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泛娱乐化成为生活中一个显著的现象，甚至多次被《人民论坛》纳入国内十大社会思潮。娱乐圈的新闻长期占据各大媒体头条，“饭圈”现象屡禁不止，并日益从娱乐领域扩散到其他领域。一些青年日常生活中沉迷于网络直播、追星、网络游戏、剧本杀、桌游等娱乐活动，娱乐成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娱乐正超出其自身的建构边界，以娱乐化的方式重构了部分人特别是青少年的认知思维、生活习惯、叙事方式等。而这一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国家也曾出现，并被称为“娱乐至死”的文化景观。“一切公众话语都以日渐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可见，在中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都出现了泛娱乐化的现象，泛娱乐化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学界围绕泛娱乐化现象进行了多维研究，并形成了诸多共识。泛娱乐化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资本的推动，并因算法技术的介入与影响，成为一些社会思潮滋生的温床。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泛娱乐化现象的本质及其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影响，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这关系到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精神富裕的实现、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等。

当前学界对泛娱乐化现象的研究大多是将其视为一种社会思潮，但是这一界定较为单维化，不利于泛娱乐化现象研究的深化。事实上，泛娱乐化现象绝不仅是一种社会思潮，而且是深刻影响人们叙事方式、思维逻辑、生活习惯的现代性现象。泛娱乐化现象，不仅影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还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渗透于精神生产方式之中，占据人们的剩余劳动时间，以虚假需要的生产遮蔽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因此，对泛娱乐化现象的研究，既要明晰其表征，还要由表及里，深入把握其生成机理，揭示其本质，进而客观全面地分析其影响，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

泛娱乐化现象包括“娱乐”“泛”和“化”三个方面。首先，娱乐本身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象征，是在人类生产力进步情况下，产生了更多的剩余劳动以及剩余劳动时间，从而使人们能够在剩余劳动时间里享有闲暇，并在占有剩余劳动也就是财富的基础上进行娱乐活动。历史实践证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以及闲暇，从而才具有了享有各种节假日和娱乐活动的可能。“只有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人们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2]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娱乐具有了更加多样的形式，不仅传统的旅行、文玩、音乐、绘画、体育等项目有了更加现代的表现形式，还出现了电子游戏、电视剧、电影等娱乐内容。娱乐的出现和发展本身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更是当下文化繁荣、精神生活富裕的重要体现。“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3]215

其次，泛娱乐化现象的“泛”，意味着娱乐超越了自身的建构性功能，“越界”至严肃性领域。我们批判泛娱乐化现象，并不是批判娱乐大众化现象。不同领域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思想价值传播，是娱乐的建构性功能的重要体现。泛娱乐化现象的泛，主要指娱乐的建构性功能异化为唯一标准，以及娱乐泛化入人类的崇高领域，弱化矮化崇高，消弭崇高，成为各个领域的表现形式、评价标准。这就意味着人们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调侃、戏谑，甚至可以以快乐作为评判事物和实践活动的标准。这必将遮蔽事物的价值多样性。而娱乐泛化入人类的崇高领域，则是指以娱乐性遮蔽事物的崇高性。崇高是“那通过自己对感官利害的抵抗而直接令人喜欢的东西”^[4]。人们正是通过面对崇高，在想象力的极限中感知自身的渺小，进而产生追求崇高的动力。而当娱乐泛化入崇高领域，本应人类自省的领域就被简单的愉悦遮蔽了，进而也就使人们失去了追求崇高的可能。

最后，泛娱乐化的“化”，特指娱乐渗透入其他领域的过程。娱乐对其他领域的渗透，主要表现为叙事方式、思维逻辑、生活习惯的娱乐化。叙事方式的娱乐化，是指人们用玩笑、戏谑的方式表达。这一方式是对崇高的话语解构，破坏了事物的崇高性。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用编段子、顺口溜的方式造谣、编排革命英雄就属于这种类型。思维逻辑的娱乐化，是指人们以娱乐作为思考、评价的主要方式和主要标准，导致生活实践的娱乐化，即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日常生活，都追求一种即时的愉悦，导致短时的愉悦遮蔽了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表面的、短暂的快乐成为泛娱乐化生活实践的主基调。

泛娱乐化是资本运行的必然结果，更是资本逻辑渗透的产物，也只可能出现在生产力发展后的现代社会。所以，对泛娱乐化的把握，要深入其生成机理，尤其需要深刻分析娱乐是如何在资本逻辑的运作下泛化的。

