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现代化始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的文明面及其历史限度。深入阐发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作用和历史限度的重要论述，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一方面，要充分认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关系的进步；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资本文明的悖论本性与历史限度，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并不断探索扬弃资本。当前，基于马克思的视角特别是深入《资本论》及其手稿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如何驾驭资本”的理论成果相对较少，重提资本文明面及其历史限度，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必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的文明面概括为三个有利于：“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927－928资本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的趋势，这是资本最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简单协作、分工协作和机器大工业阶段，资本在各个阶段的发展，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始于简单协作。为了生产同一种商品，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劳动场所，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2]378。简单协作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其一，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集中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简单协作将工人集中于同一劳动场所，劳动者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与分散式的生产相比，这种集中式的生产无疑有助于生产资料的节约，因此即使并不“协同劳动”，生产资料的节约本身就体现了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其二，简单协作有助于提高劳动者个人生产力。与劳动者孤立地生产相比，简单协作促进了劳动者的社会接触，能够激发劳动者的内在动力，引起“竞争心”和“精力振奋”，有助于提高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效率。其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协作，“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2]378)”，创造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集体力”^[2]378的生产力。集体力不是单个工人力量的机械相加，其效果是分散的机械相加的单个工人力量无法达到的，正如一个军队的集体进攻力量产生的效果，往往优于每个士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工场手工业时期，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成为生产过程的典型形式。工场手工业产生于两种形式，一是同一资本家将不同种类的独立手工业工人联合在一个工场里，共同生产同一种产品，该产品必须经由每个工人之手，例如马车生产必须经由马具匠、铜匠、裁缝、玻璃匠、彩画匠、油漆匠等工人之手才能最终完成。在这种方式中，产品的生产会逐渐分解为各种特殊的操作，完整的生产操作由各个固定负责某种操作的局部工人联合完成。二是同一资本家将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的手工业工人联合在一个工场里。在这种方式中，起初每个手工业者都顺序地完成制造某一产品所需要的全部操作，如每一个制针匠都必须顺序地完成拉丝、剪断、校直、磨尖、制鼻等操作。但是，这种方式很快被分工取代，于是产品由一个要完成许多种操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的个人产品转化为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手工业者的联合体的社会产品。

工场手工业发展了分工，分工协作提高了生产力。首先，分工协作具备简单协作的一般性质，例如通过将分散的手工业者集中于同一工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节约，通过缩短产品各个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距离，实现对劳动时间的节约。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分工协作使工场手工业工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关系”^[2]401。分工协作通过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分解了手工业活动，形成了局部工人。局部工人在工场中进行不同的分组和结合，为生产过程确立了质的划分(局部工人不同质的劳动)和量的比例(局部工人小组及人数的划分)，“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 ^[2]422。具体而言，分工协作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通过局部劳动方法的完善(将注意力集中于经常重复和有限的动作上，有助于获得消耗最少力量达到预期效果的经验)、减少工作日的空隙(相较于顺序地完成整个操作，不断地从事同一种操作，能够避免时而变更位置、时而调换工具，有助于减少工作日的空隙)、为劳动过程创立科学的量的比例(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避免劳动力的浪费)等方法实现的。简而言之，与独立的手工业者相比较，局部工人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比顺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花费的时间更少，即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更多，劳动生产力更高。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 ^[2]427也就是说，由于劳动力从简单协作到分工协作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由于劳动资料从手工业工具转变为机器，资本主义生产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机器最初是作为一种工具机构出现的，机器代替人使用工具，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由于受到人的身体器官数量的限制，同一工人所能同时使用的工具数量是有限的，机器则打破了这种限制，同一工具机能同时使用的工具数量远远高于同一工人。但是，有机器不一定有机器生产，工具机只是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只有在出现“发达的机器”(由发动机、传动机、工具机或工作机组成)的地方，才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一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推动许多工作机。随着同时被推动的工作机数量的增加，发动机也在增大，传动机构也跟着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装置”^[2]434。由此，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效率提高。

