不断独立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在分工的条件下，‘意识’不仅从生产中分离出来，而且成为了一种新的独立的力量。”^[11]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原始社会，虽然动物意识或部落意识催生了人的自然分工，但由于社会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匮乏和人自身繁衍的困难，精神生产几乎完全遮蔽于物质生产和人的自身生产之下，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社会共同体中。伴随着剩余产品和私有制的出现，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料不再占据全部的社会力量。此时，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出来，出现了少数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阶层，使精神生产开始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进入人类社会生产领域。“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0]162，成为人类自由选择的实践活动，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言，“分工使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1]535。

生产的复杂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不断扩充着精神生产的主体和部门，为社会创造出更加多样化、不断成熟的精神产品。但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的劳动分工形式，使一部分人丧失了直接参与社会精神生产和享受精神成果的可能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550－551这表明，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借助分工的细化，剥夺了被统治者进行精神创造的能力，并绝对垄断了一切精神生产领域：一方面，占社会统治地位的阶级决定了宗教、法律、道德等精神生产活动全都归附于统治阶级；另一方面，统治者通过理论、观念的散播，如强化和灌输意识形态，使人陷入一种无意识接受统治思想的状态，从而形成一种精神支配。

对此，马克思曾批判道：“一切先前的所有制形式都使人类较大部分，奴隶，注定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历史的发展、政治的发展、艺术、科学等等是在这些人之上的上层社会内实现的。”^[12]换言之，劳动的分工和社会阶级的分化，把精神生产者束缚在了特定的劳动范围内，“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13]。这种由外在目的所引起，并由外在必然性决定的精神生产活动，只是有限的、不充分的精神自由，抑制了人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的发挥空间和发展空间。而要使人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自由充分的精神生产，“唯有消灭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这一旧式社会分工”^[6]71，消灭一部分人把精神生产活动作为自己的特权的根源，才能实现人自由的精神生产，走向人的解放和个性自由。

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将现实的人的实践目标诉诸自由的精神创造，从而揭示了精神生产的世界发展趋势，合理地预测了自由的精神生产的现实可能。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交换的世界性和人的发展的世界历史性特征，并以此作为共产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马克思指出，现代大工业的出现，不仅使一个国家的某一部门内部的人与人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紧密，而且使国家、民族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4]

换言之，随着物质生产的扩大和交往关系的深化，人们的物质关系逐渐从松散的、狭隘的地域性活动发展成为广泛的、紧密的世界性活动。这种世界性的历史活动，使单个人“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1]541。精神生产也就由地域性的活动变为世界性的生产活动。

马克思积极肯定了现代资本主义以巨大的社会生产能力开创世界历史，促成人类活动逐渐跨越民族、地域界限，成为世界历史性活动的进步意义。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却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塑造为人类生产永恒不变的自然条件，试图以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僭越人类生产的普遍性。这一动机的背后，是对资本主义剥削本性的遮蔽，即“遮蔽着少数人决定统治多数人生活的现实”^[15]。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明：纳入资本运动和价值增殖链条中的精神生产，是与物质生产一样都作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活动，体现着“为生产而生产，为发财而发财”的资本主义特性。精神劳动在雇佣关系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异化，“使人们的天性需要变得狭隘而片面”^[16]，也使人们逐渐丧失，甚至已然丧失了追求精神创造和创造精神的能力。一旦资本控制的精神生产随着世界历史的开辟渗透到各个国家和每个个体的生产生活中，人类面临的将是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精神异化。

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雇佣劳动对人的本质的否定，就要消灭这一否定力量的社会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然而，现实的人的解放不是自发完成的，“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527。对此，马克思毅然要求无产阶级拿起革命的武器，摧毁资本逻辑宰制下的社会生产方式，消灭分工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并设想了一种摆脱资本宰制和雇佣关系束缚的社会生产状态——一定社会结构中的自由精神生产。马克思认为，自由的精神生产是在同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向共产主义的自主劳动的转化中实现的。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以人为目的的社会生产代替了以物为逻辑的生产方式，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自由地创造和生产满足自身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社会产品。在那里，社会的精神生产不再受异己的、对立的力量干扰，人的本性得到极大的展现，人自身的创造性力量得以完全释放。

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通过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和近代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将哲学研究的前提转换为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并深入现实社会，开辟了精神生产理论的存在场域。马克思对于精神生产的科学规定和合理预测，实现了理论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建构、实践意义上的革命路径探寻，价值意义上的主体关怀三重价值光辉，具有强大的现实生命力和时代解释力。