在生产力落后、生产资料私有的时代，娱乐是劳动剩余的产物。因为此时的劳动，尚未成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还只是谋生的手段，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人们能够真正占有的是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娱乐是人们在剩余劳动时间里、在剩余劳动的物质积累基础上的闲暇活动，具有实现自我发展的功能。

但是资本通过将剩余劳动时间纳入其总体生产环节的方式，使娱乐的生产与再生产遵循资本逻辑。因为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5]251，资本的总体生产环节是包括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内的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总体运动。“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6]40剩余劳动时间被纳入生产环节，意味着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还要从事生产，抑或剩余劳动时间的劳动转化为一种生产劳动。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为加班，就后者而言，则是有些娱乐活动被纳入生产劳动。某些娱乐活动一旦成为生产劳动，就意味着这些娱乐活动不再是依据美的规律进行自我发展的劳动形式，而是成为资本增殖的艺术生产。“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6]51

在分配环节，娱乐的剩余劳动时间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不同去向中进行分配。当娱乐的剩余劳动时间被分配为生产资料时，就是娱乐的再生产。这一进程是娱乐在资本逻辑下不断扩大再生产，实现泛化的重要环节。而娱乐的剩余劳动时间被分配为生活资料时，则会出现不同行业、不同阶级、不同国家的分配差异。这就生成了泛娱乐化的结构性特征，一些行业、一些阶级或者群体、一些国家享受更多的娱乐剩余劳动时间，为娱乐泛化提供了可能。

在交换环节，交换推进了泛娱乐化的意识形态生成。交换是资本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的重要方式。交换在形式上的平等加强了交换活动中个体的自主意识。因为每一次交换，个体都会认为是自己自主决定的结果，从而自主地为交换带来的结果找到合法性。泛娱乐化在交换的形式平等下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以颠倒的关系遮蔽了资本对个体自由全面发展时间的“窃取”。

在消费环节，消费推进了泛娱乐化在生产生活中的变革。对资本而言，产品在生产出来后必须进入消费环节，完成资本增殖的闭环。资本会在生产与再生产的进程中扩大消费：“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6]388这一过程使娱乐产品的消费量越来越大，娱乐的消费范围越来越广，娱乐的形式越来越多样，推进了娱乐的泛化。总之，在资本的推动下，娱乐活动被大量生产、娱乐时间被差异化分配、娱乐产品被大量消费，进而生成了泛娱乐化现象。

对泛娱乐化现象生成机理的讨论，事实上已经触及其本质。泛娱乐化现象是资本在增殖过程中将本应用来自由全面发展的剩余劳动时间纳入娱乐生产、消费环节，进而在资本增殖与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张力中建构的现代娱乐文化景观。

为何说泛娱乐化现象的本质是资本逻辑历史生成过程中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娱乐化应用？因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3]215。而且“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7]。资本正是通过对剩余劳动时间进行娱乐化应用，在时间结构上生成了现代社会所独有的泛娱乐化现象。泛娱乐化现象是资本将发展的剩余劳动时间以娱乐化应用的方式卷入资本增殖的过程，从而生成的独有的现代性“文明病”。因此，泛娱乐化现象并非只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是资本对人的时间的娱乐化应用，是资本增殖逻辑渗透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时间结构所形成的独有的现代文化景观。

当认识到泛娱乐化现象作为资本增殖对剩余劳动时间娱乐化应用的本质之时，事实上也就把握住了现代社会里资本增殖与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对抗性矛盾。资本追求的是剩余价值，当剩余劳动时间能够成为资本增殖的要素之一时，资本就会必然地渗透入人们的闲暇领域，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直接对抗。“时间作为一种资源，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因素，并且因此也是紧缺品：因为时间的赢得可以全部直接转换为生存必需的(特别的)收益，因而时间在现代的经济体系中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变为金钱和(发展过程、生产过程和周转过程的)加速，因此也就成为卓越的竞争因素。”^[8]资本增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对抗性矛盾，在剩余劳动时间中展开，并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而泛娱乐化是其直接的表现形式。

作为现代性文化景观的泛娱乐化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最为直接。这是因为大学生群体尚未走上工作岗位，不存在生产的劳动时间，其生活时间由学习时间和闲暇时间组成，更容易在消费环节中促成资本增殖闭环，因而也就成为泛娱乐化的主要受众。只要大学生群体有消费需要，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娱乐活动，进而就必然会受到泛娱乐化现象的影响。此外，大学时期正是大学生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决定着他们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决定着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9]因此，探究泛娱乐化现象在价值观念生成、传播、认同的全链条上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就成为当务之急。