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手工业工人之间的协作转化为机器之间的协作，机器之间的协作也经历了从简单协作(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到分工协作(各个局部工作机结合进行生产)的发展。随着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出现在机器生产中，真正的机器体系取代了各个独立的机器。在机器体系中，“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连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 ^[2]436，“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2] 437}，大大提高了生产速度，从而提高了生产力。机器体系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自动的机器体系”，在自动的机器体系中，人只需要从旁照料，因为工具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就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言，还是就单位时间里生产的产品数量而言，机器大工业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变革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以雇佣劳动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商品生产建立人与人的广泛联系，并在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不断地促进民族交往和文明传播，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发展。

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以劳动者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商品为前提，自由劳动力的出现体现并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关系的发展。资本主义以前的世界是“局限于自然神化、自然崇拜、民族限制与偏见的狭隘的世界”^[3]，资本超越了这种自然共同体，以自由劳动力的出现“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4]33－34，劳动者摆脱了血缘、人身依附、宗教等方面的限制，获得了独立性。就劳动的联合方式而言，相较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借由奴隶主的皮鞭、借助上帝的神谕进行的劳动联合，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劳动联合并不依靠身体上、精神上的强制，“并不是靠强制劳动、徭役劳动、奴隶劳动而强迫实现的”^[5]593，而是将劳动联合建立在自由而平等的商品交换的基础之上，无疑体现了极大的历史进步性，正如罗西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所言：“社会的进步不可能在于解散任何联合，而在于以自愿的、公正的联合来代替过去时代的强制的、压制的联合。”^[5]593诚然，由于“生产条件是他人的财产”，这种联合仍然是“强迫的”^[5]593。

此外，劳动力或人口在空间上的集中是社会关系发展的必备条件，只有这样，人与人才能产生广泛的社会联系。资本具有集中劳动力的作用，“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2]374。例如，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并进一步集中于资本家的工厂。劳动力或工人在空间上的集中，打破了过去人与人之间相对孤立和封闭的状态，工人通过劳动联合在一起，并在劳动中不断加强彼此间的交流与联系，无论是简单协作中的“协同劳动”，还是分工协作中工人之间“有机的关系”，都体现了社会关系的发展。

在《资本论》中，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庞大的商品堆积”，马克思揭示了商品形式的奥秘，揭示了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商品世界的拜物教体现为“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89。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2]90，这无疑是一种异化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仍然具有极大的进步性。正如马克思所言：“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5]111因为，只有在这种物的联系的基础上才形成“人的独立性”，“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5]107。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5]388。因此，为了满足价值增殖的狂热需求，资本奔走于世界各地，不断寻找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并最终形成了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5]388。就生产而言，资本的趋势是在世界范围内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以前的生产方式，“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5]388，并且资本具有全面占有生产的趋势，马克思将其称为“资本的传布趋势”^[6]174，“这种趋势就是，劳动材料和原料，以及工具，一律都由资本来生产”^[6]174。就流通而言，不断扩大流通范围是创造世界市场的内在要求，流通成为生产的要素，资本全面占有生产的趋势本身包含着“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5]388，因此，“商业在这里不再表现为在各个独立生产部门之间交换它们的多余产品的活动，而是表现为生产本身的实质上包罗一切的前提和要素”^[5]388。

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是资本进行文明传播的过程，资本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扩展，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乃至不同民族的单个人之间产生广泛的联系。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5]111，因为生产和消费形成了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例如，通过“行情表、汇率、商业经营者间的通信和电报联系等等”^[5]111，每个人都力图了解“普遍的供求状况” ^[5]111，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发展状况。总之，世界市场打破了地域和民族的限制，“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4]35，人的活动范围得到极大的拓展，“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4]50，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得到加强，社会关系得到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进步性在于，一方面，它消灭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它又将消灭自身，消灭“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1]928，从而为更高级的社会新形态“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1]928，为未来新社会的创造奠定基础。

基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将未来新社会的创造或共产主义的实现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7]538是共产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7]538。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就仍然会存在普遍的贫穷和极端贫困，“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7]538。正如恩格斯指出，只有在生产力高水平的发展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8]87才得以可能，而资本正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水平所必需的”^[8]87。