从理论建构的意义上看，马克思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彻底批判并超越了以往哲学界二元论的社会历史观，实现了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高度统一。

唯物史观坚持精神生产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物质生产状况决定了精神生产的发展程度和精神产品的应用范围，这是理论的原则，也是现实的真相。精神受物质制约，“即使是最‘纯’的精神生产也离不开人脑这个物质器官”^[17]。黑格尔从抽象的本体出发思辨地演绎人类历史，将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客观化和神秘化，变成了先于物质生产，甚至先于人类的因素。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彰显人的意志自由，弥补物质生产的缺憾，但仅是试图通过纯粹理论的思辨，在头脑中演绎人类历史和精神生产过程，这无疑是虚无缥缈的理论空谈。

马克思将唯心主义“头足倒置”的理论幻想落脚于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以科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解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从而提出了科学的精神生产理论。人的精神世界正是人在以整个世界为实践对象的能动的活动中得以丰富，并且随着人类物质实践能力的不断进步而得以革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从来不是各置于天秤两端的对立物，而是在人类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作用、不断变化发展的统一体。马克思以宏观的、整体的视野考察精神生产在社会全面生产中的地位和影响，并深刻阐释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相互关系，实现了精神生产主体从抽象到现实的转变，为其精神生产理论奠定了牢固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

从实践路径的意义上看，马克思阐明了精神生产的实践本质，并深入资本主义结构破解了精神生产的异化困境，实现了理论范式和实践范式的高度统一。

精神生产是一种现实的、实践的社会生产类型，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和思维活动中生发出来的领域。精神生产主体通过将外部的感知加以精神内化，并通过实践使之外显为人的现实活动。此过程既实现了人能动地参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创造满足精神需求的精神产品的主体价值，又推动着人进行更高层次的精神创造，实现精神领域量与质的新突破。在此意义上，“精神生产就是实践中具有超越性、最主观、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的活动”^[18]。

马克思不仅将实践的理论特质应用在其精神生产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同时，还期冀于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人的精神异化的现实困境。马克思以历史的眼光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精神生产呈现的丰富化和异化的双重特殊性，认为这是特定时期物质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他没有将这一历史阶段作为永恒形态予以考量，而是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洞悉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趋势。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兼容生产力发展、共产主义所需的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完全成熟的时候，资本主义塑造出来的偶然的虚假必将全面崩溃，人的精神和精神产品的异化必然随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瓦解而被破解。

从价值指向的意义上看，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彰显了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旨归。

对人的主体性关怀，始终体现并贯穿在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形成的全过程。马克思强调，要把人看作自身存在和生命活动的主体性力量，在生产与生活中使人能够“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1]163，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163。马克思在确立自己的世界观之初就提到“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19]，只有实现生命自由，或者说拥有足够的自由，人才能真正拥有自己、支配自己，实现自身的解放。精神生产作为专属于人的类特质，必然包含人类这一理想的最终诉求。人的自由只能在人们持续“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0]166中实现，这一运动既包括物质生产的实践，也包括精神生产的实践。其中，“精神生产天然具有满足全人类向往自由的精神需求的职能”^[20]，精神生产作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同物质生产的辩证运动中共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精神生产为现实的人走向自由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将现实的人作为分析现存世界的根本出发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现实的人的异化，提出了消除人的异化现象的问题，发出了“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571的时代呼声。

通过对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批判和建构的辩证统一诠释，可以使我们更加明确：具有自由质素的精神生产不仅是摆脱精神桎梏、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迁的必然条件，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要求和根本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和价值方向，将精神生产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要求加以明确，“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21]这不仅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动应答，而且从根本上表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为目的，力求在夯实物质生产基础与提升人民精神境界的统一中达致共同富裕的发展逻辑和实践探寻。

历史实践证明，自由的精神生产的实现过程与最终结果，不可能是跨越现实生产力的抽象思考和主观臆测，而是社会精神生产力的充分释放、精神产品与人民精神需要高度适配的渐进的实现过程。因此，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征程上，我们不仅要始终围绕真正的社会需要创造适配的精神产品，更要坚持物质和精神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全面探索提升精神生产力的有效路径，着力创造优质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从而在精神的内在牵引下，不断激活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各要素，为中国当前的蓬勃发展与未来的持续繁荣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