“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0]泛娱乐化现象正是通过影响大学生的思维逻辑、话语方式、生活实践，进而影响其价值观念的。

首先，泛娱乐化现象以感性的娱乐思维遮蔽了大学生的逻辑思维，弱化了个体价值观念生成的思辨能力。作为一种抽象观念，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是对现实社会实践的能动反映，包含着个体的逻辑思维加工与把握。正确的价值观念往往是建立在个体逻辑思维基础上的，包括辩证思维、理性思维等。而泛娱乐化现象使大学生群体热衷于以感性的娱乐思维来看待事物、进行价值评价与选择，即用快乐与不快乐代替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判断。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大学生“三观跟着五官跑”的价值评判现象正是娱乐思维遮蔽其逻辑思维的表现。

其次，泛娱乐化现象不断强化大学生价值观念生成的解构逻辑。语言的边界构成了思想的边界。“‘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11]533泛娱乐化现象通过戏谑、嘲弄、玩笑等具有解构特征的话语方式重构了大学生价值观念生成的话语逻辑。如此一来，崇高、主流、规范等一切稳定的结构成为大学生在泛娱乐化进程中试图解构的存在。这就意味着，在泛娱乐化现象中，大学生会试图解构已有结构，并将这一解构行为看作自由意志的体现。建立在解构主义基础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正是通过电影、小说、脱口秀等娱乐方式影响着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

最后，泛娱乐化现象通过娱乐化的生活实践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1]525泛娱乐化的生活实践，生产娱乐的需求，建构娱乐的交往方式，进而不断建构起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往往是通过各种意识形式(Bewuβtseinformen)表现出来的。“作为一个总体性范畴，意识形态不仅存在着理念形式，还总以某种感性具体的形式呈现。”^[12]也就是说，娱乐化的生活实践必然生成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进而又通过娱乐化生活实践的反复达到价值观念的再生产。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群体正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娱乐活动，加强了对泛娱乐化现象的价值认知与价值认同，并实现娱乐再实践、需求再生产、价值再生成的循环。

泛娱乐化现象的文化景观通过算法技术，以技术控制的方式达到对时间的娱乐化应用。这一技术路径在价值观念传播环节中导致了娱乐化的“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s)等现象，造成了价值观念的封闭式传播。

首先，泛娱乐化现象在技术路径上制造了娱乐化的“过滤气泡”，为大学生价值观念信息交往设置了“门阀”。泛娱乐化现象运用算法技术建构了一个筛选信息的“过滤气泡”，“‘过滤气泡’现象主要是指受信息技术发展、媒介创新推动和个体信息获取习惯改变等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信息个性化筛选现象”^[13]。算法技术通过预先设计的代码程序对输入的数据进行处理并输出新的数据结果，其在泛娱乐化现象中的应用，造成了对娱乐信息的选择性处理。在资本逻辑下，资本增殖的标准决定了算法技术选择什么样的娱乐信息，输出什么样的娱乐信息。算法技术通过对大学生娱乐喜好的把握来实现娱乐信息的精准投送和推荐，让大学生们在自以为“自主”的选择过程中被占据更多的闲暇时间，完成资本增殖的闭环。于是，泛娱乐化现象以技术控制的方式掌握了学生价值观念信息交往的控制权。

其次，泛娱乐化现象在技术路径上制造了娱乐化的“信息茧房”，为大学生价值观念的传播交往设置了封闭的传播场域。“信息茧房描述的是这样一种交流环境：只包含我们选择的、让我们感到舒适和愉悦的信息。”^[14]算法技术为大学生群体建构了一个娱乐的信息世界，这个信息世界是算法筛选的结果。大学生们在“自主”选择的过程中，陷入了算法编织的娱乐“信息茧房”，被各类娱乐信息包围。在这个封闭场域中，大学生群体通过与算法技术的互动，不断加固信息茧房的结构关系，形成了一个双向互动、循环论证的价值观念传播场域，进而不断强化泛娱乐化现象对其价值观念的影响。