资本最伟大的历史作用便在于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物质财富的积累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创造必备的物质要素。正如马克思指出，只有资本才会掌握历史的一切进步来为财富服务，准确地说，为价值增殖服务，“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 ^[5]286，“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2]683。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带来普遍的物质变换，形成全面的关系，造成多方面的需要和全面的能力体系，从而促进人的社会联系、观念联系、需要、能力等的全面发展。

其一，人的全面发展以人的社会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言：“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 ^[5]541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社会交往的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被打破，带来人的交往的普遍性，人的社会联系得以丰富和深化。人天生是社会的动物，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在社会中实现，只有在全面的社会关系和丰富的社会联系中，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才能充分彰显其本质，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发展。一方面，社会联系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全面的社会联系必须实现由自在向自为的转化。换言之，全面的社会联系必须是被意识到的联系，从而个人有意识地利用自己全面的社会联系发展自身。此外，观念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重要内容，如对资本历史暂时性和历史使命的正确认识是扬弃资本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观念前提。

其二，资本主义生产带来普遍的物质变换，形成多方面的需要，促进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打破了人对自然的崇拜，以工业化生产全面开辟和占有自然界，同时由于对剩余价值的狂热追求，迫使工人的劳动时间超出自然和传统的界限，由此带来物质变换的普遍扩大和剩余劳动的普遍增加。随着剩余劳动的普遍增加，原来被束缚在特定生产部门的部分劳动就会游离出来，投入新的生产部门，由此，生产部门会划分得越来越多，生产会越来越多样化，劳动和进入交换的商品也会越来越多样化。随着物质变换的普遍扩大，社会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由此带来需要的全面性。

其三，资本主义生产带来人的劳动能力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与多样化，促进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一方面，促进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就整个社会生产而言，资本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部门，而新的生产部门需要劳动者具备新的才能，如人工智能作为新兴产业，具有计算机、心理学、哲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对劳动者能力和素质提出了全新的更高的要求。就单个劳动者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在促使工人成为片面发展的局部工人的同时，又具有促进工人多方面发展的内在需要，因为各项才能全面发展的工人更能够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全面流动性的需求，更能够适应劳动的变换和职能的更换，从而成为“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2]561。另一方面，促进人的消费能力的发展。发展生产力，既是发展生产的能力，也是发展消费的能力，消费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5]389，正如人的审美消费能力随着享受资料的丰富而不断发展。因此，无论是就生产还是就消费而言，资本主义生产都促进了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

伴随生产力的增长，自由时间一同增长，自由时间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是创造未来新社会的必备前提。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的趋势，换言之，具有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趋势。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剩余劳动的性质，揭示了剩余劳动和自由时间之间的关系：“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那么，很清楚，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这些不劳动的人从这种剩余劳动中取得两种东西：首先是生活的物质条件，他们分得赖以和借以维持生活的产品，这些产品是工人超过再生产他们本身的劳动能力所需要的产品而提供的。其次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不管这一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这一自由时间都是以劳动群众方面的剩余劳动为前提，也就是说，工人在物质生产中使用的时间必须多于生产他们本身的物质生活所需要的时间。”^[9]213－214可见，剩余劳动通过提供物质生活条件和创造自由时间，成为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没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不仅非劳动者无法获得自由时间，而且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全部文化和整个社会发展都将失去物质条件和基础”^[10]。

自由时间对个人、社会和整个人类发展都极端重要。就单个人而言，自由时间是“不被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所占去的、可供支配的时间”^[9]216，不同于劳动时间受“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1]928支配，自由时间具有可支配性，自由时间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拥有自由时间的人才能如马克思所言，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就整个社会而言，“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5]379，也就是创造社会文化和社会文明的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为社会所创造的剩余劳动和自由时间被资本家“窃取”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成就了资产阶级的“非劳动和剩余财富”^[5]380，成就了资本主义文明。就人类的发展而言，自由时间是人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9]215。

资本主义生产具有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内在欲望，换言之，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的趋势，这是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利用自然界的一切力量、采用科学和技术的一切手段来提升生产力，以便使“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6]100，而是“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6]100。由此，资本就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6]103。简而言之，资本不断缩减必要劳动时间的趋势成为劳动解放的条件，为个人和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了广阔余地。