最后，泛娱乐化现象在技术路径上形成了“回音室效应”。算法技术通过“过滤气泡”的筛选机制建构了封闭的娱乐“信息茧房”，形成了“回音室效应”。“回音室效应”具有“同质性和传染性两大结构特征”^[15]，能够通过意识形态的循环询唤(Interpellation)方式增强价值观念的传播。泛娱乐化的“信息茧房”通过算法技术的信息再生产过程，以“回音”的方式加强与个体的信息互动，进而加快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传播频率，增强受众群体对其的认同。

在价值观念认同层面，催生泛娱乐化现象的虚无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不断侵蚀大学生群体的价值世界，通过大学生的娱乐化行为而被强化并日渐主导其价值取向。

其一，虚无主义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虚无主义是现代性的副产品，是现代性与传统脱域的必然产物。”^[16]泛娱乐化现象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呈现出解构、消解一切阻碍资本增殖的趋势。大学生群体在泛娱乐化现象的影响下，在否定权威的过程中肯定资本增殖的合法性，在解构传统的过程中建构起与资本逻辑相适应的思想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在认识论层面表现出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在价值论层面出现价值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在存在论层面表现出政治虚无主义等。

其二，消费主义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泛娱乐化现象作为资本逻辑推动下的现代文化景观，依赖于由其主导的需要的生产与再生产。在娱乐需要生产与再生产的进程中，大学生群体被纳入资本增殖的逻辑之中，消费各种娱乐产品，并不断扩大自身需要进行更多的消费，形成消费主义倾向。“消费主义是一种以追求和崇尚过度的物质占有，把消费视为美好生活和人生目的唯一实现路径的消费行为及消费观念。”^[17]大学生群体正是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消费娱乐产品以满足自身的娱乐需要，进而推动泛娱乐化进程的。

其三，享乐主义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在泛娱乐化现象的影响下，大学生群体还呈现出享乐主义的倾向，注重个体的即时享乐，将享乐视为自身的价值需求与价值评价标准等，这是资本增殖逻辑对个体闲暇时间的异化。

泛娱乐化现象在价值观生成、传播、认同的全链条上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认同、价值选择。对泛娱乐化现象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应对研究，应该建立在全面把握泛娱乐化现象的本质和生成机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从资本治理、技术手段规范到加强主流价值观念吸引力等层面进行逐层治理，实现泛娱乐化现象治理的“术”与“道”、“管总”与“应急”的统一。

泛娱乐化现象正是在资本的推动下影响着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念。“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6]286对娱乐领域中资本的治理，是治理泛娱乐化现象的“管总”手段。资本的文明面在于，其在增殖过程中不自觉地充当了解放发展生产力的“自觉”力量，通过产品的扩大再生产推进人的需要的满足与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的发展。但是资本的悖论在于，它既能生产出大量剩余劳动时间，又始终存在着将剩余劳动时间转化为剩余价值的趋势，导致劳动的异化与人的各种异化状态。泛娱乐化现象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内在逻辑在于，娱乐占有了大学生的闲暇时间，使其融入资本运行环节，并在生成、传播与认同环节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因此，驾驭运用监管资本，抑制娱乐对大学生闲暇时间的侵蚀，就成为治理泛娱乐化现象的关键。

而资本逻辑由其自身界限所决定的基本矛盾只会使其在悖论中走向灭亡。面对资本逻辑，既要充分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又要抑制由资本带来的异化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探索出一条抑制资本侵占剩余劳动时间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向，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具有扬弃资本悖论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那么在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就始终存在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的追求，蕴含着让剩余劳动时间向自由时间转化的趋势，“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8]。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仅是资本开启的世界历史进程，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是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进程”^[19]。“以扬弃了的现代性为本质特征的”^[20]中国式现代化，为解决资本逻辑带来的泛娱乐化现象等现代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进路。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驾驭资本，“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21]。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了发展的中心是人民而不是资本，超越了资本逻辑，限定了资本的工具属性，确保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驾驭资本，治理泛娱乐化现象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影响，就要限制资本在娱乐行业的无序扩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娱乐行业的整顿，整治互联网乱象，向各种错误社会思潮亮剑；另一方面，要推动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创作弘扬主旋律、正能量的文艺作品，构建积极向上的精神世界。这一“守”一“进”，可以降低大学生群体被资本裹挟成为资本运行的生产数据、消费要素的可能，进而减少“饭圈”文化、流量至上、审美畸形等乱象，防止泛娱乐化现象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侵蚀。

算法技术的运用，使得资本能够对剩余劳动时间进行娱乐化应用，因此规范算法技术的资本化应用，就成为应对泛娱乐化现象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念的重要举措。

算法技术的资本化，本身是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技术体现。但是资本在推进算法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利用算法技术进行自身的增殖，使资本逻辑渗透入数据、时间、人的发展等维度，在算法歧视、算法偏见、算法黑箱、算法后门等技术问题中加剧了“过滤气泡”“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等意识形态问题，进而加剧了“饭圈”文化、游戏沉迷、直播乱象等泛娱乐化现象。“这些劳动新异化的根源在于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22]这恰好是要批判和限制的。

因此，规范算法技术的资本化应用就成为了应对泛娱乐化现象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念的技术治理路径。其一，加强技术制度化治理，制定完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为资本应用划定界限，推进算法技术的规范化发展。例如，对个人信息数据采集、使用进行立法，从数据源头上制止资本将个人信息数据无偿作为生产要素的行为；又如，对算法模型进行立法，避免算法模型在设计上的价值偏见、价值喜好等，从而规避借助算法技术进行价值渗透的风险。其二，加强技术伦理建构，以新型人机伦理指导技术应用。选择什么样的数据，推荐什么样的信息，以及设计什么样的算法模型，这些技术问题背后是科技伦理问题，建构新型向善的科技伦理，规范算法技术应用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三，加强算法技术防范机制建设。根据算法技术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设立预警机制，为算法技术的资本化应用设立警戒线；设立监管机制，对算法技术在娱乐领域的应用进行监管，防止出现过度资本化现象；设立评估机制，为算法技术资本化应用设立评估体系，进行实时监测评估，动态把握算法技术的资本化水平；设立检查机制，及时检查算法技术资本化应用的各项指标和结果，避免技术滥用现象。只有如此，才能既充分利用并发挥算法技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又能抑制算法技术资本化带来的价值观念侵蚀问题。

泛娱乐化现象对大学生价值观念产生影响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主流价值观念在大学生中的吸引力不足，这使大学生们更容易在娱乐活动中受资本逻辑的影响。因此，应对泛娱乐化现象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影响，要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加强劳动教育与实践教育，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吸引力等。

其一，加强公共服务供给，为剩余劳动时间向自由时间转化提供更多的可能。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确保大学生的自由时间，进而保障主流价值观念生成的时间基础。“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23]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要加强对娱乐行业资本的规范和引导；另一方面，要为大学生群体提供更多闲暇娱乐的公共服务，如增加社会志愿服务机会，提供更多的公益活动平台，推进博物馆、艺术馆、体育馆等公共设施建设，提供文艺表演、特长学习、技能训练等机会，让大学生们能够在闲暇时间里有更为多样的选择，并能够在公共服务过程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远离泛娱乐化现象的价值侵蚀。

其二，加强劳动教育和实践教育，在实践中增强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减少泛娱乐化现象的价值侵蚀的时间基础。为何泛娱乐化现象能够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念的生成、传播、认同？这是因为大学生群体在“追”星的过程中，以“追”的方式实践了泛娱乐化现象背后的价值观念，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以“玩”的方式融入资本增殖的环节，践行娱乐资本隐藏的价值观念等。如果说丰富公共服务供给，是为了让大学生群体在闲暇时间能够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主流价值观教育，进而减少泛娱乐化现象的价值侵蚀，那么开展劳动教育和实践教育则是让大学生们在学习的劳动时间里能够以实践方式加强对主流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因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5]557。因此在教学课程设计中，除了理论学习外，还可以增加劳动课程、实践课程，让学生们在劳动和社会实践中感知世情、国情、民情，以实践的方式体悟宏大叙事和崇高之美，从而减少对短暂愉悦的娱乐需求，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其三，创新思想宣传工作机制，增强主流价值观的吸引力。泛娱乐化现象之所以能够使大学生们在“自主”选择过程中受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娱乐形式的吸引力，让学生们在享受闲暇时不自觉地成为娱乐资本的生产要素，陷入其隐蔽的牢笼。可以说，泛娱乐化现象是隐性意识形态以感性的方式发挥着资本的意识形态功能。因此，必须创新思想宣传工作机制，增强主流价值观的吸引力，除加强理论教育宣传外，还要加强主流价值观的具象实践，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如弘扬主旋律的电影、动漫、短视频等，让大学生在闲暇时间以“娱乐”的方式感受并认同主流价值观，潜移默化地进行价值观教育。