资本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但是这种文明作用是有限度的，“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5]405，马克思将这种矛盾称为“经济学上的悖论”^[2]469。资本文明悖论表现为资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即“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5]406，形成了生产力发展悖论，主要表现为协作悖论、分工悖论、机器悖论、需要悖论等；在发展社会关系的同时使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一同发展，形成了社会关系发展悖论，具体表现为自由劳动力悖论、世界市场悖论、自由时间悖论等。

其一，协作悖论。在简单协作中，工人集中于工场并进行有计划的协同劳动，劳动生产力得以提高。一方面，这种提高不费资本分文，并且被资本家以剩余价值的形式无偿占有；另一方面，由于将劳动者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是资本，这种生产力因而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2]387。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支付的是独立劳动力的价值而非结合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无需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支付报酬，因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成为资本“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2]389，并且“从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中，工人得到的是也只能是劳动时间的延长、劳动强度的增加、劳动环境的恶化和身体条件的每况愈下”^[11]。简单协作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成为资本剥削的有效方法，可谓之协作悖论。

其二，分工悖论。在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中，情况亦是如此，资本将工人劳动以分工协作的方式结合于工场中，这种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并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不仅如此，这种生产力的发展以工人的“畸形化”为前提，它“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2]417因此，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分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发展以压抑个人发展为前提，并由此成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2]422。分工协作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成为资本剥削的文明的和精巧的手段，可谓之分工悖论。

其三，机器悖论。在机器大工业中，悖论表现更甚，就劳动的主体性而言，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是工人使用工具，在工厂中，不是工人使用机器，而是机器使用工人，机器独立于工人而存在，机器成为“主人”，“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2]486。就劳动的技巧和内容而言，手工业工人必须熟练掌握生产某一产品的全部技艺，工场手工业工人至少需要掌握某种技能，而在机器生产中，工人劳动变得毫无内容，因为“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2]483。就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而言，机器并没有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也没有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反而成为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的有力手段，机器成为雇佣工人的竞争者，并常常使后者“过剩”，“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2]486－487，甚至儿童都无法幸免。随着工人之间竞争的加剧和劳动的去技巧化，工人劳动报酬降低，同时劳动技艺的丧失使工人越来越依赖于机器，依赖于整个工厂，从而依赖于资本家。机器大工业在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成为强化剥削的有力手段，可谓之机器悖论。

其四，需要悖论。资本发展生产力，带来多方面需要，同时具有限制消费能力的趋势。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资本最大限度地否认必要劳动，而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直接关系到工人的交换能力或消费能力，使工人的消费只限于再生产其劳动能力所必需的范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产品的增加(这要求消费不断扩大)，要实现商品中所包含的全部价值就愈发艰难，这一悖论发展到一定时期，便会产生危机。资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造成需要的全面性，同时限制了人的需要的满足，可谓之需要悖论。

其一，自由劳动力悖论。资本文明以自由劳动力的出现为前提，“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2]198，自由劳动力的出现使人摆脱了宗法、血缘的限制，形成了人的独立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发展。但是，在雇佣劳动中，一方面，形式上的自由与实质上的强制并存，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工人自由得一无所有，“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2]197。因此，劳动力实际上束缚于资本关系，工人实际上依赖于资本家。另一方面，在资本关系中，人的独立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这种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产生了拜物教。资本促使自由工人的产生，同时造成工人与资本家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拜物教的产生，可谓之自由劳动力悖论。

其二，世界市场悖论。世界市场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带来交往和联系的普遍性。但是，一方面，这种联系是以一切地点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成为资本主义消费市场为前提的，交往的扩大同时使各国人民都卷入世界市场网，受制于资本关系；另一方面，资本借助世界市场构建了“中心—外围”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产生了新的国际分工——“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2]520，外围国家受到中心国家的严重盘剥。例如，中心国家采用机器生产，工人不断“过剩”，不仅摧毁了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同时“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外国的殖民地化”，“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2]519世界市场在促进社会关系发展的同时促进资本关系的扩张，造成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加剧，可谓之世界市场悖论。

其三，自由时间悖论。在自由时间的维度，资本主义生产创造出大量供自由发展的自由时间。但是，一方面，由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自由时间，被“不劳动的、不直接劳动的人口” ^[6]179即资产阶级所窃取；另一方面，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6]103－104。也就是说，资本并不会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反而会不断侵占其自由时间，使其成为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自由时间的本质，“这无非是说：要使许多人有余暇，雇佣工人就得拼命干”^[9]236，“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9] 215}。资本具有创造自由时间的趋势，但是资产阶级的发展以无产阶级的不发展或有限发展为前提，可谓之自由时间悖论。

资本一方面带来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另一方面带来种种悖论和文明病，文明悖论产生的根源不在于生产力，而在于生产关系。因为，无论是工人劳动结合方式的改善，如分工和协作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由于机器的应用导致劳动工具的变革从而引起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进步和发展，绝不是由资本决定的发展，更不是资本本身的发展”^[11]。相反，种种悖论和文明病的产生倒恰恰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以机器为例，机器就其本身来说可以缩短劳动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但是其资本主义应用却延长工作日和增加劳动强度；机器体现了人对自然力的胜利，但是其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的奴役；机器生产带来大量财富，但其资本主义应用却产生赤贫。由此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何反复强调“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2]493，因为文明病的根源正在于物质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何以带来种种悖论和文明病，究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价值增殖。由于这一目的，“资本”概念本身包含着种种界限和限制。第一，“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5]397。换言之，必要劳动是工资的界限，资本具有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趋势，同时体现为压低工资的趋势，这使作为消费者的工人无法产生“足够的需求”。第二，“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5]397，拿机器生产来说，只有在采用机器进行生产有助于增加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情况下，机器对于资本来说才是有利的，资本家才会采用机器。第三，“货币是生产的界限”^[5]397，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必须通过交换实现其价值特别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形式，并进一步转化为资本。第四，“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5]397，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而非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生产同样服务于价值增殖，某种产品或使用价值的生产只有能够同时带来剩余价值时，才会成为生产的对象。

现今世界处于资本强势的时代，资本文明的成就遍布世界各地，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也深刻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塑造着整个世界格局。资本文明作用以悖论的方式展开，如何驾驭资本从而破解资本文明悖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实践主题，也成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

基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摧残人的罪行，又肯定了资本对人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既批判了资本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作用，又肯定了资本促进历史进步与发展的积极作用”^[12]。在历史和价值的双重评价中，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资本的文明面及其历史限度。

一方面，资本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文明面’来解决问题和发展共产主义”^[13]。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要充分认识和吸收资本的文明作用，坚定不移地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关系的进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创造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共产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绝对必需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个富裕首先是物质富裕，物质富裕离不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从而带来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其次也是精神富裕，精神富裕离不开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自由时间的增加，人们在自由时间里满足享受的需要和自我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资本文明以悖论的方式展开，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制度优势规避资本“文明病”。首先，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这是资本悖论产生的根源，为了利润，资本“铤而走险”，“践踏一切人间法律”，“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2]871。因此，必须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以最小的历史代价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其次，资本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并非自然永恒的，我们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资本。正如马克思那样，既认识到资本传播文明的历史贡献，又科学揭示资本文明的历史限度，对资本带来的各种矛盾和文明病症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扬弃资本的实际道路。最后，在驾驭资本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面对资本的强势影响(从经济增长趋缓到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贫富差距的扩大到官场的腐败、从“内卷”到“躺平”，无不留下资本作案的痕迹)，唯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有力应对资本的冲击，牢牢守住意识形态阵地，在更好利用资本的同时守住社会主义的本色，在驾驭资本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破解资本文明悖论，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形成了对资本文明的深刻认识；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积极吸收马克思关于资本文明作用的相关论述，重视和利用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将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又清醒认识到资本文明的历史限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探索驾驭资本、扬弃资本，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为人类破解资本文明悖论、走出资本文明困境提供中国方案，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丰富的文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